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6 篇）
美国“笑面窃贼”增多
【美国《纽约时报》12月19日报道】题：好心人的手可能正伸进你的口袋（记者 雅各布·弗里斯）
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一位先生正探身栏杆外欣赏一棵80英尺高的云杉。突然他发现一点芥末酱落到了自己肩膀上，然后一位陌生的女士出现在身旁，帮他擦拭干净并祝他假日愉快。
下一次可能是一个纽约居民放下自己手里的事，指引一名外地人回到他的旅店；或者是一个过路人决定帮助汽车抛锚的司机更换轮胎。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9·11”事件之后团结起来的纽约市民表现出的友好，但是事实上，这些看似单纯的善意举动，都是狡猾窃贼设下的圈套。
一些警员说，自从“9·11”事件以来，扒手利用遍布整个城市的善意，在纽约人最脆弱的时期施展各种诡计行窃。警员们还警告说，这种情况可能随着假日的到来而更加严重。
扒窃历来是纽约街头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由于打击力度的加强，犯罪率下降了，许多业余扒手也被迫洗手不干了，但是坚持下来的扒手则变得愈发老奸巨猾了。
随着纽约市民团结意识的复兴和假日的临近，窃贼们可能发现曼哈顿中心的行窃目标比时代广场的灯还要多。他们往往联合行动，通过恳切求助或热心帮忙使没有戒心的路人陷入圈套。
警员们说，尽管扒手们的作案方式改变了，但是实质并没有变化。现在，扒手可能简单地通过赞美受害者的爱国胸针，或询问他们的棒球帽是在哪里买到的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警员们还指出，与此同时，一些近年来已经不太灵光的旧花招又开始奏效了。例如，“鸽粪伎俩”———扒手把一点污物喷到某人的衬衫上，然后告诉这个人他的衣服脏了并替他擦干净，在这个过程中行窃———已经使得无数人痛失钱包。
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一位先生正探身栏杆外欣赏一棵80英尺高的云杉。突然他发现一点芥末酱落到了自己肩膀上，然后一位陌生的女士出现在身旁，帮他擦拭干净并祝他假日愉快。
下一次可能是一个纽约居民放下自己手里的事，指引一名外地人回到他的旅店；或者是一个过路人决定帮助汽车抛锚的司机更换轮胎。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9·11”事件之后团结起来的纽约市民表现出的友好，但是事实上，这些看似单纯的善意举动，都是狡猾窃贼设下的圈套。
一些警员说，自从“9·11”事件以来，扒手利用遍布整个城市的善意，在纽约人最脆弱的时期施展各种诡计行窃。警员们还警告说，这种情况可能随着假日的到来而更加严重。
扒窃历来是纽约街头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由于打击力度的加强，犯罪率下降了，许多业余扒手也被迫洗手不干了，但是坚持下来的扒手则变得愈发老奸巨猾了。
随着纽约市民团结意识的复兴和假日的临近，窃贼们可能发现曼哈顿中心的行窃目标比时代广场的灯还要多。他们往往联合行动，通过恳切求助或热心帮忙使没有戒心的路人陷入圈套。
警员们说，尽管扒手们的作案方式改变了，但是实质并没有变化。现在，扒手可能简单地通过赞美受害者的爱国胸针，或询问他们的棒球帽是在哪里买到的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警员们还指出，与此同时，一些近年来已经不太灵光的旧花招又开始奏效了。例如，“鸽粪伎俩”———扒手把一点污物喷到某人的衬衫上，然后告诉这个人他的衣服脏了并替他擦干净，在这个过程中行窃———已经使得无数人痛失钱包。
图片新闻
比利时一男子在头上理出“欧元”形象，以示对欧洲实行统一货币的支持。（法新社）
欧元太“小”？
【埃菲社罗马1月3日电】欧元开始流通以后，意大利的服务员抱怨他们从顾客那里得到的欧元小费远远低于原来得到的里拉小费。
此间媒体今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顾客点一杯价格为0·77欧元（1500里拉）的浓咖啡后，会把剩下的0·03欧元作为给服务员的小费，而许多服务员认为，这么少的小费是对他们的“侮辱”。
意大利佛罗伦萨帕什科夫斯基咖啡厅的一位服务员抱怨说，一些老顾客对小面值的欧元硬币很不耐烦，于是把它们作为小费。欧元流通后，一些小面值硬币随之出现。这位服务员说：“我们以前得到的小费至少是500里拉（0·25欧元），是现在的10倍。”
一些酒吧的服务员已经开始把顾客留在餐桌或吧台上的以分计算的欧元小费还给他们，以提醒这些“慷慨”的顾客。
自从有了1000里拉（0·5欧元）的纸币后，意大利人一直不习惯使用硬币。因此，很难让他们习惯以分计算的欧元硬币。在意大利，不只是服务员对欧元抱怨不已，一些运钞公司的职员也对现在沉重的运钞袋牢骚满腹。
此间媒体今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顾客点一杯价格为0·77欧元（1500里拉）的浓咖啡后，会把剩下的0·03欧元作为给服务员的小费，而许多服务员认为，这么少的小费是对他们的“侮辱”。
意大利佛罗伦萨帕什科夫斯基咖啡厅的一位服务员抱怨说，一些老顾客对小面值的欧元硬币很不耐烦，于是把它们作为小费。欧元流通后，一些小面值硬币随之出现。这位服务员说：“我们以前得到的小费至少是500里拉（0·25欧元），是现在的10倍。”
一些酒吧的服务员已经开始把顾客留在餐桌或吧台上的以分计算的欧元小费还给他们，以提醒这些“慷慨”的顾客。
自从有了1000里拉（0·5欧元）的纸币后，意大利人一直不习惯使用硬币。因此，很难让他们习惯以分计算的欧元硬币。在意大利，不只是服务员对欧元抱怨不已，一些运钞公司的职员也对现在沉重的运钞袋牢骚满腹。
幸福如何衡量？
【英国《金融时报》12月20日文章】题：幸福令人向往而又难以衡量（作者 塞缪尔·布里坦）
你幸福吗？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思考过久，你便会感觉不幸福。因此，幸福似乎只有在不经意间才会得到。
