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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
【台湾《工商时报》１０月１４日文章】题：信息经济学解决黑道围标有解？（作者张秋蓉张世忠）
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及英国剑桥大学詹姆斯·米尔利斯以“不对称信息下的刺激理论”之研究，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后，以往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由它的崛起不难发现，以往在一般人印象中，被认为假设往往脱离实际、理论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其实也有非常接近你我日常现实生活的一面。
信息经济学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道德危机”和“反向选择”。所谓“道德危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契约签订后才会作出某种选择，一旦契约当中所隐含的刺激设计不佳，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极可能会引发其中一方混水摸鱼、另一方权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因此，要避免道德危机的产生，首重“刺激”的设计及使用，让一方的行为能够在符合另一方的喜好之下，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例如火灾保险的契约通常只是部分险，这样子投保人有较高的动机（刺激）预防火灾的发生。
至于“反向选择”，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参与交易或交往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反而藉着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福利，但是这种行为却伤害到另外一方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寿保险，保险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但是保险公司却不知道。“反向选择”的解决之道就是由保险公司设计多项保险组合，由保险人自行选取最适合自己的保单内容及价格来投保，如此更可以符合双方所需，互蒙其利。
由上述介绍不难发现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性颇强，而这也是此领域愈来愈受政府部门重视的原因。例如两年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曾找来一批研究博弈理论的人，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制订频道拍卖的规则、价格、决定事前该揭露多少信息等密密麻麻的建议案，结果实施后，不仅使得该委员会荷包出乎原本预期的饱满，同时也获得各界一致的赞赏。
其实，早在７０年代，信息经济学在欧美就已经开始盛行起来，属于微观经济学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另外，两年前获诺贝尔奖肯定的博弈理论，近来逐渐朝不完整信息发展。到底博弈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的有何不同之处呢？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施俊吉说，博弈理论讲的是一群人在某种互动情况下（例如市场条件、游戏规则、产品特色等），臆测结果会如何；信息不对称则是反过来，先预设要有怎样的结果，再反过来倒推，应该制定何种游戏规则，使结果对大家都是最好，而且最具有公平、效率性，也就是强调具有刺激的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正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最大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信息经济学当初主要是由实际的商业行为当中观察、研究而来的，因此，严格来说，它只不过是“解释”经济学常见的现象而已。
虽说如此，却是经济学上一项重大的发现，因为它同时解答了长期以来存在人们心中的疑惑。可惜的是，虽然它的应用性很强，但是目前岛内信息经济学在实务应用上仍相当有限。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陈恭平举工程招标制为例，如果能够在招标的机制设计上加以改进，长期以来困扰不休的黑道围标问题，便可以因此减低甚至避免（虽然不一定会有戏剧性的结果出现），只可惜目前岛内上下只一味想由法律层面修改，而忽略了信息经济学或许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及英国剑桥大学詹姆斯·米尔利斯以“不对称信息下的刺激理论”之研究，成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后，以往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由它的崛起不难发现，以往在一般人印象中，被认为假设往往脱离实际、理论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其实也有非常接近你我日常现实生活的一面。
