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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报文章：印度：亚洲象正在苏醒
【法国《世界报》６月１７日文章】题：印度也已苏醒
工厂、大坝以及其他一些重工业的象征物将是现代印度的“寺庙”：这是５０年前印度刚刚脱离英国而独立时，尼赫鲁所制订的目标。
５０年后，印度的新领导人把优先目标完全颠倒了过来。虽然他们或许并没有将一切都彻底摧毁，但他们已经放弃了“尼赫鲁模式”，转而搞市场经济了。六年间，印度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这一革命还不能令世界银行满意，也没能吸引到足够的外国投资者，但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印度还不像某些乐观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了一条“巨龙”，但这头“大象”正在抖动身躯，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在经济和行政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阻力，但印度在５０年间仍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当尼赫鲁在１９４７年出任印度总理的时候，印度有３／４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寿命仅３２岁（如今达到了６８岁），８４％的人是文盲，国家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外援，按人均收入计算，印度排在全球最低的国家之列。
半个世纪之后，印度由于６０年代实行了“绿色革命”而实现了粮食的自给，饥荒早已成为历史，文盲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不足一半；尽管还有１／３的人生活条件仍相当困难，但印度经济持续蓬勃发展，人口膨胀的现象得到了控制。
自独立之后到６０年代期间，尼赫鲁所选择的“印度式道路”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目的是要把印度由一个耕作型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大国：既要赶上发达国家，又要缩小国内的社会差别。但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不过，这５０年的自由政策还是取得了不少进步。
然而，印度官僚主义现象严重，产品缺乏竞争力，加之因过度重视基础设施和重工业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以上三个因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正是这些因素最终葬送了“尼赫鲁模式”以及后来的“国大党模式”。
９０年代初，印度开始了一个历史转折——所有的人都认为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印度这一新潮流的出现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１９９１年５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被刺杀，标志着尼赫鲁—甘地“王朝”的结束。在新总理纳拉辛哈·拉奥的领导下，印度走上了经济自由化的道路。
拉奥执政的头几年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切来得非常之快，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想：生产和出口的许可证被取消了。大部分进口产品的海关税降低了一半。在一些地方企业，外资的数额被允许超过一半。证券市场终于也对外国人开放了。
另外一项重大的措施是：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２２亿美元的应急资金，这无疑给低靡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汇储备大大增加，证券市场飞速发展，外国资本大量注入，１９９６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７％，与东亚和西亚国家联合创办的合资企业日益增加，这一切都是印度实行了自由经济所带来的成果。
无论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都在觊觎着印度这个下世纪人口将超过１０亿、中产阶级人数在１．２亿至２亿之间的大市场。１９９２年，印度共销售了１００万台冰箱、２５万台洗衣机、４７．８万辆摩托车、１０００万块手表以及４８０万台电视机。与众多的人口相比，这些数字并不算高，但增长幅度已经相当可观，因此引起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兴趣。
但是政治的不稳定（已连续换了三届政府）以及旧体制的阻力影响了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前进速度。
在打破条条框框方面，前总理拉奥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或许是印度这一亚洲巨人能走的唯一道路。印度无法承受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冲击。如今有三亿印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２１世纪实现民主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要同贫困现象作斗争。
由于印度幅员辽阔，各地之间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今后，印度将在国内培养出一些生命力强劲的“小龙”，但它可能也会把那些赶不上经济快车的地区抛弃。
工厂、大坝以及其他一些重工业的象征物将是现代印度的“寺庙”：这是５０年前印度刚刚脱离英国而独立时，尼赫鲁所制订的目标。
