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3 篇）
审判阿米尔纪实
【法新社特拉维夫３月２７日电】为阻止巴勒斯坦和平进程而暗杀拉宾总理的犹太激进分子阿米尔，今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以色列法律所允许的最严厉处罚。
现年２５岁的阿米尔，还因为在去年１１月４日的枪击中打伤拉宾的一名警卫人员而增加六年徒刑。
他将被关在内盖夫沙漠的一所防守非常严密的监狱里。由于连续服刑，所以他几乎是没有最终被赦免的可能。
法官埃德蒙·利维说，这一裁决是对所有想用暴力达到其政治目的者的警告。利维在其三人陪审团宣判阿米尔犯有杀人罪之后说：“现在可能尚未从根本上消灭这种罪恶。”
拉宾的继任者佩雷斯总理说：“同阿米尔所犯的罪相比之下，这种判决是相形见绌的。但是我看不到有其他办法。”他承认，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无期徒刑是最严厉的惩罚。他说：“阿米尔违反我国立国和犹太教的所有原则。”
拉宾的遗孀对按照正常司法程序审判阿米尔的决定提出批评。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行刺者当场被捕并立即承认有罪的情况下，审判竟然要花五个月的时间。这次谋杀在人们的印象中已淡漠了，但是那场噩梦仍萦绕在我的脑子里。”
阿米尔今天在法庭说：“我知道我给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民、以色列法律和以色列国家。”
他说：“要是没有我所采取的行动，以色列将由于拉宾所奉行的政策而遭到无法改变的破坏。这次审讯自始至终是给人看的。这不是简单的谋杀问题，实质上是关系到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问题。”
利维对阿米尔所说的话显然很恼火，因此不让他讲下去，被告最后只好说：“愿上帝帮助我们。”
法官说：“不论谁如此残酷地谋害另一人的生命，都只能说明他根本不尊重人的价值。”他指出阿米尔“从未对其行动表示悔恨”。他说：“既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能长出这样的毒草，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制度。”
审判是从去年１２月１９日开始的，基本上没有涉及阿米尔所说的他是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犹太教教士的鼓励一事，也没有提到拉宾遇害当晚他周围的保安工作出了问题。（洪育林译）
现年２５岁的阿米尔，还因为在去年１１月４日的枪击中打伤拉宾的一名警卫人员而增加六年徒刑。
他将被关在内盖夫沙漠的一所防守非常严密的监狱里。由于连续服刑，所以他几乎是没有最终被赦免的可能。
法官埃德蒙·利维说，这一裁决是对所有想用暴力达到其政治目的者的警告。利维在其三人陪审团宣判阿米尔犯有杀人罪之后说：“现在可能尚未从根本上消灭这种罪恶。”
拉宾的继任者佩雷斯总理说：“同阿米尔所犯的罪相比之下，这种判决是相形见绌的。但是我看不到有其他办法。”他承认，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无期徒刑是最严厉的惩罚。他说：“阿米尔违反我国立国和犹太教的所有原则。”
拉宾的遗孀对按照正常司法程序审判阿米尔的决定提出批评。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行刺者当场被捕并立即承认有罪的情况下，审判竟然要花五个月的时间。这次谋杀在人们的印象中已淡漠了，但是那场噩梦仍萦绕在我的脑子里。”
阿米尔今天在法庭说：“我知道我给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民、以色列法律和以色列国家。”
他说：“要是没有我所采取的行动，以色列将由于拉宾所奉行的政策而遭到无法改变的破坏。这次审讯自始至终是给人看的。这不是简单的谋杀问题，实质上是关系到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问题。”
利维对阿米尔所说的话显然很恼火，因此不让他讲下去，被告最后只好说：“愿上帝帮助我们。”
法官说：“不论谁如此残酷地谋害另一人的生命，都只能说明他根本不尊重人的价值。”他指出阿米尔“从未对其行动表示悔恨”。他说：“既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能长出这样的毒草，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制度。”
审判是从去年１２月１９日开始的，基本上没有涉及阿米尔所说的他是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犹太教教士的鼓励一事，也没有提到拉宾遇害当晚他周围的保安工作出了问题。（洪育林译）
凯末尔的幽灵在土耳其游荡
【路透社安卡拉３月１９日电】题：土耳其人以领袖人物的人格力量对付伊斯兰教徒
在土耳其全境，无论是公共建筑的墙上，还是在从机场到山村头领的土屋里，几乎全都挂着他的肖像，他的蓝色的眼睛在凝视着人间。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都有一座处于显要位置的他的雕像。小学生都能流利地大段大段背诵他的语录。几乎每一天，国家电视台都要重播旧的纪录片或教育节目时长时间地播放他的黑白的影像。
作为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死去５８年之后，还能使人强烈地感到他的存在，他的存在成了努力抗衡伊斯兰势力抬头的现世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象征。
阿塔图尔克（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他为土耳其之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使国家自强自立，从而受到了土耳其人普遍的尊重。
