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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现状
【路透社哥伦比亚圣维森特6月20日电】特稿：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生活在“时间隧道”里（记者 伊邦·比列拉贝蒂亚）
当你进入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办公室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年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游击队员的崇拜对象切·格瓦拉的画像。
一台调到了抵抗电台的立体声收音机播放着革命歌曲。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黑白画像高高地悬挂在墙壁上。当身着军装、肩挎AK—47冲锋枪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成员接电话和迎接来访者时，这些伟人俯视着他们。这听起来好像是60年代疾风暴雨时代的情景。当时，左派反政府武装力量在拉丁美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它们要求社会公正和结束贫穷。但是这是2001年在哥伦比亚的圣维森特。
在西半球，左派运动在苏联解体之后放下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并进入了政治舞台，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却作为时间最长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留了下来。
将近40年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游击战，目的是在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1964年作为农民自卫组织的分支机构而建立的，如今已成了拉丁美洲最强大的游击队。它目前有1.7万名战士，分布在大约70条战线上，占据了哥伦比亚农村地区大约40%的地方。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摒弃，但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说，他们仍然是共产党人，没有放弃他们的计划：如果与政府的和谈失败的话，就用武力夺取政权。
最近几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它所崇拜的英雄人物行列中增加了19世纪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但是它发表的公报仍然充斥着冷战时代反对新自由主义、阶级压迫和“外国佬帝国主义”的口号。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是71岁的“神枪手”曼努埃尔·马鲁兰达。他参加这支武装力量之前是农民。他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在丛林里领导这个反政府武装组织上。他从未到过首都波哥大，更不用说出国了。
该组织执委会委员、高级指挥官劳尔·雷耶斯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斗争，但是并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教条。”今年51岁的雷耶斯说：“我们的模式不一定是古巴的、越南的或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我们希望创造我们自己的模式，哥伦比亚式的。”雷耶斯在20年前参加反政府武装力量之前是一名小学教师。
自从1999年年初以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直在与政府进行和谈，以结束这场在最近10年中已经造成4万人死亡的战争。和谈集中在一项非常复杂的12点议程上，其中包括财富的分配、失业和外国投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这些谈判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2000年2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六名高级指挥官访问了挪威、瑞典、瑞士和西欧其他国家，以学习经济发展模式。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对欧洲的访问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他们还没有采取后续步骤。”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也已上了因特网。它的网站是用七种语言书写的，介绍了它的历史、政治议程和游击队的生活。哥伦比亚主要政治分析家之一阿尔弗雷多·兰赫尔说：“它的目标是要成为哥伦比亚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永久性参与者。”
当你进入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办公室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年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游击队员的崇拜对象切·格瓦拉的画像。
一台调到了抵抗电台的立体声收音机播放着革命歌曲。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黑白画像高高地悬挂在墙壁上。当身着军装、肩挎AK—47冲锋枪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成员接电话和迎接来访者时，这些伟人俯视着他们。这听起来好像是60年代疾风暴雨时代的情景。当时，左派反政府武装力量在拉丁美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它们要求社会公正和结束贫穷。但是这是2001年在哥伦比亚的圣维森特。
在西半球，左派运动在苏联解体之后放下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并进入了政治舞台，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却作为时间最长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留了下来。
将近40年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游击战，目的是在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1964年作为农民自卫组织的分支机构而建立的，如今已成了拉丁美洲最强大的游击队。它目前有1.7万名战士，分布在大约70条战线上，占据了哥伦比亚农村地区大约40%的地方。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摒弃，但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说，他们仍然是共产党人，没有放弃他们的计划：如果与政府的和谈失败的话，就用武力夺取政权。
最近几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它所崇拜的英雄人物行列中增加了19世纪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但是它发表的公报仍然充斥着冷战时代反对新自由主义、阶级压迫和“外国佬帝国主义”的口号。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是71岁的“神枪手”曼努埃尔·马鲁兰达。他参加这支武装力量之前是农民。他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在丛林里领导这个反政府武装组织上。他从未到过首都波哥大，更不用说出国了。
该组织执委会委员、高级指挥官劳尔·雷耶斯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斗争，但是并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教条。”今年51岁的雷耶斯说：“我们的模式不一定是古巴的、越南的或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我们希望创造我们自己的模式，哥伦比亚式的。”雷耶斯在20年前参加反政府武装力量之前是一名小学教师。
