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4 篇）
日本７３１部队与细菌战（六）
细岛摸着中国人的颈项，用右手拿着的手术刀顺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向下切。血一下子涌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菌的折磨和被切开的疼痛左右摆动着脑袋，但颚上的枷锁勒得更紧了，他很快便失去了知觉。我赶忙去擦血。拿着止血钳的宇田用钳子拨弄着切开的地方，找到颈动脉后，用止血钳把动脉的两端卡住。细岛用手术刀背敲着中国人的心脏部位，说“拿两支强心剂来”，接着便切断了中国人的动脉。即便向心脏中注射了强心剂，中国人也已经不动了。只是嘴角有些痉挛。血从颈动脉缓缓地流进我拿的容器中，过了一会就不再流了。在一旁对这种残忍的行为进行指挥的大木大声喊：“再注射四支强心剂！”但是中国人的血再也没有流出来。
我想到中国人留下的那句燃烧着憎恨怒火的“鬼子”这个词，顿感脸上发烧，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把解剖刀递过来。”细岛接过解剖刀从上腹部切到下腹部，又从下腹部切到胸部，他驾轻就熟地用骨锯锯开肋骨，露出整个内脏。等在一旁的三人赶紧上前用人肉和内脏作细菌菌株，以便用来杀害更多的中国人。２０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切成一块一块的，我们四个人看了看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在解剖台上被支解的尸体，像饱餐之后的狼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大木第一个，细岛、宇田和我紧随其后回到隔壁的休息室。
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我们开始在显微镜下观看送来的鼠疫菌。大木启吾少佐课长说：“这不行，要进一步通过人体实验加强毒性。”我边听着课长要进行更残酷的人体实验的命令，边描绘着自己将来也能当上军官的梦想，开始培养大量生产细菌用的菌株。
我憎恨自己若无其事地干了那样没有人性的事情。决不允许这样的罪恶行径再次在地球上重演。人类应通过勤奋劳动实现人类的繁荣。侵略者和战争的挑唆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我是通过回顾自己的罪过，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细菌部队干下的罪行。
日本科学家和“学者”为战争出卖了良心，他们本来应该以挽救人的生命为使命，但是通过他们的手，或在他们的指挥下，干出了那样惨绝人寰的事情，这是典型的践踏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恶行径。
我愚蠢地成了那种犯罪行径的爪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感到追悔莫及。（六）
我想到中国人留下的那句燃烧着憎恨怒火的“鬼子”这个词，顿感脸上发烧，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把解剖刀递过来。”细岛接过解剖刀从上腹部切到下腹部，又从下腹部切到胸部，他驾轻就熟地用骨锯锯开肋骨，露出整个内脏。等在一旁的三人赶紧上前用人肉和内脏作细菌菌株，以便用来杀害更多的中国人。２０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切成一块一块的，我们四个人看了看东一块西一块地散在解剖台上被支解的尸体，像饱餐之后的狼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大木第一个，细岛、宇田和我紧随其后回到隔壁的休息室。
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我们开始在显微镜下观看送来的鼠疫菌。大木启吾少佐课长说：“这不行，要进一步通过人体实验加强毒性。”我边听着课长要进行更残酷的人体实验的命令，边描绘着自己将来也能当上军官的梦想，开始培养大量生产细菌用的菌株。
我憎恨自己若无其事地干了那样没有人性的事情。决不允许这样的罪恶行径再次在地球上重演。人类应通过勤奋劳动实现人类的繁荣。侵略者和战争的挑唆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我是通过回顾自己的罪过，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细菌部队干下的罪行。
日本科学家和“学者”为战争出卖了良心，他们本来应该以挽救人的生命为使命，但是通过他们的手，或在他们的指挥下，干出了那样惨绝人寰的事情，这是典型的践踏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恶行径。
我愚蠢地成了那种犯罪行径的爪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感到追悔莫及。（六）
东德人怀念过去的生活
【德国《明镜》周刊７月３日一期文章】题：对自己的生活自豪
不管怎么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比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描绘的要好。６４％的东德人一致认为：“对过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况的许多报道都太消极了。”假如东德人作对比的话，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许多领域总比联邦共和国要好。
《明镜》周刊委托埃姆尼德民意调查所澄清一些问题，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怀旧情绪作了第一次广泛的调查。从４月中旬到６月中旬，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代表新建州成年人的１０００名男女接受调查。
大多数问题只需划“加号”回答。只有两个问题调查人员请求被调查者用自己的话写下判断。这就是：您在回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您感到哪些是消极的，哪些是积极的？
一个妇女用下面这一段话来描写她在前工农国家的生活：“被关在国内是糟糕的，每天都是单调划一。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买的东西，但人们不必害怕失业，不必害怕被赶出家门，孩子进不了幼儿园，一切都有管理，‘并井有条’。”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很简短。在一张纸上，把一些不相关，但却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实情况写在一起，例如：