他赶走了占领土耳其广大地区的希腊和协约国的军队，几乎是孤立无援地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共和国，粉碎了使落伍的奥斯曼帝国不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伊斯兰统治。
信奉伊斯兰教的繁荣党在选举中未能获得绝对的多数，而主张政教分离的政坛人物——他们全都宣称具有阿塔图尔克遗留下来的精神——以罕见的团结，一致将它排斥在政权之外。
一位凭吊阿塔图尔克陵墓的军官说：“要不是有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就会成为另一个伊朗。”
安卡拉的市中心有一座建筑，那里有反映健壮的农妇哀悼阿塔图尔克的雕像，那是各种现世主义者的朝圣地。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老百姓来到这个地方。
曾当过军官的阿塔图尔克废除了长达１３００年之久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哈里发的统治，废除了伊斯兰法律，并取缔了穆斯林党派。他使土耳其妇女有了选举权，而许多欧洲国家的妇女在过了很久之后才能享受这种权利。在９９％的人口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公开的非伊斯兰化的生活方式很少受到指责。只有极端的伊斯兰教徒才敢冒吃官司的危险，公开批评阿塔图尔克。（吴学华译）
在土耳其全境，无论是公共建筑的墙上，还是在从机场到山村头领的土屋里，几乎全都挂着他的肖像，他的蓝色的眼睛在凝视着人间。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都有一座处于显要位置的他的雕像。小学生都能流利地大段大段背诵他的语录。几乎每一天，国家电视台都要重播旧的纪录片或教育节目时长时间地播放他的黑白的影像。
作为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死去５８年之后，还能使人强烈地感到他的存在，他的存在成了努力抗衡伊斯兰势力抬头的现世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象征。
阿塔图尔克（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他为土耳其之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使国家自强自立，从而受到了土耳其人普遍的尊重。
他赶走了占领土耳其广大地区的希腊和协约国的军队，几乎是孤立无援地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共和国，粉碎了使落伍的奥斯曼帝国不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伊斯兰统治。
信奉伊斯兰教的繁荣党在选举中未能获得绝对的多数，而主张政教分离的政坛人物——他们全都宣称具有阿塔图尔克遗留下来的精神——以罕见的团结，一致将它排斥在政权之外。
一位凭吊阿塔图尔克陵墓的军官说：“要不是有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就会成为另一个伊朗。”
安卡拉的市中心有一座建筑，那里有反映健壮的农妇哀悼阿塔图尔克的雕像，那是各种现世主义者的朝圣地。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老百姓来到这个地方。
曾当过军官的阿塔图尔克废除了长达１３００年之久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哈里发的统治，废除了伊斯兰法律，并取缔了穆斯林党派。他使土耳其妇女有了选举权，而许多欧洲国家的妇女在过了很久之后才能享受这种权利。在９９％的人口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公开的非伊斯兰化的生活方式很少受到指责。只有极端的伊斯兰教徒才敢冒吃官司的危险，公开批评阿塔图尔克。（吴学华译）
保健医生忆铁托
【南斯拉夫《政治画报》周刊２月２日一期文章】题：我给铁托总统当医生（作者佐
·奥斯托伊奇）
１９６４年，３８岁的德·拉莱维奇医生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医疗小组的成员，这是拉莱维奇教授从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他陪伴铁托总统整整１６年，直至铁托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总统的医生，拉莱维奇随铁托出访和旅行，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他参与总统出访的日程和安排，因此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和了解这位与全世界的国务活动家平起平坐并被他们所接受的风云人物。●受宠若惊
“每次出访，铁托总统总是乘坐第一辆车驶在车队的最前面，我乘第二辆，他的夫人约婉卡则坐在第三辆车里。１９６４年我第一次随总统出访的国家是芬兰。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我是怎样被介绍给铁托的。我受宠若惊，激动至极，以致至今想不起当时都说了些什么话，怎样握的手。我只是感到铁托对医生的态度无可指责。出国访问每到一地，他总是询问我们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安顿。尽管他十分尊重医生，但对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他都要亲自作出决定。其实，这也是他对待所有事情的通常作法。”
