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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那双手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文章】题：母亲那双手（作者 李秀兰）
母亲的那双手，是双灵巧的手。我从小就以母亲为荣，她不但能烧出一道道美味佳肴，缝纫技术也是一级棒。
母亲的那双手，也是严厉的手，念小学时，有一次我在山上玩火，让邻居的阿婆发现，回去向母亲告了一状。母亲问起此事，我不但不肯招供，还说了谎，被母亲打了一顿，此事给我带来难忘的教训。
三年前，母亲生病住院。当天我下班立即赶往医院，途中心情沉重，才踏入病房内，眼泪就掉了下来；走向病床边，看见母亲熟睡，只好默默坐在床边等候。那时，我实在无法克制悲伤，眼泪像自来水似的往下流。过了一段时间，母亲醒来，看见我流泪，她也哭了起来。她流着泪安慰我，说只是身体不适，医生交代她先住院检查，没有什么大碍，叫我不要担心。
那晚，我与母亲谈了许多知心话。握着母亲的双手，真真实实感到母亲的手好粗糙，我激动得又流下泪水。忆起母亲这么多年来辛苦的日子，她爱这个家，为孩子所奉献的实在难以形容。
过了一年，母亲身体好转，进入小学夜间部读书。对不识字的母亲来说，写字实在困难。有几回，我握着母亲的手教她写字，每写一笔一划都很吃力。几个月下来，母亲终于可以写出漂亮的字了。
现在，母亲已升二年级了，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看着她写字或念课文专心的模样，就更叫我领会到：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总要专心，持之以恒。
母亲的那双手，是双灵巧的手。我从小就以母亲为荣，她不但能烧出一道道美味佳肴，缝纫技术也是一级棒。
母亲的那双手，也是严厉的手，念小学时，有一次我在山上玩火，让邻居的阿婆发现，回去向母亲告了一状。母亲问起此事，我不但不肯招供，还说了谎，被母亲打了一顿，此事给我带来难忘的教训。
三年前，母亲生病住院。当天我下班立即赶往医院，途中心情沉重，才踏入病房内，眼泪就掉了下来；走向病床边，看见母亲熟睡，只好默默坐在床边等候。那时，我实在无法克制悲伤，眼泪像自来水似的往下流。过了一段时间，母亲醒来，看见我流泪，她也哭了起来。她流着泪安慰我，说只是身体不适，医生交代她先住院检查，没有什么大碍，叫我不要担心。
那晚，我与母亲谈了许多知心话。握着母亲的双手，真真实实感到母亲的手好粗糙，我激动得又流下泪水。忆起母亲这么多年来辛苦的日子，她爱这个家，为孩子所奉献的实在难以形容。
过了一年，母亲身体好转，进入小学夜间部读书。对不识字的母亲来说，写字实在困难。有几回，我握着母亲的手教她写字，每写一笔一划都很吃力。几个月下来，母亲终于可以写出漂亮的字了。
现在，母亲已升二年级了，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看着她写字或念课文专心的模样，就更叫我领会到：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总要专心，持之以恒。
非洲妇女书写新篇章
【英国《新非洲人》4月号文章】题：位于第一线的妇女
当全世界3月8日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长期以来一直被男权社会所忽视的非洲妇女，正将激进的女权主义发展到更加广阔的水平。
当代非洲妇女有了更多的选择。她们比殖民地时期以前，站在为自由而战的男人身后的那种好好母亲和坚强妇女，或是带着5个孩子的妈妈等女人更加自信和独立。
玛丽亚·谢巴赫是坦桑尼亚的一名女记者，她把非洲妇女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归咎于殖民主义，以及一些非洲领导人的背叛。玛丽亚说：“直到把妇女关在决策大门之外的现代经济模式进入之前，非洲妇女曾经一直是自由的、在外工作，并享有尊严的人。独立前，妇女们被鼓励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战，作为报偿，对她们的许诺是平等的权利。然而现在，妇女依旧贫穷，对她们的权利仍一无所知。”
肯尼亚著名的女环保主义者万加里·马塔伊所持观点稍有不同。她认为妇女自身对其不受重视的境况也负有部分责任。她说：“这是因为妇女们给自己下的定义往往很窄，让别人来规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价值何在。现在，超越这些并让妇女承担自己的磨难的时刻已经来临，该在妇女长期斗争的历史上书写新的篇章，由妇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孤立来看，非洲女性的状况看上去令人失望。在非洲53个国家里，只有乌干达和冈比亚两国的副总统是女性。但如果把非洲的数字放到全球的背景下，上述情况就显得好多了。例如，尽管美国有自由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然而在其独立以来的历史上从未出过一名女总统，而且按照华盛顿目前的情况，我们也看不到女总统当选的希望。
