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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何辜？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美国《洛杉矶时报》９月３日文章】题：听母亲忆童年所受日本侵华战争之灾难（作者美联社记者傅夏霖）
今夏，母亲在我的陪伴下到她度过童年的重庆市旧地重游，由此勾起了她对童年生活、尤其是她和全家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的回忆。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母亲只有１０岁，她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是在重庆度过的。由于战争，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在许多城市住过，但是在重庆住的时间最长。
我和姐姐从小就听母亲讲她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童年生活，讲她钻防空洞和逃难的经历。
她三岁时就随同我的外祖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我外祖父在南京时任大学讲师。被日本侵略军打得惨败的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这个内地城市，许多大学也随着迁来。但是这座城市没有防空设施，很容易受到空袭。她回忆说，有一次父母都不在家，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吓得钻到父亲的书桌底下。”
午饭经常被空袭警报打断。警报一响，所有的人都匆忙抓一把米饭捏成饭团，等躲到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再吃。她说：“洞里很黑，孩子们都吓得不敢出声。我们都听大人说过两路口（江北县）之类的事件：飞机轰炸引起的山崩将一个巨大的防空洞堵死，好几千人死在里面。这些事更增加了我们的恐惧，我们是在毫无安全感的情况下长大的。”１９４２年，我的外祖父把全家搬到毗连的湖南省，他在那里当了一家烟厂的经理，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这里也有空袭，却无山洞可以藏身。母亲回忆说：“我们经常半夜被叫醒，跑出去躲在桥底下或田埂旁，或者干脆趴在田里。”
湖南是１９４４年日军南侵的必经之路，谣传日军正在逼近，全家决定再次逃难。他们的第一站是桂林，唯一可居住的地方是漓江边附近的一个谷仓，但是无学可上的孩子们却因为能到河里嬉戏、捉虾而感到高兴。
日军又逼近桂林，母亲的一家再次逃难。所幸的是他们竟在拥挤不堪的火车里弄到了座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火车启动或停止时所受的罪，”母亲回忆说：“假如你在上铺睡着了，火车一开能把你从上面晃下来。在火车停车的地方，可能找不到任何吃的。有一次，母亲带我到一块地里想找点土豆或什么可充饥的东西，谁知火车突然开动了，幸好开得不太快，我们才爬上去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的炸弹击中了火车，好几百人被炸死，我母亲一家人所在的车厢竟安然无恙。
途中他们在一家旅馆过夜，正想洗一洗并吃一顿稍像样的饭菜时，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全家赶紧逃出去，一会儿便看见旅馆的楼房被炸弹击中起火。
我的外祖父得了伤寒病倒了，全家只得停下来。他们的钱用光了，只剩下从烟厂带出的一包高级香烟。全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里。我母亲又患疟疾，外祖母不知从那里搞到奎宁片。外祖父瘦得几乎没有人样。孩子们被打发到街上去变卖家里的藏书或衣服。他们太小，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日寇还在进攻，人们谣传连老鼠都在逃难。由于等待我外祖父康复，所以母亲一家随最后一批难民离开湖南，唯一的去处还是回重庆。
山区没有火车或轮船，我的外祖母一个高傲的女性——不得不放下架子跪下哀求部队的军用运输车带上他们全家逃亡。幸运的是，她与当地的一名姓涂的指挥官曾在华北共过事，他很同情她。
全家只准带两个铺盖，卡车上早已高高地堆满了军队家眷的物品。虚弱的外祖父坐在司机旁边，其他家庭成员都坐在堆满物品的卡车顶上，用手抓着卡车上的绳子以防被颠下来。路上的难民很多，有的徒步，有的骑牲口，全是在逃难。军用卡车的燃料是木炭，所以一路上不断抛锚。士兵们想甩掉母亲一家，要把我母亲的小哥哥、小姐姐放在另一辆车上，被我外祖母拒绝了。后来那辆卡车被炸弹击毁。
