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4 篇）
德报文章：波捷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刚刚起步
【德国《商报》２月２７日文章】题：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刚刚开始
在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搞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并非易事。东欧的所有改革国家社会政策的改革还处于孩童期。
波兰帕夫拉克总理领导的、现已不稳的左翼政府没有兑现的竞选诺言之一，是对卫生和教育事业以及对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改革。帕夫拉克的前任汉娜·苏霍茨卡已提交议会的一些法律草案被撤回了，还有一些被搁置在议会有关委员会的抽屉里。
在后共产主义波兰，过去留下的包袱太沉重，资金不足，并且在改革的头几年必然把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结构改革（如国有工业的私有化）放在前面。
看一下波兰一家医院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波兰的卫生部门特别困难。这里的状况比１９８９年变革时更差。虽然国家预算中规定资金的票面值增加了，但人均实际花费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１０美元减少到去年的将近８０美元。许多医院的技术设备相当于西方６０年代早期的水平。
实际上波兰的医疗卫生１００％由国家负责。国家不仅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出资者，而且社会保险的开支也由国家出。１９９５年国家预算的有关补贴占全部开支的将近２０％。波兰职工至今不缴社会保险费。而雇主必须把总工资的４８％上缴国家社会保险局。
根据法律，职工看病是免费的，但实际上一切费用（诊断、治疗、药物、手术、护理）都必须以某种形式支付。没有钱的人（如：领养老金的人）必须等候很长时间，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治疗。
教育方面，主要是小学和职业学校师资及教育设备不足。
波兰的劳动局和失业保险状况也好不了多少。除财政困难外，还有劳动介绍、继续教育和重新培训体制不发达的问题。劳动管理的电脑化刚起步。
看一下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失业统计可以知道，该集团内的四个改革国家中，波兰的情况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差不多，只有捷克的社会政策状况比较好。其他伙伴国的失业率都明显高于１５％，而捷克的失业率为约３％。可是，这四个国家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化过程中。
鉴于这种社会贫困现象的出现，这四国在变革后不久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放在首位的是失业保障。波兰的失业补助通常支付１８个月工资（企业倒闭时支付２４个月），而布拉格则只支付９个月（斯洛伐克与它类似）。失业补助金为纯工资的４０％到７０％，随失业时间的延长而减少。
同德国相比，这些国家的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险费非常高，捷克为工资总额的３３％，匈牙利为４９％；职工支付社会保险费最多的是捷克，为１２．５％。
在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搞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并非易事。东欧的所有改革国家社会政策的改革还处于孩童期。
波兰帕夫拉克总理领导的、现已不稳的左翼政府没有兑现的竞选诺言之一，是对卫生和教育事业以及对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改革。帕夫拉克的前任汉娜·苏霍茨卡已提交议会的一些法律草案被撤回了，还有一些被搁置在议会有关委员会的抽屉里。
在后共产主义波兰，过去留下的包袱太沉重，资金不足，并且在改革的头几年必然把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结构改革（如国有工业的私有化）放在前面。
看一下波兰一家医院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波兰的卫生部门特别困难。这里的状况比１９８９年变革时更差。虽然国家预算中规定资金的票面值增加了，但人均实际花费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１０美元减少到去年的将近８０美元。许多医院的技术设备相当于西方６０年代早期的水平。
实际上波兰的医疗卫生１００％由国家负责。国家不仅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出资者，而且社会保险的开支也由国家出。１９９５年国家预算的有关补贴占全部开支的将近２０％。波兰职工至今不缴社会保险费。而雇主必须把总工资的４８％上缴国家社会保险局。
根据法律，职工看病是免费的，但实际上一切费用（诊断、治疗、药物、手术、护理）都必须以某种形式支付。没有钱的人（如：领养老金的人）必须等候很长时间，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治疗。
