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3 篇）
鲜为人知的荣１６４４部队（二）
在我服役时，部队分三个科。三科“负责防疫和研制疫苗”，还经营牧场。“二科负责房屋的修缮、武器装备的管理，承担运输和供水任务”，此外还管理会计事务，经营食堂。“一科的任务是研制生物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是部队的核心部分。
部队中设有野战防疫供水部，在上海、苏州、常州、九江、汉口、南昌、安庆等地设有支部。支部的数量不定，根据战斗情况而有所增减。部队队员经常往来于支部之间。“我在１６４４部队的所作所为”
“每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不出去集合，留在一科办公室写日报（阵地日记）。”“日报不仅记录一科人员的进出”，“而且还记录一些极秘密的内容，其中包括每天的研究成果”，“将校和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向我作汇报”。“此外，三层的‘原木’（用作人体实验的人）的增减，细菌研究室的数据直至白鼠的数量，都一一作了记录”，“每天不断变化的医学数据，不公开的报告事项以及秘密文件，被视为国家机密。”
“日报用复写纸写成，共两份。其中一份经近喰中佐和木村准尉签字后在办公室保存，另一份送到部队总部办公室，并于当天由二科将校转送到中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
“办公室的工作大概花费一个小时，在中午前肯定能够完成。下午几乎都被将校和技术人员叫到研究室和无菌室”，主要是观察被实验者及其身体器官的感染反应，并将它描绘成素描。“当时还没有现代的电子显微镜、彩色照片和电子计算机。我用画笔给照片上颜色，绘制统计图和作战地图。”病理解剖和病理实验报告是“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而后画成的。”
“我在各个研究室从事类似的工作，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将校和任何研究人员的研究室。”
“每天，我通过显微镜观察菌体随时间变化的样子，将因毒素反应而出现的异常情形绘成素描，制成图表。”素描是用特殊的笔在Ｂ５纸上绘成的。
“我曾经画过跳蚤的解剖图，跳蚤是供作战使用的，是为了散布鼠疫而特意培养的。”
一科曾经用人体做实验，试图研制“鼠疫跳蚤”这种生物武器。一科的楼房总共三层，“第三层内有用来关押‘原木’的囚笼。南面的大屋子里有五个大的囚笼，大小跟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差不多。西面的小屋子里有两个。屋子形状不同于普通监狱，而像教室。被关在笼子中的人能够相互看见。”（二）
部队中设有野战防疫供水部，在上海、苏州、常州、九江、汉口、南昌、安庆等地设有支部。支部的数量不定，根据战斗情况而有所增减。部队队员经常往来于支部之间。“我在１６４４部队的所作所为”
“每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不出去集合，留在一科办公室写日报（阵地日记）。”“日报不仅记录一科人员的进出”，“而且还记录一些极秘密的内容，其中包括每天的研究成果”，“将校和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向我作汇报”。“此外，三层的‘原木’（用作人体实验的人）的增减，细菌研究室的数据直至白鼠的数量，都一一作了记录”，“每天不断变化的医学数据，不公开的报告事项以及秘密文件，被视为国家机密。”
“日报用复写纸写成，共两份。其中一份经近喰中佐和木村准尉签字后在办公室保存，另一份送到部队总部办公室，并于当天由二科将校转送到中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
“办公室的工作大概花费一个小时，在中午前肯定能够完成。下午几乎都被将校和技术人员叫到研究室和无菌室”，主要是观察被实验者及其身体器官的感染反应，并将它描绘成素描。“当时还没有现代的电子显微镜、彩色照片和电子计算机。我用画笔给照片上颜色，绘制统计图和作战地图。”病理解剖和病理实验报告是“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而后画成的。”
“我在各个研究室从事类似的工作，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任何将校和任何研究人员的研究室。”
“每天，我通过显微镜观察菌体随时间变化的样子，将因毒素反应而出现的异常情形绘成素描，制成图表。”素描是用特殊的笔在Ｂ５纸上绘成的。
“我曾经画过跳蚤的解剖图，跳蚤是供作战使用的，是为了散布鼠疫而特意培养的。”
