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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迄今仍两手空空
【美国《洛杉矶时报》１０月２４日文章】题：克林顿的问题：国家利益是什么？（作者基辛格）
克林顿总统为从索马里脱身而作出的努力值得给予支持，因为我们在索马里没有国家利益，我们决不应该在军事上卷入索马里。但是他面临的更大难题是为美国继续在我们的国家利益迫使我们卷入的地区确定一个基本原则。现在，他的政府的言论杂乱无章，已经到了使人更加迷惑不解的地步。
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的发言人，包括总统，似乎不考虑使用美国武力的地缘政治或安全的背景，或是国家利益有时可能需要应用武力的问题。政府反映的是这样一代人的态度：他们判断事物的经验就是越南战争。他们深信越战的灾难是过分关切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因此现在正试图把国家利益淹没在多边的冒险事业之中。
这种看法既错误地判断了现在，也误解了过去。美国卷入印度支那，同它参加２０世纪的所有战争一样，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原则。在越南，那是为了维护集体安全主义、为了对抗人们所判断的一场中苏全球性军事进攻以及为了保障民主。在印度支那所犯的错误不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倾向过于明显，而是因为它的目标过于普遍性；不是因为它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因为它过于不分青红皂白。
集体安全主义认为，所有国家都对国际问题有同样的看法，并准备为维护它们的看法冒同样的危险。在像索马里这样的局势中，有意义的“集体安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索马里所犯的错误是，布什政府派遣了军队，而没有确定一个使之脱身的目标。美国的军队不是为了履行人道主义使命而设计的，因此当克林顿政府给它的工作日程加上“国家重建”之后麻烦就出现了。
索马里的苦难是总统曾告诉我们不应卷入的那种部族战争的后果。而国家重建又需要进行现在要求我们放弃的那种战争。
索马里问题在政府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政府有足够的时间来确定美国未来军事干预的性质和限度。在制订国家战略时，政府最好牢牢记住，我们国家经受的所有灾难，从印度支那到索马里，最初都曾得到过公众的热情赞同，结果刚一出现麻烦的迹象，公众就彻底改变态度。
例如，公众都赞同我们目前对俄罗斯的政策。这个政策被描述为捍卫民主抵御独裁统治以及保卫和平抵御军国主义者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以对一位领导人的支持为基础。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充分了解在远离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民主是怎样运转的？很明显，在最近的莫斯科动乱中，叶利钦远比盘踞白宫的议会反对派可取。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而是因为他更不大可能像他最近的对手那样奉行对我们的利益有危险的政策。那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道义上的判断。
我们在民主的旗帜下赞同一个没有选举法或宪法、其总统无任何合法借口就解散最高法院并取缔政党和报纸的国家举行议会选举，难道不是冒巨大的风险吗？我们把一个可能很容易变成独裁统治，随后又因发现我们感到幻灭而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卷入对抗的进程，这是明智之举吗？
政府一直关注真正的全球性问题：核扩散、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和促进自由体制。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忽视了这种必要性：重建大西洋联盟、使前苏联卫星轨道同欧洲和这个大西洋联盟联系起来、同中国进行成熟的对话（虽然正在取得进展）或是同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共和国建立认真的对话关系。为此，我们需要精心确定国家利益的概念。
尽管这样，政府的错误主要还是由于疏忽失职。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自杜鲁门以来没有哪个总统像克林顿这样到现在还两手空空。杜鲁门曾经花四年的时间制订出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因此现在要求作出结论性的回答，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人们希望能提出一些适当的问题，那就不是为时过早了。
克林顿总统为从索马里脱身而作出的努力值得给予支持，因为我们在索马里没有国家利益，我们决不应该在军事上卷入索马里。但是他面临的更大难题是为美国继续在我们的国家利益迫使我们卷入的地区确定一个基本原则。现在，他的政府的言论杂乱无章，已经到了使人更加迷惑不解的地步。
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的发言人，包括总统，似乎不考虑使用美国武力的地缘政治或安全的背景，或是国家利益有时可能需要应用武力的问题。政府反映的是这样一代人的态度：他们判断事物的经验就是越南战争。他们深信越战的灾难是过分关切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因此现在正试图把国家利益淹没在多边的冒险事业之中。
这种看法既错误地判断了现在，也误解了过去。美国卷入印度支那，同它参加２０世纪的所有战争一样，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原则。在越南，那是为了维护集体安全主义、为了对抗人们所判断的一场中苏全球性军事进攻以及为了保障民主。在印度支那所犯的错误不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倾向过于明显，而是因为它的目标过于普遍性；不是因为它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因为它过于不分青红皂白。
集体安全主义认为，所有国家都对国际问题有同样的看法，并准备为维护它们的看法冒同样的危险。在像索马里这样的局势中，有意义的“集体安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索马里所犯的错误是，布什政府派遣了军队，而没有确定一个使之脱身的目标。美国的军队不是为了履行人道主义使命而设计的，因此当克林顿政府给它的工作日程加上“国家重建”之后麻烦就出现了。
索马里的苦难是总统曾告诉我们不应卷入的那种部族战争的后果。而国家重建又需要进行现在要求我们放弃的那种战争。
索马里问题在政府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政府有足够的时间来确定美国未来军事干预的性质和限度。在制订国家战略时，政府最好牢牢记住，我们国家经受的所有灾难，从印度支那到索马里，最初都曾得到过公众的热情赞同，结果刚一出现麻烦的迹象，公众就彻底改变态度。
例如，公众都赞同我们目前对俄罗斯的政策。这个政策被描述为捍卫民主抵御独裁统治以及保卫和平抵御军国主义者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以对一位领导人的支持为基础。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充分了解在远离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民主是怎样运转的？很明显，在最近的莫斯科动乱中，叶利钦远比盘踞白宫的议会反对派可取。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而是因为他更不大可能像他最近的对手那样奉行对我们的利益有危险的政策。那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道义上的判断。
