本页目录(6 篇)
港刊比较中印IT发展状况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8月3日一期文章】题:印度可能会在IT(信息技术)方面超越中国(作者 英国皇家三军国防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戴蒙·布里斯托)
 6月初,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引人注目地出访中国。访问期间的活动没什么特别之处:双方讨论了两国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表达了改善经贸关系的愿望。但一个令人关注的动向是,中国领导人还明确表示希望在IT领域开展合作。
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的愿望合情合理。该国的信息革命风起云涌:1993年,因特网用户只有1.7万;到1999年底,这个数字达到900万。个人拥有计算机的数量每年增加30%左右,是1998年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大约两倍。据估计,中国信息工业在2000年将增长20%,今后5年内每年将增长25%。与此同时,印度国内软件业正以每年约50%的速度增长。据一些人估计,印度IT出口额已占全国总出口额的3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印中合作似乎是绝妙的商业方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希望与印度软件公司交好无异于承认——至少在这方面——它落后于比邻而居的印度。
早在1984年,印度在拉吉夫·甘地的领导下便认识到了发展高技术的重要性。该国采取了开明的经济政策,着眼于促进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等地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新德里还重视培养IT专业人员。印度的成就吸引了外国公司,它们一心利用相对便宜但技能高超的劳动力。最近,由于IT的蓬勃发展,在硅谷等高技术中心生活和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并取得出色成就的印度人纷纷回国。
北京直到一两年前才开始切实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硅谷。迄今为止,国家对IT工业及开发利用IT资源的扶持相对薄弱。
人们都断定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假如信息经济是决定国家未来是否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那么,中国不能接纳IT经济可能会使这种看法渐渐淡化。而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如中国的印度却可能成为耀眼的明星
但还不止如此。据普遍认为,西方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注意到了IT的潜在军事用途,中国是其中之一。然而,另外一些评估突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高速计算和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中国落后于印度。华盛顿也认为,虽然这两个国家都远未赶上美国,但印度的信息战能力——假如它决定加以运用的话——总的来说强于中国。
换言之,完全有理由认为,从信息革命中受益最大的将是印度而非中国。果真如此的话,断定亚太地区未来将以中国为中心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点很可能必须彻底改变。
 6月初,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引人注目地出访中国。访问期间的活动没什么特别之处:双方讨论了两国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表达了改善经贸关系的愿望。但一个令人关注的动向是,中国领导人还明确表示希望在IT领域开展合作。
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的愿望合情合理。该国的信息革命风起云涌:1993年,因特网用户只有1.7万;到1999年底,这个数字达到900万。个人拥有计算机的数量每年增加30%左右,是1998年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大约两倍。据估计,中国信息工业在2000年将增长20%,今后5年内每年将增长25%。与此同时,印度国内软件业正以每年约50%的速度增长。据一些人估计,印度IT出口额已占全国总出口额的3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印中合作似乎是绝妙的商业方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希望与印度软件公司交好无异于承认——至少在这方面——它落后于比邻而居的印度。
