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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文章 重温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
【美国《外交》杂志１—２月号文章】题：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又回来了（
作者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一股３０年代的味道
仅仅两年前，我和我的大多数同事都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尽管世界会继续遭
受经济困难，这些难题与３０年代的那场危机不会有多少相似之处——因为经济
学家和决策人已经汲取了３０年代的教训，决不会在发生衰退的时候违反常理地
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
实际情况是，世界经济造成的危险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该
如何匡正的那些弊端再度变得难以解决了。它们就像暂时被抑制的细菌，最终会
形成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具体来说，累积总需求——使国民的开支达到能充分利
用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的水平——的问题并不像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容易解决。
我们看到的下述事例越来越多：一些国家发现它们不能采用同样的药方或者这种
药方不起作用。简言之，现在弥漫着一股明显的３０年代的味道。
我的意思倒不是说，目前存在的所有经济困难都必定会加剧。但是，即便目
前的所有危机都能渡过，这些危机的发生——以及惯常的对策或者不起作用，或
者竟告阙如——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不祥的警告。９０年代的难题与３０年代
的难题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解决办法也明显相似。我们大家最好开始重温大萧
条时期的经济学。
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表面看来，存在着两类互不相关的问题：受到游资涌入
的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陷入“清偿困境”的成熟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
随着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在６０年代显露出难以为继的苗头，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论证说，国际金融实质上存在一种根本的两难——更准确地说
是“三难”——状况。加拿大理论家罗伯特·蒙代尔等分析家认为，各国无法做
到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任何汇率制度都要求人们牺牲一些重要目标来实现另
一些目标，这是经济逻辑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三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它们有时被称为“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尤
其使未来的国际金融设计师们感到关注。第一，各国会希望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
策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就是说，它们希望能为对付衰退而降低利率，又能为对
付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第二，它们会希望多少保持汇率的稳定，因为本国货币
价值的反复无常的波动会给商业带来不确定因素，有时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严重
混乱。第三，各国会希望保持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也就是说，它们会希望使
企业对钱款的汇入和汇出感到放心。
国际金融的铁的规律是，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
国际金融中的三难状况迫使各国在以下三种基本汇率制度中作出选择：允许
完全自由的国际交易、使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以货币反复无常的
波动为代价——的浮动汇率制度；以牺牲货币独立来确保货币稳定的固定汇率制
度；能把相对稳定的汇率同某种程度的货币独立协调起来、但却会带来其他问题
的资本管制制度。
流动性陷阱
一个不必保护其汇率的国家可以简单地通过降低利率来对付衰退，它可以把
利率降低到必要的程度，甚至一直降到零。但是，如果零利率还不够低，那该怎