英国以“议会之母”的称号为自豪，然而在其全部历史上也只有过一位女首相。即使是到了耶稣诞辰2000周年的今天，英国的妇女依然享受不到与男性同等报酬的权利。法国、德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同。事实上，在许多非洲国家，如加纳等国，妇女争取到同工同酬和选举权的过程要比英国及其他地方的妇女快得多。
但仅靠这一点并不足以褒奖非洲，因为在这块大陆上妇女解放的大业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尚待完成。今天，随着现代化遍及整个大陆，很多非洲妇女正选择独身，或者推迟结婚。她们决定首先追求事业，然后才要孩子——一般不超过两个，同时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以外，保持独立性，并涉足迄今尚是男性天下的领域。
非洲妇女正在争取更多的内阁席位，以及参加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构的更多机会。她们还争取在男性控制的媒体世界里对妇女问题进行公正的报道。
当全世界3月8日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长期以来一直被男权社会所忽视的非洲妇女，正将激进的女权主义发展到更加广阔的水平。
当代非洲妇女有了更多的选择。她们比殖民地时期以前，站在为自由而战的男人身后的那种好好母亲和坚强妇女，或是带着5个孩子的妈妈等女人更加自信和独立。
玛丽亚·谢巴赫是坦桑尼亚的一名女记者，她把非洲妇女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归咎于殖民主义，以及一些非洲领导人的背叛。玛丽亚说：“直到把妇女关在决策大门之外的现代经济模式进入之前，非洲妇女曾经一直是自由的、在外工作，并享有尊严的人。独立前，妇女们被鼓励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战，作为报偿，对她们的许诺是平等的权利。然而现在，妇女依旧贫穷，对她们的权利仍一无所知。”
肯尼亚著名的女环保主义者万加里·马塔伊所持观点稍有不同。她认为妇女自身对其不受重视的境况也负有部分责任。她说：“这是因为妇女们给自己下的定义往往很窄，让别人来规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价值何在。现在，超越这些并让妇女承担自己的磨难的时刻已经来临，该在妇女长期斗争的历史上书写新的篇章，由妇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孤立来看，非洲女性的状况看上去令人失望。在非洲53个国家里，只有乌干达和冈比亚两国的副总统是女性。但如果把非洲的数字放到全球的背景下，上述情况就显得好多了。例如，尽管美国有自由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然而在其独立以来的历史上从未出过一名女总统，而且按照华盛顿目前的情况，我们也看不到女总统当选的希望。
英国以“议会之母”的称号为自豪，然而在其全部历史上也只有过一位女首相。即使是到了耶稣诞辰2000周年的今天，英国的妇女依然享受不到与男性同等报酬的权利。法国、德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同。事实上，在许多非洲国家，如加纳等国，妇女争取到同工同酬和选举权的过程要比英国及其他地方的妇女快得多。
但仅靠这一点并不足以褒奖非洲，因为在这块大陆上妇女解放的大业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尚待完成。今天，随着现代化遍及整个大陆，很多非洲妇女正选择独身，或者推迟结婚。她们决定首先追求事业，然后才要孩子——一般不超过两个，同时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以外，保持独立性，并涉足迄今尚是男性天下的领域。
非洲妇女正在争取更多的内阁席位，以及参加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构的更多机会。她们还争取在男性控制的媒体世界里对妇女问题进行公正的报道。
领导管理岗位 巾帼不逊须眉
【德国《世界报》文章】题：男女同样的分数
女性领导就差一些吗？“不是”，圣加仑大学的一项调查说。女性的领导方式与她们的男同事没有什么不同。领导和人员管理研究所的罗尔夫·文德雷尔和彼得拉·迪克对德国和瑞士13家银行、保险、化工、贸易及信息传播企业的约700名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女性51.5％，男性48.5％）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员工对男性和女性领导的评价类似。他们对男性领导和女性领导的满意程度也几乎没有差别。
女经理与男经理一样，常常实行所谓的“协商领导”，她们在计划做出决策前，给员工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女性领导并不差。但是，调查清楚地指出，“说女性偏爱更具参与性、更社会化和更有效的领导方式的流行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被领导者看来，女性并没有更多地采用“合作的领导方式”。她们甚至往往采用家长制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方式。