早在1984年,印度在拉吉夫·甘地的领导下便认识到了发展高技术的重要性。该国采取了开明的经济政策,着眼于促进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等地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新德里还重视培养IT专业人员。印度的成就吸引了外国公司,它们一心利用相对便宜但技能高超的劳动力。最近,由于IT的蓬勃发展,在硅谷等高技术中心生活和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并取得出色成就的印度人纷纷回国。
北京直到一两年前才开始切实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硅谷。迄今为止,国家对IT工业及开发利用IT资源的扶持相对薄弱。
人们都断定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假如信息经济是决定国家未来是否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那么,中国不能接纳IT经济可能会使这种看法渐渐淡化。而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如中国的印度却可能成为耀眼的明星
但还不止如此。据普遍认为,西方以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注意到了IT的潜在军事用途,中国是其中之一。然而,另外一些评估突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高速计算和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中国落后于印度。华盛顿也认为,虽然这两个国家都远未赶上美国,但印度的信息战能力——假如它决定加以运用的话——总的来说强于中国。
换言之,完全有理由认为,从信息革命中受益最大的将是印度而非中国。果真如此的话,断定亚太地区未来将以中国为中心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点很可能必须彻底改变。
一国两制三年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7月25日文章】题:一国两制三年
三年前,当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一国两制”这个唯一公式的试验品时,许多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中国会操纵香港的政治、中国会限制香港的新闻和集会自由、中国会通过干预破坏香港的经济气候、在中国的统治下香港会失去自由和魅力。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的确,2000年的香港和1997年的香港是不同的。被视为远东资本主义象征的香港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主要是亚洲危机影响了香港。从泰国直到日本的这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使中国这个新的“特别行政区”遭受了损失。增长幅度下降、失业率达到6%(这个数字对香港来说是可观的)。对香港来说是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喜欢投机的香港人在股市上丢失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暴跌,香港政府不得不改变通常的做法,向股市投资。
现在香港重新复苏、经济再次增长,然而失业率仍保持在5%左右。从行政区所流露出来的乐观主义中还始终可以看出对亚洲危机的清醒认识。香港行政区试图通过在国外掀起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制止人们得出香港对外失去吸引力的印象。香港仍像在英国统治下那样是有法制的地区。
就是在香港内部强调的重点也有了变化。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政权即将改变的大事、没有把握的政治前途在讨论中占了主导地位。现在,“日常的一些问题”是讨论的主要话题。讨论涉及的问题有养老保险、环境污染、公共住房。董建华领导的政府曾经宣布要拿出更多的钱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在香港经常看到一些利益集团进行的示威活动。前不久房主上街游行,抗议房地产价格下跌。远东不干涉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认为香港居民是“不问政治”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中国的香港变了。
