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主要内容

Reference News

1986 年 2 月 21 日 · 第 2 版

本页目录(6 篇)

中国肯定会将改革进行到底

【南斯拉夫《经济政策》一月二十日文章】题:中国——市场的挑战(作者米·米特罗维奇)
    中国改革思想的创始人邓小平再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名人。邓小平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许多次改革中,只有他的国家是唯一使人们日益相信肯定将会进行到底的一次改革。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没有作为战利品占据全部党政最高职务的人。为了使拥有四百三十万人的军队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以自己的威望使军队进行了改革并得到加强。这证明了他的胆识而不是政治手段。他号召削减军费,以使经济更能站得住脚,之后再向现代化的有效率的军队提供资金。这种主张是易为人接受的。
    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仅仅五年之内,农村即从饥饿和贫困的边缘一变而成为一切继续变革的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农民的平均收入从一百三十三元增至三百五十五元。农村富起来了。
    中国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从粮食进口国变为粮食出口国。农村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出现了大量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凡是通过合理方式成功地种植作物和养殖牲畜的人显然都受到了社会的支持。
    中国领导人已意识到金融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委派陈慕华去领导中国人民银行。
    政治家们希望银行在支持放开物价政策过程中发挥关键的宏观经济控制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就应该成为可以帮助政府去发挥地方经济自主性而不致害怕造成财政混乱和通货膨胀的强大监督机构。

提供用武之地 发挥留学生的才能

【纽约《北美日报》一月二十七日社论】题:人才流失与人才过多
    中国现在显然缺少高精尖的人才,所以才派出大批留学人员及年轻留学生,希望他们学成回国填补人才的欠缺。
    其实中国的“人才缺少”只是一种宏观现象。在微观的层次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人员编额都已超过规定。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人才”过多,而是“人员”过多。“冗员”应让贤来安插国外回来的真“人才”。这也言之成理,但是国外回去的会是怎样的“人才”呢?
    以科技的领域而言,留学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搞理论工作的,一类是搞实验工作的。搞理论工作的,基本上就是纸上谈兵。如果他能进入国外第一流的大学,从名师学习,几年下来,学问确会精进。可是究竟会比国内的理论工作者高明多少,至少国内的学者是不会十分心悦诚服甘拜下风的。如果他只在国外的二三流大学学习,那么这学位的份量,即使客观地来衡量,真也未必胜过国内大学的学位。
    如果他是搞实验工作的,几年之后,他的确多半会学到一套国内学不到的本领。可惜这套本领他只能在国外,靠国外的优越仪器设备才得施展。如果国内的机构没有相应的仪器设备,他回国后就全无用武之处。要他就国内的现实条件“土法上马”,恐还不如一直在国内的同僚。
    所以要补救宏观上的“人才缺少”,想要吸收国外的人才回国,不但要在工作及生活安排上给予方便,也需要在国内建立相应的工作环境,方能使这些人才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从另一角度看,派遣留学生出国,其学习的目标及内容应该配合将来回国以后他们所能企望具有的仪器设备及其他工作条件。盲目的派遣,对中国而言,就会造成浪费。说到“中国知识分子太多”,这又是一种微观现象。就宏观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少。无论以大学毕业或者中学毕业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中国知识分子的比例都远比西方的先进国家为少。在中国,因为有“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等传统,一般知识分子的眼睛只朝着“干部”(做官)、“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这些方向看,不肯到其他领域去“屈就”,因此就这些狭窄的微观范围看来,知识分子就显得太多了。
    看来要解决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矛盾,最终还得用“物质”方式来解决,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不改善,就很难大批的吸引已经半流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物质待遇不提高,也很难引导知识分子去做中小学教师,虽然那还是知识分子的“本份”工作,更毋论到边疆、到内地、到农村的“广阔的天地”了。

中国将同加拿大合拍白求恩故事片

最近,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在蒙特利尔与加拿大国际影业公司原则上达成协议,共同摄制故事片《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
    这部影片将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拍摄。中国方面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合作事宜,包括提供演员、技术及后勤等。
    据估计,可在今年九月开拍。
    电影剧本是由加拿大著名作家泰德·阿伦编写的。阿伦今年七十岁,是白求恩生前好友。
    这是一部传记体故事片,描写了白求恩从青年时代到逝世的经历,不仅包括他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的活动,而且包括他的恋爱生活及思想变化。
    主人公白求恩由加拿大电影演员唐纳德·萨瑟兰扮演,导演是特德·科切夫。
    这部故事片还将制成电视连续剧,由加拿大广播公司播放。
    (本报特约记者熊昌义发自渥太华)

台湾“外交部”──“百年老店”(下)

