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21日 · 第9版

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董伟

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傍晚，哈尔滨青年宫楼前，两片近４００平方米、生长了３４年的白丁香树丛被非法砍伐，引起了一场轰动全市的“白丁香风波”。

白丁香何以牵动万人心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日，黑龙江《生活报》新闻热线接到群众电话，称青年宫楼前的白丁香被人在夜幕中砍光。因为丁香花是哈尔滨的市花，被毁花丛又在松花江沿岸风景线上，所以记者立即赴现场采访。

青年宫楼前只剩光秃秃的空地和碗口粗的树桩，一些丁香花残骸被扔在青年宫后院。

毁树者、凤凰园火锅王业主说：“我们不知是珍贵的白丁香，以为是柳树毛子。我们都是经商的，不懂园林法规；另外，这些树也长得不好看。”

青年宫主任张玉琦说：“我们和凤凰园火锅王是合作关系，他们把树砍了，我们没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明我们缺乏绿化意识和法制观念。”

团市委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是想换成高质量的绿地。但没向有关部门报批是不对的。”

记者就此问市绿化管理处处长高淑兰：“如果青年宫申报砍伐此树丛，更换新绿地，能否批准？”高处长说：“无论从市花的保护，还是从这两片白丁香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考虑，都不会批准的。”

１２月１日，哈尔滨市绿化管理部门提出处理意见：立即恢复绿地，严处有关责任者。

１２月８日，黑龙江《生活报》头版以“生长了３４年的白丁香树丛没了”为题进行了公开报道，旋即在哈尔滨市引起轩然大波。

哈尔滨人每年春天闻不到扑鼻的丁香花香，就会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况且，被砍的是两片不寻常的丁香树。

１９５８年，满怀激情的哈尔滨青年，掀起了一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义务劳动热潮，来营造青年自己的活动场所——青年宫。当时，许多青年省下伙食费，还有的学生收集旧手套拆线卖出几毛钱捐献，每逢节假日，都来平整土地、栽种花草，终于在１９６１年完成了这座造型美观的建筑，并由朱德同志题字：“哈尔滨青年宫”。当年参加过义务劳动的老同志说：“砍树犹如砍我们的心！”

当年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同志的秘书卢昌宏回忆说：“当时是任书记让我帮助联系把３０棵最好的白丁香调到青年宫，由青年学生和工厂、机关的团员一起栽种的。如今这两片树木被毁，实在令人惋惜。”

一位退休干部在信中写道：当年修建青年宫是我们向孩子们讲述传统的好素材。

白丁香强化了环境意识

“白丁香事件”引起哈尔滨市各级领导的极大重视。１０日下午，市政府在青年宫召开公开处理白丁香被砍事件现场会。会上，道里区市政局根据《哈尔滨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对青年宫作出处罚决定：责令青年宫５日内交纳“砍伐树木赔偿费”１．０８万元，并罚款３．２４万元；要求其立即恢复被毁坏的绿地；在报纸上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建议团市委给予直接责任者以行政处分。副市长陈云来在会上说，青年宫乱砍滥伐树木是一起严重违反《国家城市绿化条例》和《哈尔滨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的事件，要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对破坏公共设施和园林绿化行为，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

当天晚上，哈尔滨青年宫和凤凰园火锅王的人员就在毁林处栽了１２棵松树，并表示明年栽些更好的树。

第二天，青年宫向道里区市政局交了赔偿费和罚款。

１２月下旬，团市委给予青年宫主任张玉琦和另一名责任者以行政警告处分。

“白丁香风波”告一段落，但却留给人们更多的思索。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白丁香事件”的余波依然未了，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

一些公司表示，无论出多少钱都要恢复青年宫前白丁香丛的本来面目。

几位中学生来信倡议全市青年像父辈那样义务劳动，再奉献两片白丁香。

青年宫主任张玉琦说：“如果我们不出租房子，就不会出现砍树的事。”张玉琦也有苦衷：青年宫１７０多名职工（含离退休７０余人），每年经费不足４０万，“开工资和取暖都不够用”。于是，青年宫开始出租房子。现在，３层楼的一半都已出租了，它带给了青年宫可观的收入，也带来了这次无法弥补的遗憾。

白丁香风波已经平息，人们在思索的同时，也心存忧虑。哈尔滨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李德滨说：“青年宫前的白丁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它物化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标志。”

６０年代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绿化管理处处长高淑兰说，人们普遍缺乏环境意识，砍白丁香这样的事，１９９４年哈尔滨发生３０起，毁绿地２３７９平方米。这次新闻界报道，是一次环境意识的普及和教育。（附图片）

堆放在团市委院内的白丁香残枝。王丰摄

青年宫前新补栽的松树。王丰摄

公仆谈心录

本报记者刘鲜日新华社记者林飞

王建平生于１９５４年８月，浙江绍兴人。当过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现任永康市委副书记、永康市市长。