总是一无所有，但生活比较保险；有密探打小报告，但人与人之间都非常亲热；有柏林墙，但大家都有工作；排长队，但一切都简单些；不准旅游，但是，青年人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较多；城市衰落，但没有乞丐；不许说心中话，但社会安全；剥夺自由，但刑事犯罪少。
在发生转折的１９９０年，只有少数东德人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校和职业学校、医疗保健和住房供应较好。但今天这些人变成了多数。这种看法的转变表明对过去的怀念，但更加表明对当前的不满。
今天许多东德人靠自己的收入已付不起房租，需要国家给予房租补贴。许多新房子很贵，只有少数人租得起或买得起。另外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痛苦的经验：住房可以废约。这些新问题把老问题挤到了一边，所以许多人认为，今天的房子供应比过去差。
东德人的怀旧思想情绪差不多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这就是：可靠。工作岗位、住房、低房租、便宜的面包都是可靠的。
在昂纳克的臣民中既没有百万富翁，也没有无家可归者。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被调查者在被问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差别，是这个或那个国家“在整体上公正或不公正”时，他们几乎很难分得清。
只有少数人（１９％）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注定要失败的制度”。大多数人一直还是持相反的看法：“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好的，但是，政治家未能实现它。”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２６％）仍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在民主社会主义党中甚至占多数（５７％）。
大多数西德人（６７％）赞成“个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大，但被抛在大多数人后面的风险也大”的这样一种制度。但大多数东德人（５９％）赞成的制度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升得很高或跌得很深、生活可靠、一切都有规律。”
还有一个差别也为不少的东德人难以分清。在他们看来，“今天个人生活过得如何，取决于每个人自己，个人奋斗的程度比过去多得多”。被调查者中的７７％持有这种看法，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因为谁都为自己操心，就几乎不会想到别人。但大多数东德人（８９％）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比今天强”。
东德人至今仍然感到自己是“二等联邦公民”。这不仅是因为西德人生活得好些，而且也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不被西德人所承认。
在某一点上，甚至几乎所有的东德人都联合起来，组成抵抗西德人的阵线。被调查的人９７％赞成这样一句话：“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只有自己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才有发言权。”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到骄傲，这对大多数东德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是一致的。
不管怎么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比现在电视和报纸上描绘的要好。６４％的东德人一致认为：“对过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况的许多报道都太消极了。”假如东德人作对比的话，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许多领域总比联邦共和国要好。
《明镜》周刊委托埃姆尼德民意调查所澄清一些问题，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怀旧情绪作了第一次广泛的调查。从４月中旬到６月中旬，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代表新建州成年人的１０００名男女接受调查。
大多数问题只需划“加号”回答。只有两个问题调查人员请求被调查者用自己的话写下判断。这就是：您在回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您感到哪些是消极的，哪些是积极的？
一个妇女用下面这一段话来描写她在前工农国家的生活：“被关在国内是糟糕的，每天都是单调划一。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买的东西，但人们不必害怕失业，不必害怕被赶出家门，孩子进不了幼儿园，一切都有管理，‘并井有条’。”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很简短。在一张纸上，把一些不相关，但却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实情况写在一起，例如：
总是一无所有，但生活比较保险；有密探打小报告，但人与人之间都非常亲热；有柏林墙，但大家都有工作；排长队，但一切都简单些；不准旅游，但是，青年人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较多；城市衰落，但没有乞丐；不许说心中话，但社会安全；剥夺自由，但刑事犯罪少。
在发生转折的１９９０年，只有少数东德人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校和职业学校、医疗保健和住房供应较好。但今天这些人变成了多数。这种看法的转变表明对过去的怀念，但更加表明对当前的不满。
今天许多东德人靠自己的收入已付不起房租，需要国家给予房租补贴。许多新房子很贵，只有少数人租得起或买得起。另外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痛苦的经验：住房可以废约。这些新问题把老问题挤到了一边，所以许多人认为，今天的房子供应比过去差。
东德人的怀旧思想情绪差不多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这就是：可靠。工作岗位、住房、低房租、便宜的面包都是可靠的。