“非洲帮”也能谋个外放缺在外交部目前也还能自立门户的是所谓“非洲帮”,当然,“非洲帮”跟“韩国帮”比起来,实在是“小巫”与“大巫”之别。不过他们在资深次长关镛的卵翼之下,多少也有相当而适当的出路。
    像原来任总务司副司长的韩知义,便是由于关镛在上面拉拔了一把,便能够荣任驻希腊代表。虽然由馆员到馆长全部不过三个人,但韩知义仍然是个馆长呀。
    一做馆长就有车子、房子,月支待遇美金三千元以上,比在台北干个副司长好多了。
    还有一个钱刚镡也是“非洲帮”的人员之一,刚升专门委员不久,还没有做过副司长,便因为有关镛进言,立即就外放到美国的亚特兰大做办事处的副处长去了!外面八十多个馆养了多少人根据粗略的统计,目前外交部连像希腊、塞浦路斯等小馆在内,共有外馆八十几个,有多少人可以派,多少人要养,外交经费逐年增加,其中不知有多少是用在那些根本毫无必要的小馆上?
    像前述的希腊馆,几乎终年无所事事。塞浦路斯跟我们一点生意上的往来都没有,也没有半个侨民,可是为着撑场面也设了一个馆,这种馆又有什么必要?
    还有,我们在西班牙也有馆,可是西班牙跟我们往来极少,这个馆也是“聋子的耳朵”——配件。
    在欧洲的馆,除了教廷、西德、奥国的馆还多少有点事情可做以外,其他馆均系无所事事。
    此外,在中东的巴林等也设馆,但派不上用场。在加勒比海地区,更多的是一人馆或二人馆,谈作用似乎毫无,撑场面、凑馆数,大有用场。外交经费年年增加,这些一人馆、二人馆便占用了不少。多位驻节已暮年驻外人员良莠不齐。同样严重使得外交业务无法推动的是一些驻外人员的老朽,实在到了应该搬搬位的时候了!
    出使南非的杨西昆,高龄已逾七十有几,在冲劲上,在作为上又哪里能够与四五十岁的人相比?驻教廷的周书楷,虽然是老外交官,但是老态毕露,讲话连一点头绪都没有,自然更谈不上内容。他的表现真使人怀疑,当年他怎么样领导外交部的?又怎么样领导我国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中,打那最后一仗的?像周大使请他休患应该对他是种礼遇,让他留在位子上,是种痛苦,是受罪,值得当局慎加考虑。
    驻韩大使薛毓麒也已将届七十或已届七十。当局在适当时期应也可考虑换换人了!驻西德的沈錡,也已七十高龄,如果一直让他留在原地踏步踏,后面的人又如何能够前进呢?顾问顾而不问浪费国家公币外馆人员的老迈和不称职,固然是重大缺点,可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公币的浪费,更是外交事务中绝不可原谅的事。最显著的例子是驻美办事处中,有几位出任顾问,但根本是在领乾薪。他们是:沈昌焕的弟弟沈昌瑞、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以及曾任驻美参事的陶启湘。尽人皆知,沈昌瑞本来有自己的事情做,但还要在驻美办事处领一份月薪在二千多元的顾问薪津,而又根本不上班办公,岂非是糜费了国家的经费?
    孔令侃在德州有堡垒式的巨型别墅,有直升机、游艇,又有庞大的贸易企业,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还要任用他为顾问,月支薪二千多元?人才浪费素质欠佳在外交部内,部分人力的浪费及某些人员素质的欠佳,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在欧洲司内,过去一个科员可以管两三个国家的业务,现在是“有事大家做”,一个人管一个国家的事,还有人没有国家管,实在是一种人力上的浪费。又如某一副司长,因为会拍马屁,以前搭上了中央某大员,所以在外交部参加甲种特考后便立即出任副司长,问题是,他的甲种特考不知是怎么通过的。
    人力的浪费、人员的多余,还有一个例证可以为凭。目前在外交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有一间专门是供外馆回部办事的人员摆办公桌用的——因为办公桌经常是空的,只有桌子没有人。(下)

亚行会员投票通过中国亚行

【中央社马尼拉二月十八日电】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完成中共人会案的投票表决。
    亚银当局要求各会员国提出意见的截止日期是二月十七日。各会员国均以电报向亚银总部表示意见。目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国同意中共人会。中华民国投票反对。
    亚银总部近日内将把投票结果,正式通知中共。
    【本报讯】台湾《中国时报》二月十九日报道,台湾当局已初步决定不参加今年四月份在马尼拉举行的亚行理事会年会,因为亚行极可能采取对台湾会籍不利的措施。
    《台湾新生报》说:台湾不接受改名,也不出席亚行年会,以此作为抗议;但不主动声明退出亚行。

港台报纸和合众社评蒋孝武到新加坡任职

【本报讯】《香港商报》、台湾《联合报》和合众国际社二月十九日就蒋孝武到新加坡任职发表评论。
    《香港商报》认为,蒋经国派蒋孝武去新加坡是为了培植蒋孝武的“治国”能力和声望。蒋孝武前一阶段已同台湾情治系统和军队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为今后控制特务和军队作好了准备,但还缺乏“治国”安民所必需的经济韬略和知识。新加坡同台湾经济往来密切,再加上新加坡最近为了应付西方经济衰退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蒋孝武去那里能够打开视野,吸取处理国际贸易和经济的经验。文章还说,“中国和台湾都在新加坡派驻了商务办事处,李光耀又是国共双方都信得过的中间人物,再加上新加坡新闻管制甚严,消息不易外露,一旦国共要和谈,很可能首先在新加坡进行秘密接触,蒋孝武便可以在新加坡建功立业,获得蒋经国为他留下的这份不可估量的丰厚政治遗产。”
    台湾《联合报》则说,蒋经国之所以外放蒋孝武是为了消除海内外人士认为蒋孝武将接替他当选下一任台湾总统的猜测。蒋经国去年曾两次发表重要谈话,表示蒋氏家属不会也不能出来竞选下一任总统。他这次派蒋孝武出使新加坡就是想用具体行动来表明,他说的话是算数的。另外,蒋孝武于此时外放任职,也可借此摆脱社会上对他的注意,平息他与江南命案有牵连的流言。
    合众社说,台湾派蒋孝武去新加坡是为了对付共产党中国在新加坡日益增长的贸易利益和政治影响。文章援引新加坡贸易官员的话说,近年来,中国同新加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之间的贸易也日益增长,台湾对此十分担忧,便决定派蒋孝武去新加坡与大陆“打一场贸易战”,以便“夺回它在新加坡失去的地盘”。此外,蒋孝武出使新加坡还有其政治目的,即设法阻止进一步发展同大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