这几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原因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逐步缩小这种差距？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８０％以上的农业大市的市长，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从根上说，还是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永康是个“百工之乡”，工匠、手艺人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他们不敢致富；改革开放时期，他们又心存顾虑。我决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农村私营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１９９２年，我市的个体私营企业已有近万家，但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多，管理能力低，产品档次低。我们提出了“永康的希望在农村，农村的希望在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希望在于大力提高个体私营企业的素质”的思路。接着为全市的个体私营老板鼓气，号召他们破除“小富即安”的旧观念，敢当大业主，大胆扩大再生产。与此同时，还鼓励机关干部理直气壮地到个体私营企业去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然而，新问题又出现了，不少个体私营企业的厂长向我要政策，我们感到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市里立即推出专门文件，提出了人才优惠，用地优惠，信贷、税收优惠，服务优先的措施，鼓励广大农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接着是提高企业的素质、上规模和上档次的问题。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工作，一是引外资，搞“合资”；二是鼓励和支持他们租赁、兼并和购买小企业；三是帮助一批个体私营企业与大企业挂钩和联营。现在，我市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已占到企业总数的１／３。

说实话，农民手里有钱了，我这个当市长的心里才踏实。（附图片）

记者见闻录

本报记者刘杰王启明

改革开放以来，合肥敞开胸怀，诚恳而热情地迎接着四海宾朋，被客商们誉为“投资兴业的好去处”。

不久前，台湾某著名实业家应四川省及武汉市的邀请，率团入川进汉考察。正当他乘“明珠号”游艇作三峡之旅时，不料，一行人从岳阳上得船来，并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他们的领头人正是合肥市市长钟咏三。

钟咏三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实业家。去年，这位实业家连续三次率日本、台湾工商团体来合肥考察项目，洽谈生意。随后，钟咏三出访日本，实业家还专程赶去陪同，积极促成合肥矿机厂与日立建机株式会社的合资项目，并参股经营。他还在台湾几家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向海外介绍合肥。

１９９３年初，港商李兆峰来合肥洽谈合资项目时，市长立即与他会面。谈吐中，年轻气盛的李兆峰表露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这正合市长的心意。市长带他看合肥的硬件，又向他介绍优惠政策，把合资项目从一个扩展到１７个，投资总额达３亿美元，将在合肥建成世界最大最集中的新型建材基地。

在合肥，市领导和企业家携手招商引资抓项目，成了合肥加快开放的一大秘诀。

今年７月，合肥市在新加坡招商，得知佳元公司想在合肥的合资项目上扩大规模，而中方一时难以筹集大笔资金。市里几位领导当即拍板：调整投资比例，争取更多的外资。这一举措使佳元公司增强了在合肥投资信心。最近，双方又在电缆、水泥、涤纶丝等项目达成了广泛的合作。

最近，合肥市又出新招：成立外资企业办公室，专管外资引进后有关合资企业的服务工作，发挥协调功能；聘请有影响的外商大老板、著名学者当市府经济、城市规划顾问。

记者在采访中还听到两个有趣的故事：其一，市属安徽饲料厂３年前从意大利引进了全套新设备，可效益不佳，结果成了大包袱。后来，这个厂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采用了先进的管理办法。饲料厂立即现出生机，年产饲料由原来的８０００吨猛增到８万吨，产品供不应求。眼下还要再建两座年产饲料１８万吨的新厂，并兴建年产肉种鸡１２００万只的养殖场。其二，市木材厂１９８３年就引进了新设备，但８年投不了产。厂里一名职工跑到深圳“光大”去打工，引来“光大”与其合资经营，这名职工回来当了厂长，很快使这个厂成了国内胶合板生产基地。

近年来，合肥市特别注重拿较好的企业与外商合作，以形成规模效益并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美菱、荣事达、芳草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在与意、日、法、美等国著名企业联手之后，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各项经济指标，都雄踞全国同行业前茅。据统计，全市６４家大中型企业中，已有４７家与外商有合作项目。目前，国际上一些著名大公司雷神、三洋、日立、梅罗尼、正大等都主动把投资的目光投向合肥，合肥成了他们投资的新热点。

消雷，还是引“雷”？

——对湛江一起严重涉嫌侵权、诈骗案的调查

本报记者郑德刚

雷州半岛因雷多而名。在这块有１．２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年四季随时随地均有可能出现雷击，尤以４月至９月为最，每年因雷击而造成的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

一

防雷设施在湛江各地极有市场，各地经销商和生产者竞相角逐雷州半岛。在这场市场争夺战中，湛江消雷技术开发部（后改名为湛江消雷技术部）引起的一段公案，给谈雷色变的湛江人又平添了几分不安。

