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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6 月 20 日 · 第 3 版

本页目录(4 篇)

日本政客遗祸无穷

【台湾《中国时报》6月8日文章】题:日本政客祸延子弟(作者徐宗懋)
    日本前外相渡边美智雄说以前的朝鲜是自愿与日本“合并”的,此话极度地刺激了韩国人的情感,韩国青年愤怒地到日本文化中心去丢汽油弹。
    虽然渡边随后道了歉,但这种道歉似乎已成了惯常的仪式而失去了实质的意义。类似的话还是会不断地冒出来,不断地道歉,不断地挑起邻国的恨意,直到走向危险的局面。日本殖民韩国时期,残暴无比,渡边说韩国人是自愿被统治的,实在太欺负人,这样刻意挑起韩国人对日本的恨意,对日本国民有什么好处呢?
    同样地,一些日本人士在对待中国人的问题上也是不够谨慎的。尽管中国现在未统一,但如果认为日本可以钻这个空子,则是很不好的念头。像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来过台湾几趟,笔下的台湾人好像大部分都成了忠心不贰的皇民,对大日本帝国感恩戴德,好像台湾人没日本人就成不了事了。
    或许有一些台湾人是这样子的,但把他们说成大部分台湾人的面貌则有些过份了。或许司马辽太郎觉得日本面对韩国和中国声讨侵略罪行的压力喘不过气来,可以在一些“台湾系日本人”(用他的话来说)的身上寻得慰藉,证明日本也干过好事,深受台湾人爱戴感念。司马的作法自然可以在中国人之间挑起矛盾,制造争端,然而中国人骨肉相残对日本就有好处吗?不要忘了,无论中国人如何内争,但中华民族的主体始终是存在着,司马辽太郎的作法只是在中国人对日本既存的恨意上加油添火,这种恨意升高到一个程度就会成了可怕的悲剧。
    60年前,日本国力达到颠峰,无论军事、经济和社会组织力量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因带头的人头脑不清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结果不但带给邻国痛苦,也使日本人民命运凄惨,当今的一些日本政客老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加害者是谁呢?正是日本政客本身,这一点还搞不清楚的话,以后肯定有大麻烦的。今天的亚洲早已不同于往昔,50年前强大的日本都已一败涂地了,今天如果再发生激烈的冲突,日本会怎么样根本难以想象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政客莫名其妙地煽起邻国人民仇恨的作法,除了祸延子弟之外有何好处可言?
    司马辽太郎老强调过去中国政治领袖把权力当成一己之私,但看看战前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人死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亿人民的生命都属于一位自许为现世神的皇帝,这才叫大公无私吗?还好台湾脱离了日本的统治,不然今天走在台北街头老担心有人施放致命的毒气,岂不恐怖,那真是一个“守法”的社会!
    日本政客应该更谨言慎行,才符合日本国民的真正利益,尤其跑到别人的社会指东道西是很不对的,那样搞没有什么意思,头脑清楚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你不能管理一个国家,同时又很温柔”

【美联社多米尼克罗索6月12日电】题:加勒比的铁女人领导多米尼克15年后即将退下来(作者
    利萨·哈姆)
    尤金妮亚·查尔斯总理穿着便服去开门,暗黄色头巾包着卷满了卷发器的头发,脚上穿着拖鞋。
    这样一种随意的形象也许令人难以想象:30年来,作为多米尼克的铁腕政治家,查尔斯树立了何种功名。
    但是,76岁的女总理决定放弃统治。在今天进行的全国大选中,她没有参加竞选。一旦公布选举结果,她就离任。
    1983年10月2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出兵格林纳达。彼时彼刻,查尔斯就站在里根的身边。从那时起,她就出了名。由于支持美国出兵格林纳达,她受到猛烈抨击。但是,谈起这件事,查尔斯最近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格林纳达人希望那样,那是最重要的。我不在乎世界上的其他人怎么想。”。
    她说:“你所作的任何决定都不会令所有的人满意。你得决定,怎样才能对国家最有利,然后加以实施。”
    玛丽·尤金妮亚·查尔斯1919年5月15日出生在米歇尔角,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尽管出身卑微,但是,她的父亲积聚了一小笔财富,买田置地,开垦播种,然后再转手出售。
    1921年,她的父母开了一家五金店。后来,她的父亲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银行,最终当上了罗索市市长和议员。
    查尔斯的父母鼓励孩子成为专业人员。她的两个哥哥当上了医生。在父亲的要求下,尤金妮亚开始学习速记和打字。那时起她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律师。
    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尤金妮亚再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后跻身多米尼克律师界。
    她一干就是几十年。不久,执政的工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批评政府。尤金妮亚称之为“闭上你的嘴法案”。
    “那就是我决定必须进入政界的原因。”她夺过话筒,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提倡自由,抨击执政党滥用权力,并组成了多米尼克自由党。其后不久,尤金妮亚当选为议员。她继续勇敢地斗争。有一次,为抗议对议员的服饰规定,她在议会里穿着泳装。
    1978年,多米尼克宣布脱离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关于独立,尤金妮亚极力提倡应由全民公决来定,而不是议会投票。1979年,总理帕特里克·约翰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辞职。次年,尤金妮亚当选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黑人女总理。
    执政初期,她经历了两次未遂政变,并以叛国罪绞死一人。那是多米尼克13年内的首例绞刑。执政的最后几天,她对周围的政治充满深深的厌恶。“我对另外两个党没多少敬意。”
    谈到自己的铁女人形象,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认为那不对……但是,我能说的就是,你不能管理一个国家,同时又很温柔。你必须作出决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救援奥格雷迪纪实(二)