信息经济学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道德危机”和“反向选择”。所谓“道德危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契约签订后才会作出某种选择，一旦契约当中所隐含的刺激设计不佳，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极可能会引发其中一方混水摸鱼、另一方权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因此，要避免道德危机的产生，首重“刺激”的设计及使用，让一方的行为能够在符合另一方的喜好之下，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例如火灾保险的契约通常只是部分险，这样子投保人有较高的动机（刺激）预防火灾的发生。
至于“反向选择”，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参与交易或交往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反而藉着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福利，但是这种行为却伤害到另外一方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寿保险，保险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但是保险公司却不知道。“反向选择”的解决之道就是由保险公司设计多项保险组合，由保险人自行选取最适合自己的保单内容及价格来投保，如此更可以符合双方所需，互蒙其利。
由上述介绍不难发现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性颇强，而这也是此领域愈来愈受政府部门重视的原因。例如两年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曾找来一批研究博弈理论的人，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制订频道拍卖的规则、价格、决定事前该揭露多少信息等密密麻麻的建议案，结果实施后，不仅使得该委员会荷包出乎原本预期的饱满，同时也获得各界一致的赞赏。
其实，早在７０年代，信息经济学在欧美就已经开始盛行起来，属于微观经济学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另外，两年前获诺贝尔奖肯定的博弈理论，近来逐渐朝不完整信息发展。到底博弈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的有何不同之处呢？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施俊吉说，博弈理论讲的是一群人在某种互动情况下（例如市场条件、游戏规则、产品特色等），臆测结果会如何；信息不对称则是反过来，先预设要有怎样的结果，再反过来倒推，应该制定何种游戏规则，使结果对大家都是最好，而且最具有公平、效率性，也就是强调具有刺激的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正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最大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信息经济学当初主要是由实际的商业行为当中观察、研究而来的，因此，严格来说，它只不过是“解释”经济学常见的现象而已。
虽说如此，却是经济学上一项重大的发现，因为它同时解答了长期以来存在人们心中的疑惑。可惜的是，虽然它的应用性很强，但是目前岛内信息经济学在实务应用上仍相当有限。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陈恭平举工程招标制为例，如果能够在招标的机制设计上加以改进，长期以来困扰不休的黑道围标问题，便可以因此减低甚至避免（虽然不一定会有戏剧性的结果出现），只可惜目前岛内上下只一味想由法律层面修改，而忽略了信息经济学或许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成就简介（上）
【埃菲社马德里１０月８日电】诺贝尔经济学奖创立于１９６８年，是诺贝尔诸奖中最“年轻”的奖项，它是由瑞典银行在该行成立３００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而创设的。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于每年１０月１０日，即诺贝尔忌辰，同其它诺贝尔奖同时颁发。
从１９６９年首次颁奖以来，共颁发２７次，其中１９次获奖者为一人，６次为两人，有两次为３人。３７名获奖者全部是男性，其中美国人占多数，共有１９人，另有５名加入美国国籍的欧洲人，英国人有６名。经济学奖的基金为１００万美元。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及其成就如下：
１９６９年—挪威的弗里希和荷兰的丁伯根，“用现代实用动态研究方法分析经济进程”。
１９７０年—美国的塞缨尔森，“用科学方法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
１９７１年—美国的库兹涅茨，原籍乌克兰人，“促进了对发展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结构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１９７２年—英国的希克斯和美国的阿罗，“对一般经济平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突出贡献”。
１９７３年—美国的里昂惕夫，原籍俄罗斯，“发展了投入—产出法并将其用于重要经济问题”。
１９７４年—瑞典的默达尔和英国的海克，“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的开拓者，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法制现象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１９７５年—苏联的坎托罗维奇和美国的库普曼斯，“为资源的最佳利用理论作出贡献”。