三年前,当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一国两制”这个唯一公式的试验品时,许多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中国会操纵香港的政治、中国会限制香港的新闻和集会自由、中国会通过干预破坏香港的经济气候、在中国的统治下香港会失去自由和魅力。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的确,2000年的香港和1997年的香港是不同的。被视为远东资本主义象征的香港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主要是亚洲危机影响了香港。从泰国直到日本的这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使中国这个新的“特别行政区”遭受了损失。增长幅度下降、失业率达到6%(这个数字对香港来说是可观的)。对香港来说是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喜欢投机的香港人在股市上丢失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暴跌,香港政府不得不改变通常的做法,向股市投资。
现在香港重新复苏、经济再次增长,然而失业率仍保持在5%左右。从行政区所流露出来的乐观主义中还始终可以看出对亚洲危机的清醒认识。香港行政区试图通过在国外掀起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制止人们得出香港对外失去吸引力的印象。香港仍像在英国统治下那样是有法制的地区。
就是在香港内部强调的重点也有了变化。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政权即将改变的大事、没有把握的政治前途在讨论中占了主导地位。现在,“日常的一些问题”是讨论的主要话题。讨论涉及的问题有养老保险、环境污染、公共住房。董建华领导的政府曾经宣布要拿出更多的钱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在香港经常看到一些利益集团进行的示威活动。前不久房主上街游行,抗议房地产价格下跌。远东不干涉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认为香港居民是“不问政治”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中国的香港变了。
台海基会董监事改组
【中央社台北8月3日电】海峡交流基金会今天召开第四届董监事第三次联席会议,进行董监事改组,共有10位董事、3位监事异动,值得注意的是,原代表民主进步党的监事一席,这次转由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邵玉铭出任。
海基会董事共有43人,监事有6人,由于政府改组,海基会的董监事阵容也在今天依功能性代表进行调整,共有10位董事异动,这10位新任董事分别是: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陈明通及邓振中、行政院政务委员蔡清彦、内政部政务次长李逸洋、经济部主任秘书谢发达、教育部常务次长吕木琳、交通部政务次长贺陈旦、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木在、中华航空董事长李云宁、中华电视公司总经理周蓉生。
三位新任监事则包括: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法务部政务次长谢文定、国民党副秘书长邵玉铭。
海基会董事共有43人,监事有6人,由于政府改组,海基会的董监事阵容也在今天依功能性代表进行调整,共有10位董事异动,这10位新任董事分别是: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陈明通及邓振中、行政院政务委员蔡清彦、内政部政务次长李逸洋、经济部主任秘书谢发达、教育部常务次长吕木琳、交通部政务次长贺陈旦、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木在、中华航空董事长李云宁、中华电视公司总经理周蓉生。
三位新任监事则包括: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法务部政务次长谢文定、国民党副秘书长邵玉铭。
前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石齐平指出 “以拖待变”是陈水扁两岸政策的核心
【台湾《中国时报》8月3日文章】题:从92年共识到92年精神(作者 前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石齐平)
陈水扁总统在7月31日记者会中,针对两岸关系提出了“92年精神”的新说法。他呼吁中共当局,在既有基础之上,本着1992年的精神,共同建立两岸的良性互动;他指出,所谓“92年精神”,是指“对话、交流及搁置争议”,希望透过此一过程,找出共识,让“没有共识的共识”变成“有共识的共识”。另外,他也提到,两岸两会是既有最好的对话机制,辜振甫则是他最佳的特使,至于两岸跨党派小组,不管各党派抵制与否,不影响运作。
在此之前,一般针对1992年海基、海协在香港的互动及其结果,均以“92年共识”来加以表达,虽然对于这个所谓的“92年共识”各方有不同的理解。北京的立场是,双方获致了“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台北旧政府一贯的说法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新政府上台之后,则多次更易说法,有时也说“一中、各表”,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说“各表、一中”,或92年无共识,或即使有共识,也是没有共识的共识。阿扁总统7.31的谈话,正是对于1992年没有共识作了定调性的表示。
