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主要内容

Reference News

1996 年 6 月 21 日 · 第 8 版

本页目录(5 篇)

中斯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郑和碑

【本报科伦坡6月18日讯】(记者李政)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位于科伦坡七区,馆内陈列着斯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在石碑大厅内至今保存着一块长方形灰白色大石碑。当地人称这块石碑为《郑和碑》,他们对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怀有崇敬之情。
    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于公元1405年,即明朝永乐三年起的28年中,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35个国家,促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郑和的航海业绩成为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郑和碑》就是他当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建立的纪念碑。
    《郑和碑》高4.5英尺,宽2.6英尺,厚半英尺。石碑的正面上方有一对巨龙浮雕,中间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碑文四周雕刻着精致的花边。其中,中文较为清晰。
    泰米尔文部分字迹模糊。据一位泰文作家在辨认后说,从能辨认的泰文看,文是中文的译文。另据博物馆一位管理员说,波斯文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祈求伊斯教神的保佑。
    在我国古典《星槎胜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遣石碑。”该书是随郑和出访的费信所著。郑和在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布施香礼和建立石碑,均为费信亲眼目睹。但遗憾的是,该书文字过简,后人对《郑和碑》的碑文和布施地址均无从了解。故在《郑和碑》建立后的五个世纪中,无人知晓这块石碑的下落。直到1911年,僧伽罗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海滨高尔市内的克里普斯路拐弯处挖掘出了这块石碑。
    经记者多方了解,《郑和碑》是这样发现的:当时有两名工人为疏通阴沟,挖出埋在离地面两英尺下的阴沟盖。作为阴沟的这块石板的形状和上面雕有的飞龙、花纹图案引起他们的好奇。其后,一位叫埃·托马连的工程师从石板上的泰文中断定这是与中国有关的石碑。于是,经洗刷后的石板送到高尔市博物馆。数月后,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报道了发现这块石碑的消息。斯里兰卡独立后,这块石碑被送到科伦坡,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内。50年代初,一个斯里兰卡友好访华团将《郑和碑》的拓片带到中国,该拓片一直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北部,是东西航海的要冲,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据历史记载,郑和于公元1409、1410、1416年3次下西洋时访问了斯里兰卡。《郑和碑》是公元1409年他首次登上斯里兰卡时建立的。珍藏在斯国家博物馆内的这块《郑和碑》和明代的其他许多文物,如瓷器和钱币,都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法国摄影家的中国情结

【法国《解放报》5月29日报道】马克·里布被称作是“亲华”的摄影家。从1957年至今,他多次到过中国,足迹踏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无论是显赫的大人物还是普通的平民,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这一切都成了马克·里布拍摄的对象。不久前,他以《中国40年的摄影》为题开始在巴黎举办个人摄影展并出版了一本收录了其中134幅照片的摄影集。
    《解放报》记者问:中国为什么会对你那么有吸引力?
    马克·里布答:事实上我也经常去其他国家,如印度。我一直对亚洲感兴趣,因为在欧洲、美洲甚至非洲都发生变化的时候,亚洲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性。
    问:哪一张是你在那儿拍到的第一张照片?
    答: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就在想:世界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哪儿会发生变化呢?我先在印度呆了一年,发现那里到处是饥荒,那里的人个个污秽不堪。我第一次到了中国之后,发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那里的人都非常有涵养。我所拍的第一张照片恰恰反映了我当时的这种心态:一位乘坐火车的中国妇女。她的气质高雅、举止优美,我怎么看她都像是一位贵妇,而实际上她不过是广州的一位农家妇女。这一切深深打动了我,结果我在那里呆了4个月。这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时间是1957年。
    问:你错过了不少历史时刻……
    答:我没有刻意去安排时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到了很多的地方,也拍到了不少东西。我还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共进了晚餐,这些应该算是独家新闻了。但回国后,我的照片没有一张发表出来,因为当时没有多少人对这些感兴趣。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什么时间问题,而是照片的质量。我一直努力想用生活细节的描述来引起观众的共鸣。然而,这本摄影集中只有大约500个人物,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这几个人物当然是无法反映全貌的。
    问:你的照片准备于10月份拿到北京去展出,你不怕审查吗?
    答:我希望把这些照片拿到北京去展出,这样对我过去结识的中国摄影同行也是一个交待。
    说到审查,我想阻力主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法国,是法国在搞自我审查。(潘革平译)

鼓浪屿的钢琴曲

【路透社鼓浪屿5月27日电】题:音乐是中国钢琴岛的传统
    巴赫和贝多芬的音乐在狭窄蜿蜒的回廊间飘荡。鸟儿在树林中歌唱,虽然这个小岛紧临着中国最喧嚣的一座城市,但没有一声汽笛的嘶鸣来打破它的宁静。
    鼓浪屿是一个面积仅1.7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虽然只有1.8万名居民,却拥有至少300架钢琴,还有两位驰名世界的钢琴演奏家住在岛上,他们的名字是殷承宗、徐飞萍(音)。
    殷承宗的哥哥殷承殿是建在岛上的厦门音乐学校的校长助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音乐是鼓浪屿的传统”。
    这所学校便是音乐家成长的一个摇篮。
    每年在岛上居民的家里都要举行几十场演奏会。
    体现鼓浪屿的音乐传统的另一特点是,它的主要码头的造型是一架钢琴。
    鼓浪屿的海岸边有一洞穴,海浪拍打海岸时海水涌入洞穴发出擂鼓般的轰鸣,从而得名。岛上的音乐传统源于过去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厦门是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英国后被迫对外国商人开放的五个口岸之一。自那以后,位于厦门港入口处的鼓浪屿就成为了一个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岛上曾一度同时设立了12家外国领事馆。
    58岁的殷承殿已经度过了38年教学生涯,他有一个梦。他说:“我希望这所学校能培养出更多的殷承宗”
    。
    他所在的厦门音乐学校开办于1990年,它培养的学生中已经有十多人获得了中国各种音乐比赛的一等奖。
    学校有七名钢琴教师,其中有一名学校今年用高薪聘来的俄罗斯教师,由他指导那些特别优秀的学生。学校每月支付他500美元,相当于目前中国城市平均水平的10倍。
    这所学校有约200名在校学生,今年它的1/3的毕业生有望进入音乐学院深造。(林朝晖译)