么办呢？如果即便是零利率商界也不想以消费者希望储蓄的数额来投资的话，那
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可怕的“流动性陷阱”。一旦掉入了其中，货币政策就会
发现自己在“走钢丝”。通过放宽信贷来扩大经济的尝试失败了，因为银行和消
费者同样都更喜欢握有保险的、可流动的现金，而不喜欢将资金投资到有风险且
流动性较小的债券和股票上去。
乍一看，美国和英国经济在３０年代似乎已经接近于陷入流动性陷阱了。到
了９０年代，日本的问题出现了。在它的“泡沫经济”于１９９１年破灭之后，
日本当局最初因害怕进一步促使泡沫膨胀而不愿降低利率。然而，自１９９６年
以来，短期利率一直保持在１％以下，现在降到了０.２５％。尽管如此，如此之
低的利率仍然不能阻止经济进入衰退，更不用说扭转１９９２年以来一直困扰日
本经济的不景气状况。
日本的经历不仅表明先进的现代经济也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而且还表明，
轻易作出实行这种财政政策可以使经济摆脱这一陷阱的假设过于乐观了。我们或
许会批评日本领导人未能采取果断行动，可是，美国尤其是欧洲也可能会轻而易
举地犯同样的错误。
为何现在降临？
如果说３０年代的魔鬼再度降临到地球上的话，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
何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偏偏现在降临呢？一个标准答案是，一些国家正在为它们
未能遵守自由市场必须遵守的规律而付出代价。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济正在为它
们搞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而受到惩罚。
处于危机中的亚洲国家的经济证明，它们具有许多政策和制度上的缺陷。但
是，如果美国或欧洲明年或后年也陷入危机，我们可以断定，一些分析家回过头
来同样会挑出一些有关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毛病来。很难说９０年代亚洲的
政策比过去几十年更糟糕，那么最近为何会出现如此糟糕的情况呢？
答案是，世界在目前的危机面前变得如此脆弱并非因为经济政策没有得到改
进，而是因为已经得到了改进。世界各国对大萧条后政策中真正存在的缺陷所作
出的反应是退回去重新实行过去的一套制度。这种制度在大萧条前自由市场的资
本主义中具有许多优点。然而，当我们在恢复老式资本主义的这些优点的同时，
也恢复了它的一些缺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易于遭受动荡和经济持续萧条这一
点了。
请具体看一看政策方面的下述４种变化。
第一是国际交易的自由化。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几乎全球都接受了控制
国际资本流动的做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是旨在控制外汇的整个制度中的
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把外汇管制看做不仅仅是令人讨厌的
东西，而且还是一些恶习、刺激手段的扭曲和贪污腐化的根源。因此，首先是先
进国家，然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向货币全面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
，正因为这样做了，它们才使自己再次变得易于受到起动荡作用的投机性的进攻
。
第二是国内金融市场的解放。在３０年代的阴影之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
了严格管理和严加保护的银行体系。这些体系往往比较保险，但不太有效，只给
存款人很低的回报，而且不能最有效地使用储蓄。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宽限制的
做法使得金融体系变得更有竞争力，更加有效。然而，与此同时，这样做也重新
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出现像去年秋天几乎使美国经济脱离轨道的那种起破
坏作用的金融恐慌。
第三是重新建立确保价格稳定的制度。在战后时代，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严重
的通货膨胀，全球范围的商品价格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一再飞涨。这种通货膨
胀需要得到控制，最终确实得到了控制。几乎所有国家在价格上眼下都实现了明
显的稳定，而且令人信服地相信，它们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价格稳定。不过，结果
证明，通货膨胀还具有某种一直未受到重视的优点。首先，那些负有巨额内债的
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债务膨胀到可以控制的程度，日本在７０年代通过在房
地产方面的不良投资就是这样做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５％的通货膨胀率和８％的利率，那么与