这也许令人惊讶。至少女性被认为有着更强的交际、合作和动员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在晋升的道路上消失了。一位从私人经济领域转到大学的人事专家解释道：“如果女性想晋升，她们必须接受男性的价值观。”
事实上，只有少数女性达到领导的最高层。《财富》杂志列出的500家大企业中，只有13家能够在收入最高的5个经理职位中找到女性。国际高级经理人97.4％是男性。德语区公司的董事会中女性只占0.7％。欧洲公司的中层领导中，女性只有6％到8％。
所以，1999年夏卡尔顿·S·菲奥里纳被任命为惠普公司董事长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她是第三个领导“财富500强”企业的女性，“道—琼斯30种股票”企业第一次有了一位女领导。
与女性在就业人数中的比例相比，女领导依然明显少得多。调查还表明，女领导必须更多地证实自己有实力。而且，除了专业素质，女性还必须满足其男同事不同样需要满足的要求：“她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更具外交能力和适应能力，显示出更突出的社会能力，以及特别好的外在形象。”对女性来说，要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依然要比男性困难得多，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在接受调查的高层管理人员中，34％的女性是单身，而单身的男性只有4％。有孩子的女领导只有1／5，但男领导却有2／3。
同时，女性对待失败也没有男性宽容。男性对待失败的宽容态度可以归因于，他们容易把成功归为自己的能力，而把失败归咎于客观情况。心理学家多丽丝·比朔夫—克勒在苏黎世和弗赖堡大学授课时说，“这就导致，即使有教训，给男性的印象也不会很深，他们会旧病复发”。
汉堡一家研究所的调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它看到新一代男性领导正在成长。这些不超过35岁的年轻男士受过几乎摆脱了僵化性别角色的教育，他们的伴侣有职业，他们参加家务劳动，并在工作上以公平竞争和团队精神为准则，他们正在登上最高领导层。
女性领导就差一些吗？“不是”，圣加仑大学的一项调查说。女性的领导方式与她们的男同事没有什么不同。领导和人员管理研究所的罗尔夫·文德雷尔和彼得拉·迪克对德国和瑞士13家银行、保险、化工、贸易及信息传播企业的约700名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女性51.5％，男性48.5％）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员工对男性和女性领导的评价类似。他们对男性领导和女性领导的满意程度也几乎没有差别。
女经理与男经理一样，常常实行所谓的“协商领导”，她们在计划做出决策前，给员工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女性领导并不差。但是，调查清楚地指出，“说女性偏爱更具参与性、更社会化和更有效的领导方式的流行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被领导者看来，女性并没有更多地采用“合作的领导方式”。她们甚至往往采用家长制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领导方式。
这也许令人惊讶。至少女性被认为有着更强的交际、合作和动员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在晋升的道路上消失了。一位从私人经济领域转到大学的人事专家解释道：“如果女性想晋升，她们必须接受男性的价值观。”
事实上，只有少数女性达到领导的最高层。《财富》杂志列出的500家大企业中，只有13家能够在收入最高的5个经理职位中找到女性。国际高级经理人97.4％是男性。德语区公司的董事会中女性只占0.7％。欧洲公司的中层领导中，女性只有6％到8％。
所以，1999年夏卡尔顿·S·菲奥里纳被任命为惠普公司董事长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她是第三个领导“财富500强”企业的女性，“道—琼斯30种股票”企业第一次有了一位女领导。
与女性在就业人数中的比例相比，女领导依然明显少得多。调查还表明，女领导必须更多地证实自己有实力。而且，除了专业素质，女性还必须满足其男同事不同样需要满足的要求：“她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更具外交能力和适应能力，显示出更突出的社会能力，以及特别好的外在形象。”对女性来说，要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依然要比男性困难得多，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在接受调查的高层管理人员中，34％的女性是单身，而单身的男性只有4％。有孩子的女领导只有1／5，但男领导却有2／3。