车队爬山时天气骤冷，没走多远就被迫停了好几个星期等待冰雪融化。母亲一家找到唯一可栖身的地方是在猪圈隔壁。途中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下山路上的“７２弯”，即下山时７２个Ｕ字形急转弯。在一个急转弯处，我母亲的小妹妹差点被甩下卡车，幸亏外祖母眼疾手快，一把掀住她，才避免了一场参祸。
１９４５年初母亲一家终于回到重庆。我母亲回忆说：“回重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衣服都煮一遍，”因为人人身上都长满虱子。
战争接近尾声，物品匮乏更加严重。孩子们没鞋穿，他们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早餐是稀稀的米粥，午餐是一碗尽是沙子和石子儿的大米饭。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一切家务都必须在天黑之前做完。
不久，这一切突然结束了。“那是在黄昏时刻，我记不得究竟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但是人人都知道战争结束了，”母亲回忆说：“我和姐姐及表姐高兴得彻夜不眠。重庆百姓高兴得欣喜若狂。”
今夏，母亲在我的陪伴下到她度过童年的重庆市旧地重游，由此勾起了她对童年生活、尤其是她和全家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的回忆。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母亲只有１０岁，她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是在重庆度过的。由于战争，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在许多城市住过，但是在重庆住的时间最长。
我和姐姐从小就听母亲讲她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童年生活，讲她钻防空洞和逃难的经历。
她三岁时就随同我的外祖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我外祖父在南京时任大学讲师。被日本侵略军打得惨败的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这个内地城市，许多大学也随着迁来。但是这座城市没有防空设施，很容易受到空袭。她回忆说，有一次父母都不在家，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吓得钻到父亲的书桌底下。”
午饭经常被空袭警报打断。警报一响，所有的人都匆忙抓一把米饭捏成饭团，等躲到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再吃。她说：“洞里很黑，孩子们都吓得不敢出声。我们都听大人说过两路口（江北县）之类的事件：飞机轰炸引起的山崩将一个巨大的防空洞堵死，好几千人死在里面。这些事更增加了我们的恐惧，我们是在毫无安全感的情况下长大的。”１９４２年，我的外祖父把全家搬到毗连的湖南省，他在那里当了一家烟厂的经理，从此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这里也有空袭，却无山洞可以藏身。母亲回忆说：“我们经常半夜被叫醒，跑出去躲在桥底下或田埂旁，或者干脆趴在田里。”
湖南是１９４４年日军南侵的必经之路，谣传日军正在逼近，全家决定再次逃难。他们的第一站是桂林，唯一可居住的地方是漓江边附近的一个谷仓，但是无学可上的孩子们却因为能到河里嬉戏、捉虾而感到高兴。
日军又逼近桂林，母亲的一家再次逃难。所幸的是他们竟在拥挤不堪的火车里弄到了座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火车启动或停止时所受的罪，”母亲回忆说：“假如你在上铺睡着了，火车一开能把你从上面晃下来。在火车停车的地方，可能找不到任何吃的。有一次，母亲带我到一块地里想找点土豆或什么可充饥的东西，谁知火车突然开动了，幸好开得不太快，我们才爬上去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的炸弹击中了火车，好几百人被炸死，我母亲一家人所在的车厢竟安然无恙。
途中他们在一家旅馆过夜，正想洗一洗并吃一顿稍像样的饭菜时，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全家赶紧逃出去，一会儿便看见旅馆的楼房被炸弹击中起火。