去年１２月的一天，北京爱劳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劳公司）广州办事处一位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称湛江消雷技术开发部（以下简称消雷技术部）主任马平，在根据国家有关部委文件和合同推广其产品“半导体少长针消雷器”时，有严重侵权行为，给用户造成重大事故隐患。

接此电话后，记者即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赶到湛江核实此事。到了湛江才知，此事不仅早已在整个雷州半岛被“炒”得沸沸扬扬，而且波及到几个省市。

爱劳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该公司推出的“半导体少长针消雷器”，是由我国著名防雷专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教授解广润历经十余年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并已先后获得中国和美国的专利权。国家科委、公安部、建设部、原轻工业部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等有关部门已先后在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向全国有关单位推广使用这一成果。

１９９３年３月，爱劳公司代表吴民富就委托消雷技术部在湛江及附近地区销售“半导体少长针消雷器”一事，与马平达成协议。马平拿到爱劳公司“半导体少长针消雷器”的技术资料和国家各有关部委的推广文件后，却四处推销他自己的“同步感应消雷器”。

有国家各部委的推广文件，一般用户当然深信不疑。也有细心的用户，发现马平所提供的消雷器与推广文件中的名称不符，便问。马平则答曰：“同步感应消雷器是在‘半导体少长针消雷器’基础上改进的，性能更好，国家部委文件所推广的就是‘同步感应消雷器’。”如此一讲，用户顿觉释然，于是一份份合同、一张张支票便成了马平的囊中之物。

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４年，马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获得“中国爱迪生杯银奖”、“当代专利、科技成果转让博览会金奖”、“广东省先进民营科技企业”以及湛江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湛江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就在马平春风得意之时，一份份投诉信纷纷寄到湛江市有关部门，称安了马平的消雷器后，不仅消不了雷，反而还招雷，有的单位未安装这种消雷器，多年无事，安了却被雷打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此事一经传播，立即满城风雨，一些重点防火、防爆部门更是惊恐不安。

二

１９９４年９月，雷州半岛首届防雷工作会议在湛江召开。就在这次会议上，湛江市防雷设施检测所副所长杜建德就各单位的反映以及他们对一些单位的调查情况，向与会者作了通报。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南方日报》一版刊登了该报驻湛江记者的一篇报道《消雷不成反招雷用户花钱买危险——湛江消雷技术开发部偷梁换柱谋取暴利》。此稿对马平和众用户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旱天雷”！

此事一经披露，引起湛江市领导部门的重视，马上责成市科委、市技术监督局、劳动局、气象局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组成调查组。

调查中发现，１１家装有“同步感应消雷器”的单位里有５家遭受过雷击。这些遭雷击的单位中，不少是相当重要的要害部门或重点防火单位。在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湛江分公司的指挥塔楼前，几位管理人员忧虑地说，１９９４年４月这里安装了这种消雷器后，几次遭雷击，烧坏的各种电器、通讯设备上万元，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果在雷雨天这里的导航设备因遭雷击而中断同机上的联络，后果不堪设想。”交通部湛江海上安全监督局湛江航标区硇州指向标站在两年间使用这种消雷器，已经先后两次遭到雷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严重影响了工作，其中１９９４年６月的一次雷击最为严重。记者在硇州岛了解情况时，硇州指向标站站长对记者说，６月份的那次雷击实在吓人，控制室内的设备几乎都被打坏，连那个消雷器也被击毁，幸亏当时室内没人，否则非出人命不可。仅这一次事故，就造成设备停止工作达３８４个小时。

记者在湛江期间，还先后到了一些重点防火、防爆单位和重要国防设施了解情况，看到的是一片片令人震惊的隐患和险情。

三

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查出的问题也越发惊人。大量证据表明，“同步感应消雷器”实际上未经任何技术试验、没有产品质量认证、没有生产许可证，马平手中拿的唯一一份“试验报告”，竟是广西大学“ＤＫ消雷器”模拟试验报告，他换上自己的封面后，又把里面涉及到的名称全部改为“同步感应消雷器”，然后加以复印。一份“安全保证”的文件上，盖有“湛江市劳动安全卫生监测站”公章。但据市劳动局劳动安全卫生监测站站长黄寒向记者证实，这样的公章他们两年来只盖过４个，而现在仅已发现的公章，就达上百个之多。不仅如此，马平还主动向用户出示他同湛江市某保险公司就这种产品的保险而签订的协议。岂不知，这份保险也是假的！保险公司公开声明，称此保险根本无效。

鉴于马平在推销其产品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手段和大量侵权、欺诈事实，湛江市政府已撤消了马平所获的科技进步奖并追回奖金。调查组已向市政府建议，依法追究湛江市消雷技术开发部的法律责任。湛江市副市长陈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定要排除人为干扰，把问题弄清楚，该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责，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就追究，绝不能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儿戏！（附图片）

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①机场指挥塔楼；

②易燃易爆品库；

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塔灯；

④硇州岛指向站上的避雷针。

郑德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