同时，女性对待失败也没有男性宽容。男性对待失败的宽容态度可以归因于，他们容易把成功归为自己的能力，而把失败归咎于客观情况。心理学家多丽丝·比朔夫—克勒在苏黎世和弗赖堡大学授课时说，“这就导致，即使有教训，给男性的印象也不会很深，他们会旧病复发”。
汉堡一家研究所的调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它看到新一代男性领导正在成长。这些不超过35岁的年轻男士受过几乎摆脱了僵化性别角色的教育，他们的伴侣有职业，他们参加家务劳动，并在工作上以公平竞争和团队精神为准则，他们正在登上最高领导层。
深情无限父母心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报道】题：为一位沉睡中的小王子祈祷
他睡着了，身边簇拥着一些长毛绒玩具。像所有那些大孩子一样，他还需要把玩具狗熊抱在怀里才能入睡。这个安详的场面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现在这个只有8岁的热雷米已经是一个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小男孩了。一张病床占据了他住的那间屋子。玩具箱里装的不再是玩具，而是尿布。一个深色的木制家具把一个自动喷雾器和一个吸痰器伪装了起来。唯一能够进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强饲法吸管。
怪病
这个孩子患的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脑白质营养不良症。自1999年1月份以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身体瘫痪，看不见东西，听不到声音，说不出话来，只是勉勉强强还能呼吸。医院的治疗已告失败，但他的父母决心战斗到底，或许能挽救孩子的生命，而且也是为了把全社会动员起来，对付这种可怕的遗传性疾病。
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遗传性疾病，这种疾病危害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把家里所有人的生活都打乱了。
热雷米的母亲弗朗辛说：“直到1997年秋天开学的时候，热雷米从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他很快乐，对妹妹埃米尔非常关心，与父亲一起去钓鱼，或骑自行车出去闲逛，或弹弹琴，喜欢收集橡栗，然后将它们保存在抽屉里，但他最喜欢做的是修理物品。”
母亲悲伤地回忆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他原来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突然一下子表现得思想非常难以集中。”1998年11月，热雷米就已经有病了，但周围的人几乎没有发现出了问题。在学校里，他写的字越来越大，讲话有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后来，记忆力下降：他在与别人打招呼时“你好”这个词能说四遍；在家里，他竟然不知道浴室在哪里。弗朗辛说：“有些常用的词他说不出来了，连正确地书写都做不到了，也无法把一个短句完整地抄下来。最初，我丈夫和我以为可能是他的视力下降了。眼科医生很快使我们放心了，他说热雷米的眼睛只是有些轻微的散光。但不久，老师建议我们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也没有作出明确诊断。热雷米的情况不断恶化，我们把这种情况对儿科医生说了，他说这可能是一种识字困难的病症。语音老师也未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渐渐地热雷米不会造句子了，言语表达像个婴儿。一场真正的灾难发生了。
“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沮丧与消沉。普通科医生认为他患的是轻微的抑郁症，他要我们带孩子去看青少年精神病科医生。当时热雷米还能去学校上学，但学习没有任何进步。他干扰了课堂的教学，同学们对他也不太体谅。此外，凡是到他手里的东西他都要咬，什么七巧板啦，电话线啦……正是这些事情积累多了促使我们带他去看青少年精神病专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专家认为他一切正常，他是首先想到这个孩子有生理问题的医生。”
在他们看了医生后事情有了进展。几天后，诊断出来了。真是可怕。当医生们发现热雷米患的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病症时，他们想使其父母尽可能地有思想准备来接受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弗朗辛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5月末的这一天。
抗争
