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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 月 13 日 · 第 3 版

本页目录(4 篇)

新时代需要新一代

【美国《新闻周刊》1月10日一期文章】题:危险在前方——丘拜斯访谈录
    像叶利钦圈内的许多成员一样,阿纳托利·丘拜斯也有其沉浮录——叶利钦曾两次将他赶出政府。他现在仍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全国电力企业联合能源公司的负责人。在叶利钦宣布辞职之后,他与本刊投稿人叶夫根尼亚·阿尔巴茨交谈了数小时。
    阿尔巴茨问:你预料到叶利钦会提前辞职吗?
    丘拜斯答:我想,有更多的理由认为他不会那么快辞职。
    阿尔巴茨:为什么?
    丘拜斯:我不能肯定叶利钦本人是否已经做好了下这个决心的准备。
    阿尔巴茨:一直有一种说法,叶利钦绝不会放权。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病得太厉害了?
    丘拜斯:不是,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这一点很明显,但是这不是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许多人再次低估了他的个性。就像我以前曾经说过的,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是极少几个能改变历史的人物之一。叶利钦一直很注意象征性的事情……新的时代需要新人,新的一代。
    阿尔巴茨:你相信普京会在3月份获胜吗?
    丘拜斯:是的。如果选举按时间表举行,即在6月份,情况可能会不同。我认为,很明显,久加诺夫和共产党人已是历史了。然而,还有一支来自左翼——以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为代表——的威胁。他们代表着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支持他们的这些势力有大量的实际利益需要保护,他们不想轻易放弃。
    事实上,俄罗斯在今后四年——如果不是八年的话——面临的主要政治分歧不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而是两种资本主义的分歧。一种是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法治以及能确保和执行法律的强大的国家;另一种是现在的官僚和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
    阿尔巴茨: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是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兴盛起来的。普京会对俄罗斯寡头政治家们的庞大权势采取行动吗?
    丘拜斯:我认为你过分强调了这些寡头政治家的权势。1997年曾经有过他们对政府的影响过大的危险,但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权势。今天的主要危险不同了。首先,是犯罪分子及其与选举产生的或者任命的官员的关系。第二,政府机构从下到上,以及其它所有机构——议会和法院——全都腐败了。新总统将不得不与这些危险,以及其它许多危险问题作斗争;普京别无选择,只能做一名改革者,无论某些人喜欢或不喜欢这个词。他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机会。他在议会中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如果他当选为总统——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他将会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他将有一个对他负责的政府和总统机构。总而言之,他将有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来完成他的主张和计划。
    阿尔巴茨: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政治基础是什么?他将依靠谁?
    丘拜斯:他将依靠那些办事有实效的人,那些人的想法并不重要。参加他政府的并不只是自由派人士,但我认为,如果到了不仅挑选执行人,而且还有制订政治决策的那些人时,普京将会选择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而不是左翼人士。第二,我相信,普京会采取措施让这个国家变得比现在强硬得多
    然而,我看到了危险……记住我们的历史,有一种执行机构可能越过界限,设法在公民社会中行使其权力的危险。

旧习根深蒂固 改革任重道远

【法新社莫斯科1月7日电】虽然苏联和国家计划已经消亡,物价已经放开,卢布可以兑换,财产也已经归私人所有,但是,尽管叶利钦统治了10年,曾经持续了70年的苏联体系仍然根深蒂固。
    苏联给俄罗斯经济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俄罗斯市场上的种种反常现象的来源。
    苏联计划经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全国各个地区的专业化。事实证明,这种相互依赖很难消除。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问题专家萨皮尔说:“建立在一种工业基础上的一个个地区都没能实现起飞。”
    像乌拉尔山脉中的鄂木斯克州和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州这样的主要工业地区受到了严重影响,莫斯科附近的纺织工业地区也是如此。
    旧的习惯依然存在,表明改革过程任重道远。
    法国CEPII研究中心的瓦尔德说:“俄罗斯保持了易货贸易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受到1992—1994年的极端货币主义政策的鼓励,但它也是从过去继承的一项传统。那时,贸易建立在公司之间实物交换的基础上。”
    地区官僚机构往往保持着对资源的控制权,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而不受市场力量影响。
    萨皮尔说:“此外,仍然没有工商风气。也没有由生机勃勃的小企业组成的网络。”
    他说:“苏联培养了专业人员和工程师。这解释了俄罗斯的企业为什么知道怎样生产,却不知如何销售。”
    因此,拉达汽车的制造厂家未能建立一个经销商网络。这个空白完全要靠商人来填补。销售网络的增加往往是寄生性的,损害了生产厂家的利益。苏联遗风解释了俄罗斯的惰性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困难。
    政治领域也保留了苏联的印记。一位分析家说:“成为新俄罗斯重要特色的政治统治者和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勾结也深深地扎根于旧制度之中。”
    共产党始终批评“宗派主义”,但却没有为与它作斗争而做任何努力。如今在克里姆林宫,“家族”仍然把持着权力走廊。
    萨皮尔说:“有一种现象貌似矛盾,但却很有道理:在开明的改革派当中最容易找到过去的遗迹。他们以为自己属于开明的先锋派,因而名正言顺地控制着媒体和政治决策权,可以蔑视民主。”

普京文章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同政府所属的政权分支机构有关。国际经验表明,对人权、自由和民主来说,主要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执行权力机关。当然,如果立法权力机关通过了不好的法律也同样会产生影响。但主要问题仍在执行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负责安排国家的生活,负责运用法律,在采取行政措施的同时,客观上可能会对法律造成重大的歪曲,虽说并不总是故意的。
    加强执行权力机关这在整个世界都是大势所趋。因此,社会希望加强对执行权力机关的监督以避免专横与滥用职权远非偶然。这正是我本人之所以对执行权力机关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后者的各种机构以及开展积极、严厉的反腐斗争赋予头等重要意义的原因。三、有效的经济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年来的改革导致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情况确实错综复杂。但给俄罗斯——一个伟大的大国唱安魂曲还为时尚早。不管怎样,我们仍保持着自己的知识和人才潜力。一系列富有前景的科技研究项目和先进的技术保存了下来。我们的自然财富仍在我们手中。因此,国家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吸取90年代的教训,总结市场改革的经验。
   &nbsp1、我认为主要教训之一是,所有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摸索着、乱碰着前进,对全国性的目标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些目标将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发达、繁荣和伟大的国家。经济方面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年限的远景发展战略这一问题尤其尖锐。
    政府决心以统一的战略和战术为基础开展自己的工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注定我们要补窟窿,仿佛消防队一般。国家需要一项长期的全国性的发展战略。我已经说过,政府已着手这项战略的拟定工作。
   &nbsp2、90年代的第二个重大教训是,得出了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的结论。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计划和管理体系,由无所不管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这是指让俄罗斯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和机制
    当然,这会违背那种通行的国家作用仅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定式。将来我们多半也将采用这一定式。但目前情况要求我们必须使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样的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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