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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特福咨询公司文章 东南亚经济再次处于危机边缘
【美国斯特拉特福咨询公司7月31日文章】题：亚洲经济危机显山露水
原文提要 在东南亚，有迹象强烈显示，1997年袭击亚洲的那场经济危机可能卷土重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国——上次危机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事情成了这个地区趋势发展的先导指数。这个地区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激起改革经济的政治意愿，而不断遭到破坏的经济又削弱了这种政治意愿。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事件是被控制在东南亚地区，还是向北波及中国和日本。
 1997年，亚洲经济奇迹宣告结束。令人烦恼的潜流终于显露成一场金融危机。当时，泰国的货币在强大压力下崩溃，最终导致一场金融大恐慌。自那以来，亚洲的经济一直在奋力恢复。
有些国家（比如韩国）的经济状况好于其它国家。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亚洲国家无力进行全面的地区恢复所需要的那种彻底的、根本的调整。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干脆缺乏改革资金。别的国家，比如日本，缺少忍受飞快增长的社会成本的政治意愿。
再陷困境
现在，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再次受到压力，以及政治动荡和美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迹象是，亚洲经济非但没有恢复，而是再次陷入困境。实际上，1997年充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那个国家似乎又一次扮演引路的角色。
泰国政府在过去三个月被迫两次进行干预，以稳定它的货币铢，但是没有根本解决泰铢的问题。上周，政府被迫再次干预。据泰国《民族报》报道，泰国银行7月26日在伦敦市场进行干预，以试图加强泰铢的地位。泰铢的币值已降到199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泰国不是这个地区疲于应付其货币不断贬值的唯一国家。在市场上往往紧步泰铢后尘的菲律宾比索7月27日对美元的比价降至最低点。印尼盾和新加坡元分别降至自1998年10月和9月以来的最低点。
泰铢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在1998年3月至5月和1999年10月至12月间有过两次短暂的回升，但是都未能扭转总的下降趋势。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大致也是这种情况。菲律宾比索比泰铢贬值还快，印尼盾的比值自1999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以来不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像新加坡和韩国这样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被迫下调其币值，以便保持与地区对手的竞争力。
三个因素
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亚洲还没有真正从1997年的经济崩溃中恢复过来，其经济从根本上说仍然虚弱。第二，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以及美国利率的不断上升，给亚洲的货币造成沉重压力。最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局面加剧，从而削弱了投资商对这些国家的信心。
最后一点对了解这个地区存在的问题是关键的。问题不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从这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政治问题。
至少可以说，国际社会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是负面的。的确，货币市场已经表示了不安。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也面临着同样困难的政治形势，人们对经济迟迟不能得到恢复感到沮丧。
恶性循环
东南亚地区经济不稳定和政治动荡互相助长，带来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可能再次将这个地区推入深深的经济危机中。如果泰国不能控制泰铢不断贬值的局面，菲律宾的货币肯定要崩溃。印尼也可能再次陷入货币危机，它已经呼吁其邻国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撑不断下跌的印尼盾。
埃斯特拉达总统在7月2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警告说，比索币值下降是“新的亚洲病毒感染”的结果。泰国中央银行看来还有足够的力量来稍微推迟这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但是泰国经济如果垮台，肯定将把菲律宾和印尼带倒。尽管马哈蒂尔对货币进行控制，但是如果这个地区重新陷入危机，马来西亚也不大可能幸免。