在一段时间里，这对夫妇的精神简直已经崩溃，但他们很快振作起来并决定与孩子的疾病作斗争。但怎样向一个只有7岁的孩子说明情况，说他得了一种今天还无法治好的病？弗朗辛说：“我无法向孩子说明情况。但奇怪的是，当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了，你当年得水痘不是治好了吗？现在，这个病也会治好的。’几个月来，他考虑了很多问题，并认为我给他吃了‘坏的母奶’。这是‘他的’解释。有一天，他问我：‘妈妈，我的脑子里长了什么？’为了给他讲明白这个问题，我给他拿来了一张脑部解剖图，上面用蓝色和红色标明了血管。他看了许久，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子可不是这个样子，全是黑的。’过了一段时间，结果证实了他那模模糊糊的预感。”
他的同学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对热雷米表示了宽容。1998年夏天，热雷米接受了第一次化疗。很快，他们决定到朗德海边度假一周。看到热雷米在海滩上跑，与妹妹嬉戏，谁会想到这个刚刚7周岁的小男孩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呢？他的父母痛苦地看着这孩子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在一步步恶化。
在他遭受煎熬的这些时日里，1998年10月14日对热雷米来说却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被欧洲抗脑白质营养不良协会选中，邀请他在法兰西体育场的绿茵场上为法国—安道尔的一场足球赛开球，迪迪埃·德尚亲吻了他，并送给他一件法国足球队的球衣。在场的大多数记者都以为，热雷米由于激动而没有把这个开球踢好。但只有他的父母知道他们儿子的视力已经开始丧失。弗朗辛说：“他从来不叫痛，但他总是说：‘我的眼睛难受。’更糟糕的是，他在房间里要摸索着走路，吃东西时连手指都咬。出于自尊，他拒绝我们的帮助。12月3日，热雷米出现了第一次惊厥，当时他是在医院住了8天后回家的。他的视力已经丧失。”
弗朗辛和法布里斯总害怕他再发生惊厥，他们没有忘记医生的告诫：他的每一次发作都使他离死亡更近一步。于是，父母及祖父母制定了一项战斗计划。家里人必须密切监视热雷米的病情。白天，由伊莎贝尔和瓦莱里看护，下午由外公路易协助看护。夜里，弗朗辛和法布里斯轮流看护儿子，白天，他们还要工作。
 1999年3月，热雷米已经不能自己进食。弗朗辛说：“必须给他强迫进食，这项工作需要专业人员来进行。”
 4月4日，热雷米在父母和小妹妹埃米尔的搀扶与鼓励下迈出了最后几步，去取复活节彩蛋。弗朗辛说：“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们无法减轻热雷米的痛苦。夜里经常听到他的喊叫声、令人不安的呼吸和哭泣。当他痛得蜷缩起身体时，有时只有靠我们的温情与爱抚来减轻他的痛苦。”
弗朗辛说：“我之所以这样抗争是为了使热雷米的生活富有某种意义。通过他，通过他所遭受的苦痛，以及所有遭受这种疾病折磨的孩子们的苦痛，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研究工作将会继续取得进展，有朝一日人们将会赢得这场战斗。”
他睡着了，身边簇拥着一些长毛绒玩具。像所有那些大孩子一样，他还需要把玩具狗熊抱在怀里才能入睡。这个安详的场面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现在这个只有8岁的热雷米已经是一个与其他孩子不同的小男孩了。一张病床占据了他住的那间屋子。玩具箱里装的不再是玩具，而是尿布。一个深色的木制家具把一个自动喷雾器和一个吸痰器伪装了起来。唯一能够进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强饲法吸管。
怪病
这个孩子患的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脑白质营养不良症。自1999年1月份以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身体瘫痪，看不见东西，听不到声音，说不出话来，只是勉勉强强还能呼吸。医院的治疗已告失败，但他的父母决心战斗到底，或许能挽救孩子的生命，而且也是为了把全社会动员起来，对付这种可怕的遗传性疾病。
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遗传性疾病，这种疾病危害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把家里所有人的生活都打乱了。
热雷米的母亲弗朗辛说：“直到1997年秋天开学的时候，热雷米从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他很快乐，对妹妹埃米尔非常关心，与父亲一起去钓鱼，或骑自行车出去闲逛，或弹弹琴，喜欢收集橡栗，然后将它们保存在抽屉里，但他最喜欢做的是修理物品。”