一科曾经用人体做实验，试图研制“鼠疫跳蚤”这种生物武器。一科的楼房总共三层，“第三层内有用来关押‘原木’的囚笼。南面的大屋子里有五个大的囚笼，大小跟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差不多。西面的小屋子里有两个。屋子形状不同于普通监狱，而像教室。被关在笼子中的人能够相互看见。”（二）
美国驻外机构的特工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１２月８日文章】题：活动在第一线的间谍（作者汤姆·鲍曼）
在美国领事馆雇员加里·迪雷尔１９９５年春季在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枪杀之后，美国官员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为这名年仅４４岁、两个孩子的父亲举行了追悼会。他们称赞他为国家效力，但是避而不谈他的工作性质。
迪雷尔是为特别收集处工作的间谍，该机构是从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人员中挑选出来的一个精锐窃听单位。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特别收集处的特工人员在美国领事馆深处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收集有关贩毒、恐怖活动网络以及核武器的机密。
在秘密的情报界内，特别收集处自从７０年代末成立以来一直是谜中之谜。这个特别机构的领导层在两个间谍机构之间每四年调换一次，这两个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对此所知甚少。
通过对特别收集处老谍报人员以及国家安全局其他雇员的采访，加上迪雷尔家人提供的慰问信和文件，才得以粗略地了解这个绝密组织。在卡拉奇，迪雷尔在名册上的头衔是“国务院联络官”。他与美国领事馆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驾驶一辆汽车行驶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时，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
一个国家越不稳定，特别收集处就越有可能派人去那里窃听。迪雷尔之死突出说明了这些搞秘密工作的特工所面临临的危险。
由于外国人加强密码的保密度以及增大精密度来保护他们的通信，像间谍卫星这样不用人工插手的技术通常起不了作用。美国窃听人员必须要接近他们的目标。
迪雷尔及其特别收集处的同事在去国外之前在马里兰州某地接受培训。这个地方打着高科技公司的招牌，隐藏在茂密的树林里。在分区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长长的车行道的尽头是警卫队队部。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只说，那是国防部的一个设施。
从这个建有两座大楼的大院，迪雷尔到遥远的国家去执行秘密任务：东非的吉布提、泰国、印度，最后到了巴基斯坦。
在国家安全局销密的文件中为了保密而称之为“马里兰战地”，这些秘密窃听间谍学会使用精密的窃听设备。一些设备如公文包大小，另一些堆得像起居室里的立体声装置一样。训练他们在外交机构内上了锁的房间里工作，从空气的电波中收集政治和军事机密。
那些加入特别收集处的人员被告知，在他们沿着林荫大道朝“马里兰战地”方向走去时要保持警惕。
国家安全局在间谍界常常被戏谑地称为终日伏案工作的技术员的避风港。那些在国家安全局周围安静的小区农屋里的人几乎足不出户。
当他们离开“马里兰战地”时，他们用别的身份作掩护，手头带有外币和名片——名片上印有假上司的电话号码。为了避免问路，因为这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研究了拍摄的新街区的路标和十字路口的照片集。大多数人已被正式派往美国驻外机构，持有国务卿和总统的签名的证件。
加里·迪雷尔是特别收集处的优秀雇员。他外表朴实，行动谨慎，他的嗜好是独自狩猎和钓鱼。
迪雷尔出生于俄亥俄州阿莱恩斯。他在空军练就一身本领，在得克萨斯州和意大利的美国基地充当军事窃听员。１９７７年，他加入国家安全局。此后八年，他呆在奇克桑兹皇家空军基地，该基地是国家安全局设在伦敦北部农村的窃听站。１９８７年，迪雷尔加入了特别收集处。
五年多来，他以国务院雇员的身份在泰国的曼谷、印度的孟买和非洲的吉布提工作。他的机密报告通过卫星送到与“马里兰战地”毗连的一个庞大的天线接收处。
与在盟国空军基地公开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军事窃听者不同，特别收集处特工必须在他们的派驻国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在外国情报机构里，有一种默契，即间谍必须有适宜的外交职业，例如武官，或者像迪雷尔那样的“通信联络官”。