在昂纳克的臣民中既没有百万富翁，也没有无家可归者。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被调查者在被问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差别，是这个或那个国家“在整体上公正或不公正”时，他们几乎很难分得清。
只有少数人（１９％）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注定要失败的制度”。大多数人一直还是持相反的看法：“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好的，但是，政治家未能实现它。”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２６％）仍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在民主社会主义党中甚至占多数（５７％）。
大多数西德人（６７％）赞成“个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大，但被抛在大多数人后面的风险也大”的这样一种制度。但大多数东德人（５９％）赞成的制度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升得很高或跌得很深、生活可靠、一切都有规律。”
还有一个差别也为不少的东德人难以分清。在他们看来，“今天个人生活过得如何，取决于每个人自己，个人奋斗的程度比过去多得多”。被调查者中的７７％持有这种看法，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因为谁都为自己操心，就几乎不会想到别人。但大多数东德人（８９％）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比今天强”。
东德人至今仍然感到自己是“二等联邦公民”。这不仅是因为西德人生活得好些，而且也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不被西德人所承认。
在某一点上，甚至几乎所有的东德人都联合起来，组成抵抗西德人的阵线。被调查的人９７％赞成这样一句话：“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只有自己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才有发言权。”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到骄傲，这对大多数东德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是一致的。
迷惘的军队
【西班牙《改革十六》杂志第１２１５期文章】题：迷惘的军队
各国内战造成的痛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往往留下一笔很难办的遗产：怎么处理士兵？世界银行驻柬埔寨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是没有领到军饷而又拿着手枪的士兵。”世界银行这几年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协助安置被遣散的士兵。
冷战结束后，留下了一批无所事事的军队。这些年来，许多西方组织在纳米比亚、乍得和津巴布韦帮助遣散士兵，联合国蓝盔部队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监督士兵交出大批武器。
这项工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尼加拉瓜，曾经开展游击战同桑地诺军队作战的人被遣散后，又拉起队伍，成立武装强盗集团。安哥拉在三年前签署第一个和平协定时也是如此。至于阿明和奥博特的部队，多年来他们在乌干达北部流窜，打家劫舍，偷猎动物，在这些散兵游勇的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口下，那里的大象群已濒临灭绝。
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战后裁军计划是比较成功的，柬埔寨、索马里和卢旺达的裁军工作却相当艰难。卢旺达的问题尤其严重，胡图族虽被打败，但是他们的威胁还存在，胡图族军队企图保持对设在扎伊尔境内难民营中本族人的统治。
另一个需要遣散军队的国家是海地，在去年９月美国实行干涉之前，那里的军费占全国预算的４０％。
世界银行和其它西方金融机构为什么参与遣散军队的计划呢？显然这是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冷战结束后，很多市场向自由经济开放，在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大有作为，因为那里的劳力便宜。
在这些国家不仅能获得低价原料，而且可以将工厂迁去，以降低成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说，那里别有洞天，唯一多余的就是军队。
遣散军队政策搞得最成功的是乌干达。在长达２０年的内战中，１００多万人死于战火。在阿明和奥博特执政期间，４０％的预算用于军费。穆塞韦尼的游击队１０年前在坦桑尼亚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当时不仅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娃娃兵，而且原奥博特军队的散兵游勇在北部落草为寇，活动猖撅。
穆塞韦尼是近年来非洲领导人中崛起的后起之秀之一。第一步，他不是把昔日的敌人即在奥博特和阿明军队中服役的军官整垮，而是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军队中来。第二步，向世界银行申请财政援助，用于遣散自己的军队。如今，在被丘吉尔称为“非洲珍珠”的乌干达已有三万名士兵解甲归田，或者经商做生意。政府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军费开支，教育经费大大超过军费。世界银行、欧洲金融机构和德、英及其它国家的经济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乌干达。
穆塞韦尼规定每个士兵一揽子遣散费为１０００美元，其中包括建房费、医疗费和交通补贴等。此外还有扫盲计划和职业培训计划。迄今为止，这些费用总共为４５００万美元。明年还要遣散一万名士兵，军队总兵员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当然，乌干达裁军的成功不仅仅是总统的计划搞得好。在它的解放军中有３５００名士兵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他们已经回国。还有不少士兵因患艾滋病而离开军队，乌干达艾滋病毒携带者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２０％。