结果，看来东南亚再次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而且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鉴于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政治上正在重新布局，看来内部政治干预不大可能使局势保持稳定。相反，我们预计这个地区的政治“麻痹症”将使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
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同样不大可能使局势稳定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大国可以使货币稳定一段时间，但是货币动荡是问题的征兆，而不是问题本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紧缩措施导致社会混乱，而不采取紧缩措施又导致社会顽疾。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疾病会向北传染多远。两个大大的问号是中国和日本。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国，它也患上了亚洲病。日本的政治进程使得一些有意义的改革无法比亚洲任何地方更有效率。日本经济规模之大，使得日本政治家可以用拖延手法赢得更多的时间。
一场赌赛
亚洲和美国现在看来在进行一场得失所系的赌赛。在这场赌赛中，美国的经济强劲将使亚洲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过，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全球经济体系并没有保持同步。实际情况是，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事情，亚洲都会受到影响。
亚洲地区发生货币危机表明它不能为其银行系统重新提供资金，其根源在于没有形成资本。只要亚洲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继续保留其没有效益的企业，它就不能重建其经济。这个地区所抱的最好希望是，长期不适就让它长期下去，而不要演变成另一场危机。
这就是这个地区的领导人所希望的，而这种希望是令人沮丧的。看来东南亚的处境将再次艰难，而且很可能将连累亚洲的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
原文提要 在东南亚，有迹象强烈显示，1997年袭击亚洲的那场经济危机可能卷土重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泰国——上次危机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事情成了这个地区趋势发展的先导指数。这个地区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激起改革经济的政治意愿，而不断遭到破坏的经济又削弱了这种政治意愿。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事件是被控制在东南亚地区，还是向北波及中国和日本。
 1997年，亚洲经济奇迹宣告结束。令人烦恼的潜流终于显露成一场金融危机。当时，泰国的货币在强大压力下崩溃，最终导致一场金融大恐慌。自那以来，亚洲的经济一直在奋力恢复。
有些国家（比如韩国）的经济状况好于其它国家。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亚洲国家无力进行全面的地区恢复所需要的那种彻底的、根本的调整。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干脆缺乏改革资金。别的国家，比如日本，缺少忍受飞快增长的社会成本的政治意愿。
再陷困境
现在，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再次受到压力，以及政治动荡和美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迹象是，亚洲经济非但没有恢复，而是再次陷入困境。实际上，1997年充当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那个国家似乎又一次扮演引路的角色。
泰国政府在过去三个月被迫两次进行干预，以稳定它的货币铢，但是没有根本解决泰铢的问题。上周，政府被迫再次干预。据泰国《民族报》报道，泰国银行7月26日在伦敦市场进行干预，以试图加强泰铢的地位。泰铢的币值已降到199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泰国不是这个地区疲于应付其货币不断贬值的唯一国家。在市场上往往紧步泰铢后尘的菲律宾比索7月27日对美元的比价降至最低点。印尼盾和新加坡元分别降至自1998年10月和9月以来的最低点。
泰铢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在1998年3月至5月和1999年10月至12月间有过两次短暂的回升，但是都未能扭转总的下降趋势。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大致也是这种情况。菲律宾比索比泰铢贬值还快，印尼盾的比值自1999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以来不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像新加坡和韩国这样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被迫下调其币值，以便保持与地区对手的竞争力。
三个因素