我的外祖父得了伤寒病倒了，全家只得停下来。他们的钱用光了，只剩下从烟厂带出的一包高级香烟。全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里。我母亲又患疟疾，外祖母不知从那里搞到奎宁片。外祖父瘦得几乎没有人样。孩子们被打发到街上去变卖家里的藏书或衣服。他们太小，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日寇还在进攻，人们谣传连老鼠都在逃难。由于等待我外祖父康复，所以母亲一家随最后一批难民离开湖南，唯一的去处还是回重庆。
山区没有火车或轮船，我的外祖母一个高傲的女性——不得不放下架子跪下哀求部队的军用运输车带上他们全家逃亡。幸运的是，她与当地的一名姓涂的指挥官曾在华北共过事，他很同情她。
全家只准带两个铺盖，卡车上早已高高地堆满了军队家眷的物品。虚弱的外祖父坐在司机旁边，其他家庭成员都坐在堆满物品的卡车顶上，用手抓着卡车上的绳子以防被颠下来。路上的难民很多，有的徒步，有的骑牲口，全是在逃难。军用卡车的燃料是木炭，所以一路上不断抛锚。士兵们想甩掉母亲一家，要把我母亲的小哥哥、小姐姐放在另一辆车上，被我外祖母拒绝了。后来那辆卡车被炸弹击毁。
车队爬山时天气骤冷，没走多远就被迫停了好几个星期等待冰雪融化。母亲一家找到唯一可栖身的地方是在猪圈隔壁。途中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下山路上的“７２弯”，即下山时７２个Ｕ字形急转弯。在一个急转弯处，我母亲的小妹妹差点被甩下卡车，幸亏外祖母眼疾手快，一把掀住她，才避免了一场参祸。
１９４５年初母亲一家终于回到重庆。我母亲回忆说：“回重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衣服都煮一遍，”因为人人身上都长满虱子。
战争接近尾声，物品匮乏更加严重。孩子们没鞋穿，他们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早餐是稀稀的米粥，午餐是一碗尽是沙子和石子儿的大米饭。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一切家务都必须在天黑之前做完。
不久，这一切突然结束了。“那是在黄昏时刻，我记不得究竟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但是人人都知道战争结束了，”母亲回忆说：“我和姐姐及表姐高兴得彻夜不眠。重庆百姓高兴得欣喜若狂。”
总统警卫形同虚设/不速之客冒充「元首」
【本报巴黎９月１６日电】（记者杨京德）法国警察号称历史悠久、破案神速、警卫严密。自海湾战争以来，法国警方的警卫保安措施更加严密，警方的头号警卫目标——法国总统的安全保卫更是严上加严。可是，法国一名退休职员最近连续两次轻而易举地“突破”总统的森严防卫，出现在希拉克总统身边，百余名总统警卫毫无察觉，成为法国一起爆炸性新闻。
今年５月８日是纳粹德国投降５０周年纪念日，法国邀请当年参加欧洲战场战事的大约８０个国家的元首、总理及政府代表来巴黎出席隆重的庆祝仪式。美国副总统戈尔、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英国首相梅杰、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总理科尔等人出席了庆祝仪式。法国总统密特朗主持仪式，７日当选的法国新总统希拉克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当天中午，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国宴，招待８０多位外国首脑及其代表团。国宴结束后，法国新老总统与８０多位外国贵宾在爱丽舍宫台阶上合影留念。第二天照片见报后，法国电视２台“图像证据”专题节目的记者们逐一核对照片上的外国首脑，站在希拉克身后，紧挨着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的“首脑”身材高大、两鬓斑白、神情庄重。另一张照片上，法国新老总统在全体合影后相视而笑，那位面孔陌生的“元首”笑容可掬的站在法国两位总统中间处于照片的中心。记者们反复核对应邀来访的外国首脑照片，不知此公为何许人？法国电视２台经过周密调查，终于查明此人身份。这位仪表堂堂的“首脑”竟然是法国赛马彩票公司的一名普通退休职员，名叫克洛德。
