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 10 月 5 日 · 第 8 版

【法国《回声报》９月２５日文章】题：上海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中心
    如果说中国在经济形势不好的亚洲有一个稳定的中心，那无疑就是拥有
１３００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面对影响邻国经济和它最大的投资者香
港的衰退，上海丝毫未受损害。上海一条主干道上的一幅巨型标语牌上写着
：“发展是必由之路”。１９９８年上半年的成绩表明，上海的战略是正确
的。尽管它的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１９９７年１２．７％），但在全国其
它地区的经济增长围绕在７％之时，它毕竟达到了９．５％。上海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王占（音）强调指出，“我们上半年的目标是９．４％。我们认为
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阶段”。
    然而，各种困难还是存在的，某些街区工地的工程进展缓慢表明亚洲投
资者远离了这里。在９０年代初房地产热之后，人们发现上海建房过多。结
果是，６０％的写字楼空闲，这很令香港各公司担忧，因为它们占上海投资
者的３５％还多，主要在房地产业进行投资。
    然而，尽管自１９９８年年初以来外国投资减少，但许多协定如在浦东
建克虏伯工厂的协定（１２亿美元）将使上海重新有起色。上海外国投资委
员会经济学家夏中光（音）概括地说：“在亚洲出现金融危机以后，１９９
７年亚洲投资减少了７０％，１９９８年减少了３５％。因此，上海靠提供
优惠待遇来吸引西方投资者。我们准备改善税收环境来适应竞争。”另外一
个发展中心是基础设施计划，各商业银行为此已同意提供３３０多亿人民币
的新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城市交通和环境。
    有了这些投资，上海似乎能够赢得赌注，免遭亚洲危机的传染。应该说，
将上海树为全国经济改革样板（特别是在解决国营企业资产管理这个棘手的
问题上）的中央政府将会竭尽全力确保它的成功。

【美国《华尔街日报》９月３０日文章】题：送来送去的月饼　（记者
　克雷格·史密斯）
    中秋节期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人们不断地接到和送出月饼。这仿佛
是一场全国性的击鼓传花游戏。
    中国人吃这种圆形带馅的糕饼是为了纪念中秋节，据说，这时的月亮最
大、最圆、最亮。
    几年前，通常以莲蓉、糖和油作馅的月饼是贵重礼品。但由于城里人的
生活现在更加富裕了，送月饼越来越成为一种礼仪。就像美国的圣诞水果蛋
糕一样，月饼被送来送去，直到中秋结束。而最后接到月饼的人要么吃掉它
们，要么悄悄扔掉。
    退伍军人何先生说：“去年，我原来的部队打电话说，有人要来给我送
月饼。我说：‘谢谢，不过别送月饼，送钱好了。’”但他还是收到了月饼。
月饼放在冰箱里直到过春节，打开一看已经干硬得像石头了。
    悠久的历史和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使送月饼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像上海杏花楼等老字号的月饼是人们送得最多的。李女士认为，一盒月
饼在食用有效期以前会转上五六道手。
    ５３岁的王雅芳（音）是一位家庭主妇。她预计，中秋节期间她将收到
大约１２盒月饼。而她家每年只能勉强消耗掉一盒。她说：“我给我小弟家
送两盒，两盒给我丈夫的兄弟，两盒给我父母……。”她边说，边计划着如
何把这些月饼打发出去。最后，她叹了口气说：“无论如何，我们一般都会
剩下一盒给不出去。”
    这里存在一个送礼的技巧：如果收到名牌月饼，就把它们送给上司、父
母或其他层次高的人。便宜一些的月饼就送给那些不知有这些区别的下属或
乡下亲戚。人们都急于送出他们的月饼，很多人把月饼寄给远在他乡的亲戚
朋友。中国的邮局甚至准备了标准的邮寄月饼的盒子。上海邮政局估计，今
年从上海寄出的月饼将达１０万盒。
    吃月饼的传统可追溯到公元７世纪的唐代。当时的人们在月圆之时烘烤
月饼。据说，吃月饼是为了纪念嫦娥。她是一个美丽的仙女，和她的宠物玉
兔一起住在月亮上。
    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起嫦娥。王先生说：“我最害怕收到月饼。”和
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每年他都收到一大堆月饼，那是一些有求于他的人送来
的。他说，送月饼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人们现在的食品太多了。王先生说：
“每个人都在送月饼，所以你也被迫这样做，但送月饼的乐趣已经没有了—
—而得到月饼的人也不高兴。”

