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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乔丹──克林顿的“军师”（上）
【美国《纽约时报》７月１４日专稿】题：接近权力的乔丹能运用权力（作者杰夫·格特）
今年５月，克林顿总统要派一名有声望的代表参加台湾首次民主选出的总统的就职仪式，回来后向他汇报，他选中了小弗农·乔丹。
１９９３年克林顿的老友、总统助手文森特·福斯特自杀，白宫第一次出现悲哀。乔丹陪克林顿去福斯特的家，回来后又在白宫陪伴他到凌晨两点。
６０岁的乔丹没有正式头衔，没有得到公众的审查和认可，但他已经成为克林顿政府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是总统最好的无官衔的朋友、掮客、权力经纪人、对外对内政策顾问，总统经常在各种敏感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这是其他顾问或官员所不能相比的。
乔丹在克林顿总统的生活中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本人的经历也不寻常：生于一个不富裕的黑人家庭，头几十年为争取民权而斗争，后来成为腰缠万贯的律师和包括美国运通和施乐公司在内的九家公司的董事。他的成功和影响的范围很大，包括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知道保密
前白宫新闻秘书迪伊·迈尔斯说：“弗农知道许多有关总统和总统私生活的事，但从不向外人讲。他保护总统，总统是他的朋友。”
他同总统的友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两个人都喜欢的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亲密关系和随随便便的交谈。
乔丹的朋友、华盛顿的律师威廉·科尔曼说：“乔丹是我所知道的与总统关系最密切的人。”科尔曼在福特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乔丹说，除了敏感的内阁人事变动外，总统还在贸易、预算和立法等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但并非都同意他的看法。克林顿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说，他和乔丹“总在”辩论各种问题，他看重乔丹坦率的看法。
尽管乔丹经常同总统以及政府的许多官员交谈，但他是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而不是作为当事人的代表。
乔丹与克林顿一样，都是在南方长大的。他受到母亲玛丽·贝尔·乔丹的很大影响。那时乔丹一家住在亚特兰大西区的一个公共住宅区内。乔丹的母亲为亚特兰大律师俱乐部等团体中的白人上层人士做饭。因而乔丹就常在厨房里游荡。乔丹说，虽然他很喜欢那些白人的做派，但他心目中的真正楷模是亚特兰大市稳健的黑人民权律师Ａ．Ｔ．沃尔登。沃尔登常常把一些民权案件提到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法庭上去。
１９７１年，乔丹担任了全国都市同盟的执行干事。这是一个设在纽约的稳健的民权组织，着重向公司和联邦政府寻求支持。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和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方的家中。乔丹在印第安那州格林卡斯尔的德波大学毕业、又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获得一个法学学位之后也回到在亚特兰大的老家。
１９８０年年底，乔丹在为都市同盟的事到小石城出差期间，曾为竞选连任州长失败的克林顿鼓劲，使他振作起来。
乔丹说：“我希望见他，因为我一直相信他能当总统。”
民权事业是他同克林顿之间友谊的纽带。乔丹拿出的一张１９９３年拍摄的他们两人在一次聚会中高唱被通称为黑人国歌的《让万众放声高歌》的照片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照片上还有克林顿的亲笔题字：“美国白人中唯一懂得抒情歌曲的人赠”。
１９９２年，当乔丹被选为克林顿—戈尔交接班子的两位负责人之一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同克林顿的关系有多深。１９９１年，在克林顿宣布竞选总统的意向之前，乔丹带他到德国走了一趟，其目的在于扩大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增加他对对外政策的了解。那次他去参加的是每年一度的比尔德伯格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全都是国际政界和实业界领导人。
在此次去德国期间，克林顿结识了像施乐公司董事长保罗·阿莱尔这样一些人物。阿莱尔后来成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乔丹说，克林顿在当选总统的翌日告诉他，１９９１年的德国之行“是促使我下决心竞选总统的最重要的因素。”
克林顿在１９９２年的竞选总管、商务部长米基·坎特说，弗农通过在权势集团中树立这位州长的光辉形象的办法来为他做好就任总统的准备。
国务院从它驻台湾的代表机构那里收到的电报描绘了乔丹５月间在台湾的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乔丹受到克林顿信任的原因。美国驻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林恩·帕斯科写道：“他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他表现得俨然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对华及对台政策的人物。”