自从1999年年初以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直在与政府进行和谈，以结束这场在最近10年中已经造成4万人死亡的战争。和谈集中在一项非常复杂的12点议程上，其中包括财富的分配、失业和外国投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这些谈判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2000年2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六名高级指挥官访问了挪威、瑞典、瑞士和西欧其他国家，以学习经济发展模式。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对欧洲的访问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他们还没有采取后续步骤。”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也已上了因特网。它的网站是用七种语言书写的，介绍了它的历史、政治议程和游击队的生活。哥伦比亚主要政治分析家之一阿尔弗雷多·兰赫尔说：“它的目标是要成为哥伦比亚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永久性参与者。”
丑闻让人腻烦 政府难以信任 美国人变得不关心政治
【美国企业政府政策研究所网站6月15日文章】题：没有热情的公众：美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作者 卡林·H·鲍曼）
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不像过去那么关心公共事务。原因可能是，由于克林顿执政期间以及2000年竞选时的丑闻，他们觉得与国内政治进程有了隔阂。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华盛顿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美国企业政府政策研究所在布什执政百日时进行了一次小组讨论，在讨论中，研究员戴维·格根认为，我们如今拥有的可能是“没有热情的公众”。他说：“公众丝毫不关心华盛顿目前正在进行的许多会谈。”格根忆起1979年有一篇文章称卡特是“没有热情的总统”，他如法炮制，创造了“没有热情的公众”这一说法。
在4月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发现，64%的人不知道参议院是否通过了麦凯恩—范戈尔德提出的改革竞选经费筹集方式的议案，63%的人不知道布什总统已决定不对发电厂的二氧化碳释放量加以控制，63%的人不能说出布什在对砷的控制方面的做法。61%的人在密切关注有关“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报道，但是只有22%的人对“乔治·布什的新能源政策”给予同样程度的关注。
可能有几个理由能够解释公众为什么与华盛顿产生了距离。虽然最近人们认为国家经济在下滑，但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仍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这些年的民意测验结果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人在情况不太妙时给予华盛顿的关注比事情一帆风顺时要多。在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5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3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形势。
然而，公众对华盛顿的疏远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克林顿的丑闻以及2000年总统竞选进一步突出了华盛顿那些让他们腻烦的东西（腐败、不诚实、党派间的倾轧）。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华盛顿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什么信心。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0年5月，83%的被调查者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人说，政府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如今，这么回答的人只占37%。就像已故政治学家埃弗里特·拉德所说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美国人更多地将政府与成就等同起来。但是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美国人对华盛顿的期望值仍然很高，但就像联邦政府在不断发展一样，他们对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最后，对于税收政策、教育改革和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争论的具体内容，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华盛顿内部许多人似乎认为，美国人整晚都在和家人邻里谈论这些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美国人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但他们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认为华盛顿会给出问题的答案。
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不像过去那么关心公共事务。原因可能是，由于克林顿执政期间以及2000年竞选时的丑闻，他们觉得与国内政治进程有了隔阂。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华盛顿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美国企业政府政策研究所在布什执政百日时进行了一次小组讨论，在讨论中，研究员戴维·格根认为，我们如今拥有的可能是“没有热情的公众”。他说：“公众丝毫不关心华盛顿目前正在进行的许多会谈。”格根忆起1979年有一篇文章称卡特是“没有热情的总统”，他如法炮制，创造了“没有热情的公众”这一说法。
在4月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发现，64%的人不知道参议院是否通过了麦凯恩—范戈尔德提出的改革竞选经费筹集方式的议案，63%的人不知道布什总统已决定不对发电厂的二氧化碳释放量加以控制，63%的人不能说出布什在对砷的控制方面的做法。61%的人在密切关注有关“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报道，但是只有22%的人对“乔治·布什的新能源政策”给予同样程度的关注。
可能有几个理由能够解释公众为什么与华盛顿产生了距离。虽然最近人们认为国家经济在下滑，但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仍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这些年的民意测验结果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人在情况不太妙时给予华盛顿的关注比事情一帆风顺时要多。在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5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3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密切关注美国的经济形势。
然而，公众对华盛顿的疏远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克林顿的丑闻以及2000年总统竞选进一步突出了华盛顿那些让他们腻烦的东西（腐败、不诚实、党派间的倾轧）。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华盛顿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什么信心。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00年5月，83%的被调查者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人说，政府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如今，这么回答的人只占37%。就像已故政治学家埃弗里特·拉德所说的，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美国人更多地将政府与成就等同起来。但是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美国人对华盛顿的期望值仍然很高，但就像联邦政府在不断发展一样，他们对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最后，对于税收政策、教育改革和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争论的具体内容，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华盛顿内部许多人似乎认为，美国人整晚都在和家人邻里谈论这些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美国人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但他们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认为华盛顿会给出问题的答案。
