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 12 月 30 日 · 第 8 版

【美国《商业日报》１２月２４日文章】题：中国变化的１０年（作者《费城问讯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
    我对中国有信心。
    在中国各地旅行，你不禁要受到中国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中国人民认为，他们的生活已大大改善，不仅在富裕的沿海城市，而且在内陆，甚至在贫穷省份也是如此。虽然在这么辽阔、这么变化多端的一个国家访问的人，像是谚语中所说的那个摸象的瞎子，但这种乐观情绪无所不在，令人无法忽视。
    过去１０年的变化是惊人的。
    １０年前，上海的南京路是一条寂静的大街，街上行驶的只有自行车和少量的出租车；今天，街上车水马龙，道路两边高楼林立，霓虹灯广告比比皆是，耀眼的百货商店里挤满了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购物者。
    １０年前，在山西这个产煤的贫穷省份，惠里村的村民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简陋小屋，没有电灯，也没有像样的住房；今天，大部分农户家里有了彩电，而且许多是新买的。
    １０年前，这里实行的是国家严格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今天，国营部门生产的产品只占中国生产全部产品的４０％，股票市场在上海和深圳蓬勃发展，私营企业成了这个国家的生命力所在。
    在机场候机室同在中国各地飞来飞去寻求新客户的商人聊天，在北京大学同想着赚钱的学生谈话，同帮助中国实现金融机构现代化的年轻银行家交谈，同前去上海建筑工地或山西煤矿打工以赚钱在家乡办厂的工人闲谈，这些人大部分都期望他们的生活，或者至少他们子女的生活能不断改善。（这一点同大部分俄罗斯人不同，他们看不到他们国家急剧下降的经济的出路。）大部分人说，改善生活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眼下正是如此。
    我依然对中国抱有信心是有多种理由的，而且其中的一些理由是中国所特有的。
    首先是海外华人因素。中国的外国投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商人，以及侨居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富裕华人家庭。这些投资者同祖国有着超越他们强烈的谋利本能的感情联系。他们将继续在中国投资。
    其次是中国的节俭美德。中国人很能储蓄。现在，他们一面赚钱，一面把钱存进当地的银行，甚至存进中国新出现的互助基金。这些存款为发展提供资金。这一点同俄罗斯又不相同。在俄罗斯，任何人赚了大钱都立刻把钱转存到西方银行。
    第三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因素。年轻的专业人员、官员、企业家和双职工家庭，正在组成新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可以购买公寓住房，私人轿车，送子女进私立学校或到国外上大学。他们的数量已经很大。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务实因素。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邓小平把这个国家固有的务实精神的能量释放了出来。中国的座右铭变成了“如果这么做有效，那就去做”，或者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政治改革也已经开始出现。例如：
    ——村庄选举现在已在全国各地举行。村庄选举开始举行的部分原因是农民对官员的腐败感到不满。
    ——制定一部法典的法律改革实际上可能已认真地开始。给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以保护的需要推动了法律改革。

【中央社香港１２月２８日电】候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今天上午和香港政府布政司陈方安生会面，正式邀请陈方安生留任，陈方安生已欣然答应。
    这是董建华自从当选特区首长后，第一次与陈方安生正式会面，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
    董建华今早在深水湾的别墅与陈方安生进行１小时４５分钟的早餐会谈。他在会后表示，很高兴陈方安生能接受他的邀请留任，他相信他们二人间的合作一定很愉快。他又说，他和陈方安生之间曾共事数年，两人也是好友，彼此间有很好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同一条心，就是香港将来会更好。
    【美联社香港１２月２８日电】据今天宣布，香港最高级公务员在７月香港移交中国后仍留在政府工作，香港移交中国统治的一个重要问题已变得明朗。
    人们欢迎陈方安生的决定，认为这是增强信心的举措，也是表明香港政权移交保持连续性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的行动将消除高级公务员的担忧，即在中国建立的临时立法会开始讨论法律问题时他们的忠诚问题将受到考验。香港的殖民政府反对临时立法会，并命令公务员不同这个临时立法会合作。
    １９万公务员是香港效率高、没有贪污腐败的企业气氛的支柱。人们认为香港顺利移交对于保持香港的强大经济至关重要。
    虽然董和陈在立法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但人们认为董接受陈是一个迹象，表明他没有偏见。
    人们长期以来把董陈关系看作是香港的“理想伙伴”，因为这种伙伴关系把董的行政技能及他同中国的关系同陈对公务员制度的深刻了解结合在一起。
    陈在３０多年前就成为公务员，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得到提升，直到成为担任布政司的第一位华人，也是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位妇女。