【中央社台北１０月３日电】面对台北市市长选战越来越激烈，各项抹
黑与攻讦尽出，新党籍市长参选人王建煊预期，恐怕还会有激烈的肢体战发
生；他批评，现在只看到政党一心求胜罔顾手段，漠视民生法案，恶劣的选
风实在让他想吐。
    号召高道德标准参选的王建煊，虽然目前选战气势低迷，可是面对恶质
化的选风，以及荒谬的竞选花招，王建煊今天在接受一场电视专访时，强调
高品质市长选战的他，仍忍不住说了重话。
    谈起目前各级政府的贪渎与操守，王建煊更是满怀感伤，他认为，如果
长官不能做典范，又如何要求部属？结果上下交相贼，一笔烂账揭开来，比
马桶还臭，问起市府究竟有没有贪赃枉法，他认为，“一定会有”。
    他认为，台北生活圈的形象，随着选战逐一暴露出来，大家笑贫不笑娼
，成者王侯败者寇，最后只重结果不问过程，你如何当选没人问，因为当选
的光环掩盖了民众的心，而民众心中厌恶恶质选举，却想看看热闹，结果劣
币驱逐良币，生活就继续坏下去。

▲中央社三日报道，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侯叔祺表示，由于机票及酒
店价格都下调，今年八月访港的旅客人数为八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人次，
是自去年五月以来单月的最高数字，这表明有转好迹象，并可能在复苏中。