母亲悲伤地回忆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他原来的思维是非常活跃的，突然一下子表现得思想非常难以集中。”1998年11月，热雷米就已经有病了，但周围的人几乎没有发现出了问题。在学校里，他写的字越来越大，讲话有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后来，记忆力下降：他在与别人打招呼时“你好”这个词能说四遍；在家里，他竟然不知道浴室在哪里。弗朗辛说：“有些常用的词他说不出来了，连正确地书写都做不到了，也无法把一个短句完整地抄下来。最初，我丈夫和我以为可能是他的视力下降了。眼科医生很快使我们放心了，他说热雷米的眼睛只是有些轻微的散光。但不久，老师建议我们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也没有作出明确诊断。热雷米的情况不断恶化，我们把这种情况对儿科医生说了，他说这可能是一种识字困难的病症。语音老师也未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渐渐地热雷米不会造句子了，言语表达像个婴儿。一场真正的灾难发生了。
“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沮丧与消沉。普通科医生认为他患的是轻微的抑郁症，他要我们带孩子去看青少年精神病科医生。当时热雷米还能去学校上学，但学习没有任何进步。他干扰了课堂的教学，同学们对他也不太体谅。此外，凡是到他手里的东西他都要咬，什么七巧板啦，电话线啦……正是这些事情积累多了促使我们带他去看青少年精神病专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专家认为他一切正常，他是首先想到这个孩子有生理问题的医生。”
在他们看了医生后事情有了进展。几天后，诊断出来了。真是可怕。当医生们发现热雷米患的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病症时，他们想使其父母尽可能地有思想准备来接受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弗朗辛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5月末的这一天。
抗争
在一段时间里，这对夫妇的精神简直已经崩溃，但他们很快振作起来并决定与孩子的疾病作斗争。但怎样向一个只有7岁的孩子说明情况，说他得了一种今天还无法治好的病？弗朗辛说：“我无法向孩子说明情况。但奇怪的是，当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了，你当年得水痘不是治好了吗？现在，这个病也会治好的。’几个月来，他考虑了很多问题，并认为我给他吃了‘坏的母奶’。这是‘他的’解释。有一天，他问我：‘妈妈，我的脑子里长了什么？’为了给他讲明白这个问题，我给他拿来了一张脑部解剖图，上面用蓝色和红色标明了血管。他看了许久，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子可不是这个样子，全是黑的。’过了一段时间，结果证实了他那模模糊糊的预感。”
他的同学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对热雷米表示了宽容。1998年夏天，热雷米接受了第一次化疗。很快，他们决定到朗德海边度假一周。看到热雷米在海滩上跑，与妹妹嬉戏，谁会想到这个刚刚7周岁的小男孩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呢？他的父母痛苦地看着这孩子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在一步步恶化。
在他遭受煎熬的这些时日里，1998年10月14日对热雷米来说却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被欧洲抗脑白质营养不良协会选中，邀请他在法兰西体育场的绿茵场上为法国—安道尔的一场足球赛开球，迪迪埃·德尚亲吻了他，并送给他一件法国足球队的球衣。在场的大多数记者都以为，热雷米由于激动而没有把这个开球踢好。但只有他的父母知道他们儿子的视力已经开始丧失。弗朗辛说：“他从来不叫痛，但他总是说：‘我的眼睛难受。’更糟糕的是，他在房间里要摸索着走路，吃东西时连手指都咬。出于自尊，他拒绝我们的帮助。12月3日，热雷米出现了第一次惊厥，当时他是在医院住了8天后回家的。他的视力已经丧失。”
弗朗辛和法布里斯总害怕他再发生惊厥，他们没有忘记医生的告诫：他的每一次发作都使他离死亡更近一步。于是，父母及祖父母制定了一项战斗计划。家里人必须密切监视热雷米的病情。白天，由伊莎贝尔和瓦莱里看护，下午由外公路易协助看护。夜里，弗朗辛和法布里斯轮流看护儿子，白天，他们还要工作。
 1999年3月，热雷米已经不能自己进食。弗朗辛说：“必须给他强迫进食，这项工作需要专业人员来进行。”
 4月4日，热雷米在父母和小妹妹埃米尔的搀扶与鼓励下迈出了最后几步，去取复活节彩蛋。弗朗辛说：“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们无法减轻热雷米的痛苦。夜里经常听到他的喊叫声、令人不安的呼吸和哭泣。当他痛得蜷缩起身体时，有时只有靠我们的温情与爱抚来减轻他的痛苦。”
弗朗辛说：“我之所以这样抗争是为了使热雷米的生活富有某种意义。通过他，通过他所遭受的苦痛，以及所有遭受这种疾病折磨的孩子们的苦痛，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研究工作将会继续取得进展，有朝一日人们将会赢得这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