一个价格稳定和只有３％利率的国家相比，它为对付衰退而降低利率的余地就要
大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先进国家在８０年代没有如此孜孜不倦地寻求实现物价
稳定，它们陷于流动性陷阱的脆弱性就要小得多。
最后一个是财政纪律的恢复。许多国家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都有着巨额预
算赤字。结果，它们在９０年代都努力强调财政责任，欧洲的预算开支首先被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而现在又被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后的“稳定条约”所控制住了，而
美国最终则消除了预算赤字。虽然日本在经济萧条的推动之下实行了预算赤字，
但它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试图改变这一方针并往后退以图保持预算平衡——它
这样做有助于促使经济再度进入衰退。
作者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一股３０年代的味道
仅仅两年前，我和我的大多数同事都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尽管世界会继续遭
受经济困难，这些难题与３０年代的那场危机不会有多少相似之处——因为经济
学家和决策人已经汲取了３０年代的教训，决不会在发生衰退的时候违反常理地
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
实际情况是，世界经济造成的危险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该
如何匡正的那些弊端再度变得难以解决了。它们就像暂时被抑制的细菌，最终会
形成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具体来说，累积总需求——使国民的开支达到能充分利
用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的水平——的问题并不像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容易解决。
我们看到的下述事例越来越多：一些国家发现它们不能采用同样的药方或者这种
药方不起作用。简言之，现在弥漫着一股明显的３０年代的味道。
我的意思倒不是说，目前存在的所有经济困难都必定会加剧。但是，即便目
前的所有危机都能渡过，这些危机的发生——以及惯常的对策或者不起作用，或
者竟告阙如——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不祥的警告。９０年代的难题与３０年代
的难题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解决办法也明显相似。我们大家最好开始重温大萧
条时期的经济学。
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表面看来，存在着两类互不相关的问题：受到游资涌入
的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陷入“清偿困境”的成熟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
随着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在６０年代显露出难以为继的苗头，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论证说，国际金融实质上存在一种根本的两难——更准确地说
是“三难”——状况。加拿大理论家罗伯特·蒙代尔等分析家认为，各国无法做
到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任何汇率制度都要求人们牺牲一些重要目标来实现另
一些目标，这是经济逻辑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三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它们有时被称为“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尤
其使未来的国际金融设计师们感到关注。第一，各国会希望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
策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就是说，它们希望能为对付衰退而降低利率，又能为对
付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第二，它们会希望多少保持汇率的稳定，因为本国货币
价值的反复无常的波动会给商业带来不确定因素，有时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严重
混乱。第三，各国会希望保持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也就是说，它们会希望使
企业对钱款的汇入和汇出感到放心。
国际金融的铁的规律是，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