教育方面，主要是小学和职业学校师资及教育设备不足。
波兰的劳动局和失业保险状况也好不了多少。除财政困难外，还有劳动介绍、继续教育和重新培训体制不发达的问题。劳动管理的电脑化刚起步。
看一下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失业统计可以知道，该集团内的四个改革国家中，波兰的情况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差不多，只有捷克的社会政策状况比较好。其他伙伴国的失业率都明显高于１５％，而捷克的失业率为约３％。可是，这四个国家却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化过程中。
鉴于这种社会贫困现象的出现，这四国在变革后不久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放在首位的是失业保障。波兰的失业补助通常支付１８个月工资（企业倒闭时支付２４个月），而布拉格则只支付９个月（斯洛伐克与它类似）。失业补助金为纯工资的４０％到７０％，随失业时间的延长而减少。
同德国相比，这些国家的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险费非常高，捷克为工资总额的３３％，匈牙利为４９％；职工支付社会保险费最多的是捷克，为１２．５％。
法国女农民要求男女有同等经营权
【法新社巴黎２月２８日电】题：法国女农民谋求独立身份
法国女农民平均比她们的丈夫小７岁。因此，当丈夫因退休或死亡而不再干活的时刻来临，她们就面临要为争取正式身份和一份收入而苦斗。
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所属的全国女农民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娜·皮埃泰女士最近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更何况农业人口正在老年化。
在８０万农业经营负责人中，有１５万是妇女。而在这８０万负责人中，有１／４的人年纪在６０岁以上。此外，二百万农业退休者中有５５％是妇女，她们的退休金平均每月只有２０００法郎。
皮埃泰女士认为，“今天，妇女们好像逃避农业，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独立职业身份”。她说：“女农民再也不愿只能通过她们的丈夫才得到农业经营权。在以共同经营者的身份进行经营方面，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一位给其丈夫当了一辈子助手的法国农民妇女竟然没有任何提前退休的权利。相反，如果她的丈夫决定提前退休了，她却不得在任何形式下继续工作。皮埃泰女士说：“人们干脆把我们解雇算了。”
在最近的农业现代化法的表决中，农民的妻子们没有能够争取到提前退休的独立自主权利。目前，提前退休金被定为一年３５０００法郎。这一金额还将要由法令执行会来加以改变，将会把基本提前退休金降低到一年３万法郎，如果土地是让给一个安家落户的青年人，就每公顷每年再给８５０法郎的奖金，而在其他情况下，每公顷就给１５０法郎奖金。
皮埃泰女士追述说，法国目前失去丈夫的退休女农民不下于５０万人，在制订农业现代化法时，她们理应争取到她们的收入稍有改善：在最初一段时间，每年增加２０００法郎，然后在５年之内逐年增加，最后达到每年增加６０００法郎。
法国女农民平均比她们的丈夫小７岁。因此，当丈夫因退休或死亡而不再干活的时刻来临，她们就面临要为争取正式身份和一份收入而苦斗。
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所属的全国女农民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娜·皮埃泰女士最近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更何况农业人口正在老年化。
在８０万农业经营负责人中，有１５万是妇女。而在这８０万负责人中，有１／４的人年纪在６０岁以上。此外，二百万农业退休者中有５５％是妇女，她们的退休金平均每月只有２０００法郎。
皮埃泰女士认为，“今天，妇女们好像逃避农业，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独立职业身份”。她说：“女农民再也不愿只能通过她们的丈夫才得到农业经营权。在以共同经营者的身份进行经营方面，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一位给其丈夫当了一辈子助手的法国农民妇女竟然没有任何提前退休的权利。相反，如果她的丈夫决定提前退休了，她却不得在任何形式下继续工作。皮埃泰女士说：“人们干脆把我们解雇算了。”
在最近的农业现代化法的表决中，农民的妻子们没有能够争取到提前退休的独立自主权利。目前，提前退休金被定为一年３５０００法郎。这一金额还将要由法令执行会来加以改变，将会把基本提前退休金降低到一年３万法郎，如果土地是让给一个安家落户的青年人，就每公顷每年再给８５０法郎的奖金，而在其他情况下，每公顷就给１５０法郎奖金。
皮埃泰女士追述说，法国目前失去丈夫的退休女农民不下于５０万人，在制订农业现代化法时，她们理应争取到她们的收入稍有改善：在最初一段时间，每年增加２０００法郎，然后在５年之内逐年增加，最后达到每年增加６０００法郎。
莫斯科街头剪影（四·完）
危害社会的毒瘤