新政府愈来愈清楚的意图是要全力甩脱“一中”对台湾所造成的束缚。对台北当局而言,至少在四个方面感受到“一中”紧箍咒的制约,其中三个与台湾本身有关,分别是“92年共识”、国统纲领及中华民国宪法,另一个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迄今仍未改变的“一中”政策。因此新政府运作以来,即不时释放出国统纲领因时空环境有异需要检讨的讯息,也曾在立法院询答中说出了中华民国有效主权只及于台澎金马的引致争议之言。至于“92年共识”,虽一再强调没有共识,或即便有,也是“没有共识的共识”,但不管怎么说,“共识”还在,就像阴魂不散,所以这次阿扁釜底抽薪,干脆用“精神”取代“共识”,于是出现了“92年精神”的新提法。
问题是,台北当局尽管一再呼吁对话、交流,却一径地回避“一个中国”,北京当局对台北方面的呼吁会作出回应吗?看来绝无可能。犹记得去年7月“两国论”提出之后,北京推迟了原订10月汪道涵的访台计划,当时北京指出,由于台北背离“一中”原则,使得“两岸对话、交流及谈判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北京此一立场,台北当局没有理由不明白,既然明白,而又回避“一中”,却又呼吁对话、交流,用意不外有二:一是告诉美国政府及台湾百姓,台湾是一贯主张对话与交流的,两岸迟迟不能恢复对话与交流,责任在于北京;另一个用意或目的,则是“以拖待变”,以“时间”换取“空间”。
台北新政府从过去两岸互动经验中得知,台独及两国论的主张,条件尚未成熟,不宜强求。策略上应用文火取代猛火。文火慢炖的做法,就是从文化、教育、宣传等多个途径,潜移默化地改变台湾人民国家认同的方向,走出“一个中国”的阴影,走向“一个台湾”的未来。阿扁特别提到,台湾的前途,“必须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权”。他也特别引用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的,“台湾的未来,必须要经由台湾人民的同意”,来支持他的论点。于是如何塑造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使其走出“一个中国”,走向“一个台湾”,便成了新政府今后两岸政策的新战略思维。而这一切,都要靠时间,以“时间”换取“空间”,就是拖,以“拖”待“变”。
对照着这样的战略思维,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新政府相关言与行的脉络逻辑了。例如,明明知道海基会管道不通,已被北京列为“拒绝往来户”,却仍一再强调海基会是两岸既有最好的对话机制,不在乎耗;又例如,明知台湾内部要在统独及国家认同上形成共识不易,企图通过跨党派小组来寻求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仍执意推动,不在乎磨。耗跟磨,都是拖,要以拖待变。
拖下去,会不会变?一方面固然要视台湾内部文火慢炖、潜移默化的效果,二方面更期待于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调整,后者逻辑上又与前者实际发展的情势与进度有关。
台湾新政府此一“以拖待变”的新战略,除了使台湾内部及美国政府固然不无可能出现“变”的契机外,会不会使北京当局的对台政策也因此出现“变”的效应,恐怕同样是人们观察两岸关系走向必须要注意的重点。
陈水扁总统在7月31日记者会中,针对两岸关系提出了“92年精神”的新说法。他呼吁中共当局,在既有基础之上,本着1992年的精神,共同建立两岸的良性互动;他指出,所谓“92年精神”,是指“对话、交流及搁置争议”,希望透过此一过程,找出共识,让“没有共识的共识”变成“有共识的共识”。另外,他也提到,两岸两会是既有最好的对话机制,辜振甫则是他最佳的特使,至于两岸跨党派小组,不管各党派抵制与否,不影响运作。
在此之前,一般针对1992年海基、海协在香港的互动及其结果,均以“92年共识”来加以表达,虽然对于这个所谓的“92年共识”各方有不同的理解。北京的立场是,双方获致了“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台北旧政府一贯的说法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新政府上台之后,则多次更易说法,有时也说“一中、各表”,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说“各表、一中”,或92年无共识,或即使有共识,也是没有共识的共识。阿扁总统7.31的谈话,正是对于1992年没有共识作了定调性的表示。
新政府愈来愈清楚的意图是要全力甩脱“一中”对台湾所造成的束缚。对台北当局而言,至少在四个方面感受到“一中”紧箍咒的制约,其中三个与台湾本身有关,分别是“92年共识”、国统纲领及中华民国宪法,另一个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迄今仍未改变的“一中”政策。因此新政府运作以来,即不时释放出国统纲领因时空环境有异需要检讨的讯息,也曾在立法院询答中说出了中华民国有效主权只及于台澎金马的引致争议之言。至于“92年共识”,虽一再强调没有共识,或即便有,也是“没有共识的共识”,但不管怎么说,“共识”还在,就像阴魂不散,所以这次阿扁釜底抽薪,干脆用“精神”取代“共识”,于是出现了“92年精神”的新提法。