国际金融中的三难状况迫使各国在以下三种基本汇率制度中作出选择：允许
完全自由的国际交易、使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以货币反复无常的
波动为代价——的浮动汇率制度；以牺牲货币独立来确保货币稳定的固定汇率制
度；能把相对稳定的汇率同某种程度的货币独立协调起来、但却会带来其他问题
的资本管制制度。
流动性陷阱
一个不必保护其汇率的国家可以简单地通过降低利率来对付衰退，它可以把
利率降低到必要的程度，甚至一直降到零。但是，如果零利率还不够低，那该怎
么办呢？如果即便是零利率商界也不想以消费者希望储蓄的数额来投资的话，那
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可怕的“流动性陷阱”。一旦掉入了其中，货币政策就会
发现自己在“走钢丝”。通过放宽信贷来扩大经济的尝试失败了，因为银行和消
费者同样都更喜欢握有保险的、可流动的现金，而不喜欢将资金投资到有风险且
流动性较小的债券和股票上去。
乍一看，美国和英国经济在３０年代似乎已经接近于陷入流动性陷阱了。到
了９０年代，日本的问题出现了。在它的“泡沫经济”于１９９１年破灭之后，
日本当局最初因害怕进一步促使泡沫膨胀而不愿降低利率。然而，自１９９６年
以来，短期利率一直保持在１％以下，现在降到了０.２５％。尽管如此，如此之
低的利率仍然不能阻止经济进入衰退，更不用说扭转１９９２年以来一直困扰日
本经济的不景气状况。
日本的经历不仅表明先进的现代经济也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而且还表明，
轻易作出实行这种财政政策可以使经济摆脱这一陷阱的假设过于乐观了。我们或
许会批评日本领导人未能采取果断行动，可是，美国尤其是欧洲也可能会轻而易
举地犯同样的错误。
为何现在降临？
如果说３０年代的魔鬼再度降临到地球上的话，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
何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偏偏现在降临呢？一个标准答案是，一些国家正在为它们
未能遵守自由市场必须遵守的规律而付出代价。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济正在为它
们搞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而受到惩罚。
处于危机中的亚洲国家的经济证明，它们具有许多政策和制度上的缺陷。但
是，如果美国或欧洲明年或后年也陷入危机，我们可以断定，一些分析家回过头
来同样会挑出一些有关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毛病来。很难说９０年代亚洲的
政策比过去几十年更糟糕，那么最近为何会出现如此糟糕的情况呢？
答案是，世界在目前的危机面前变得如此脆弱并非因为经济政策没有得到改
进，而是因为已经得到了改进。世界各国对大萧条后政策中真正存在的缺陷所作
出的反应是退回去重新实行过去的一套制度。这种制度在大萧条前自由市场的资
本主义中具有许多优点。然而，当我们在恢复老式资本主义的这些优点的同时，
也恢复了它的一些缺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易于遭受动荡和经济持续萧条这一
点了。
请具体看一看政策方面的下述４种变化。
第一是国际交易的自由化。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几乎全球都接受了控制
国际资本流动的做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是旨在控制外汇的整个制度中的
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把外汇管制看做不仅仅是令人讨厌的
东西，而且还是一些恶习、刺激手段的扭曲和贪污腐化的根源。因此，首先是先
进国家，然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向货币全面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
，正因为这样做了，它们才使自己再次变得易于受到起动荡作用的投机性的进攻
。
第二是国内金融市场的解放。在３０年代的阴影之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
了严格管理和严加保护的银行体系。这些体系往往比较保险，但不太有效，只给
存款人很低的回报，而且不能最有效地使用储蓄。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宽限制的
做法使得金融体系变得更有竞争力，更加有效。然而，与此同时，这样做也重新
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出现像去年秋天几乎使美国经济脱离轨道的那种起破
坏作用的金融恐慌。
第三是重新建立确保价格稳定的制度。在战后时代，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严重
的通货膨胀，全球范围的商品价格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一再飞涨。这种通货膨
胀需要得到控制，最终确实得到了控制。几乎所有国家在价格上眼下都实现了明
显的稳定，而且令人信服地相信，它们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价格稳定。不过，结果