在莫斯科生活，总会时时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大街上，头戴贝雷帽、身着迷彩服、肩挎冲锋枪的“阿蒙”队员三五成群地来往巡逻；入夜，尖利的警笛声经常把人从睡梦中惊醒；如果你去银行办事，警卫人员会拿着你的证件像“盯贼”一样地将你从头到脚仔细审视；而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商店、饭店都雇有专门的保卫人员。
同莫斯科的老人们聊天，他们常常抱怨现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诉说过去这里的治安如何如何的好。就连笔者的语言课老师也常不满地发牢骚：“从前人们半夜出去散步也绝没有问题，可现在天一黑人们不敢轻易出门了。”的确，打开莫斯科的报纸，有关凶杀、抢劫、盗窃案件的报道已成了家常便饭。据莫斯科一家民间调查所７月间的一次调查，竟有近６０％的被征询者称自己本人或其亲戚朋友曾遭遇过流氓歹徒的骚扰。无论是外国人还是莫斯科人，都被日益升级的犯罪活动害苦了。
莫斯科的犯罪分子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游荡于街头巷尾的流氓癞皮，他们的犯罪动机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其犯罪行为无非是一些“小偷小摸”、“小打小闹”。这些人常常在僻静地段袭击外地人和外国人，抢夺他们的钱财；有时则伺机撬锁入户盗窃居民的贵重物品。
第二类是以固定集市和街区为“据点”的犯罪团伙，它们主要从事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抢劫盗窃，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莫斯科近年出现了数十个形形色色的“自由市场”，据说在每个市场后面都“坐镇”着一个黑帮团伙。如主宰地铁《大学站》附近一个菜市场的就是个“阿塞拜疆帮”，另外还有什么“格鲁吉亚帮”、“车臣帮”等等。这些团伙不仅控制市场的价格，而且还以收取“保护费”的名义敲诈摊主的钱财。众多的外国公司在莫斯科面对的则是以街区划分势力范围的黑帮。
在这些集团中，盗车集团是祸害之一。他们能在几分钟内使汽车防盗装置失灵，然后将车开到秘密小工厂或拆卸、或重新喷漆、或更换车牌，再后便是把它们转手卖掉，整个一个“一条龙”作业。据俄罗斯内务部的资料，近五年俄罗斯盗车案增加了１．６倍，１９９３年达到近１６万起。
第三类是以大公司、大银行、大机构为依托或拥有大网络的黑社会集团，它们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可以无所不为，而且不择手段。俄罗斯许多政治家、金融家、企业主和新闻记者被暗杀，多数是它们所为。仅在去年就有两位国家杜马议员惨遭不幸，一段时间暗杀银行家就像一种流行病，几个月的时间竟有几十位银行家命归黄泉。据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目前活动着１５０多个大的黑社会集团，它们控制着３５％的商业银行、２０００多家国家企业以及新开商业网点的６０％。
（四·完）
在莫斯科生活，总会时时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大街上，头戴贝雷帽、身着迷彩服、肩挎冲锋枪的“阿蒙”队员三五成群地来往巡逻；入夜，尖利的警笛声经常把人从睡梦中惊醒；如果你去银行办事，警卫人员会拿着你的证件像“盯贼”一样地将你从头到脚仔细审视；而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商店、饭店都雇有专门的保卫人员。
同莫斯科的老人们聊天，他们常常抱怨现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诉说过去这里的治安如何如何的好。就连笔者的语言课老师也常不满地发牢骚：“从前人们半夜出去散步也绝没有问题，可现在天一黑人们不敢轻易出门了。”的确，打开莫斯科的报纸，有关凶杀、抢劫、盗窃案件的报道已成了家常便饭。据莫斯科一家民间调查所７月间的一次调查，竟有近６０％的被征询者称自己本人或其亲戚朋友曾遭遇过流氓歹徒的骚扰。无论是外国人还是莫斯科人，都被日益升级的犯罪活动害苦了。
莫斯科的犯罪分子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游荡于街头巷尾的流氓癞皮，他们的犯罪动机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其犯罪行为无非是一些“小偷小摸”、“小打小闹”。这些人常常在僻静地段袭击外地人和外国人，抢夺他们的钱财；有时则伺机撬锁入户盗窃居民的贵重物品。
第二类是以固定集市和街区为“据点”的犯罪团伙，它们主要从事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抢劫盗窃，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莫斯科近年出现了数十个形形色色的“自由市场”，据说在每个市场后面都“坐镇”着一个黑帮团伙。如主宰地铁《大学站》附近一个菜市场的就是个“阿塞拜疆帮”，另外还有什么“格鲁吉亚帮”、“车臣帮”等等。这些团伙不仅控制市场的价格，而且还以收取“保护费”的名义敲诈摊主的钱财。众多的外国公司在莫斯科面对的则是以街区划分势力范围的黑帮。
在这些集团中，盗车集团是祸害之一。他们能在几分钟内使汽车防盗装置失灵，然后将车开到秘密小工厂或拆卸、或重新喷漆、或更换车牌，再后便是把它们转手卖掉，整个一个“一条龙”作业。据俄罗斯内务部的资料，近五年俄罗斯盗车案增加了１．６倍，１９９３年达到近１６万起。