克洛德退休后，经常身着笔挺的西装出入社交盛会，从来没有人请他出示请柬。他对电视２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１４岁，当年纳粹德国投降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想今年的庆典非同寻常，我必须参加。”国宴之前，他来到爱丽舍宫门前，与来宾混在一起，进门后对一名接待员说，“我是美国代表团的”，接待员立即将他带到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国宴结束后，他大模大样地随着首脑们步出宴会厅，紧走几步追上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主动搭话，称赞他治国有方，在非洲堪称楷模。他们边走边谈，来到希拉克的身后，忽听摄影师一声“注意，别动”，他就被拍进了“元首全家福”，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受到丝毫检查，更没有引起由训练有素的军、警精英组成的总统卫队的注意。
克洛德的叙述引起了“图像证据”节目记者们的兴趣，与他商定在７月１４日法国国庆阅兵时如法炮制，再“破”总统身边的警卫线，而且由电视２台现场拍摄留证。７·１４阅兵式结束后，电视２台评论员帕特里克·勒高克向电视观众解说，“阅兵式顺利结束，希拉克总统走向总统车队，准备……”他戛然而止，因为他眼前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情景，一个陌生人从观礼台上随着法国总统走下来，突然叫住希拉克，在身着空军礼服的总统副官眼前与希拉克握手，“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您祝贺”，希拉克道谢后转身向总统专车走去。这个陌生人就是克洛德，他从容地转身向观礼台走去，与法国政府部长们握手。
克洛德既无记者证也无请柬，既不是部长也不是外交官，何以自由出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府、阅兵台如入无人之境呢？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泰然自若，派头十足，便可畅行无阻。据他说，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４年，法国总统府举行国庆招待会他从未缺席。他轻而易举地穿过警方设置的三道警戒线，令人难以置信，同时令人不安。法国新闻媒介近日纷纷报道此事，电视２台在９月１８日“图像证据”专题节目中播出他连“破”警戒线的情景。
今年５月８日是纳粹德国投降５０周年纪念日，法国邀请当年参加欧洲战场战事的大约８０个国家的元首、总理及政府代表来巴黎出席隆重的庆祝仪式。美国副总统戈尔、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英国首相梅杰、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总理科尔等人出席了庆祝仪式。法国总统密特朗主持仪式，７日当选的法国新总统希拉克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当天中午，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国宴，招待８０多位外国首脑及其代表团。国宴结束后，法国新老总统与８０多位外国贵宾在爱丽舍宫台阶上合影留念。第二天照片见报后，法国电视２台“图像证据”专题节目的记者们逐一核对照片上的外国首脑，站在希拉克身后，紧挨着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的“首脑”身材高大、两鬓斑白、神情庄重。另一张照片上，法国新老总统在全体合影后相视而笑，那位面孔陌生的“元首”笑容可掬的站在法国两位总统中间处于照片的中心。记者们反复核对应邀来访的外国首脑照片，不知此公为何许人？法国电视２台经过周密调查，终于查明此人身份。这位仪表堂堂的“首脑”竟然是法国赛马彩票公司的一名普通退休职员，名叫克洛德。
克洛德退休后，经常身着笔挺的西装出入社交盛会，从来没有人请他出示请柬。他对电视２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１４岁，当年纳粹德国投降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想今年的庆典非同寻常，我必须参加。”国宴之前，他来到爱丽舍宫门前，与来宾混在一起，进门后对一名接待员说，“我是美国代表团的”，接待员立即将他带到美国代表团的席位。国宴结束后，他大模大样地随着首脑们步出宴会厅，紧走几步追上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主动搭话，称赞他治国有方，在非洲堪称楷模。他们边走边谈，来到希拉克的身后，忽听摄影师一声“注意，别动”，他就被拍进了“元首全家福”，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受到丝毫检查，更没有引起由训练有素的军、警精英组成的总统卫队的注意。