证明，通货膨胀还具有某种一直未受到重视的优点。首先，那些负有巨额内债的
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债务膨胀到可以控制的程度，日本在７０年代通过在房
地产方面的不良投资就是这样做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５％的通货膨胀率和８％的利率，那么与
一个价格稳定和只有３％利率的国家相比，它为对付衰退而降低利率的余地就要
大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先进国家在８０年代没有如此孜孜不倦地寻求实现物价
稳定，它们陷于流动性陷阱的脆弱性就要小得多。
最后一个是财政纪律的恢复。许多国家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都有着巨额预
算赤字。结果，它们在９０年代都努力强调财政责任，欧洲的预算开支首先被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而现在又被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后的“稳定条约”所控制住了，而
美国最终则消除了预算赤字。虽然日本在经济萧条的推动之下实行了预算赤字，
但它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试图改变这一方针并往后退以图保持预算平衡——它
这样做有助于促使经济再度进入衰退。
我们现在如何工作（下）
尼基市场发现者
（续昨）（玛丽·内勒 华盛顿）
技能：能从最近的趋势中发现新出现的尼基市场（即针对特定需要的市场—
—本报注），然后建立一个公司，从营销和管理方面努力利用这种机会。
回报：能早早地进入一个发展中的行业。等到它开始繁荣的时候，她已经有
了自己的地盘并且已经建立起了适合其发展的基础设施。
每一个有车的人最感头痛的事情莫过于到机动车管理处去排队。对于华盛顿
律师保罗·麦奎德来说，这个麻烦又是在一个再糟不过的时候到来的：没几天就
到圣诞节了，他马上要到佛罗里达州去办事……而他的汽车的前灯又坏了，不修
就无法通过检验。于是，麦奎德给玛丽·内勒的公司——首都卡皮托尔杂务服务
公司打了电话。第二天上午，该公司的一位雇员到麦奎德律师行的车库来把车开
走了，买了必要的配件，把车灯修好，然后再把它送到一个验车中心去检验。到
下午５时，那车已被送回车库了。麦奎德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在出租车内
打开寄给我的帐单，看到那上面写的是２６０美元。我心里想‘真是太合算了’
。我花这点钱给自己买回了一整天的时间。”
９０年代有一种新的宝贵商品，它的名字叫“时间”。家庭与工作研究所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现在每周的工作时间为４４小时，而在１９７７年是４
０.５小时。结果是，用来干任何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以前多了。怪不得《企业家》
杂志把杂务服务公司列为１９９９年的热门行业之一。这对１０多年前就发现了
这个趋势的内勒来说是大好消息。
１９８７年，内勒（今年３５岁）借了２０００美元，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
拜访。她推销的内容是：她可以替人取回送去干洗的衣服，可以替人在家等候修
电线的人，可以替人选购礼品或者安排宴会等等。内勒说：“最困难的是设法使
人们接受一种新主意。”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希望给房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楼房
管理员和那些设法吸引高级人才的公司，因为她觉得他们可以以她所提供的服务
作为给所要留住的房客和所要延揽的人才的额外好处。今天，她有１０５名雇员
在华盛顿全市的８０栋居民楼和写字楼内工作，年收入６００万美元，客户包括
万事达卡这样的蓝筹股公司。
对于善于发现尼基市场的人，机会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做家教，还是替别
人遛狗，或者是像内勒的员工那样帮人做各种各样的杂事，随着人们的时间越来
越宝贵，服务业会继续繁荣。
不急于定向的就业者
（克里斯滕·本森 伊利诺伊州莱尔）
技能：她很明智，并不急于确定自己的人生之路。而且，她明白了这样一个
道理：读大学远非仅仅接受４年职业培训。
回报：由于她抵制了当前的追名逐利热，她使自己保留了作出各种选择的机
会。当她走出校门时，她将不仅做好就业的准备，而且做好从事一种毕生事业的
准备。
对于刚开始筹划自己未来职业的年轻人来说，就业市场太热有可能加剧那种
慌乱出击的现象。在当今为钱而狂的文化中，正在申请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们承
受着必须作出十全十美的决定的巨大压力。许多人担心，接受传统的４年文科教
育会使他们难以找到工作，特别是如果就业市场冷下来的话。高中生们纷纷向贝
尼特私立中学——这是由本笃会办的一所著名中学——的琳达·布朗这样一些老
师倾诉自己的忧虑。布朗老师用常识加安慰来帮助学生们面对他们的忧虑：将来
还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后还会有人要我吗？