穆塞韦尼的政策结出累累硕果。今日的乌干达是城市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外资可以很方便地进出，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控制，经济持续增长。正当周围的邻国陷入部落纷争之际，乌干达却是一块和平繁荣的绿洲。
各国内战造成的痛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往往留下一笔很难办的遗产：怎么处理士兵？世界银行驻柬埔寨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是没有领到军饷而又拿着手枪的士兵。”世界银行这几年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协助安置被遣散的士兵。
冷战结束后，留下了一批无所事事的军队。这些年来，许多西方组织在纳米比亚、乍得和津巴布韦帮助遣散士兵，联合国蓝盔部队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监督士兵交出大批武器。
这项工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尼加拉瓜，曾经开展游击战同桑地诺军队作战的人被遣散后，又拉起队伍，成立武装强盗集团。安哥拉在三年前签署第一个和平协定时也是如此。至于阿明和奥博特的部队，多年来他们在乌干达北部流窜，打家劫舍，偷猎动物，在这些散兵游勇的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口下，那里的大象群已濒临灭绝。
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战后裁军计划是比较成功的，柬埔寨、索马里和卢旺达的裁军工作却相当艰难。卢旺达的问题尤其严重，胡图族虽被打败，但是他们的威胁还存在，胡图族军队企图保持对设在扎伊尔境内难民营中本族人的统治。
另一个需要遣散军队的国家是海地，在去年９月美国实行干涉之前，那里的军费占全国预算的４０％。
世界银行和其它西方金融机构为什么参与遣散军队的计划呢？显然这是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冷战结束后，很多市场向自由经济开放，在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大有作为，因为那里的劳力便宜。
在这些国家不仅能获得低价原料，而且可以将工厂迁去，以降低成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说，那里别有洞天，唯一多余的就是军队。
遣散军队政策搞得最成功的是乌干达。在长达２０年的内战中，１００多万人死于战火。在阿明和奥博特执政期间，４０％的预算用于军费。穆塞韦尼的游击队１０年前在坦桑尼亚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当时不仅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娃娃兵，而且原奥博特军队的散兵游勇在北部落草为寇，活动猖撅。
穆塞韦尼是近年来非洲领导人中崛起的后起之秀之一。第一步，他不是把昔日的敌人即在奥博特和阿明军队中服役的军官整垮，而是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军队中来。第二步，向世界银行申请财政援助，用于遣散自己的军队。如今，在被丘吉尔称为“非洲珍珠”的乌干达已有三万名士兵解甲归田，或者经商做生意。政府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军费开支，教育经费大大超过军费。世界银行、欧洲金融机构和德、英及其它国家的经济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乌干达。
穆塞韦尼规定每个士兵一揽子遣散费为１０００美元，其中包括建房费、医疗费和交通补贴等。此外还有扫盲计划和职业培训计划。迄今为止，这些费用总共为４５００万美元。明年还要遣散一万名士兵，军队总兵员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当然，乌干达裁军的成功不仅仅是总统的计划搞得好。在它的解放军中有３５００名士兵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他们已经回国。还有不少士兵因患艾滋病而离开军队，乌干达艾滋病毒携带者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２０％。
穆塞韦尼的政策结出累累硕果。今日的乌干达是城市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外资可以很方便地进出，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控制，经济持续增长。正当周围的邻国陷入部落纷争之际，乌干达却是一块和平繁荣的绿洲。
亚太经济发展 间谍纷至沓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７月２５日文章】题：亚洲间谍网渗透到商业领域（记者戴维·罗德）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重间谍已成为搜集中国情报的“卫星接收天线”；克里姆林宫的“鼹鼠”可能已成为日本的“红外线光束”。
随着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情报活动的新热点、间谍活动的掩护公司及埃姆斯式的受贿间谍案都已相继在亚洲出现。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从美国情报人员和苏联间谍很不错的昔日成绩，转移到今天中国科学家和日本技术人员不走运的故事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战略和防御研究中心情报专家德斯蒙德·鲍尔说：“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亚洲用于情报活动的开支已增加一倍，各地的预算都有增无减。”
据鲍尔说，亚洲间谍活动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而且这些间谍活动越来越集中在搜集经济情报方面。间谍们已不再热衷刺探苏联和中国的核导弹设施情报，而是在帮助他们的国家获取在贸易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在合同谈判中为他们的商人提供重要信息。
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下令中情局将刺探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对手的情报活动列为重中之重。另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在今年春天同日本进行汽车贸易谈判时使用了中情局提供的情报。