在较敌对的国家，间谍一旦被发现，可能会被监禁或处死，所以必须加强保护。特别收集处的人员可能担任大使馆政务官，每天像其他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处理外交事务。然后，他们通常是躲在设在楼上的一间秘室里。在那里，他们用无线电接收当地电波。
迪雷尔在俄亥俄州的父母从不了解他的工作，只知道他们的儿子被联邦政府雇用，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特别收集处秘密总部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特工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人来人往的进出口认出美国雇员，追踪他们的车牌，然后跟踪到海外。
曾在“马里兰战地”受训的前加拿大间谍迈克·弗罗斯特在他１９９４年的回忆录《间谍世界》中写道说：“到处都是电线，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小玩意儿，到处布满计算机。”
特别收集处在７０年代末成立，把国家安全局制造窃听器的技巧与中央情报局把窃听器安装到国外的丰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
藏在一个外国办事处附近的探测器能截取那里发出的信号，并把它们发射给一颗美国卫星或美国大使馆内的一个接收器。
例如，特别收集处的一辆巡回汽车，或者附在一位伊朗外交部官员屋外的电话线杆上的一只盒子，可使一位美国语言学家读到德黑兰办公室发出的每条信息。
更不同寻常的是特别收集处的鸽子群。加拿大间谍弗罗斯特一天在参观“马里兰战地”时询问为什么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桌后面有一只鸽子标本。他们告诉弗罗斯特，它是曾栖息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一群鸽子中的一只。一位工程师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把窃听器装在鸽子身上呢？他们抓住几只鸽子，在它们身上装上窃听器，然后让它们飞回自己的栖息处——正好在一扇开着的办公室窗户外面。
他们告诉这位加拿大间谍，这项计划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成果”。该计划完成之后，一只鸽子被制成标本，作为纪念。
特别收集处把窃听器装在玻璃器皿、水杯、皇家道尔顿细瓷玫瑰花、干花摆设中。弗罗斯特还想起一幅画在一块一英尺厚的木头上的圣母玛丽亚抱着婴儿的画像。那幅画是空的，里面装有一个窃听器。所有窃听器都装在办公室里，或者作为礼物送给外交官。
在大多数大使馆，特别收集处的窃听人员都是神秘的，与平常的外交官没有什么来往。一位前大使说：“在大使馆里，往往无人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不参加社交圈。”大多数窃听到的信息直接发往马里兰。但是，大使馆高级官员间或得到部分内容。
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收集处窃听人员的主要目标不是他们的驻在国的通信联络。另一位前大使说：“你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在一个大使馆里有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他们必定在收集针对东道国的情报。”他说：“大多数大使小心翼翼地提防把东道国作为目标。（一旦窃听者被发现）对一个盟国的关系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另一些人对特别收集处担心冒犯盟国的论点持异议。他们说，窃听者无处不在。一位曾在喀布尔工作的语言学家说：“国家安全局观察每个人。”
帮助加拿大仿照特别收集处创建一个间谍机构的弗罗斯特在许多国家见到这些美国人。他确信，特别收集处甚至刺探加拿大的情况。他说，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屋顶上外表可疑的空气处理设备与美国人教他用于天线的伪装相似。在它下面，顶层的窗户设置栅栏，总是拉着窗帘。至于目标，加拿大议会就在街对面，离总理办公室仅几百码远，没有阻隔。（洪漫译）
在美国领事馆雇员加里·迪雷尔１９９５年春季在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枪杀之后，美国官员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为这名年仅４４岁、两个孩子的父亲举行了追悼会。他们称赞他为国家效力，但是避而不谈他的工作性质。