１９７６年—美国的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和货币理论领域进行了研究并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
１９７７年一英国的米德和瑞典的奥林，前者对“贸易联盟和作为自由贸易区协定基础的资本运动进行研究”，后者“发展的理论证明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的决定性因素，证明了对外贸易对资源配置、价格关系和收入分配的作用”。（上）
从１９６９年首次颁奖以来，共颁发２７次，其中１９次获奖者为一人，６次为两人，有两次为３人。３７名获奖者全部是男性，其中美国人占多数，共有１９人，另有５名加入美国国籍的欧洲人，英国人有６名。经济学奖的基金为１００万美元。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及其成就如下：
１９６９年—挪威的弗里希和荷兰的丁伯根，“用现代实用动态研究方法分析经济进程”。
１９７０年—美国的塞缨尔森，“用科学方法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
１９７１年—美国的库兹涅茨，原籍乌克兰人，“促进了对发展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结构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１９７２年—英国的希克斯和美国的阿罗，“对一般经济平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突出贡献”。
１９７３年—美国的里昂惕夫，原籍俄罗斯，“发展了投入—产出法并将其用于重要经济问题”。
１９７４年—瑞典的默达尔和英国的海克，“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的开拓者，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法制现象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１９７５年—苏联的坎托罗维奇和美国的库普曼斯，“为资源的最佳利用理论作出贡献”。
１９７６年—美国的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和货币理论领域进行了研究并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
１９７７年一英国的米德和瑞典的奥林，前者对“贸易联盟和作为自由贸易区协定基础的资本运动进行研究”，后者“发展的理论证明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的决定性因素，证明了对外贸易对资源配置、价格关系和收入分配的作用”。（上）
今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维克里的主要理论贡献------“维克里投标法”
【台湾《工商时报》１０月２１日文章】题：介绍维克里的投标与喊价（作者中研院经济所副研究员郭平欣）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维克里教授，在得奖３天之后，戏剧性的逝世于前去开会的途中，算是为学术研究鞠躬尽瘁，也为其人生画上一个美丽的句点。
维克里教授得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两项研究，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一是他在４０年代中期对所得税的研究，另一则是他在６０年代初期对投标与喊价的研究。而对于投标与喊价的研究可以说是维克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投标或喊价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有各式各样的应用：希腊罗马时代奴隶的买卖、荷兰的花市、索思比的古董拍卖、采矿权、空中频道使用权、政府公债的标售、公共工程的发包，甚至台湾的民间标会，都是投标或喊价应用的现成例子。
各种各样的秘密投标与公开喊价看起来形式大不相同，维克里将之归纳成两种喊价与两种投标，并证明喊价与投标间有着某种相等的关系。他将喊价分成荷兰式与英国式两种：荷兰式喊价是荷兰花市所采用的规则，喊价者由高价往低价喊，第一个举手者赢得标的物，并付出当时喊到的价格。英国式喊价则由竞标者由低往高出价，最后出价者赢得标的物，并付出他所喊的价格。
秘密投标的规则，一般是由竞标者秘密写出标金再公开开标，由标金最高者得标，并以其出标为售价。荷兰式喊价的竞争者在决定何种价格该举手时，与秘密投标者在决定应该如何出标时，有着相同的考虑因素，故两者的均衡策略会相同，结局也会相同。
至于有没有与英国式喊价相对应的秘密投标呢？这就是著名的“维克里投标法”，其规则基本上与传统投标法相同，唯一不同点是赢标者付出的价格，不再是他所出的标，而是第二高标，故又称“次高价投标法”。很奇妙的，若是采用这种投标法，投标者的最好投标策略，就是依照自己对标的物的评价据实出标。而其好处是方便投标者，如此投标者在决定其出标金时，只要评估自己的需求，而不需要费力去搜集与评估每一个竞争对手的需求，所以大大的减轻了投标者的准备工作。
除了比较各种投标与喊价的关系，维克里也指出在适当条件下，卖方采行这４种销售方法的任何一种，预期收入都是一样，这就是著名的“收入相等原则”。这样的结果等于指出，既然每一种投标或喊价对卖方都无差，当然是用最方便买方竞争的维克里投标法了。
在实际应用上维克里投标法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例如美国的国库券拍卖就已经采用，不过他们的规则是修改过的版本，称为单一价格投标法，允许标的物的数量大于１件，而得标的人可以超过１个。新的规则如下：投标者出标的时候要决定需要的数量与单价，卖方再将所有出标价格由高到低排列，以其能够供应的标的物总量为限，优先配给出价高者，而价格则订为分配不到标的物者的最高出价。由于得标者不论其出价的高低都付相同的价格，故称单一价格法；而价格由没有得标者的最高出价决定，故仍然维持了维克里投标法的特色，亦即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真实评价来出价。