但这一传统观点近来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幸福是可以衡量的，至少从相对的角度而言是这样，而且这些衡量标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经济学家通过对民意调查的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并激动地称之为“令人震惊的新发现”。瑞士的两名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和阿卢瓦·施蒂策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尽管民意调查也不失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工具，但对所谓的幸福研究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仍有疑问，因为这一研究一般是基于诸如“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相当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这样的问题上。
国别对比的结果更是怪诞。奥地利被评为最不幸福的西方国家（幸福指数为6·51），而丹麦则是最幸福的国家（幸福指数为8·16），尼日利亚的指数甚至要高于奥地利。
除去这些极端的例子，研究认为，幸福确实因收入而异，但是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变化关系就不明显了。贫穷国家的居民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幸福，在发达国家，富裕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要高于相对贫穷的同胞。然而，在富有国家，平均收入的增加并不能明显地增强幸福感。美国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候是在60年代末———尽管随后几十年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很多。
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结果当作平等主义的一大论据。如果在一定收入范围内人们的幸福感反映他们的相对地位，那为什么不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使中层和底层阶级不再觉得“相对贫困”？据调查，还没有人认为，中等阶层“剥夺”富有阶层的所得能抵消他们自尊心的丧失。
你幸福吗？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思考过久，你便会感觉不幸福。因此，幸福似乎只有在不经意间才会得到。
但这一传统观点近来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幸福是可以衡量的，至少从相对的角度而言是这样，而且这些衡量标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经济学家通过对民意调查的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并激动地称之为“令人震惊的新发现”。瑞士的两名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和阿卢瓦·施蒂策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尽管民意调查也不失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工具，但对所谓的幸福研究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仍有疑问，因为这一研究一般是基于诸如“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相当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这样的问题上。
国别对比的结果更是怪诞。奥地利被评为最不幸福的西方国家（幸福指数为6·51），而丹麦则是最幸福的国家（幸福指数为8·16），尼日利亚的指数甚至要高于奥地利。
除去这些极端的例子，研究认为，幸福确实因收入而异，但是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变化关系就不明显了。贫穷国家的居民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幸福，在发达国家，富裕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要高于相对贫穷的同胞。然而，在富有国家，平均收入的增加并不能明显地增强幸福感。美国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候是在60年代末———尽管随后几十年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很多。
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结果当作平等主义的一大论据。如果在一定收入范围内人们的幸福感反映他们的相对地位，那为什么不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使中层和底层阶级不再觉得“相对贫困”？据调查，还没有人认为，中等阶层“剥夺”富有阶层的所得能抵消他们自尊心的丧失。
“西方社会异化而自私”
【《印度时报》12月9日文章】题：加拿大导演说，西方社会异化而自私（作者 米纳克什·谢德）
加拿大导演布鲁斯·斯潘格勒的首部故事片《保护》参加了最近结束的孟买国际电影节，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多个奖项。
斯潘格勒的影片根据他本人五年“儿童保护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经历拍摄而成，片子集中讨论了这些工作人员的职业困惑，以及经常为无力解决客户的问题而苦恼。影片的主角是一个沉溺于海洛因的妇女，她分别和两个男友生下两个孩子。后面那个男友是瘾君子，当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发现这个男人对孩子施暴时，孩子们被送往一个“安全”的领养之家。
斯潘格勒承认：“我早期的剧本草稿对社会福利工作者极为同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我与这段生涯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就越弄不清到底是否该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我也就越同情父母。”