海峡隔不断情侣情

【日本《朝日新闻》6月6日报道】题:“大陆新娘”不断嫁往台湾(记者堀江义人发自厦门)
    中国大陆的小姐同台湾男性结为百年之好,近几年正在悄然增加。模拟“三通”(通航、通商、通邮)的说法,人们如今开始谈论起“四通”(通婚)来。在台湾,竟然出现了大陆妇女排队办理户籍的情景。
    何聪在台湾金门岛务农,他有两个儿子娶了“大陆新娘”。次子同蔡小姐于1992年完婚,五子1993年同陆小姐结为伉俪。这两位大陆新娘已为何聪老人增添了孙儿。
    蔡家和何家因同乡而结缘。陆小姐则是从青岛来厦门打工,经友人介绍相识而喜结良缘。小蔡去年金秋已取得台湾户籍,小陆则以探亲方式每隔半年抱着哺乳的孩子前往对岸一次。
    晋江市金井镇商人洪建才的次女双飞同其父的贸易伙伴、来自金门岛的一位商人结为夫妻。
    洪建才是村干部,又兼民兵组织的负责人。洪建才虽然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但还是希望能把双飞留在自己身边,反对女儿到台湾定居。于是女婿来的次数增加了,目前还在自家房舍的旁边兴建一幢五层楼的温馨住宅。
    要掌握同台湾男子结婚的“大陆新娘”的实况是相当困难的。在厦门民政局登记的约有250人。中央民政部说,“并不掌握全国的数字有多少,仅去年大约就有几千对。以福建为主,四川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都有这种情况”。
    对于那些热恋之中的情侣,大陆方面的结婚登记所感到非常头痛。它们要求台湾男性提供当地法院开具的独身证明,但他们在台湾的生活状况是很难掌握的。还有,一旦离婚,孩子和财产应该如何解决才好。今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磋商。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有情人排除了重重障碍终成眷属。今年春节前夕,金井镇预定结婚的林兰英,由于身在金门的恋人陈正荣为买不到经由香港的机票而感到为难,于是这对恋人经电话商量想出了“海上结婚”的妙计。
    身披婚纱的林小姐和着礼服的陈先生分乘渔船从大陆和金门岛启程,他们在海上相逢,在阵阵爆竹声的祝福下举行了别有风味的婚礼。(旭日译)

从银行小职员到垃圾大王

【香港《东方日报》5月26日报道】题:台湾银行小职员荣登垃圾大王(记者刘王慧程书东)
    在科技发达加上环保意识高涨的今天,垃圾的最终“目的地”已不再是掉进焚化炉这么简单;不同种类的垃圾都可以分门别类,然后循环再用,以收节约能源之效。
    不过,有人却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未算最环保,假如能做到“返本归原”,例如将从石油提炼制成的塑胶垃圾还原为石油,才是最理想及最划算的解决能源危机方法。
    虽然这种假设早已被科学家证实了没有可能,不过,台湾一名银行小职员却一直“不信邪”,更在十多年前开始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这方面的研究。在多年“垃圾煮垃圾”的努力下,终能成功地将塑胶垃圾提炼出汽油、柴油及石油气等高价值燃料。
    现年47岁的简泗仁,指出他的这项“垃圾变黄金”魔法,其实早在1985年已获得成功,只是当时被台湾经济部认为太过匪夷所思而否决了其专利申请。简于是改为先向日本政府申请,直到1993年才获得日本的专利权。然后他再回头向台湾政府申请,至1995年终于获得批准。
    简泗仁经过十多年默默耕耘而发明的整个垃圾分类处理过程,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系统,且不需额外的电力,便能够回收多种能源及原料。
    简泗仁表示,透过这种处理方法,每公斤塑胶垃圾便可产生一公斤汽柴油;台湾本岛每年的塑胶垃圾约为240万吨,而每吨塑胶垃圾与每吨可燃性垃圾所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约合新台币9000至1万元。即是说,只要利用台湾的全部塑胶垃圾,每年即可创造产值达新台币240亿元。
    简泗仁又指出,他之所以想出这项划时代的发明,完全是由于80年代发生能源危机而起。“当时油价一路上升,加上塑胶垃圾问题又愈来愈严重,于是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
    这个奇想亦引发起他的研究狂热,他开始自购书籍,并从头自修机械、化学等科目,并自建实验室及先导工厂,进行一连串的试验。
    在多年努力研究及不断“屡败屡战”之下,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利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化学原料的混合剂,添加到锅炉中与塑胶垃圾一起燃烧,便自然能化解塑胶的黏性及将其溶解。在获得台湾的专利权后,他开始向大众公开及参加多项发明比赛,并获得多项发明大奖,包括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又在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环保类中击败其他54国参赛者得到金奖,以及获得台湾发明展金头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