迪雷尔是为特别收集处工作的间谍，该机构是从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人员中挑选出来的一个精锐窃听单位。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特别收集处的特工人员在美国领事馆深处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收集有关贩毒、恐怖活动网络以及核武器的机密。
在秘密的情报界内，特别收集处自从７０年代末成立以来一直是谜中之谜。这个特别机构的领导层在两个间谍机构之间每四年调换一次，这两个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对此所知甚少。
通过对特别收集处老谍报人员以及国家安全局其他雇员的采访，加上迪雷尔家人提供的慰问信和文件，才得以粗略地了解这个绝密组织。在卡拉奇，迪雷尔在名册上的头衔是“国务院联络官”。他与美国领事馆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驾驶一辆汽车行驶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时，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
一个国家越不稳定，特别收集处就越有可能派人去那里窃听。迪雷尔之死突出说明了这些搞秘密工作的特工所面临临的危险。
由于外国人加强密码的保密度以及增大精密度来保护他们的通信，像间谍卫星这样不用人工插手的技术通常起不了作用。美国窃听人员必须要接近他们的目标。
迪雷尔及其特别收集处的同事在去国外之前在马里兰州某地接受培训。这个地方打着高科技公司的招牌，隐藏在茂密的树林里。在分区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长长的车行道的尽头是警卫队队部。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只说，那是国防部的一个设施。
从这个建有两座大楼的大院，迪雷尔到遥远的国家去执行秘密任务：东非的吉布提、泰国、印度，最后到了巴基斯坦。
在国家安全局销密的文件中为了保密而称之为“马里兰战地”，这些秘密窃听间谍学会使用精密的窃听设备。一些设备如公文包大小，另一些堆得像起居室里的立体声装置一样。训练他们在外交机构内上了锁的房间里工作，从空气的电波中收集政治和军事机密。
那些加入特别收集处的人员被告知，在他们沿着林荫大道朝“马里兰战地”方向走去时要保持警惕。
国家安全局在间谍界常常被戏谑地称为终日伏案工作的技术员的避风港。那些在国家安全局周围安静的小区农屋里的人几乎足不出户。
当他们离开“马里兰战地”时，他们用别的身份作掩护，手头带有外币和名片——名片上印有假上司的电话号码。为了避免问路，因为这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研究了拍摄的新街区的路标和十字路口的照片集。大多数人已被正式派往美国驻外机构，持有国务卿和总统的签名的证件。
加里·迪雷尔是特别收集处的优秀雇员。他外表朴实，行动谨慎，他的嗜好是独自狩猎和钓鱼。
迪雷尔出生于俄亥俄州阿莱恩斯。他在空军练就一身本领，在得克萨斯州和意大利的美国基地充当军事窃听员。１９７７年，他加入国家安全局。此后八年，他呆在奇克桑兹皇家空军基地，该基地是国家安全局设在伦敦北部农村的窃听站。１９８７年，迪雷尔加入了特别收集处。
五年多来，他以国务院雇员的身份在泰国的曼谷、印度的孟买和非洲的吉布提工作。他的机密报告通过卫星送到与“马里兰战地”毗连的一个庞大的天线接收处。
与在盟国空军基地公开为国家安全局工作的军事窃听者不同，特别收集处特工必须在他们的派驻国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在外国情报机构里，有一种默契，即间谍必须有适宜的外交职业，例如武官，或者像迪雷尔那样的“通信联络官”。
在较敌对的国家，间谍一旦被发现，可能会被监禁或处死，所以必须加强保护。特别收集处的人员可能担任大使馆政务官，每天像其他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处理外交事务。然后，他们通常是躲在设在楼上的一间秘室里。在那里，他们用无线电接收当地电波。
迪雷尔在俄亥俄州的父母从不了解他的工作，只知道他们的儿子被联邦政府雇用，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特别收集处秘密总部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特工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人来人往的进出口认出美国雇员，追踪他们的车牌，然后跟踪到海外。
曾在“马里兰战地”受训的前加拿大间谍迈克·弗罗斯特在他１９９４年的回忆录《间谍世界》中写道说：“到处都是电线，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小玩意儿，到处布满计算机。”
