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主要内容

Reference News

1993 年 12 月 8 日 · 第 3 版

本页目录(6 篇)

巴西政界彩票 丑闻 曝光

【香港《信报》11月29日文章】题:巴西政界大丑闻
    巴西国会议员若昂·阿尔维斯彩运亨通,在一周时间内他前后共56次抽中了国内的彩票,占所有博彩的47%的奖项。离奇好运
    这种运气太离奇,于是国会召开了水门式的质疑大会,指控他从公库中窃取数以百万计美元的公款。面对着众议员的审讯,他将他的运气归因于上帝,惹来了哄堂大笑。须知这种好运已给一度是穷代表的阿尔维斯带来了13层豪华寓所,其中有一层甚至位于美国的比华利山里。
    众所周知,阿尔维斯的好运来自他多年来从私人公司获取的大量贿赂,以及他在80年代大半时期的议长生涯中对国家预算案的肆意摆弄。
    本月较早时候警察突然搜查了前预算案主任若泽·多斯桑托斯在巴西首都的居所,自此阿尔维斯的风光日子就不复存了。
    警察在多斯桑托斯家的床垫下发现了100万美元的现钞,其中有3万美元的假钞票,同时还发现了109件色情物品和一本170名应召女郎的名册,这是卖淫集团为国会议员提供服务的证据。
    多斯桑托斯数年来是巴西最有实权的官员之一。他操纵公共基金,巧立名目地将之转至与他共谋的议员私囊中,或者代表大公司对业已由国会正式通过的年预算案提出修正议案而从中取利。两年前他辞职,以经济学家的资格转投国际货币基金。但他脱身得不够快。皆为上层
    去年,多斯桑托斯那位曾经是巴西首都数一数二的交际花的妻子突然失踪。多斯桑托斯报称太太被人绑架了。但警察怀疑她已被杀害,因为她对多斯桑托斯的贪污所知太多了。
    警察最初猜测她有可能从一架飞机上被推落大西洋中,因而他们很花了一些工夫检查该架飞机。结果在飞机驾驶舱和地毯上发现了可卡因的遗迹。
    目前多斯桑托斯在巴西利亚监狱中已成了被高度保护的污点证人。他供出了一些从事贪污腐化勾当的势力人物,其中有20多名代表和参议员、三名地方长官和费尔南多总统政府中的两名部长。国会调查
    多斯桑托斯泄露了这些贪污受贿丑事后,国会大为尴尬。而当去年前早已着手调查前总统科洛尔的贪污计划的调查委员会搞出一些眉目,即将作出巴西共和国104年历史以来首次对总统的弹劾时,国会赶紧根据同样的线索成立了它自己的调查委员会。
    多斯桑托斯的供证尤令阿尔维斯的政治生命提早结束。通过国家彩票洗钱成了第二宗丑闻。
    当晚间电视新闻爆出这宗复杂的贪污案时,巴西人莫不目瞪口呆。案中涉及的阿尔维斯的年长女仆诺埃尔玛住在萨尔瓦多的贫民窟,受老板之命在两家银行开户存进老板的钱。她经常要带数箱美元存进银行,钞票多到要有多名职员共同数点。
    当官方声称欲搞类似意大利的“净手行动”时,普通大众不相信政府会立意放弃数代以来的积习。据民意调查,有八成巴西人不相信国会的调查会触及丑闻的根本真相。

克格勃与不明飞行物

【俄罗斯《新时代》周刊第43期文章】题:克格勃与不明飞行物(作者
    伊萨科夫)
    在我国曾有段时间,只要一有人讲“小绿人”和“闪光的球体”一类的事,听众就总是挤满大厅。为了弄清问题的实质,1978年成立了一个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米古林领导的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员最后得出结论:不明飞行物是假造的东西。
    尽管关于空中神秘物体的传闻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有,但是前苏联开始研究这种不明飞行物却是在1947年,在美国已开始了有关研究之后。第一批苏联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回忆了1947年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宫的情景,当时有关人员交给他一包外国报纸和杂志,对他说:“斯大林同志要求您对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谈谈自己的看法。”
    他们给科罗廖夫配备了几名翻译,并且让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呆了三天。
    克罗廖夫说,第三天,斯大林亲自把我请到他那里。我对他讲明,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但对国家构不成危险。斯大林回答,他请其他学者也研究了这些材料,他们的看法同我一样。
    克罗廖夫说:“从这一刻起,所有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消息在我国都是秘而不宣的。凡是有关“飞碟”的神秘现象的材料都要送交克格勃。”
    苏联人见到不明飞行物的第一批证明材料中有一份是1956年极地领航员阿库拉托夫写给苏联民用航空部长的一份报告:“在格陵兰海上空飞行时我看到一个飞行物,样子像一个翻转的碟子。我们赶紧隐入云层,避免接触,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美国一架新型飞机。当我们冲出云层时,看到的仍然是像以前那样飞行的物体。我们试着机动飞行,该物体也同步进行机动飞行。我们靠近它,该物体同我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距离,然后急速改变飞行的方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了。”
    尽管官方禁止,热衷的人们仍在研究不明飞行物。以莫斯科航空学院副教授西格尔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到1976年时,共记录了300件目睹不明飞行物的事情。电视台播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目击事件”节目后,目击者才开始给研究人员写信,讲述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到1980年这样的记录已多达3000多件。
    学者们的报告都送交克格勃,主要是送交第二总局(反间谍总局)。该局第10处(监督国防设施)的一名工作人员沙姆(现在是退伍将军,1991—1992年曾任克格勃副主席)说,克格勃也“记录了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地方业务值勤管理部门上报给中央的,并集中在专门的记录簿上。沙姆对不明飞行物这一神奇的现象作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国际帝国主义借助不明飞行物愚弄世界舆论”。一种是电子技术方面的解释,“信息流和各种电子磁场遍布世界,扰乱了世界,使人在外观和内心都产生幻觉”。