乔丹还在工业界同克林顿政府之间进行不事声张的斡旋。他说，他是以一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的身分同总统讨论许多问题的。（上）
今年５月，克林顿总统要派一名有声望的代表参加台湾首次民主选出的总统的就职仪式，回来后向他汇报，他选中了小弗农·乔丹。
１９９３年克林顿的老友、总统助手文森特·福斯特自杀，白宫第一次出现悲哀。乔丹陪克林顿去福斯特的家，回来后又在白宫陪伴他到凌晨两点。
６０岁的乔丹没有正式头衔，没有得到公众的审查和认可，但他已经成为克林顿政府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是总统最好的无官衔的朋友、掮客、权力经纪人、对外对内政策顾问，总统经常在各种敏感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这是其他顾问或官员所不能相比的。
乔丹在克林顿总统的生活中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本人的经历也不寻常：生于一个不富裕的黑人家庭，头几十年为争取民权而斗争，后来成为腰缠万贯的律师和包括美国运通和施乐公司在内的九家公司的董事。他的成功和影响的范围很大，包括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知道保密
前白宫新闻秘书迪伊·迈尔斯说：“弗农知道许多有关总统和总统私生活的事，但从不向外人讲。他保护总统，总统是他的朋友。”
他同总统的友谊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两个人都喜欢的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然亲密关系和随随便便的交谈。
乔丹的朋友、华盛顿的律师威廉·科尔曼说：“乔丹是我所知道的与总统关系最密切的人。”科尔曼在福特政府中担任过运输部长。乔丹说，除了敏感的内阁人事变动外，总统还在贸易、预算和立法等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但并非都同意他的看法。克林顿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说，他和乔丹“总在”辩论各种问题，他看重乔丹坦率的看法。
尽管乔丹经常同总统以及政府的许多官员交谈，但他是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而不是作为当事人的代表。
乔丹与克林顿一样，都是在南方长大的。他受到母亲玛丽·贝尔·乔丹的很大影响。那时乔丹一家住在亚特兰大西区的一个公共住宅区内。乔丹的母亲为亚特兰大律师俱乐部等团体中的白人上层人士做饭。因而乔丹就常在厨房里游荡。乔丹说，虽然他很喜欢那些白人的做派，但他心目中的真正楷模是亚特兰大市稳健的黑人民权律师Ａ．Ｔ．沃尔登。沃尔登常常把一些民权案件提到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法庭上去。
１９７１年，乔丹担任了全国都市同盟的执行干事。这是一个设在纽约的稳健的民权组织，着重向公司和联邦政府寻求支持。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和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方的家中。乔丹在印第安那州格林卡斯尔的德波大学毕业、又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获得一个法学学位之后也回到在亚特兰大的老家。
１９８０年年底，乔丹在为都市同盟的事到小石城出差期间，曾为竞选连任州长失败的克林顿鼓劲，使他振作起来。
乔丹说：“我希望见他，因为我一直相信他能当总统。”
民权事业是他同克林顿之间友谊的纽带。乔丹拿出的一张１９９３年拍摄的他们两人在一次聚会中高唱被通称为黑人国歌的《让万众放声高歌》的照片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照片上还有克林顿的亲笔题字：“美国白人中唯一懂得抒情歌曲的人赠”。
１９９２年，当乔丹被选为克林顿—戈尔交接班子的两位负责人之一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同克林顿的关系有多深。１９９１年，在克林顿宣布竞选总统的意向之前，乔丹带他到德国走了一趟，其目的在于扩大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增加他对对外政策的了解。那次他去参加的是每年一度的比尔德伯格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全都是国际政界和实业界领导人。
在此次去德国期间，克林顿结识了像施乐公司董事长保罗·阿莱尔这样一些人物。阿莱尔后来成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乔丹说，克林顿在当选总统的翌日告诉他，１９９１年的德国之行“是促使我下决心竞选总统的最重要的因素。”
克林顿在１９９２年的竞选总管、商务部长米基·坎特说，弗农通过在权势集团中树立这位州长的光辉形象的办法来为他做好就任总统的准备。
国务院从它驻台湾的代表机构那里收到的电报描绘了乔丹５月间在台湾的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乔丹受到克林顿信任的原因。美国驻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林恩·帕斯科写道：“他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他表现得俨然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对华及对台政策的人物。”