其实，这部电影的力量在于它展示了这个矛盾，而不是把一个又一个答案强加给观众。斯潘格勒说：“如果观众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还在争论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决定，那我会很高兴。作为电影人，我更乐于提出问题，引起争论，而不是提供答案。”他还说：“我意识到，99%的家长都爱孩子。只是他们有时出现严重的机能障碍，可能给孩子造成危险。但是，即便这样也改变不了他们爱孩子的事实。对于家长来说，做人的尊严非常重要。对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来说，要理解家长面临的现实，关键是教化他们，让他们的人性变得多些。”
那么，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需要专业“儿童福利保护人员”的社会进行一番思索呢？斯潘格勒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暴力。但是，按照我的经验，虐待孩子的家长自己在童年时往往也受过虐待，要打破这种循环很困难。我认为，在亚洲，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但是，在西方，家庭受到严重破坏。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好的营养，更健康的身体和更多的衣服，但在感情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破碎的家庭里，孩子缺少认同感，他们往往试图以不健康的方式通过其他关系来弥补情感的空虚。加拿大的离婚率至少达到50%。西方是一个异化程度很深、自私的社会。”
加拿大导演布鲁斯·斯潘格勒的首部故事片《保护》参加了最近结束的孟买国际电影节，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多个奖项。
斯潘格勒的影片根据他本人五年“儿童保护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经历拍摄而成，片子集中讨论了这些工作人员的职业困惑，以及经常为无力解决客户的问题而苦恼。影片的主角是一个沉溺于海洛因的妇女，她分别和两个男友生下两个孩子。后面那个男友是瘾君子，当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发现这个男人对孩子施暴时，孩子们被送往一个“安全”的领养之家。
斯潘格勒承认：“我早期的剧本草稿对社会福利工作者极为同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我与这段生涯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就越弄不清到底是否该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我也就越同情父母。”
其实，这部电影的力量在于它展示了这个矛盾，而不是把一个又一个答案强加给观众。斯潘格勒说：“如果观众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还在争论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决定，那我会很高兴。作为电影人，我更乐于提出问题，引起争论，而不是提供答案。”他还说：“我意识到，99%的家长都爱孩子。只是他们有时出现严重的机能障碍，可能给孩子造成危险。但是，即便这样也改变不了他们爱孩子的事实。对于家长来说，做人的尊严非常重要。对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来说，要理解家长面临的现实，关键是教化他们，让他们的人性变得多些。”
那么，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需要专业“儿童福利保护人员”的社会进行一番思索呢？斯潘格勒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暴力。但是，按照我的经验，虐待孩子的家长自己在童年时往往也受过虐待，要打破这种循环很困难。我认为，在亚洲，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但是，在西方，家庭受到严重破坏。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好的营养，更健康的身体和更多的衣服，但在感情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破碎的家庭里，孩子缺少认同感，他们往往试图以不健康的方式通过其他关系来弥补情感的空虚。加拿大的离婚率至少达到50%。西方是一个异化程度很深、自私的社会。”
谁更慷慨
【英国《卫报》12月21日报道】题：穷人比富人慷慨（记者 露西·沃德）
研究证明，在捐助慈善事业方面，穷人比富人要慷慨。
今天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境遇最差的人，不管年龄、阶层和信仰，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高于富人。
该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大富翁的捐赠占收入的平均比例再次上升，但这只“代表少数高收入捐赠者‘异常慷慨’，而不是富人普遍慷慨”。穷人更慷慨这一总趋势也同样适用于自称信教的捐赠者。
此外，在中等收入者中，自称信教者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自称不信教的人。
研究证明，在捐助慈善事业方面，穷人比富人要慷慨。
今天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境遇最差的人，不管年龄、阶层和信仰，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高于富人。
该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大富翁的捐赠占收入的平均比例再次上升，但这只“代表少数高收入捐赠者‘异常慷慨’，而不是富人普遍慷慨”。穷人更慷慨这一总趋势也同样适用于自称信教的捐赠者。
此外，在中等收入者中，自称信教者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自称不信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