特别收集处在７０年代末成立，把国家安全局制造窃听器的技巧与中央情报局把窃听器安装到国外的丰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
藏在一个外国办事处附近的探测器能截取那里发出的信号，并把它们发射给一颗美国卫星或美国大使馆内的一个接收器。
例如，特别收集处的一辆巡回汽车，或者附在一位伊朗外交部官员屋外的电话线杆上的一只盒子，可使一位美国语言学家读到德黑兰办公室发出的每条信息。
更不同寻常的是特别收集处的鸽子群。加拿大间谍弗罗斯特一天在参观“马里兰战地”时询问为什么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桌后面有一只鸽子标本。他们告诉弗罗斯特，它是曾栖息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一群鸽子中的一只。一位工程师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把窃听器装在鸽子身上呢？他们抓住几只鸽子，在它们身上装上窃听器，然后让它们飞回自己的栖息处——正好在一扇开着的办公室窗户外面。
他们告诉这位加拿大间谍，这项计划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成果”。该计划完成之后，一只鸽子被制成标本，作为纪念。
特别收集处把窃听器装在玻璃器皿、水杯、皇家道尔顿细瓷玫瑰花、干花摆设中。弗罗斯特还想起一幅画在一块一英尺厚的木头上的圣母玛丽亚抱着婴儿的画像。那幅画是空的，里面装有一个窃听器。所有窃听器都装在办公室里，或者作为礼物送给外交官。
在大多数大使馆，特别收集处的窃听人员都是神秘的，与平常的外交官没有什么来往。一位前大使说：“在大使馆里，往往无人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不参加社交圈。”大多数窃听到的信息直接发往马里兰。但是，大使馆高级官员间或得到部分内容。
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收集处窃听人员的主要目标不是他们的驻在国的通信联络。另一位前大使说：“你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在一个大使馆里有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他们必定在收集针对东道国的情报。”他说：“大多数大使小心翼翼地提防把东道国作为目标。（一旦窃听者被发现）对一个盟国的关系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另一些人对特别收集处担心冒犯盟国的论点持异议。他们说，窃听者无处不在。一位曾在喀布尔工作的语言学家说：“国家安全局观察每个人。”
帮助加拿大仿照特别收集处创建一个间谍机构的弗罗斯特在许多国家见到这些美国人。他确信，特别收集处甚至刺探加拿大的情况。他说，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屋顶上外表可疑的空气处理设备与美国人教他用于天线的伪装相似。在它下面，顶层的窗户设置栅栏，总是拉着窗帘。至于目标，加拿大议会就在街对面，离总理办公室仅几百码远，没有阻隔。（洪漫译）
日美安保体制的新变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１月５日文章】题：日美安保体制的新变化（作者陆培春）
正当驻冲绳美军强奸当地少女的事件轰动日美两地之际，日本人又争论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及重新给这个固有名词下定义的问题。
关心日本问题的人士都知道，战后的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道“防共堡垒”，这个体制的成立，使日本积极参与了美国的对苏世界战略（特别是东亚及太平洋方面的对苏核战略）。进入８０年代，苏联在亚洲南进政策得寸进尺时，这安保体制在两个方面开始变质。其一是“日美军事同盟化”。
另一巨大变化是，在安保体制中的日本本身的军事大国化。
另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紧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威胁论”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及“朝鲜威胁论”。日本防卫厅也以此为扩军的根据。
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路线）、军事大国化、中国（或朝鲜）威胁论横行无忌，可谓三位一体，推动着９０年代的日本国际政治与外交前进，而这推动力却并非一般和平力量。显而易见，未来日本可能会更好战，也充满危险性。
