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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3 月 13 日 · 第 6 版

本页目录(7 篇)

打击犯罪 震慑歹徒

【《俄罗斯》月刊2月号文章】题:要使匪徒受到震慑——俄罗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科列斯尼科夫谈俄罗斯犯罪情况
    在全部犯罪当中,主要是盗窃、抢劫和劫持偷盗汽车罪,约占70%,仅在莫斯科每昼夜就发生70起偷盗汽车案件。1994年我们抓住过2.3万名劫车犯,其中1.8万人获得自由。法律规定,对偷车犯可判最长刑期为7年,可这只是理论上的规定,实际上最长的只判两年,就连这也没有执行过。法律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一个活的机体。它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起到调节社会内部关系的作用。
    我主张不要对过失犯罪判刑时间过长,不赞成对经济犯罪采取残暴措施,有时可以以罚款处置。但犯罪分子当中确有十恶不赦者,他们入户抢劫、私设刑堂、刑讯逼供、杀人和劫持人质……干出连野兽都干不出来的恶事。要让罪犯懂得,他们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最严厉的惩罚,直到被判处终生苦役,甚至被处决。
    我建议,凡非法藏枪一支者判刑10年,藏两支者判15年,不是3到15年,而是15年!如果能真正实行这种惩罚,那私藏枪支的数量很快就会减下来,犯罪数量也就会随之减少。
    我同一位著名女记者交谈过,她主张完全取消极刑,使监狱人道主义化。她真诚地长时间地说服我,让我相信对罪犯采取严厉措施是不道德的。过了几天这位女记者突然找到我。可是站在我面前的她完全换了一副模样,无精打采,显然是挨过打。果然不出所料,日前6个强盗闯入她的家。她被痛打一顿,丈夫被殴伤送进了医院。她对我说:“我现在才明白,只有在犯罪涉及到自己生命的时候才会知道犯罪是怎么回事。太可怕了。我收回我所说的那些话,我是世界上少有的傻瓜。”
    现在竟有这样的事发生:在市中心的地铁列车中,一帮青年犯罪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扒窃并殴打一位稍有醉意的乘客,所有其他乘客竟坐视而无动于衷。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如果在警察不在的情况下出来打抱不平,自己可能会挨打。再者,即使经过干预,罪犯被拘留,干预者也得作为证人一起到区警察局,在那里写证词。然后去见侦查员,再后去法院,等等。文明国家这种事是怎么处理的呢?如果晚上拘留了这类强盗,并带到了警察局,第二天上午就审理完毕,一切都迅速而清楚地解决了。
    最近几年来犯罪分子的行动越来越职业化、机动灵活和有组织地进行。他们装备有“沃尔沃”和“奔驰”牌小轿车。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能使护法系统全部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公众积极参加维持秩序的工作是再好不过了。帮助警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不吐不快

河南南阳市驻军某部于世鸿:贵报2月18日八版《驳CBS诬蔑中国福利事业》一文,驳得好。我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幸存儿。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同所有震后的唐山孤儿一样,受益于党的关怀和爱护。现在唐山震后的孤儿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这都离不开中国的福利事业。CBS诬蔑中国福利事业,唐山震后的孤儿首先不答应。

关心农业

四川绵竹县农资公司退休干部白如义:你报2月20日八版刊登的《中国农业发展如何寻求突破》一文,对我国的农业现状的看法鞭辟入里,意见中肯。春耕离农民越来越近,决定全年农业生产丰欠的关键是,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打好春耕生产这一硬仗。河北怀来离休干部李瑞森:贵报2月18日四版题为《粮食问题刻不容缓世界各国急谋对策》的报道,意义深远。俗语说:“仑廪实,民心聚”。国家应一刻不忘农业,国人要珍惜一粥一饭。

为了孩子

河北张北县文保所赵学锋:看了贵报2月6至8日连载的《在贫困中挣扎的儿童》一文,深深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就是好。目前我国大多数儿童都过着幸福欢快的生活,但并不知道国外还有许多儿童生活非常凄惨,希望所有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家长,把内容讲给孩子听(或让他们自己看),使儿童能从中受到教育,健康成长。烟台市粮油食品公司离休干部李为征:贵报2月14日六版刊登的《少年时被动吸烟成年后心脏受损》一文,颇具警示作用。文章告诉读者,“吸烟和被动吸烟的那一组人早期就有动脉受损的病兆”。国内一些医学专家也曾指出,少年的父母吸烟,少年会有两倍的机会染上呼吸系统疾病。做父母者,为了您和您孩子的健康,请您戒烟!