５０年后，印度的新领导人把优先目标完全颠倒了过来。虽然他们或许并没有将一切都彻底摧毁，但他们已经放弃了“尼赫鲁模式”，转而搞市场经济了。六年间，印度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这一革命还不能令世界银行满意，也没能吸引到足够的外国投资者，但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印度还不像某些乐观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了一条“巨龙”，但这头“大象”正在抖动身躯，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在经济和行政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阻力，但印度在５０年间仍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当尼赫鲁在１９４７年出任印度总理的时候，印度有３／４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寿命仅３２岁（如今达到了６８岁），８４％的人是文盲，国家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外援，按人均收入计算，印度排在全球最低的国家之列。
半个世纪之后，印度由于６０年代实行了“绿色革命”而实现了粮食的自给，饥荒早已成为历史，文盲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不足一半；尽管还有１／３的人生活条件仍相当困难，但印度经济持续蓬勃发展，人口膨胀的现象得到了控制。
自独立之后到６０年代期间，尼赫鲁所选择的“印度式道路”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其目的是要把印度由一个耕作型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工业化大国：既要赶上发达国家，又要缩小国内的社会差别。但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不过，这５０年的自由政策还是取得了不少进步。
然而，印度官僚主义现象严重，产品缺乏竞争力，加之因过度重视基础设施和重工业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以上三个因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也正是这些因素最终葬送了“尼赫鲁模式”以及后来的“国大党模式”。
９０年代初，印度开始了一个历史转折——所有的人都认为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印度这一新潮流的出现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１９９１年５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被刺杀，标志着尼赫鲁—甘地“王朝”的结束。在新总理纳拉辛哈·拉奥的领导下，印度走上了经济自由化的道路。
拉奥执政的头几年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切来得非常之快，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想：生产和出口的许可证被取消了。大部分进口产品的海关税降低了一半。在一些地方企业，外资的数额被允许超过一半。证券市场终于也对外国人开放了。
另外一项重大的措施是：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２２亿美元的应急资金，这无疑给低靡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汇储备大大增加，证券市场飞速发展，外国资本大量注入，１９９６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７％，与东亚和西亚国家联合创办的合资企业日益增加，这一切都是印度实行了自由经济所带来的成果。
无论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都在觊觎着印度这个下世纪人口将超过１０亿、中产阶级人数在１．２亿至２亿之间的大市场。１９９２年，印度共销售了１００万台冰箱、２５万台洗衣机、４７．８万辆摩托车、１０００万块手表以及４８０万台电视机。与众多的人口相比，这些数字并不算高，但增长幅度已经相当可观，因此引起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兴趣。
但是政治的不稳定（已连续换了三届政府）以及旧体制的阻力影响了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前进速度。
在打破条条框框方面，前总理拉奥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或许是印度这一亚洲巨人能走的唯一道路。印度无法承受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冲击。如今有三亿印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２１世纪实现民主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要同贫困现象作斗争。
由于印度幅员辽阔，各地之间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今后，印度将在国内培养出一些生命力强劲的“小龙”，但它可能也会把那些赶不上经济快车的地区抛弃。
甘地家族东山再起？
【法国《问题》周刊６月７日一期文章】题：甘地家族的东山再起
在印度，甘地家族又踏上了政治道路。六年来，甘地家族一直保持谨慎态度。但现在，拉吉夫·甘地（印度前总理，１９９１年被暗杀）的遗孀索尼娅正式加入了国大党。她不久可能会在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印度政党内担任一个领导职务，甚至可能担任该党的主席。由于腐败丑闻和权力斗争，１９４７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印度国大党的地位日趋削弱，去年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但是，索尼娅的加入有可能使这个党恢复生机。