乔丹还在工业界同克林顿政府之间进行不事声张的斡旋。他说，他是以一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的身分同总统讨论许多问题的。（上）
德国兴建第一家私人监狱
【法新社德国罗斯托克７月１日电】德国第一家私人拥有的监狱今天启用。该监狱可容纳２３４个犯人，建设时间只用了三年，建设费用也大大低于传统的监狱。
它建在梅克伦堡
——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罗斯托克附近，并以每年４７０万美元的租金租给州政府，租期为３０年。当租期满时，州政府可以续租，或买下这座监狱。
州司法部长罗尔夫·埃格特说，这样的安排要比建一座州办监狱省钱。他说，不计算管理它的设备，这座新监狱的造价为８０００万马克（约５３００万美元）。每个犯人所需的费用减少到３２．２万马克，比政府建的监狱减少了１０万马克。
它建在梅克伦堡
——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罗斯托克附近，并以每年４７０万美元的租金租给州政府，租期为３０年。当租期满时，州政府可以续租，或买下这座监狱。
州司法部长罗尔夫·埃格特说，这样的安排要比建一座州办监狱省钱。他说，不计算管理它的设备，这座新监狱的造价为８０００万马克（约５３００万美元）。每个犯人所需的费用减少到３２．２万马克，比政府建的监狱减少了１０万马克。
美报文章：土耳其的政治骗局
【美国《华盛顿邮报》７月１１日文章】题：土耳其的政治骗局（作者吉姆·霍格兰）
前总理、正确道路党领导人坦苏·奇莱尔想法避免因受腐败的指控而在法庭上受审，她在议会让她的党投了赞成票以批准原教旨主义繁荣党领导人内吉梅丁·埃尔巴坎担任总理。作为回报，埃尔巴坎向奇莱尔提供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长职位，并答应大约一年后将总理职位移交给她。
奇莱尔以前曾向美国人描述自己是防止“黑暗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夺取政权的唯一堡垒。如今她领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登上了总理宝座。
美国政策本身也有使人产生怀疑的地方。华盛顿不声不响地希望，埃尔巴坎的政府会失败，使原教旨主义者声名狼藉，好让奇莱尔收拾残局。但是，现在摆在土耳其面前的选择是：究竟是选一位始终公开反对美国利益并宣传反犹太主义态度的领导人（即埃尔巴坎），还是选一位刚刚出卖美国利益以保全自己的领导人（即奇莱尔）。尽管奇莱尔具有魅力，她重新执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解决不了土耳其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的。土耳其的问题要比埃尔巴坎当选总理广泛得多，美国的解决办法应当不仅仅是等待埃尔巴坎遭到失败，而是应当更加积极和考虑更加周全。
由于美国决定在同埃尔巴坎打交道方面随波逐流，人们对国务院的能耐越来越感到不放心。一些官员敦促华盛顿取消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对安卡拉的访问，以表示华盛顿对拟议中的埃尔巴坎和奇莱尔的交易感到担忧。但是塔尔诺夫还是按原计划出访。他返回国内时对我说，若不那样做就是“不明智”。
美国官员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奇莱尔将在埃尔巴坎领导的政府里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们将奇莱尔在政府里任职和她的职权描绘为起缓和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抑制原教旨主义者，或许甚至会使原教旨主义者驯服。但是这就低估了奇莱尔为达成这笔可耻的交易所作的巨大让步。奇莱尔无论如何是个不能作为政策依靠的软弱者。她担任总理时期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其缺点要比克林顿手下的人所承认的多得多。克林顿手下的人知道他们的主子对奇莱尔所抱的热情。
奇莱尔从未努力去控制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军队仍是土耳其政治中一支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在国内局势不稳定的这个时刻，土耳其军队实际上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
前总理、正确道路党领导人坦苏·奇莱尔想法避免因受腐败的指控而在法庭上受审，她在议会让她的党投了赞成票以批准原教旨主义繁荣党领导人内吉梅丁·埃尔巴坎担任总理。作为回报，埃尔巴坎向奇莱尔提供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长职位，并答应大约一年后将总理职位移交给她。
奇莱尔以前曾向美国人描述自己是防止“黑暗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夺取政权的唯一堡垒。如今她领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登上了总理宝座。
美国政策本身也有使人产生怀疑的地方。华盛顿不声不响地希望，埃尔巴坎的政府会失败，使原教旨主义者声名狼藉，好让奇莱尔收拾残局。但是，现在摆在土耳其面前的选择是：究竟是选一位始终公开反对美国利益并宣传反犹太主义态度的领导人（即埃尔巴坎），还是选一位刚刚出卖美国利益以保全自己的领导人（即奇莱尔）。尽管奇莱尔具有魅力，她重新执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解决不了土耳其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的。土耳其的问题要比埃尔巴坎当选总理广泛得多，美国的解决办法应当不仅仅是等待埃尔巴坎遭到失败，而是应当更加积极和考虑更加周全。