以蚁充饥
    奥格雷迪一连五小时没有挪动。他渴得难以忍受。在夜幕降临时,他才终于从他的救生袋中取出四个装水的八盎司塑料袋。他喝完水后又祈祷下雨。他得到的回报是倾盆大雨。他用海绵从地面和他的衣服上吸水喝。他后来说,这块海绵救了他的命。
    奥格雷迪仍可以听到和看到有人在找他。他带有一个小型求救无线电设备,但是他不敢使用它,它的声音在地面上就能被人听到,而且他用无线电频率发报还可能易于被塞族的搜寻人员追踪到。第一天,奥格雷迪集中力量活下来。
    幸运的是,他的装备是相当齐全的。他的背包中有一张“脱险图”,一条防水和防裂的被单,可以用来遮阳或积存饮用水。奥格雷迪在夜间用它把自己裹起来抵御山中的寒气。奥格雷迪在华盛顿州斯波坎附近的费尔柴尔德空军基地曾受过17天的生存训练,那里的地形很像波黑。他在受训期间学会了如何吃当地的植物和动物,不吃带刺的或有毛的昆虫,但是吃蚂蚁。奥格雷迪侦察到一个蚂蚁窝,就用手去挖。他后来说:“伙计们,蚂蚁跑得真快。”他饱餐了一顿,然后用力嚼草和树叶。他后来解释说:“我猜想,牛吃草能活,我也能活。”在他藏身地附近山上放牧的奶牛真讨厌。有两头牛经常到他这里来,所以他给它们起了名字:勒罗伊和艾尔弗雷德。他更担心的是附近一位带着响铃赶牛到那里放牧的农民。奥格雷迪管这位农民叫铃儿响叮当。奥格雷迪在接受生存训练时曾学到“积极想问题”。他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他在上中学时就是一位发奋图强的人。他的唯一心愿就是驾驶喷气式飞机。他的姐姐斯泰西对本刊记者说:“他想完全控制一架F—16战斗机。”他的学业成绩太差而不能进军事学院,但是他在亚利桑那州一所航空学校获得了飞行胸章。他的兄弟保罗说,空军成了“他的生命”。
    他在空军中队的一位战友在意大利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对本刊记者说:“我曾和他一起喝过啤酒。”记者问道:他怎么样?这位战友回答说:“在俱乐部一起喝过啤酒后我们就具有了同样的性格。”他说:“飞行员死在汽车上的比死在飞机上的要多。”奥格雷迪在波黑被击落之前的几个星期,曾在一条弯曲的公路上完全撞毁了他的一辆新买的宝马汽车。意大利警察对于有人能从撞毁的汽车里爬出来感到吃惊。但是在其它方面,奥格雷迪与众不同。他比较沉默寡言,他似乎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二)

苏联领导人治牙趣闻

【美联社莫斯科6月10日电】据一位曾经为几代苏联领导人看病的牙医说,斯大林和他下属的牙齿都不好。
    在克里姆林宫当了多年首席牙医的阿列克谢·多伊尼科夫说,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嘴里只有三颗牙,“牙齿不好是健康状况不佳的征兆之一”。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牙齿“极差且个个都能摇动”,牙医不敢单独为他治牙,怕他报复。
    赫鲁晓夫很注意保护他的牙齿,他总是张大嘴巴与他的牙医谈论政治。有一次,牙医问他要不要把他的牙尖磨平,他回答说:“不用,总书记必须时时保持利牙。”
    苏军元帅朱可夫即使坐在治牙的椅子上也不失元帅勇敢无畏的风度。有一次牙医建议他打麻药,他说:“疼不死人的,不过流点眼泪而已。”
    勃列日涅夫是唯一不用假牙的苏联领导人,他也喜欢与人推心置腹地闲聊。有一次,他对多伊尼科夫说,他是中央政治局里唯一投票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委员。勃列日涅夫还喜欢对他的牙医朗诵诗歌,而且对他的工作质量要求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