像甘地家族的所有人一样，现年５０岁的索尼娅在印度的名望很高，尽管她态度严厉。自从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国大党的领导人经常就一些敏感的问题来征求她的意见或来寻求她的“祝福”。她的一句简短的话，她对某一个政界人物露出的一丝赞许的微笑或冷峻的一瞥，都会立即招来大量评论。以前，人们曾多次要求她加入国大党以“挽救”这个党，但都遭到了拒绝。她现在同意加入国大党也许是为了她的孩子拉胡尔和普里扬卡的前程。此次人们要求她入党正好与博福斯事件（指向瑞典博福斯公司购买大炮时发生的行贿受贿丑闻，拉吉夫·甘地当时受到了牵连）之调查结束巧合。作为国大党的成员，索尼娅将更有能力为她的已故丈夫的名声辩护。
国大党的多数干部赞成索尼娅入党。但另一些人怪她是意大利裔人，对她的入党持批评态度，因为她的入党妨碍这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忘记了这样一点：总是身着纱丽的索尼娅非常了解印度并且精通印地语。但她的入党是否足以挽救这个党还很难说。
在印度，甘地家族又踏上了政治道路。六年来，甘地家族一直保持谨慎态度。但现在，拉吉夫·甘地（印度前总理，１９９１年被暗杀）的遗孀索尼娅正式加入了国大党。她不久可能会在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印度政党内担任一个领导职务，甚至可能担任该党的主席。由于腐败丑闻和权力斗争，１９４７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印度国大党的地位日趋削弱，去年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但是，索尼娅的加入有可能使这个党恢复生机。
像甘地家族的所有人一样，现年５０岁的索尼娅在印度的名望很高，尽管她态度严厉。自从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国大党的领导人经常就一些敏感的问题来征求她的意见或来寻求她的“祝福”。她的一句简短的话，她对某一个政界人物露出的一丝赞许的微笑或冷峻的一瞥，都会立即招来大量评论。以前，人们曾多次要求她加入国大党以“挽救”这个党，但都遭到了拒绝。她现在同意加入国大党也许是为了她的孩子拉胡尔和普里扬卡的前程。此次人们要求她入党正好与博福斯事件（指向瑞典博福斯公司购买大炮时发生的行贿受贿丑闻，拉吉夫·甘地当时受到了牵连）之调查结束巧合。作为国大党的成员，索尼娅将更有能力为她的已故丈夫的名声辩护。
国大党的多数干部赞成索尼娅入党。但另一些人怪她是意大利裔人，对她的入党持批评态度，因为她的入党妨碍这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忘记了这样一点：总是身着纱丽的索尼娅非常了解印度并且精通印地语。但她的入党是否足以挽救这个党还很难说。
非洲国家不希望德国迁都
【法新社波恩６月１３日电】特写：缺乏现金的非洲国家不喜欢德国的迁都计划
当德国政府和议会正准备到２０００年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之时，一些非洲国家对于花费上百万美元保持靠近德国政府的前景却不那么高兴。
一位外交官说：“我们从未要求迁到柏林去。当维也纳公约规定驻在国必须为购买使领馆提供方便，并帮助外交使团为它们的成员找到适当的住房时，我们干嘛还要啰嗦呢？”
１９９１年，令许多驻波恩的非洲国家大使馆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德国人迁都柏林的决定是在他们已经特别缺钱的时候作出的。
在非洲国家外交使团长喀麦隆大使让·梅拉加看来，非洲大部分国家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已经过去，但是德国迁都柏林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德国当局面对它自己的财政危机，宁愿把根据１９６１年维也纳公约应当提供的援助保持在最低限度。官员们坚持说，波恩无意为发展中国家把大使馆从莱茵河畔迁到施普雷河畔提供资助。
在柏林，私人要出售的可供建使领馆的地点有许许多多，但是要价似乎超过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财力。
梅拉加又说：“每天我们都接到长长的一串建议，但是每一次他们都索要上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这个价格，我们是绝对付不起的。”
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把一批使馆安置在一栋大楼内，楼内还设有各使馆可轮流举行招待会的场所。但是，喀麦隆是无论如何不会在１９９９年打电话叫搬家公司的。
梅拉加说：“我们不可能在１９９９年随同德国政府一道迁往柏林。我甚至不会向我的政府提出搬迁之事，因为从财政上讲这是办不到的。”
当德国政府和议会正准备到２０００年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之时，一些非洲国家对于花费上百万美元保持靠近德国政府的前景却不那么高兴。
一位外交官说：“我们从未要求迁到柏林去。当维也纳公约规定驻在国必须为购买使领馆提供方便，并帮助外交使团为它们的成员找到适当的住房时，我们干嘛还要啰嗦呢？”
１９９１年，令许多驻波恩的非洲国家大使馆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德国人迁都柏林的决定是在他们已经特别缺钱的时候作出的。
在非洲国家外交使团长喀麦隆大使让·梅拉加看来，非洲大部分国家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已经过去，但是德国迁都柏林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德国当局面对它自己的财政危机，宁愿把根据１９６１年维也纳公约应当提供的援助保持在最低限度。官员们坚持说，波恩无意为发展中国家把大使馆从莱茵河畔迁到施普雷河畔提供资助。
在柏林，私人要出售的可供建使领馆的地点有许许多多，但是要价似乎超过了许多非洲国家的财力。
梅拉加又说：“每天我们都接到长长的一串建议，但是每一次他们都索要上十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这个价格，我们是绝对付不起的。”
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把一批使馆安置在一栋大楼内，楼内还设有各使馆可轮流举行招待会的场所。但是，喀麦隆是无论如何不会在１９９９年打电话叫搬家公司的。
梅拉加说：“我们不可能在１９９９年随同德国政府一道迁往柏林。我甚至不会向我的政府提出搬迁之事，因为从财政上讲这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