图片新闻:韩国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说明.船帆上字为「新经济」,浪头上字分别为「欧共体」、「乌拉圭回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原载韩国《汉城经济新间》)

俄罗斯收缩情报网

【法新社莫斯科11月23日电】俄罗斯国家情报机构负责人普里马科夫的助手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过去两年中裁减“情报网络”30%—40%,在全世界减少了大约30个总部。
    基尔皮琴科说:“我们过去甚至在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都很活跃。现在我们只在俄罗斯的利益真正受到危害的地区活动。”尽管活动减少,可是情报部门仍在招募特工人员,大部分人参加情报机构是为了捞外快或是“同情”共产主义垮台后的俄罗斯政权。
    这位发言人否认俄罗斯又重新对前苏联各共和国开展了情报活动。
    他说,在构成独联体的12个国家中没有展开情报活动。对前苏联各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与情报机构的“多民族”工作人员的状况不适应,也不会有成效。

一个悲惨神话的结束

【埃菲社圣菲波哥大12月3日电】世界上最著名、最可怕和广为通缉的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一些人爱他,一些人恨他──被打死,哥伦比亚近代史上最悲惨和暴力的一页结束了。
    这个安蒂奥基亚矮子操纵了国家近10年,并享有20世纪阴险罪犯名单中最受人民欢迎的罪犯的荣誉。
    由于拥有几乎无限的财产和在他的家乡安蒂奥基亚的最穷阶层享有很大威望,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绰号“博士”、“教父”)9年来得以逃脱最大的“人的狩猎”。“狩猎”是从1984年4月由哥伦比亚军警联合部队开始的,经常得到美国最现代化技术的帮助。
    在接连5年中,埃斯科瓦尔逃脱了他的追击者,原因是多方面是:幸运、贿赂和老乡的保护,老乡们感谢这位现代的罗宾汉,因为他给他们建住宅、公园和体育场,从而得以使青年们远离毒品。在那些岁月,在麦德林大街,或恩维加多
    ──他的真正的“坚固要塞”──大街,或在他的中马格塔莱纳的庄园里看到埃斯科瓦尔并不是稀罕事,这些地方他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埃斯科瓦尔1989—1990年发起暴力浪潮──暗杀了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贝尔纳多·哈拉米略和卡洛斯·皮萨罗,袭击哥伦比亚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造成107人丧生,用汽车炸弹袭击秘密警察总部,造成60人死亡等,迫使他放弃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并加强了保安措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博士”身边围满了保镖,他们通过最现代化的电子手段相联系,实际上,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靠近“首领”。
    他这样过了近两年,1991年6月19日决定向当局投降,当时当局同意把他监禁在按他的旨意在恩维加多修建的监狱里。
    那年议会把禁止引渡哥伦比亚人写进了新宪法。在“教堂”
    ──人们对这座监狱的称号——埃斯科瓦尔是绝对的主人和先生:进狱,出去享乐,会见,组织节庆活动,甚至处决了若干名敌人。在当局企图剥夺其万能权力时,埃斯科瓦尔选择了逃出他自己挑选的监狱,并重新开始他的罪恶袭击战。
    2日,哥伦比亚治安部队打死了这个幽灵,几个月来,埃斯科瓦尔实际上是一具活着的僵尸,他意识到,他的唯一出路是,要么投降,要么死亡,而他宁愿后者。他被打死几分钟后,围在现场的一部分人群激动地呼喊着“巴勃罗、巴勃罗”。与此同时,在其他城市,人们欢庆他们深恶痛绝的敌人被打死,埃斯科瓦尔同时变成了20世纪的神话之一。

美国黑马鲍威尔(四)

政治立场
    事实上,回忆录合同一事也反映了某些令鲍威尔深感不安的选举政治。那就是侵犯个人隐私。鲍威尔还担心,烙着清规戒律印记的军旅经历不适合政治生活的那种一片混乱。他当然明白,如果他竞选政府职位,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得人心。选民们仍然是透过凯旋得胜的那层玫瑰色光环来审视他,而他也无需在引起争议的问题上被迫选择某个立场。今年春天,当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一些抗议者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不赞成他反对军中同性恋的立场。听众对他如醉如痴,然而这种抗议同时也反映了潜在的另一种情绪。鲍威尔承认,民意测验的数字并不反映真实情况。“一旦我对某些国内问题表明态度,有很多支持我的人可能立刻就会反对我。”
    一些职业政治家也感到困惑:在当前形势下,鲍威尔,或者任何一位军界要人,是否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民主党民意调查者哈特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不再具有那种光环了。一旦他们脱下了军装军帽,愚蠢的答复仍旧是愚蠢的。”为艾森豪威尔作传的安布罗斯说,1952年艾森豪威尔加入竞选活动时,是一个糟透了的候选人。可是,那时没有电视摄像镜头。这个事实拯救了他。鲍威尔永远也没这个福气了。
    鲍威尔之子一语道出了他父亲的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矛盾现象:将军不仅仅是一位要遵从部下的指挥员,他还是一位必须把“最后的责任”留给文职政治领袖的仆人。将门之子指出,自己承担那种责任会使鲍威尔“稍感惊慌”,因为政治生涯意味着,你必须在某些你深感关注的事情上做出妥协。但是,安布罗斯认为,也许鲍威尔会像艾森豪威尔当年一样,出于同样的理由参加竞选。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无法不为国家的未来担忧。因此,做一个决策者难道不比评论者强吗?
    安布罗斯还指出,像艾森豪威尔和鲍威尔这样的活跃分子虽然对退役后的生活持有美妙的幻想,但是他们更愿意身居高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