第三类是以大公司、大银行、大机构为依托或拥有大网络的黑社会集团，它们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可以无所不为，而且不择手段。俄罗斯许多政治家、金融家、企业主和新闻记者被暗杀，多数是它们所为。仅在去年就有两位国家杜马议员惨遭不幸，一段时间暗杀银行家就像一种流行病，几个月的时间竟有几十位银行家命归黄泉。据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目前活动着１５０多个大的黑社会集团，它们控制着３５％的商业银行、２０００多家国家企业以及新开商业网点的６０％。
（四·完）
韩国陷入「孤儿输出国」窘境
【韩国《中央日报》３月８日文章】题：哥本哈根—汉城
“世界最大的孤儿输出国主办奥运会。”这是１９８８年奥运会被确定在汉城召开时一家西方舆论刊登的文章的标题，这虽然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从内容来看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时间已经过去７年，但是这种情况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虽然我国代表团是带着成长起来的经济强国的自豪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但我们输出的孤儿也正是从同一机场走下飞机的。
去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世界第１５位，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１万美元的时代也已经为期不远，明年就要加入经济发达国家云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了。但是这一经济强国却依然背着孤儿输出国的“污名”。
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在“开发独裁时代”所造就的福利的迷信还广泛、深入地存在着。其一就是为了使经济获得增长而把福利向后拖；其二，如果经济获得增长，福利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第三，从发达国家的福利财政危机和福利病来看，福利是绝对不能着急的事情。
虽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１５位，但是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则名列世界第７０位，在这种情况下担心什么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福利病就如同没有家的乞丐担心房子着火一样。
最近我们社会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家竞争力”、“世界化”、“国际化”，似乎经济逻辑和竞争逻辑成了判断一切的标准了。而这与其说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还不如说更有可能在社会上推广弱肉强食的逻辑，而且还有可能在国际上产生矛盾。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新的矛盾。
“世界最大的孤儿输出国主办奥运会。”这是１９８８年奥运会被确定在汉城召开时一家西方舆论刊登的文章的标题，这虽然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从内容来看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时间已经过去７年，但是这种情况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虽然我国代表团是带着成长起来的经济强国的自豪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但我们输出的孤儿也正是从同一机场走下飞机的。
去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世界第１５位，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１万美元的时代也已经为期不远，明年就要加入经济发达国家云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了。但是这一经济强国却依然背着孤儿输出国的“污名”。
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在“开发独裁时代”所造就的福利的迷信还广泛、深入地存在着。其一就是为了使经济获得增长而把福利向后拖；其二，如果经济获得增长，福利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第三，从发达国家的福利财政危机和福利病来看，福利是绝对不能着急的事情。
虽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１５位，但是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则名列世界第７０位，在这种情况下担心什么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福利病就如同没有家的乞丐担心房子着火一样。
最近我们社会强调得更多的是“国家竞争力”、“世界化”、“国际化”，似乎经济逻辑和竞争逻辑成了判断一切的标准了。而这与其说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还不如说更有可能在社会上推广弱肉强食的逻辑，而且还有可能在国际上产生矛盾。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