克洛德的叙述引起了“图像证据”节目记者们的兴趣，与他商定在７月１４日法国国庆阅兵时如法炮制，再“破”总统身边的警卫线，而且由电视２台现场拍摄留证。７·１４阅兵式结束后，电视２台评论员帕特里克·勒高克向电视观众解说，“阅兵式顺利结束，希拉克总统走向总统车队，准备……”他戛然而止，因为他眼前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情景，一个陌生人从观礼台上随着法国总统走下来，突然叫住希拉克，在身着空军礼服的总统副官眼前与希拉克握手，“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向您祝贺”，希拉克道谢后转身向总统专车走去。这个陌生人就是克洛德，他从容地转身向观礼台走去，与法国政府部长们握手。
克洛德既无记者证也无请柬，既不是部长也不是外交官，何以自由出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府、阅兵台如入无人之境呢？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泰然自若，派头十足，便可畅行无阻。据他说，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９４年，法国总统府举行国庆招待会他从未缺席。他轻而易举地穿过警方设置的三道警戒线，令人难以置信，同时令人不安。法国新闻媒介近日纷纷报道此事，电视２台在９月１８日“图像证据”专题节目中播出他连“破”警戒线的情景。
名人效应：生财有道 名人效应：生财有道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９月２日文章】题：名人效应
莫斯科“大剧院广场”地铁站出口处的那一小片空地如今成了五位“名人”赚钱的好场所。这五位真可谓是举世闻名，有谁不认识列宁、希特勒、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史泰龙呢？随着闪光灯的一闪，您就有了一张同名人的合影，这多令人兴奋呀！
领袖人物的身价还真不算低，看样子市场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同列宁单人合影一张要付１．５万卢布，同列宁和希特勒两人合影要两万卢布。同时与五位领袖合影要花３．５万卢布。列宁的扮演者：当邻居满含敬意地称我“列宁同志”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来到莫斯科，走到列宁墓，走到红场。一路上想同我——“活着的列宁”合影的人多得令我应接不暇。有人说我甚至比列宁本人还像列宁。
我靠扮演列宁挣钱，收入十分可观。本来还可以更多，但一半的钱要给黑道上的人。有时晚上我也出去工作，到夜总会或赌场。那里的人都付美元。莫斯科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对列宁的感情都很深。希特勒的扮演者：我来自塔什干，原先在电影制片厂工作。我的同事都对我那么像希特勒感到惊奇。扮演希特勒我既不用粘胡子，也不用戴假发，我俩连头型都一模一样。
说实话，我对人们对希特勒的反应感到吃惊。如果不是普遍对他有兴趣的话，演他也不会成为我的职业。关于希特勒的书几乎不下五万种。只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书能与之相比。他是一个作恶的天才。我本人对他的态度很矛盾。要知道，是他为我解决了生路。我们到全国巡回演出，钱包越来越鼓。只是到现在还没为自己找到妻子，女人对希特勒好像都不太喜欢。列宁的扮演者已在莫斯科找到妻子了。戈尔巴乔夫的扮演者：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我就穿着西服，打领带，戴眼镜，就是我现在这种样子。所以说，我觉得是他像我，而不是我像他。每次我和妻子到人家作客，主人都会夸张地说：“哦，亲爱的总书记来了。敬请光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名和父称——编者注）。”
我比戈尔巴乔夫小１２岁，体重比他轻１２公斤，我的身材是最理想的：身高１．７米，体重７０公斤。有人甚至恭维我说：“您比戈尔巴乔夫还有魅力。”我在水利设计院工作，每月工资是２８万卢布。而扮演戈尔巴乔夫我一天就能挣得比这还多。
我们院正好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对面，几乎每天早晨我都能从办公楼第１８层看到戈尔巴乔夫坐着黑色的“伏尔加”来上班。不过，没有一个人像对我这样带着敬意同他打招呼。叶利钦的扮演者：两年前我发现自己成了总统。我一进商店，就会有人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名和父称编者注），您不需排队。”一开始我还有点害怕。９０％的人说我像叶利钦。