由于美国决定在同埃尔巴坎打交道方面随波逐流，人们对国务院的能耐越来越感到不放心。一些官员敦促华盛顿取消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对安卡拉的访问，以表示华盛顿对拟议中的埃尔巴坎和奇莱尔的交易感到担忧。但是塔尔诺夫还是按原计划出访。他返回国内时对我说，若不那样做就是“不明智”。
美国官员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奇莱尔将在埃尔巴坎领导的政府里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们将奇莱尔在政府里任职和她的职权描绘为起缓和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抑制原教旨主义者，或许甚至会使原教旨主义者驯服。但是这就低估了奇莱尔为达成这笔可耻的交易所作的巨大让步。奇莱尔无论如何是个不能作为政策依靠的软弱者。她担任总理时期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其缺点要比克林顿手下的人所承认的多得多。克林顿手下的人知道他们的主子对奇莱尔所抱的热情。
奇莱尔从未努力去控制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军队仍是土耳其政治中一支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在国内局势不稳定的这个时刻，土耳其军队实际上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
美国有影响的人物（二）
“伊斯兰国”领导人路易斯·法拉汉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群众总能找到最恰当的领导人来解决时代的危机。去年１０月，当大家大惊小怪地议论究竟有多少黑人参加了华盛顿的百万人大游行时，人们很容易忽略托尔斯泰的上述见解得到印证这一事实。那些赶到全国广场来的人，不仅仅是要表现“我们必将胜利”这类信念，还要为他们所经历的可悲的社会与经济变位作见证。这种变位使他们中间的贫穷的、富裕的、杰出的和优秀的人们都受到了触动。他们是在法拉汉的充满激情的召唤下前来作此见证的。作为“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他在他自己那片狂暴的荒野中踟蹰了近４０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通达他希望与之沟通的那些听众的公开渠道。
黑人和白人青年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看法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组织及其领导人已经变成可有可无的了。这与其说是一种玩世不恭，不如说是一种绝望心态。这种心态流露在当今说唱艺人的歌词中。他们不再引述马丁·路德
·金的言论，而是引述法拉汉的讲话。当孩子们奄奄待毙的时候，谁还能侈谈道德问题？法拉汉的追随者们真诚地相信他的有关自尊的教诲，但却觉得对这位言词激烈的演说家的一些核心看法可以置之不理。他声称艾滋病是政府策划的阴谋，他痛骂犹太人，他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叛徒”。
黑人中产阶级也像贫困的青年一样心灰意冷。这两种人的支持使居住在芝加哥的６３岁的法拉汉比杰西·杰克逊这样的领导人风头更健。法拉汉知道疼痛是什么感觉，知道它是一种怎样的情状、怎样的滋味。实际上，他说，正是因为他能够“对疼痛作出清楚的表述”，他才吸引了新的信徒。（二）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群众总能找到最恰当的领导人来解决时代的危机。去年１０月，当大家大惊小怪地议论究竟有多少黑人参加了华盛顿的百万人大游行时，人们很容易忽略托尔斯泰的上述见解得到印证这一事实。那些赶到全国广场来的人，不仅仅是要表现“我们必将胜利”这类信念，还要为他们所经历的可悲的社会与经济变位作见证。这种变位使他们中间的贫穷的、富裕的、杰出的和优秀的人们都受到了触动。他们是在法拉汉的充满激情的召唤下前来作此见证的。作为“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他在他自己那片狂暴的荒野中踟蹰了近４０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通达他希望与之沟通的那些听众的公开渠道。
黑人和白人青年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看法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组织及其领导人已经变成可有可无的了。这与其说是一种玩世不恭，不如说是一种绝望心态。这种心态流露在当今说唱艺人的歌词中。他们不再引述马丁·路德
·金的言论，而是引述法拉汉的讲话。当孩子们奄奄待毙的时候，谁还能侈谈道德问题？法拉汉的追随者们真诚地相信他的有关自尊的教诲，但却觉得对这位言词激烈的演说家的一些核心看法可以置之不理。他声称艾滋病是政府策划的阴谋，他痛骂犹太人，他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叛徒”。
黑人中产阶级也像贫困的青年一样心灰意冷。这两种人的支持使居住在芝加哥的６３岁的法拉汉比杰西·杰克逊这样的领导人风头更健。法拉汉知道疼痛是什么感觉，知道它是一种怎样的情状、怎样的滋味。实际上，他说，正是因为他能够“对疼痛作出清楚的表述”，他才吸引了新的信徒。（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