【中央社台北９月２９日电】据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统计，台湾每年
大约７００人因猛爆性肝炎死亡病例，问题出在服用来路不明的偏方，吃蛇
胆正是民间迷信的偏方。
    台北荣总临床毒物科主治医师蔡维祯指出，一年来分别有７６岁、４２
岁、６９岁的病人吃蛇胆干后发生猛爆性肝炎，其中４２岁的病人有Ｃ型肝
炎病史侥幸未死，其他两位并没有肝病病史却死亡，他们平均每天吃一到两
颗蛇胆干，一周后发病出现疲倦、皮肤发黄、食欲不振，最后死因为肝肾衰
竭。
    蔡维祯表示，三位病人并没有接触四氯化碳、也未服用其他偏方，更没
有使用肺结核药物，在排除这些造成猛爆性肝炎的危险因子后，推测祸首极
可能是蛇胆干。
    台北荣总在第一个病人死亡后，曾将病人服用的蛇胆送去化验，不过蛇
胆干的成分极为复杂，化验不出所以然来。
    蔡维祯说，任何动物包括鱼类蛇类的胆均有毒性，以前就发现吃草鱼胆
中毒事件，胆中也有寄生虫，还是少吃为妙。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执行长许金川指出，每年大约有１０００人死于猛
爆性肝炎，原因不明，极可能与使用偏方有关。
    以熊胆为例，许金川说，熊胆中的某特定成分经过纯化萃取后，可以制
成肝病药物，经医师处方使用，一般民众不明就里自行食用熊胆是很危险的。
  　偏方吃死人事件时有所闻，许金川说，两年前，有位妇人炖了一锅蟾蜍
汤与亲朋好友分享，结果吃得愈多中毒愈深，妇人死于肝肾衰竭。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９月２５—２６日报道】题：西方人眼中
的中国（记者　威廉·多布森）
    ７００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西方人想像中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是以
一种混乱的，相互矛盾的方式想像中国。他们所想到的中国（在一个或另
一个时候）曾经是中国式的异国情调的根源，是一座“紫禁”城、是“东
亚病夫”，至少是一只“睡狮”，如果把它激怒了，它将带来“黄祸”，
从而为西方人最大的担心提供依据。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彭斯把他们得出的这些印象收集在他编
辑的一本书里。在一开始，斯彭斯就描写东西方的相遇只是“一瞥”，并建
议说，由于常常是转瞬即逝和视时机而定的，所以这些会见不是很完美的。
当然还是很吸引人的。
    他的书以一名天主教修士１２５３年为拜访大汗王来中国开始，以一名
法国小说家让·莱维１９８５年写的一本小说作为结束，书中提供了东西方
在中央王国进行的４０多次“一瞥”式的会见。这是来自一批探险家、外交
官、哲学家、剧作家、传教士和诗人的“一瞥”。其中的每一篇都记述了西
方，同时也包括了中国自己的期望。的确，斯彭斯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
在西方写就了一部中国的最新历史。
    在１３世纪，元朝对中亚和欧洲一些地方的东扩而形成的支配地位几乎
可以保证，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有了接触。第一个提到中国人的书面记录的人
是接受法国路易九世派遣的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这份记录只限王室阅读，
充其量是推测性的，因为威廉最远只到了当时蒙古中部喀喇昆仑的大汗宫庭。
    最早发现中国的应属于更为著名的马可·波罗，他在其１２９８年口述
见闻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进行了描述。马可·波罗曾作为顾问在中
国的王宫生活了１７年。尽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生
活在１３世纪末期，但对于他的远航，甚至是否到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
这些都无关紧要。不管这本书是真是假，它已经拥有广泛的读者。
    哥伦布早在他自己去探险之前就了解了马可·波罗的评价。他在１４９
６年出版了他自己的“游记”，并在书页的边上记有１００多处记号。其中
一些是“可以考虑的进行贸易的地点”。就像当今的企业家梦想着登陆中国
市场一样，探险家们早在若干世纪之前就开始探寻黄金般经商机会了。
    西方人对中国产生更大兴趣的下一个例子是在１６世纪末，按斯彭斯的
说法就是“天主教世纪”。最知名的旅居中国的人士就是一位意大利人利玛
窦，他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他于１５８３年到达中国。就像他的许多后来
者一样，他对中国社会非常赞赏。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是统一的，祥和的，
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完全不像１６世纪宗教改革后的欧洲。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深深地被中国吸引。英国的一位舰队指挥官
乔治·安森就是中国最早的批评者，他的军舰在１７４３年驶入中国。在被
中国士兵追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安森确实认为中国的语言是一种骗局，不
仅使中国人，也使英国人不知所措。斯彭斯指出，安森的意见将是微不足道
的，如果不是他１７４８年对中国的评论影响了像孟德斯鸠这样的思想家的
话。
    许多欧洲哲学家，如孟德斯鸠、莱布尼兹和伏尔泰都被中国强烈地吸引
着，都试图解开一度曾是那么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会停滞不前这个谜。其他人
，如１８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思想家赫尔德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赫尔德看
来，中国是“一具涂上防腐剂的木乃伊，用丝绸包裹着，周围写满象形文字
”。赫尔德对欧洲人说，不管中国人抱有什么希望，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
希腊人或罗马人”。
    虽然以前几乎没有中国人生活在欧洲，但到了１８４９年，淘金热使得
美国人不需要再到遥远的中国海岸来看中国社会。像马克·吐温和布雷特·
哈特，他们渐渐成为同情他们所遇到的中国劳工的观察家。当然，在许多文
学作品中，存在反华的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斯彭斯指出，迷茫的美国人所
知道的就是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恶棍傅满楚的形象。约翰·斯坦贝克１９３
９年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书中仍然暗示中国人将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另
外，赛珍珠写了一本《大地》，仍然坚守“东方人耽于声色”的老框框。
    至于为什么西方人把中国人想像成这个样子，斯彭斯认为，“秘密就在
耳朵里，耳朵既听它想听的，也听它希望听到的。”我们往往把这些矛盾归
咎于中国，实际上这可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澳门日报》九月三十日报道，葡萄牙负责澳门事务的国务秘书简
能思表示，葡萄牙政府已经作出决定，澳督及政务司返回原职津贴由葡自
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