我是前不久才开始到这个广场的。这种工作不能说是毫无危险的。“希特勒”和“戈尔巴乔夫”还曾被抓进过警察局。我经常去阿尔巴特街，那里的顾客层次更高，比较文明。而在大剧院广场叶利钦经常挨骂。我不太赞成叶利钦的一些做法，退休金太少，犯罪却十分猖獗……如果是我，就不会这样统治俄罗斯。史泰龙的扮演者：我是亚美尼亚人。非常想见到史泰龙本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是不会离开的。我现在２８岁，史泰龙比我大２０岁。我看过他演的所有电影……
我的家乡现在气温达３５度，而莫斯科已开始变冷了，这对我很不利。列宁和戈尔巴乔夫扮演者拍照时都穿着西服，而我一年四季都只能穿背心。史泰龙最主要的是他那身肌肉，尤其是二头肌。俄罗斯姑娘都很喜欢我……（钟忠译）自左至右扮演的是列宁、史泰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希特勒。
莫斯科“大剧院广场”地铁站出口处的那一小片空地如今成了五位“名人”赚钱的好场所。这五位真可谓是举世闻名，有谁不认识列宁、希特勒、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史泰龙呢？随着闪光灯的一闪，您就有了一张同名人的合影，这多令人兴奋呀！
领袖人物的身价还真不算低，看样子市场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同列宁单人合影一张要付１．５万卢布，同列宁和希特勒两人合影要两万卢布。同时与五位领袖合影要花３．５万卢布。列宁的扮演者：当邻居满含敬意地称我“列宁同志”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来到莫斯科，走到列宁墓，走到红场。一路上想同我——“活着的列宁”合影的人多得令我应接不暇。有人说我甚至比列宁本人还像列宁。
我靠扮演列宁挣钱，收入十分可观。本来还可以更多，但一半的钱要给黑道上的人。有时晚上我也出去工作，到夜总会或赌场。那里的人都付美元。莫斯科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对列宁的感情都很深。希特勒的扮演者：我来自塔什干，原先在电影制片厂工作。我的同事都对我那么像希特勒感到惊奇。扮演希特勒我既不用粘胡子，也不用戴假发，我俩连头型都一模一样。
说实话，我对人们对希特勒的反应感到吃惊。如果不是普遍对他有兴趣的话，演他也不会成为我的职业。关于希特勒的书几乎不下五万种。只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书能与之相比。他是一个作恶的天才。我本人对他的态度很矛盾。要知道，是他为我解决了生路。我们到全国巡回演出，钱包越来越鼓。只是到现在还没为自己找到妻子，女人对希特勒好像都不太喜欢。列宁的扮演者已在莫斯科找到妻子了。戈尔巴乔夫的扮演者：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我就穿着西服，打领带，戴眼镜，就是我现在这种样子。所以说，我觉得是他像我，而不是我像他。每次我和妻子到人家作客，主人都会夸张地说：“哦，亲爱的总书记来了。敬请光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名和父称——编者注）。”
我比戈尔巴乔夫小１２岁，体重比他轻１２公斤，我的身材是最理想的：身高１．７米，体重７０公斤。有人甚至恭维我说：“您比戈尔巴乔夫还有魅力。”我在水利设计院工作，每月工资是２８万卢布。而扮演戈尔巴乔夫我一天就能挣得比这还多。
我们院正好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对面，几乎每天早晨我都能从办公楼第１８层看到戈尔巴乔夫坐着黑色的“伏尔加”来上班。不过，没有一个人像对我这样带着敬意同他打招呼。叶利钦的扮演者：两年前我发现自己成了总统。我一进商店，就会有人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名和父称编者注），您不需排队。”一开始我还有点害怕。９０％的人说我像叶利钦。
我是前不久才开始到这个广场的。这种工作不能说是毫无危险的。“希特勒”和“戈尔巴乔夫”还曾被抓进过警察局。我经常去阿尔巴特街，那里的顾客层次更高，比较文明。而在大剧院广场叶利钦经常挨骂。我不太赞成叶利钦的一些做法，退休金太少，犯罪却十分猖獗……如果是我，就不会这样统治俄罗斯。史泰龙的扮演者：我是亚美尼亚人。非常想见到史泰龙本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是不会离开的。我现在２８岁，史泰龙比我大２０岁。我看过他演的所有电影……
我的家乡现在气温达３５度，而莫斯科已开始变冷了，这对我很不利。列宁和戈尔巴乔夫扮演者拍照时都穿着西服，而我一年四季都只能穿背心。史泰龙最主要的是他那身肌肉，尤其是二头肌。俄罗斯姑娘都很喜欢我……（钟忠译）自左至右扮演的是列宁、史泰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