问题是,台北当局尽管一再呼吁对话、交流,却一径地回避“一个中国”,北京当局对台北方面的呼吁会作出回应吗?看来绝无可能。犹记得去年7月“两国论”提出之后,北京推迟了原订10月汪道涵的访台计划,当时北京指出,由于台北背离“一中”原则,使得“两岸对话、交流及谈判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北京此一立场,台北当局没有理由不明白,既然明白,而又回避“一中”,却又呼吁对话、交流,用意不外有二:一是告诉美国政府及台湾百姓,台湾是一贯主张对话与交流的,两岸迟迟不能恢复对话与交流,责任在于北京;另一个用意或目的,则是“以拖待变”,以“时间”换取“空间”。
台北新政府从过去两岸互动经验中得知,台独及两国论的主张,条件尚未成熟,不宜强求。策略上应用文火取代猛火。文火慢炖的做法,就是从文化、教育、宣传等多个途径,潜移默化地改变台湾人民国家认同的方向,走出“一个中国”的阴影,走向“一个台湾”的未来。阿扁特别提到,台湾的前途,“必须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权”。他也特别引用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的,“台湾的未来,必须要经由台湾人民的同意”,来支持他的论点。于是如何塑造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使其走出“一个中国”,走向“一个台湾”,便成了新政府今后两岸政策的新战略思维。而这一切,都要靠时间,以“时间”换取“空间”,就是拖,以“拖”待“变”。
对照着这样的战略思维,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新政府相关言与行的脉络逻辑了。例如,明明知道海基会管道不通,已被北京列为“拒绝往来户”,却仍一再强调海基会是两岸既有最好的对话机制,不在乎耗;又例如,明知台湾内部要在统独及国家认同上形成共识不易,企图通过跨党派小组来寻求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仍执意推动,不在乎磨。耗跟磨,都是拖,要以拖待变。
拖下去,会不会变?一方面固然要视台湾内部文火慢炖、潜移默化的效果,二方面更期待于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调整,后者逻辑上又与前者实际发展的情势与进度有关。
台湾新政府此一“以拖待变”的新战略,除了使台湾内部及美国政府固然不无可能出现“变”的契机外,会不会使北京当局的对台政策也因此出现“变”的效应,恐怕同样是人们观察两岸关系走向必须要注意的重点。
法前外长被指控在售台军舰中受贿
【美联社巴黎8月2日电】法国一家地方法庭今天就法国前外长罗朗·迪马接受石油巨头埃尔夫—阿基坦行贿事件进行调查。这一行贿事件与法国1991年向台湾出售6艘驱逐舰有关。
与此同时,法国《世界报》在一篇报道中说,一直声称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迪马实际是支持这个决定的。
迪马被指控利用外交部长的影响促成驱逐舰交易的达成。这一交易涉及他的情妇克里斯蒂娜·德维耶—容库尔,据说是她代表埃尔夫—阿基坦向迪马提出这件事的。而埃尔夫—阿基坦是台湾与法国武器公司的中间人。
迪马一直表示,他不支持向台湾出售驱逐舰,这笔价值160亿法郎(1美元现为6.98法郎)的生意会影响法国同中国的关系。
但是,《世界报》援引迪马给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一个便条说:“我建议你在这个问题上开绿灯。”
如果迪马真的在出售驱逐舰的交易中获得了好处,他将受到渎职罪的指控并接受一个特殊法庭的审判。
与此同时,法国《世界报》在一篇报道中说,一直声称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迪马实际是支持这个决定的。
迪马被指控利用外交部长的影响促成驱逐舰交易的达成。这一交易涉及他的情妇克里斯蒂娜·德维耶—容库尔,据说是她代表埃尔夫—阿基坦向迪马提出这件事的。而埃尔夫—阿基坦是台湾与法国武器公司的中间人。
迪马一直表示,他不支持向台湾出售驱逐舰,这笔价值160亿法郎(1美元现为6.98法郎)的生意会影响法国同中国的关系。
但是,《世界报》援引迪马给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一个便条说:“我建议你在这个问题上开绿灯。”
如果迪马真的在出售驱逐舰的交易中获得了好处,他将受到渎职罪的指控并接受一个特殊法庭的审判。
陈水扁要求台空军研制新战机
【中央社台北8月3日电】面对中共逐步加强的空中优势,陈水扁总统今天指示空军前瞻规划下一代战机,以确保台海制空优势,保障空防安全。在F—16及幻影2000战机陆续成军后,空军目前已经着手规划的第三代战机将朝短场起降、垂直起降和具对地攻击能力为主,届时空军的战斗机机场将可减到5至8个。
在购进新型战机后,中共空军在公元2005年后,整体战力将大幅增强,届时势必严重影响两岸军事平衡,总统今天要空军前瞻规划未来2010年甚至2020年下一代战机,不断提升建立新一代战机对地、对海攻击能力和侦搜系统性能。
在购进新型战机后,中共空军在公元2005年后,整体战力将大幅增强,届时势必严重影响两岸军事平衡,总统今天要空军前瞻规划未来2010年甚至2020年下一代战机,不断提升建立新一代战机对地、对海攻击能力和侦搜系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