全球化时代的腐败
【墨西哥《标志》周刊6月17日一期文章】题：全球化时代的腐败
政要腐败漩涡
 90年代，各种媒体充斥着有关腐败的各类新闻。似乎无人能够幸免，相当一部分政府领导人被卷入了腐败的漩涡，或是被怀疑与腐败行为有染。意大利前总理、左翼民主党领袖克拉克西；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德国前总理科尔；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及一些政府高官……几乎都与政党的非法集资有关。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已被严重侵蚀的形势，大都与有组织犯罪、逃税、欺诈性交易或挪用公款有关。
 1997年，哥伦比亚前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承认，哥伦比亚贩毒组织曾资助过他的竞选活动。
还是在1997年，土耳其对前总理兼外长坦苏·奇莱尔及其丈夫勾结隐藏在国家内部的秘密犯罪组织聚敛公共财产暴富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指控。随后，人们又看到了腐败是如何通过贩毒组织之手渗入到墨西哥内部的，把军队、警察及打击贩毒的政府高官、司法及财政部门和州长全部牵涉在内。
俄罗斯的情况被看作腐败的最佳结局。曾担任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帕维尔·博罗金2001年1月在美国被捕，随后瑞士检察机关提出引渡博罗金的要求，理由是他涉嫌向瑞士马贝泰克斯建筑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提供价值百万的合约。
损害国家利益
世界银行统计，在贫穷国家腐败金额高达1200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打击腐败工作组负责人马克·皮特认为，在北方国家，腐败的金额大体相同，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的腐败金额为2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在那些腐败问题尤为突出的国家，投资金额至少下降了5%。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腐败能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0.5%。哥伦比亚总检察长阿方索·戈麦斯·门德斯披露，该国的腐败分子侵占了86亿美元，这些钱本来可以部分缓解哥伦比亚的问题。
富国姑息养奸
腐败是不可能离开美国、欧盟和其他富国的银行的共同参与而单独存在的。联合国披露，尼日利亚总共300亿美元的未付税款、贿赂金及非法所得的钱均存在欧洲或美国的银行中。众所周知，美国金融机构将属于俄罗斯国库的2000多亿美元赃款洗干净。我们也不会忘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没有掌握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向俄罗斯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而这笔资金中的一部分则落入私囊。
所有这一切是因为，现在已经全球化的旧资本主义是在避免腐败和拒绝自由主义的矛盾中运行的，它把腐败看作共产主义消失后的最大敌人。与旧资本主义一样，全球的新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能力拒绝银行的保密制度和海外金融中心的存在。这是对金融天堂的另一种委婉说法，是腐败盛行不可缺少的工具。
世界银行在千年更迭之际承认，没有制度调节、没有对制度和金融活动进行控制的机构的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没有控制，秘密犯罪集团和腐败就会孳生。但是，这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及其他一切冠以新自由主义头衔的组织肯定并确保着资本主义原理和不可动摇的唯一思想的执行，而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控制，而是恰恰相反。
也就是说，现在的腐败是得到保障的。
政要腐败漩涡
 90年代，各种媒体充斥着有关腐败的各类新闻。似乎无人能够幸免，相当一部分政府领导人被卷入了腐败的漩涡，或是被怀疑与腐败行为有染。意大利前总理、左翼民主党领袖克拉克西；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德国前总理科尔；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及一些政府高官……几乎都与政党的非法集资有关。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已被严重侵蚀的形势，大都与有组织犯罪、逃税、欺诈性交易或挪用公款有关。
 1997年，哥伦比亚前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承认，哥伦比亚贩毒组织曾资助过他的竞选活动。
还是在1997年，土耳其对前总理兼外长坦苏·奇莱尔及其丈夫勾结隐藏在国家内部的秘密犯罪组织聚敛公共财产暴富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指控。随后，人们又看到了腐败是如何通过贩毒组织之手渗入到墨西哥内部的，把军队、警察及打击贩毒的政府高官、司法及财政部门和州长全部牵涉在内。
俄罗斯的情况被看作腐败的最佳结局。曾担任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帕维尔·博罗金2001年1月在美国被捕，随后瑞士检察机关提出引渡博罗金的要求，理由是他涉嫌向瑞士马贝泰克斯建筑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提供价值百万的合约。
损害国家利益
世界银行统计，在贫穷国家腐败金额高达1200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打击腐败工作组负责人马克·皮特认为，在北方国家，腐败的金额大体相同，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的腐败金额为2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在那些腐败问题尤为突出的国家，投资金额至少下降了5%。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腐败能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0.5%。哥伦比亚总检察长阿方索·戈麦斯·门德斯披露，该国的腐败分子侵占了86亿美元，这些钱本来可以部分缓解哥伦比亚的问题。
富国姑息养奸
腐败是不可能离开美国、欧盟和其他富国的银行的共同参与而单独存在的。联合国披露，尼日利亚总共300亿美元的未付税款、贿赂金及非法所得的钱均存在欧洲或美国的银行中。众所周知，美国金融机构将属于俄罗斯国库的2000多亿美元赃款洗干净。我们也不会忘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没有掌握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向俄罗斯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而这笔资金中的一部分则落入私囊。
所有这一切是因为，现在已经全球化的旧资本主义是在避免腐败和拒绝自由主义的矛盾中运行的，它把腐败看作共产主义消失后的最大敌人。与旧资本主义一样，全球的新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能力拒绝银行的保密制度和海外金融中心的存在。这是对金融天堂的另一种委婉说法，是腐败盛行不可缺少的工具。
世界银行在千年更迭之际承认，没有制度调节、没有对制度和金融活动进行控制的机构的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没有控制，秘密犯罪集团和腐败就会孳生。但是，这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及其他一切冠以新自由主义头衔的组织肯定并确保着资本主义原理和不可动摇的唯一思想的执行，而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控制，而是恰恰相反。
也就是说，现在的腐败是得到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