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亚洲还没有真正从1997年的经济崩溃中恢复过来，其经济从根本上说仍然虚弱。第二，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以及美国利率的不断上升，给亚洲的货币造成沉重压力。最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局面加剧，从而削弱了投资商对这些国家的信心。
最后一点对了解这个地区存在的问题是关键的。问题不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从这个地区的经济问题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政治问题。
至少可以说，国际社会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是负面的。的确，货币市场已经表示了不安。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也面临着同样困难的政治形势，人们对经济迟迟不能得到恢复感到沮丧。
恶性循环
东南亚地区经济不稳定和政治动荡互相助长，带来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可能再次将这个地区推入深深的经济危机中。如果泰国不能控制泰铢不断贬值的局面，菲律宾的货币肯定要崩溃。印尼也可能再次陷入货币危机，它已经呼吁其邻国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撑不断下跌的印尼盾。
埃斯特拉达总统在7月2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警告说，比索币值下降是“新的亚洲病毒感染”的结果。泰国中央银行看来还有足够的力量来稍微推迟这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但是泰国经济如果垮台，肯定将把菲律宾和印尼带倒。尽管马哈蒂尔对货币进行控制，但是如果这个地区重新陷入危机，马来西亚也不大可能幸免。
结果，看来东南亚再次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而且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鉴于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政治上正在重新布局，看来内部政治干预不大可能使局势保持稳定。相反，我们预计这个地区的政治“麻痹症”将使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
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同样不大可能使局势稳定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大国可以使货币稳定一段时间，但是货币动荡是问题的征兆，而不是问题本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紧缩措施导致社会混乱，而不采取紧缩措施又导致社会顽疾。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疾病会向北传染多远。两个大大的问号是中国和日本。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国，它也患上了亚洲病。日本的政治进程使得一些有意义的改革无法比亚洲任何地方更有效率。日本经济规模之大，使得日本政治家可以用拖延手法赢得更多的时间。
一场赌赛
亚洲和美国现在看来在进行一场得失所系的赌赛。在这场赌赛中，美国的经济强劲将使亚洲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过，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全球经济体系并没有保持同步。实际情况是，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事情，亚洲都会受到影响。
亚洲地区发生货币危机表明它不能为其银行系统重新提供资金，其根源在于没有形成资本。只要亚洲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继续保留其没有效益的企业，它就不能重建其经济。这个地区所抱的最好希望是，长期不适就让它长期下去，而不要演变成另一场危机。
这就是这个地区的领导人所希望的，而这种希望是令人沮丧的。看来东南亚的处境将再次艰难，而且很可能将连累亚洲的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
现代集团扩大整顿
韩国现代集团一名女性职员4日行经张贴在汉城总公司的创办人郑周永（右）和独生子郑梦宪（右二）合照海报前。这个韩国最的大集团4日屈服于债权人的压力，提出更大规模的整顿计划，其中包括缩减郑周永的持股，并出售更多资产。（路透社）
发展中国家企业勇闯国际
晚进者的策略
不被国内市场所惑，而且深具信心进军国际后，接下来就是要采行适当策略，切入竞争市场。由于较晚进入市场，新兴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是排山倒海、难以招架的。而管理大师也很早就指出，今天跨国企业的佼佼者，能够掌握全局，主要根基于它们最早到位。
即便如此，新兴跨国企业还是有方法可以制胜的。从研究所得，发现新兴跨国企业可以采取下面两种方式，化现有的劣势为优势。第一是“以敌为师”，先亦步亦趋地跟着领先企业，然后想办法挖掘领先企业没注意到的“利基”。第二是，现有商业模式因为行之有年，已经逐渐失去灵活应变的能力。新兴跨国企业应趁机全面挑战，颠覆现有的市场规则。
以敌为师，挖掘利基