欧盟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三)

第三类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发达的国家。这类国家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较低,但是接受这种社会救助的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那些部分就业者、低工资者、抚养一个或多个子女的人皆可以获得社会救助。英国和爱尔兰属于此类国家。
    第四类是南欧国家。这些国家社会保障水平低,尚未普遍实行最低收入制。意大利和西班牙仅在一些地区实行最低收入制,而希腊和葡萄牙目前只有实行这种制度的计划。有保障最低收入的受助者是指没有工作但可以在劳动市场就业的人、无劳动能力的人、无收入或者收入不足并需抚养子女的单身者、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寡妇以及某些弱者。
    在丹麦,社会救助金相当于退休金的93%;在英国和爱尔兰,相当于基本退休金的86%,但同时仅相当于平均工资的31—35%。
    在欧盟北部国家,社会救助金低于退休金(仅为退休金的60%以下,德国除外),但与平均工资相比较,德国为39%,荷兰为49%。
    在欧盟南部成员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希腊提供的社会救助金仅相当于退休金的11%,西班牙仅相当于33%。提供有保障最低收入的条件。欧盟最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在提供社会救助方面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这不仅有财政上的原因,而且还因为依赖社会救助的人数目庞大。
    提供有保障最低收入的主要标准是贫困线,各国有不同的贫困线的界定标准。另一条件是符合规定的年龄。大部分欧盟国家规定受助者的最低年龄为18岁,法国规定为25岁,卢森堡规定为30岁,德国则不作规定。
    为了鼓励低收入者摆脱对社会救助的依赖和贫困状态,欧盟的一些国家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制度允许受助者谋职赚钱。在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失业者在获得失业津贴的同时,还可以从事部分工作以获得劳动报酬。在英国,那些从事低报酬工作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社会补贴。
    “有保障最低收入”型的社会救助不采取个人集资形式,它的资金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不同国家,上述机构所承担的比例也不相同。(三)

捷克缉毒斗士

【捷克《权利报》2月10日文章】题:与毒品作斗争的战士
    布拉格的共和国广场已不再是毒品贩子肆意进行肮脏交易的场所。去年10月,缉毒大队的战士们清洗了这个广场及其周围地区。这支由杰出的警察组成的精锐部队,是与毒品作斗争的中流砥柱。
    去年6月,这支部队摧毁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生产毒品的工厂,没收了价值20亿克朗(约27克朗合1美元)的麻醉品,逮捕了由8人组成的国际“生产商”。
    国家缉毒中心的负责人伊·科莫罗乌斯介绍说,“我们正处在毒品泛滥时期,对我们工作人员的压力极大”。
    并不是任何一名警察都可成为缉毒中心的成员。干这一工作需受过高等教育,要掌握外语,需有做过刑警工作的经验,并且还要有良好的体力和心理素质。科莫罗乌斯就是一个范例,他1984年法学院毕业,担任过毒品和青年问题的审查工作。他上过语言学校,从1990年起,在新成立的警察局中担任不同的职务,但一直从事与毒品作斗争的工作。
    1991年,当捷克国家历史上首次建立专门的缉毒部队时,像科莫罗乌斯这样的警察就成为这支部队的核心。今天,新的缉毒专家是通过高级警校培养的,他们还必须要在美国毒品管制署或联邦调查局的反毒品中心,联邦德国的刑警局或者法国的缉毒部队接受专门的训练。
    科莫罗乌斯认为,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制定了全国性的打击毒品的计划,将镇压和预防结合起来。比如说,为参与实施这项计划的组织和公司减税,并动员名人——歌星和运动员参与这一斗争。他们使得毒品在人们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东西。这具有启发意义。
    全国缉毒中心的具体工作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把罪犯送到法庭。
    在捷克共和国,大约有四万人吸毒。每人每天吸毒要花费750—1000克朗。每年要耗费数百亿克朗。毒品大多是从国外贩进来的。据民意调查,95%以上的公民要求严惩毒品贩子和生产者。去年,缉毒人员与海关配合,查获了价值50多亿克朗的毒品。在揭发非法毒品交易和走私方面。捷克共和国在中东欧国家中名列前茅。捷克的缉毒大队,使毒品贩子胆战心惊。

漫画:谁该急诊?

“再差一点,我眼睛就完了。”  (原载《莫斯科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