【台湾《联合报》１２月２５日报道】题：何大一的父亲：对孩子重身教不必啰嗦（记者傅依杰）
    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的何大一的父亲何步基说，他为儿子取“大一”这个名字，出自老庄哲学；他教导大一，也是无为而治，他说，为人父母作好榜样，孩子就不会坏，“对孩子，重身教，不必啰嗦。”
    祖籍江西新余的何步基，与儿子很亲近，何大一小学五年级来美，一个英文字都不懂，何步基亲自教他英文文法，帮他度过刚来美学习的尴尬期。
    来美４０年、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教育心理、南加大取得电机两个硕士的何步基说，何大一记忆力强，过目不忘，此外头脑很有条理，这是他两个特点，因此将何大一辅导到跟上小学里的学习之后，他后来在初、高中名列前茅，跳级后只花５年就念完；大学则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以第一名毕业，马上再进哈佛医学院深造。
    何大一爱打篮球、听古典乐、甚至爱吃中国菜，也都是何步基从小的“启发”。
    何步基透露，何大一很照顾两个弟弟，是“家里第二个爸爸，”何大一和现在当牙医的大弟何弘一年龄近，从小玩在一起，作哥哥的一直爱护有加；小弟何纯一在美国出生，和大哥差了约１５岁，“纯一婴儿的时候，大一就常帮他换尿布”，何步基笑着回忆
    。
    何步基说，取大一这个名字，他花了点心思，是取自老庄所说“其大无外谓之大一”这句话，何步基开玩笑说，还有人猜“是不是我大学一年级生的？”何大一与台中沙鹿名医千金郭素玉所育三个孩子，楷仁、将仁、杰仁，也是爷爷取的名字。
    对于何大一今天的成就，何步基强调，这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荣耀”，他要大一常抱着“感恩的心”，尤其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这一点，何大一似乎牢牢记着父亲的话。

【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２月１９日报道】题：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两个最大的抽水马桶生产厂家针锋相对地争夺中国市场（记者史蒂夫·格莱恩）
    “这里就像两条战壕，”霍勒斯·惠特尔西俯瞰下面的山西路——一条在上海商业区里看上去比较安静的、路两边有树的街道说：“我们正是在这里针锋相对地进行着竞争。”
    说得好，惠特尔西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中一场紧张的、富有启迪意义的冲突中的美方最高指挥官。双方争夺中涉及的东西是马桶。
    中国的建筑商和房主们走进一些专卖店，浏览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式抽水马桶。客户们更多地是购买进口马桶，他们在世界最大的两家厕所浴室设备生产厂家的产品之间作出选择。这两家公司就是新泽西州皮斯卡特韦的美国标准公司和它的头号对手日本南部北九州的京陶公司。惠特尔西先生是美国标准公司负责中国生意的总经理。
    美国标准公司和东陶公司在中国这块名符其实的“试验场”上，在许多方面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对许多现代厕所器具生产厂家一样，中国对于那些在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很大开拓余地的马桶生产厂家来说，也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有可能是最有利可图的市场。直到不久以前，中国的马桶市场仅仅限于对比较原始的“蹲式”设施的、数量并不令人动心的需求。可是现在，比较容易保洁和省水的西方式的坐式马桶已经成为成千上万的新的住宅楼、办公楼和百货商店的标准卫生洁具。在今后几年里，中国人很可能每年为购买外国制造的马桶花费数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这两家最大的竞争者向中国消费者提供类似的主要型号产品——大多是柔和的淡颜色的两件一套的真空冲洗自保洁抽水马桶。两家都是在各自的国内设计，然后在泰国或其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生产这些产品，然后运往中国出售。
    美国标准公司估计，它的销售数量在中国进口的全部厕所浴室设施中约占３０％到４０％。东陶公司的负责人说，该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为１０％到１５％。
    美国标准公司占了上风，从简单的库存统计数字上也明显表现出来。该公司目前在中国的经销网的马桶库存量仅够维持销售１４天，而东陶公司的库存量达到可维持两个月销售水平。

【中央社台北１２月２８日电】国家发展会议今天闭幕，大会召集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主持了闭幕典礼，李登辉总统亲自听取三大议题总结报告，总统并宣告，将在总统府内设立国家发展咨询机构。
    经过大会分组、全体会议及各党场外协商后，凝聚朝野各界共识的国家发展会议今天落幕。在新党退出、中国国民党及民进党、无党籍协商后，三大议题共获致１９２项共识及具体措施。
    【台湾《中央日报》１２月２８日报道】首届国家发展会议在两岸关系方面，朝野达成三项重要共识，包括组成新的大陆政策咨询机构、两岸协商新议题，以及另辟“两岸论坛”沟通管道。
    这三项突破僵局的决议，一是在现有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外另设更广纳在野意见的大陆政策咨询机构；二是将“九七”后台港关系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列为辜汪会谈优先议题；三是推动“两岸论坛”。希望在海峡交流基金会的事务性商谈停摆时另辟两岸沟通途径。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京育表示，所有两岸关系的问题，都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决定的，都涉及对岸的态度，我方的作法一直是尽量表示善意，期望对方也以善意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