铁托总统身边的医生从来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而知识和专业水平则永远是挑选的唯一标准。当时正在贝尔格莱德的“德·米绍维奇”医院任麻醉师的拉莱维奇，曾经在国际卫生组织的资助下到哥本哈根专门进修过麻醉学。在获得了美国ＭＥＪＯ医学院的奖学金后，又到那里学习和工作过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每天１２０—１６０例手术的超常工作量使拉莱维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按拉莱维奇教授自己的评价，“这一年多所获得的经验，也许在欧洲从医数年也不可能得到。”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阅历和高超的医术，年轻的拉莱维奇才有幸被铁托总统选中而成为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之一。●特殊礼物
总统出访时准备送给被访问国家领导人的礼物通常都是由随行人员携带的，但是在访问日本以前，随行人员却不知该为日本天皇带什么礼物。
“在这方面总统总是显得异想天开，”拉莱维奇教授回忆说。日本天皇是一位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位科学家，研究过生物学。于是总统让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条只有几寸长的小“人鱼”！这种奇特的无鳞鱼产自斯洛文尼亚的波斯托伊纳大溶洞，因颜色酷似人的肤色而被称为“人鱼”。由于生长在溶洞深处的地下水里，“人鱼”必须在温度不超过２—４度的黑暗环境中才能存活。从南斯拉夫到日本要越过千山万水，中途还要经过寒冷的基辅、新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我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条小鱼的健康。
在哈巴罗夫斯克，温度骤然降至零下３０多度，飞机上所有东西都结了冰。我不得不把“人鱼”带到下榻的饭店，可房间里的温度却是零上３０度。我真害怕这弱小的鱼儿给热死。我把它放到两层窗子中间，整整一夜目不转睛地观察和调整着温度。到了日本，由于礼物第二天才能送出去，我只好打电话向南斯拉夫大使馆求援。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好吧，就让它在你那里呆到明天吧！”我急了，对着电话喊了起来：“我已经受够了，一分钟也不想再和它在一起了！要是你们不来把它带走，我就把它扔到沟里去！”当然他们最后还是来了。可以想象天皇见到“人鱼”时的那份惊喜。但他是否知道，这小小的鱼儿具有多么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
拉莱维奇教授还讲述了随同铁托在捷克斯洛伐克打猎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清晨４时左右，我们在黑暗中前进。突然铁托转过头来问我：“你刮胡子了吗？”我茫然地望着朦胧的月色，搞不清总统是什么意思，只好回答：“是的，总统同志，刮过了。”他又问：“你用香水了吗？”我再次不解地答道：“没有用。”“那就好！”我更糊涂了。整个打猎期间我都在考虑总统的问话，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军官告诉我，那是因为鹿十分敏感，能够辨别出３００米以内的各种气味。那天要是我用了香水，鹿可能早早地就逃掉了。●最后时刻
对铁托最后的日子的回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莱维奇教授揭开了各种有关传闻的面纱。
“铁托总统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４日与世长辞。可是有人说他在此之前就已死去，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在铁托逝世前的最后一刻，是我给他做的人工呼吸。在铁托最后的６８天里，我同医疗小组的其他医生们一直轮流陪伴在他身旁。铁托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死去的。”
拉莱维奇教授一面翻动着他的相册，一面接着说：“我对我曾经为一位标志着整整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治过病而感到光荣。这是一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乐于接受的人物。这一点在他的葬礼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被强迫前来对铁托表示最后的敬意的！”
拉莱维奇不想提供与铁托逝世有关的更多情况，但是他却继续向我们描述了如下情节：“铁托病情恶化以后，卢布尔雅那医疗中心的气氛更加沉重了。我们意识到已经回天无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铁托的生命之火慢慢地熄灭。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卢布尔雅那被记者们挤得水泄不通。当‘蓝色列车’载着铁托灵柩驶往贝尔格莱德时，每到一站，都停下来接受人民的哀悼。到处是黑纱，人们在痛哭，全国各地都降下了半旗。”
我们尊重拉莱维奇教授的决定，不再坚持他讲更多的细节。拉莱维奇更想把一部分回忆留给自己，尽管这些回忆关系到一位至今谈起来仍能令人激动不已的伟大人物。（邵云环译）
·奥斯托伊奇）
１９６４年，３８岁的德·拉莱维奇医生成为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医疗小组的成员，这是拉莱维奇教授从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他陪伴铁托总统整整１６年，直至铁托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总统的医生，拉莱维奇随铁托出访和旅行，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他参与总统出访的日程和安排，因此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和了解这位与全世界的国务活动家平起平坐并被他们所接受的风云人物。●受宠若惊