由于国际经验不足，新兴跨国企业的经理人总怕准备不周，而无法在陌生国度与跨国企业大亨一较高低。其实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无须到海外也可以感受国际竞争，跨国企业大亨迟早会主动上门，与本土企业较劲。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该要把握机会，早在国内市场竞争时，就累积大量与世界级企业过招的经验。
菲律宾的巧利比速食连锁店就是这样的例子。当1981年，美国麦当劳速食店在马尼拉开幕时，很少人看好巧利比的11家小店能够和麦当劳抗衡。但是巧利比领导人及经营团队，不但无惧麦当劳的挑战，反而视这个挑战是进军国际的前哨战。
与麦当劳正面对决，给了巧利比经理人最佳的学习机会，让他们清楚了解麦当劳是如何将品牌管理、成本控制以及店面服务制度化。就这样认真地向麦当劳看齐，到了1990年，巧利比在菲律宾国内已经扩张到有65家分店，远远超过菲律宾麦当劳的成长速度。
但是巧利比经理人可不以完全抄袭麦当劳做法而满足；他们还根据本土特性，发展适合本地口味的快餐。譬如，提供比较甜的汉堡、新口味鸡块以及迎合小孩胃口的意大利面条，这些都是巧利比与麦当劳区分的利基。
借着结合有效率的服务，以及贴心顾客的口味，巧利比不但没有因为麦当劳的来临而失去老顾客，反而还招来许多新买主。
眼见时机成熟，巧利比终于进军国际，但它决定不去那些有很多麦当劳店的区域，而是先切入速食店还不盛行的文莱、关岛和越南，好累积更多的新经验。
等巧利比确信不同于麦当劳口味的速食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后，它开始向速食店发达的区域迈进。在印尼，它推出一种混合椰奶与米的速食；在香港，它推出香菇鸡饭。这两种新速食口味，比已经制式化的汉堡和炸鸡，更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
 90年代初期，巧利比在10个国家和地区，开了24家海外分店，大部分是在东南亚及中东。这虽然不能和在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开了3000家海外分店的麦当劳相提并论，但巧利比已在全球速食圈打响了名号。颠覆现有市场规则
另一种策略属于革命性的做法，就是引进新的商业模式，颠覆行之有年的市场规则，这种手法虽然风险性高，但在深受传统影响的行业或是寡头垄断的行业最为有效。这是因为那些行业的市场规则已趋僵化，对瞬息万变的商场，早就失去应变的动力。
澳大利亚的哈地酒业公司是说明这种颠覆策略的好例子。在1991年时，哈地的外销营业收入只有3100万美元，大都出自杂牌的大宗酒，或是透过配销商转售的瓶装酒。但是到了1998年，哈地的海外业绩跃升到1.78亿美元，这时主要是靠直销手法，卖有品牌的酒。
哈地的经理人提到快速成长的秘诀是，他们发现卖酒这个行业，由于历史因素，很难出现像清凉饮料或是速食那样的跨国企业。也就是说，现有制酒商因为自豪自己的酒有悠久历史，不愿和其他制酒商的酒分享共同品牌，所以酒业商场一直都是百花齐放，酒类等级泾渭分明。（五）
不被国内市场所惑，而且深具信心进军国际后，接下来就是要采行适当策略，切入竞争市场。由于较晚进入市场，新兴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是排山倒海、难以招架的。而管理大师也很早就指出，今天跨国企业的佼佼者，能够掌握全局，主要根基于它们最早到位。
即便如此，新兴跨国企业还是有方法可以制胜的。从研究所得，发现新兴跨国企业可以采取下面两种方式，化现有的劣势为优势。第一是“以敌为师”，先亦步亦趋地跟着领先企业，然后想办法挖掘领先企业没注意到的“利基”。第二是，现有商业模式因为行之有年，已经逐渐失去灵活应变的能力。新兴跨国企业应趁机全面挑战，颠覆现有的市场规则。
以敌为师，挖掘利基
由于国际经验不足，新兴跨国企业的经理人总怕准备不周，而无法在陌生国度与跨国企业大亨一较高低。其实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无须到海外也可以感受国际竞争，跨国企业大亨迟早会主动上门，与本土企业较劲。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该要把握机会，早在国内市场竞争时，就累积大量与世界级企业过招的经验。
菲律宾的巧利比速食连锁店就是这样的例子。当1981年，美国麦当劳速食店在马尼拉开幕时，很少人看好巧利比的11家小店能够和麦当劳抗衡。但是巧利比领导人及经营团队，不但无惧麦当劳的挑战，反而视这个挑战是进军国际的前哨战。
与麦当劳正面对决，给了巧利比经理人最佳的学习机会，让他们清楚了解麦当劳是如何将品牌管理、成本控制以及店面服务制度化。就这样认真地向麦当劳看齐，到了1990年，巧利比在菲律宾国内已经扩张到有65家分店，远远超过菲律宾麦当劳的成长速度。
但是巧利比经理人可不以完全抄袭麦当劳做法而满足；他们还根据本土特性，发展适合本地口味的快餐。譬如，提供比较甜的汉堡、新口味鸡块以及迎合小孩胃口的意大利面条，这些都是巧利比与麦当劳区分的利基。
借着结合有效率的服务，以及贴心顾客的口味，巧利比不但没有因为麦当劳的来临而失去老顾客，反而还招来许多新买主。
眼见时机成熟，巧利比终于进军国际，但它决定不去那些有很多麦当劳店的区域，而是先切入速食店还不盛行的文莱、关岛和越南，好累积更多的新经验。
等巧利比确信不同于麦当劳口味的速食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后，它开始向速食店发达的区域迈进。在印尼，它推出一种混合椰奶与米的速食；在香港，它推出香菇鸡饭。这两种新速食口味，比已经制式化的汉堡和炸鸡，更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
 90年代初期，巧利比在10个国家和地区，开了24家海外分店，大部分是在东南亚及中东。这虽然不能和在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开了3000家海外分店的麦当劳相提并论，但巧利比已在全球速食圈打响了名号。颠覆现有市场规则
另一种策略属于革命性的做法，就是引进新的商业模式，颠覆行之有年的市场规则，这种手法虽然风险性高，但在深受传统影响的行业或是寡头垄断的行业最为有效。这是因为那些行业的市场规则已趋僵化，对瞬息万变的商场，早就失去应变的动力。