克里斯滕·本森是贝尼特中学毕业班的一名优等生。起初她想当医生，而现
在，教书或从事生物研究的前景又使她动心。但是，好几所大学的申请表格催促
她甚至在入学之前就选好未来的专业。今年１８岁的克里斯滕可谓志多趣广，从
拉丁语到网球，都是她的兴趣所在。她说：“他们让你仅选一项，可是你却想选
５项或６项（专业）。我还不知道未来要以什么为业。难道这错了吗？”
也许这是很明智的。有些学生过早地选择了职业，后来又后悔了。布朗老师
发现这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因为有些后来不喜欢自己所择专业的人在给年纪比他
们小的学生出主意，要他们别忙着定向。
布朗说：“你通过４年文科教育找到的是择业的大门。”克里斯滕正在申请
像乔治敦、普林斯顿和西北大学这样的学校。在那里，她以后可以由通用课程转
向专业轨道。在她看来，她是为了自己未来可能从事的所有工作、而不仅是为了
第一份工作而受教育。 （下）
（续昨）（玛丽·内勒 华盛顿）
技能：能从最近的趋势中发现新出现的尼基市场（即针对特定需要的市场—
—本报注），然后建立一个公司，从营销和管理方面努力利用这种机会。
回报：能早早地进入一个发展中的行业。等到它开始繁荣的时候，她已经有
了自己的地盘并且已经建立起了适合其发展的基础设施。
每一个有车的人最感头痛的事情莫过于到机动车管理处去排队。对于华盛顿
律师保罗·麦奎德来说，这个麻烦又是在一个再糟不过的时候到来的：没几天就
到圣诞节了，他马上要到佛罗里达州去办事……而他的汽车的前灯又坏了，不修
就无法通过检验。于是，麦奎德给玛丽·内勒的公司——首都卡皮托尔杂务服务
公司打了电话。第二天上午，该公司的一位雇员到麦奎德律师行的车库来把车开
走了，买了必要的配件，把车灯修好，然后再把它送到一个验车中心去检验。到
下午５时，那车已被送回车库了。麦奎德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在出租车内
打开寄给我的帐单，看到那上面写的是２６０美元。我心里想‘真是太合算了’
。我花这点钱给自己买回了一整天的时间。”
９０年代有一种新的宝贵商品，它的名字叫“时间”。家庭与工作研究所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现在每周的工作时间为４４小时，而在１９７７年是４
０.５小时。结果是，用来干任何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以前多了。怪不得《企业家》
杂志把杂务服务公司列为１９９９年的热门行业之一。这对１０多年前就发现了
这个趋势的内勒来说是大好消息。
１９８７年，内勒（今年３５岁）借了２０００美元，开始挨家挨户地上门
拜访。她推销的内容是：她可以替人取回送去干洗的衣服，可以替人在家等候修
电线的人，可以替人选购礼品或者安排宴会等等。内勒说：“最困难的是设法使
人们接受一种新主意。”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希望给房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楼房
管理员和那些设法吸引高级人才的公司，因为她觉得他们可以以她所提供的服务
作为给所要留住的房客和所要延揽的人才的额外好处。今天，她有１０５名雇员
在华盛顿全市的８０栋居民楼和写字楼内工作，年收入６００万美元，客户包括
万事达卡这样的蓝筹股公司。
对于善于发现尼基市场的人，机会是无所不在的。不论是做家教，还是替别
人遛狗，或者是像内勒的员工那样帮人做各种各样的杂事，随着人们的时间越来
越宝贵，服务业会继续繁荣。
不急于定向的就业者
（克里斯滕·本森 伊利诺伊州莱尔）
技能：她很明智，并不急于确定自己的人生之路。而且，她明白了这样一个
道理：读大学远非仅仅接受４年职业培训。
回报：由于她抵制了当前的追名逐利热，她使自己保留了作出各种选择的机
会。当她走出校门时，她将不仅做好就业的准备，而且做好从事一种毕生事业的
准备。
对于刚开始筹划自己未来职业的年轻人来说，就业市场太热有可能加剧那种
慌乱出击的现象。在当今为钱而狂的文化中，正在申请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们承
受着必须作出十全十美的决定的巨大压力。许多人担心，接受传统的４年文科教
育会使他们难以找到工作，特别是如果就业市场冷下来的话。高中生们纷纷向贝
尼特私立中学——这是由本笃会办的一所著名中学——的琳达·布朗这样一些老
师倾诉自己的忧虑。布朗老师用常识加安慰来帮助学生们面对他们的忧虑：将来
还能不能找到工作？以后还会有人要我吗？
克里斯滕·本森是贝尼特中学毕业班的一名优等生。起初她想当医生，而现
在，教书或从事生物研究的前景又使她动心。但是，好几所大学的申请表格催促
她甚至在入学之前就选好未来的专业。今年１８岁的克里斯滕可谓志多趣广，从
拉丁语到网球，都是她的兴趣所在。她说：“他们让你仅选一项，可是你却想选
５项或６项（专业）。我还不知道未来要以什么为业。难道这错了吗？”
也许这是很明智的。有些学生过早地选择了职业，后来又后悔了。布朗老师
发现这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因为有些后来不喜欢自己所择专业的人在给年纪比他
们小的学生出主意，要他们别忙着定向。
布朗说：“你通过４年文科教育找到的是择业的大门。”克里斯滕正在申请
像乔治敦、普林斯顿和西北大学这样的学校。在那里，她以后可以由通用课程转
向专业轨道。在她看来，她是为了自己未来可能从事的所有工作、而不仅是为了
第一份工作而受教育。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