“每次出访，铁托总统总是乘坐第一辆车驶在车队的最前面，我乘第二辆，他的夫人约婉卡则坐在第三辆车里。１９６４年我第一次随总统出访的国家是芬兰。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我是怎样被介绍给铁托的。我受宠若惊，激动至极，以致至今想不起当时都说了些什么话，怎样握的手。我只是感到铁托对医生的态度无可指责。出国访问每到一地，他总是询问我们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安顿。尽管他十分尊重医生，但对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他都要亲自作出决定。其实，这也是他对待所有事情的通常作法。”
铁托总统身边的医生从来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而知识和专业水平则永远是挑选的唯一标准。当时正在贝尔格莱德的“德·米绍维奇”医院任麻醉师的拉莱维奇，曾经在国际卫生组织的资助下到哥本哈根专门进修过麻醉学。在获得了美国ＭＥＪＯ医学院的奖学金后，又到那里学习和工作过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每天１２０—１６０例手术的超常工作量使拉莱维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按拉莱维奇教授自己的评价，“这一年多所获得的经验，也许在欧洲从医数年也不可能得到。”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阅历和高超的医术，年轻的拉莱维奇才有幸被铁托总统选中而成为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之一。●特殊礼物
总统出访时准备送给被访问国家领导人的礼物通常都是由随行人员携带的，但是在访问日本以前，随行人员却不知该为日本天皇带什么礼物。
“在这方面总统总是显得异想天开，”拉莱维奇教授回忆说。日本天皇是一位统治者，但他也是一位科学家，研究过生物学。于是总统让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条只有几寸长的小“人鱼”！这种奇特的无鳞鱼产自斯洛文尼亚的波斯托伊纳大溶洞，因颜色酷似人的肤色而被称为“人鱼”。由于生长在溶洞深处的地下水里，“人鱼”必须在温度不超过２—４度的黑暗环境中才能存活。从南斯拉夫到日本要越过千山万水，中途还要经过寒冷的基辅、新西伯利亚和哈巴罗夫斯克。我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条小鱼的健康。
在哈巴罗夫斯克，温度骤然降至零下３０多度，飞机上所有东西都结了冰。我不得不把“人鱼”带到下榻的饭店，可房间里的温度却是零上３０度。我真害怕这弱小的鱼儿给热死。我把它放到两层窗子中间，整整一夜目不转睛地观察和调整着温度。到了日本，由于礼物第二天才能送出去，我只好打电话向南斯拉夫大使馆求援。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好吧，就让它在你那里呆到明天吧！”我急了，对着电话喊了起来：“我已经受够了，一分钟也不想再和它在一起了！要是你们不来把它带走，我就把它扔到沟里去！”当然他们最后还是来了。可以想象天皇见到“人鱼”时的那份惊喜。但他是否知道，这小小的鱼儿具有多么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
拉莱维奇教授还讲述了随同铁托在捷克斯洛伐克打猎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清晨４时左右，我们在黑暗中前进。突然铁托转过头来问我：“你刮胡子了吗？”我茫然地望着朦胧的月色，搞不清总统是什么意思，只好回答：“是的，总统同志，刮过了。”他又问：“你用香水了吗？”我再次不解地答道：“没有用。”“那就好！”我更糊涂了。整个打猎期间我都在考虑总统的问话，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军官告诉我，那是因为鹿十分敏感，能够辨别出３００米以内的各种气味。那天要是我用了香水，鹿可能早早地就逃掉了。●最后时刻
对铁托最后的日子的回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莱维奇教授揭开了各种有关传闻的面纱。
“铁托总统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４日与世长辞。可是有人说他在此之前就已死去，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在铁托逝世前的最后一刻，是我给他做的人工呼吸。在铁托最后的６８天里，我同医疗小组的其他医生们一直轮流陪伴在他身旁。铁托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死去的。”
拉莱维奇教授一面翻动着他的相册，一面接着说：“我对我曾经为一位标志着整整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治过病而感到光荣。这是一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乐于接受的人物。这一点在他的葬礼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被强迫前来对铁托表示最后的敬意的！”
拉莱维奇不想提供与铁托逝世有关的更多情况，但是他却继续向我们描述了如下情节：“铁托病情恶化以后，卢布尔雅那医疗中心的气氛更加沉重了。我们意识到已经回天无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铁托的生命之火慢慢地熄灭。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卢布尔雅那被记者们挤得水泄不通。当‘蓝色列车’载着铁托灵柩驶往贝尔格莱德时，每到一站，都停下来接受人民的哀悼。到处是黑纱，人们在痛哭，全国各地都降下了半旗。”
我们尊重拉莱维奇教授的决定，不再坚持他讲更多的细节。拉莱维奇更想把一部分回忆留给自己，尽管这些回忆关系到一位至今谈起来仍能令人激动不已的伟大人物。（邵云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