分析家们说，美国在澳大利亚刺探中国情报的活动可以说明情报搜集的重点在冷战后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澳大利亚政府尚未对美国在该国搜集中国情报的消息予以证实，但据已公布的报告说，澳大利亚特工和美国间谍在堪培拉耗资数百万美元，于１９９２年开始启用的中国新的使馆里放置了数十个窃听器。
该消息激起一片抗议声，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澳大利亚批评家们。据已公开的报告说，恼怒的澳大利亚特工人员说，从中国使馆得到的材料首先被送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翻译和分析，然后只有部分资料能传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手中。澳大利亚批评家们感到气愤的是，作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美国能够得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在中国使馆中秘密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情报。在导弹技术领域，中国市场对正在那里进行竞争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司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防御分析家约翰·沃克说：“我认为不是所有的澳大利亚情报机构都能搞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信息，美国需要什么信息。说美国正在积极地侵占我们感兴趣的市场是轻描淡写。”鲍尔说，随着亚洲国家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它们情报部门的开支也在与日俱增，绝大部分开支用于安装窃听器。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地区主要使用窃听器的国家。他说，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拥有最大的窃听系统，而新加坡拥有技术最完备的窃听装置。
鲍尔告诫说，在亚洲搜集的大部分情报仍然集中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的所有邻国都渴望得到中国的军事情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双重间谍已成为搜集中国情报的“卫星接收天线”；克里姆林宫的“鼹鼠”可能已成为日本的“红外线光束”。
随着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情报活动的新热点、间谍活动的掩护公司及埃姆斯式的受贿间谍案都已相继在亚洲出现。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从美国情报人员和苏联间谍很不错的昔日成绩，转移到今天中国科学家和日本技术人员不走运的故事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战略和防御研究中心情报专家德斯蒙德·鲍尔说：“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亚洲用于情报活动的开支已增加一倍，各地的预算都有增无减。”
据鲍尔说，亚洲间谍活动的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而且这些间谍活动越来越集中在搜集经济情报方面。间谍们已不再热衷刺探苏联和中国的核导弹设施情报，而是在帮助他们的国家获取在贸易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在合同谈判中为他们的商人提供重要信息。
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下令中情局将刺探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对手的情报活动列为重中之重。另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在今年春天同日本进行汽车贸易谈判时使用了中情局提供的情报。
分析家们说，美国在澳大利亚刺探中国情报的活动可以说明情报搜集的重点在冷战后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澳大利亚政府尚未对美国在该国搜集中国情报的消息予以证实，但据已公布的报告说，澳大利亚特工和美国间谍在堪培拉耗资数百万美元，于１９９２年开始启用的中国新的使馆里放置了数十个窃听器。
该消息激起一片抗议声，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澳大利亚批评家们。据已公开的报告说，恼怒的澳大利亚特工人员说，从中国使馆得到的材料首先被送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翻译和分析，然后只有部分资料能传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手中。澳大利亚批评家们感到气愤的是，作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美国能够得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在中国使馆中秘密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情报。在导弹技术领域，中国市场对正在那里进行竞争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司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澳大利亚防御分析家约翰·沃克说：“我认为不是所有的澳大利亚情报机构都能搞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信息，美国需要什么信息。说美国正在积极地侵占我们感兴趣的市场是轻描淡写。”鲍尔说，随着亚洲国家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它们情报部门的开支也在与日俱增，绝大部分开支用于安装窃听器。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地区主要使用窃听器的国家。他说，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拥有最大的窃听系统，而新加坡拥有技术最完备的窃听装置。
鲍尔告诫说，在亚洲搜集的大部分情报仍然集中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的所有邻国都渴望得到中国的军事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