澳大利亚的哈地酒业公司是说明这种颠覆策略的好例子。在1991年时，哈地的外销营业收入只有3100万美元，大都出自杂牌的大宗酒，或是透过配销商转售的瓶装酒。但是到了1998年，哈地的海外业绩跃升到1.78亿美元，这时主要是靠直销手法，卖有品牌的酒。
哈地的经理人提到快速成长的秘诀是，他们发现卖酒这个行业，由于历史因素，很难出现像清凉饮料或是速食那样的跨国企业。也就是说，现有制酒商因为自豪自己的酒有悠久历史，不愿和其他制酒商的酒分享共同品牌，所以酒业商场一直都是百花齐放，酒类等级泾渭分明。（五）
专家建议美国百姓经济繁荣莫忘储蓄养老
【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31日文章】题：值得为目前的经济繁荣储蓄（作者 查尔斯·施瓦布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施瓦布）
我在投资业干了40年，现阶段是我所亲见的最佳时期。目前的经济繁荣造就了新一代20来岁的百万富翁，带来了3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第一次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在股市投资。
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仍未改变：美国人的储蓄还是不够多。去年初，储蓄率降到了零以下：一般的美国人分文不存。自大萧条以来，储蓄率从未低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经济繁荣的黑暗面。经济情况好的时候，美国人很少为退休以后的生活作适当的准备。
然而，为退休而储蓄的需要正变得越来越迫切。美国人的寿命在延长，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社会保险能否长期承受其各种支出的负担仍是一个问号。今后15年将有7600万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陆续退休，应当从现在开始就要对付退休积蓄危机。
众议院本月批准了将帮助美国人增加退休储蓄的提案。这是今年国会将要表决的最重要的一项退休储蓄提案，参议院应迅速通过这一提案。
该提案将从几个方面加强美国人在退休后的经济安全。第一，它将提高个人退休账户年度免税储蓄限额，使之从2000美元增至5000美元，并取消对所有各种退休金计划的存款限额。
第二，它将增进退休计划的可转移性并简化其转移手续，便于劳动者变换工作时随带。
第三，它允许50岁以上的个人为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标准而对雇主退休金储蓄计划“补交”储蓄款。这一建议——它应扩大应用到个人退休金账户——特别有利于离开工作的时间超过规定标准的人，如抚育小孩的妇女。
第四，它提供刺激手段，鼓励业主扩大其雇员的退休福利范围。
加强个人退休金账户的吸引力是一项稳健的公共政策。我一贯认为，对个人退休金账户投资是为退休作储蓄的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这是一项正处在最佳时机的长远投资。借助通过个人退休金账户而增加储蓄，国会将能促使美国人比较认真地了解个人退休金账户的好处，从而为他们的退休后的生活负起更大的责任。
我在投资业干了40年，现阶段是我所亲见的最佳时期。目前的经济繁荣造就了新一代20来岁的百万富翁，带来了3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第一次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在股市投资。
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仍未改变：美国人的储蓄还是不够多。去年初，储蓄率降到了零以下：一般的美国人分文不存。自大萧条以来，储蓄率从未低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经济繁荣的黑暗面。经济情况好的时候，美国人很少为退休以后的生活作适当的准备。
然而，为退休而储蓄的需要正变得越来越迫切。美国人的寿命在延长，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社会保险能否长期承受其各种支出的负担仍是一个问号。今后15年将有7600万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陆续退休，应当从现在开始就要对付退休积蓄危机。
众议院本月批准了将帮助美国人增加退休储蓄的提案。这是今年国会将要表决的最重要的一项退休储蓄提案，参议院应迅速通过这一提案。
该提案将从几个方面加强美国人在退休后的经济安全。第一，它将提高个人退休账户年度免税储蓄限额，使之从2000美元增至5000美元，并取消对所有各种退休金计划的存款限额。
第二，它将增进退休计划的可转移性并简化其转移手续，便于劳动者变换工作时随带。
第三，它允许50岁以上的个人为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标准而对雇主退休金储蓄计划“补交”储蓄款。这一建议——它应扩大应用到个人退休金账户——特别有利于离开工作的时间超过规定标准的人，如抚育小孩的妇女。
第四，它提供刺激手段，鼓励业主扩大其雇员的退休福利范围。
加强个人退休金账户的吸引力是一项稳健的公共政策。我一贯认为，对个人退休金账户投资是为退休作储蓄的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这是一项正处在最佳时机的长远投资。借助通过个人退休金账户而增加储蓄，国会将能促使美国人比较认真地了解个人退休金账户的好处，从而为他们的退休后的生活负起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