我们也留意到日本鹰派分子高唱“自主防卫增强论”。一些政界领袖也冒出“克美”思想，即日本不能老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迟早必须跟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甚至有话直说，对美国不必客气的论调。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拥有超过所需的核燃料的钚，随时可以利用这些原料制造核弹。
去年２月，美国公布了新世界战略，重点之一是表明这个超级大国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维持其军事基地及部署一定的兵员。资料显示，美国驻德国兵员人数排世界第一，达１０．３２万人之众，其次排列为日本（４．４８万人）、韩国（３．６２５万人）、英国（１．４５５万人）、意大利（１．２６万人）……。由此也可看出，对山姆大叔来说，日本的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是数一数二，不可或缺的。
美国新世界战略的重点之二是，要求日本等同盟国增强军事力量及分担美军驻留经费。日本国民最近埋怨，老人福利方面的预算不断削减，驻日美军方面的预算却连年增加，对国民真不公平。
去年末，日本第一在野党新进党举行总裁选举，鹰派政客小泽一郎击败前首相的挑战者羽田孜，正好也象征着日本将积极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上积极作出“军事贡献”。桥本上台，在国际间以“军事贡献”为名积极活动，无疑是意料中事。也就是说，今后的日本将成为一个与亚洲人意愿有所乖离的军事大国，当然那时的日美安保关系，也会被赋予新的定义。
正当驻冲绳美军强奸当地少女的事件轰动日美两地之际，日本人又争论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及重新给这个固有名词下定义的问题。
关心日本问题的人士都知道，战后的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道“防共堡垒”，这个体制的成立，使日本积极参与了美国的对苏世界战略（特别是东亚及太平洋方面的对苏核战略）。进入８０年代，苏联在亚洲南进政策得寸进尺时，这安保体制在两个方面开始变质。其一是“日美军事同盟化”。
另一巨大变化是，在安保体制中的日本本身的军事大国化。
另一令人担心的现象是，紧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威胁论”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及“朝鲜威胁论”。日本防卫厅也以此为扩军的根据。
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路线）、军事大国化、中国（或朝鲜）威胁论横行无忌，可谓三位一体，推动着９０年代的日本国际政治与外交前进，而这推动力却并非一般和平力量。显而易见，未来日本可能会更好战，也充满危险性。
我们也留意到日本鹰派分子高唱“自主防卫增强论”。一些政界领袖也冒出“克美”思想，即日本不能老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迟早必须跟山姆大叔平起平坐，甚至有话直说，对美国不必客气的论调。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拥有超过所需的核燃料的钚，随时可以利用这些原料制造核弹。
去年２月，美国公布了新世界战略，重点之一是表明这个超级大国将继续在世界各地维持其军事基地及部署一定的兵员。资料显示，美国驻德国兵员人数排世界第一，达１０．３２万人之众，其次排列为日本（４．４８万人）、韩国（３．６２５万人）、英国（１．４５５万人）、意大利（１．２６万人）……。由此也可看出，对山姆大叔来说，日本的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是数一数二，不可或缺的。
美国新世界战略的重点之二是，要求日本等同盟国增强军事力量及分担美军驻留经费。日本国民最近埋怨，老人福利方面的预算不断削减，驻日美军方面的预算却连年增加，对国民真不公平。
去年末，日本第一在野党新进党举行总裁选举，鹰派政客小泽一郎击败前首相的挑战者羽田孜，正好也象征着日本将积极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上积极作出“军事贡献”。桥本上台，在国际间以“军事贡献”为名积极活动，无疑是意料中事。也就是说，今后的日本将成为一个与亚洲人意愿有所乖离的军事大国，当然那时的日美安保关系，也会被赋予新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