维克里对于投标的研究，其重要性不只局限于投标方面，因为投标方法解决的是，如何在信息不完整或其分配不对称下，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问题，这开了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先河。在信息不完整或其分配不对称下，掌握较多信息者可以策略性运用其信息以博取利益，而信息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就是要如何设计契约或机制来处理各种刺激与管制的问题。维克里对投标与喊价的研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让我们更了解诸如保险市场、信用市场、厂商的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租税制度、社会保险、政治机构等等的问题。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维克里教授，在得奖３天之后，戏剧性的逝世于前去开会的途中，算是为学术研究鞠躬尽瘁，也为其人生画上一个美丽的句点。
维克里教授得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两项研究，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一是他在４０年代中期对所得税的研究，另一则是他在６０年代初期对投标与喊价的研究。而对于投标与喊价的研究可以说是维克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投标或喊价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有各式各样的应用：希腊罗马时代奴隶的买卖、荷兰的花市、索思比的古董拍卖、采矿权、空中频道使用权、政府公债的标售、公共工程的发包，甚至台湾的民间标会，都是投标或喊价应用的现成例子。
各种各样的秘密投标与公开喊价看起来形式大不相同，维克里将之归纳成两种喊价与两种投标，并证明喊价与投标间有着某种相等的关系。他将喊价分成荷兰式与英国式两种：荷兰式喊价是荷兰花市所采用的规则，喊价者由高价往低价喊，第一个举手者赢得标的物，并付出当时喊到的价格。英国式喊价则由竞标者由低往高出价，最后出价者赢得标的物，并付出他所喊的价格。
秘密投标的规则，一般是由竞标者秘密写出标金再公开开标，由标金最高者得标，并以其出标为售价。荷兰式喊价的竞争者在决定何种价格该举手时，与秘密投标者在决定应该如何出标时，有着相同的考虑因素，故两者的均衡策略会相同，结局也会相同。
至于有没有与英国式喊价相对应的秘密投标呢？这就是著名的“维克里投标法”，其规则基本上与传统投标法相同，唯一不同点是赢标者付出的价格，不再是他所出的标，而是第二高标，故又称“次高价投标法”。很奇妙的，若是采用这种投标法，投标者的最好投标策略，就是依照自己对标的物的评价据实出标。而其好处是方便投标者，如此投标者在决定其出标金时，只要评估自己的需求，而不需要费力去搜集与评估每一个竞争对手的需求，所以大大的减轻了投标者的准备工作。
除了比较各种投标与喊价的关系，维克里也指出在适当条件下，卖方采行这４种销售方法的任何一种，预期收入都是一样，这就是著名的“收入相等原则”。这样的结果等于指出，既然每一种投标或喊价对卖方都无差，当然是用最方便买方竞争的维克里投标法了。
在实际应用上维克里投标法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例如美国的国库券拍卖就已经采用，不过他们的规则是修改过的版本，称为单一价格投标法，允许标的物的数量大于１件，而得标的人可以超过１个。新的规则如下：投标者出标的时候要决定需要的数量与单价，卖方再将所有出标价格由高到低排列，以其能够供应的标的物总量为限，优先配给出价高者，而价格则订为分配不到标的物者的最高出价。由于得标者不论其出价的高低都付相同的价格，故称单一价格法；而价格由没有得标者的最高出价决定，故仍然维持了维克里投标法的特色，亦即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真实评价来出价。
维克里对于投标的研究，其重要性不只局限于投标方面，因为投标方法解决的是，如何在信息不完整或其分配不对称下，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问题，这开了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先河。在信息不完整或其分配不对称下，掌握较多信息者可以策略性运用其信息以博取利益，而信息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就是要如何设计契约或机制来处理各种刺激与管制的问题。维克里对投标与喊价的研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让我们更了解诸如保险市场、信用市场、厂商的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租税制度、社会保险、政治机构等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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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评奖委员会10月8日宣布，英国籍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米尔利斯（左）和加拿大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对不完全信息下的刺激经济学理论贡献卓著，共同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