我们在民主的旗帜下赞同一个没有选举法或宪法、其总统无任何合法借口就解散最高法院并取缔政党和报纸的国家举行议会选举，难道不是冒巨大的风险吗？我们把一个可能很容易变成独裁统治，随后又因发现我们感到幻灭而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卷入对抗的进程，这是明智之举吗？
政府一直关注真正的全球性问题：核扩散、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和促进自由体制。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忽视了这种必要性：重建大西洋联盟、使前苏联卫星轨道同欧洲和这个大西洋联盟联系起来、同中国进行成熟的对话（虽然正在取得进展）或是同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共和国建立认真的对话关系。为此，我们需要精心确定国家利益的概念。
尽管这样，政府的错误主要还是由于疏忽失职。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自杜鲁门以来没有哪个总统像克林顿这样到现在还两手空空。杜鲁门曾经花四年的时间制订出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因此现在要求作出结论性的回答，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人们希望能提出一些适当的问题，那就不是为时过早了。
美报文章：克里斯托弗应引咎辞职
【美国《纽约时报》１０月２４日文章】题：克里斯托弗应当辞职（作者弗兰克
·麦克洛斯基）
作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忠诚的民主党人和克林顿总统的支持者，我很遗憾地认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应当辞职。他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的艰苦条件下因领导不力而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前南斯拉夫、索马里、俄罗斯和海地危机可能加剧。
克里斯托弗在塞尔维亚的侵略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糊里糊涂。
他２月初表示，我们在那个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并声称，我们对那场战争的反应将是对我们如何处理全世界种族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考验。但是他６月份却又说，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那场屠杀
。
关于索马里，克里斯托弗不清楚美国的利益何在，以及应怎样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参加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的捉拿艾迪德将军和凭空在索马里建立民主制度的计划。
在公众和国会的压力下，政府作出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美国将撤走部队，把重建这个国家的任务交给联合国完成。那么，１８名美国人丢掉自己的性命意义何在呢？
在俄罗斯，美国政府把叶利钦视为民主改革的化身，并倾注了全部信任和援助来保住他的权力。但是叶利钦反复无常的举止和对竞争对手和新闻媒介的高压政策，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在海地，克里斯托弗又把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说成是一个战略利益，但是正如他对“美国利益”极有伸缩性的看法所表明的，“战略”一词真正指的只是克林顿总统短期的国内政治利益。
我们的盟国并不把克里斯托弗视为美国利益的有力捍卫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默许了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它们也不把他视为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对他的这种不恭在美国国会里也可以看到。
《经济学家》杂志最近的一篇社论把克里斯托弗称为“克林顿外交政策顾问３人小组中最薄弱的一环”。
社论还说：“理想的国务卿人选应经常准备弄清美国原则如何适用于一个特定问题、美国利益何在、以及如何保护它们。”
如果克里斯托弗像现在这样干下去，他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麦克洛斯基）
作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忠诚的民主党人和克林顿总统的支持者，我很遗憾地认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应当辞职。他在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的艰苦条件下因领导不力而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前南斯拉夫、索马里、俄罗斯和海地危机可能加剧。
克里斯托弗在塞尔维亚的侵略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糊里糊涂。
他２月初表示，我们在那个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并声称，我们对那场战争的反应将是对我们如何处理全世界种族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考验。但是他６月份却又说，我们至关重要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那场屠杀
。
关于索马里，克里斯托弗不清楚美国的利益何在，以及应怎样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参加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提出的捉拿艾迪德将军和凭空在索马里建立民主制度的计划。
在公众和国会的压力下，政府作出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美国将撤走部队，把重建这个国家的任务交给联合国完成。那么，１８名美国人丢掉自己的性命意义何在呢？
在俄罗斯，美国政府把叶利钦视为民主改革的化身，并倾注了全部信任和援助来保住他的权力。但是叶利钦反复无常的举止和对竞争对手和新闻媒介的高压政策，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在海地，克里斯托弗又把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说成是一个战略利益，但是正如他对“美国利益”极有伸缩性的看法所表明的，“战略”一词真正指的只是克林顿总统短期的国内政治利益。
我们的盟国并不把克里斯托弗视为美国利益的有力捍卫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默许了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它们也不把他视为美国价值观的代言人。对他的这种不恭在美国国会里也可以看到。
《经济学家》杂志最近的一篇社论把克里斯托弗称为“克林顿外交政策顾问３人小组中最薄弱的一环”。
社论还说：“理想的国务卿人选应经常准备弄清美国原则如何适用于一个特定问题、美国利益何在、以及如何保护它们。”
如果克里斯托弗像现在这样干下去，他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阿里斯蒂德能否按期回国
【埃菲社华盛顿１０月２７日电】５个月来为阿里斯蒂德总统１０月３０日返回海地作出了种种努力，然而没有人认为他会按期归国，因为有生命危险。
现在离协议规定的期限仅差３天，协议中的规定只履行了一半，因而回国条件尚不具备。
美国特别热衷于使阿里斯蒂德返回太子港，但它也不得不终于承认阿里斯蒂德神父还要再等一等。
专家们认为，海地目前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国家，它比１９９１年９月３０日政变前更加贫困了。
因此，残酷的斗争和极端的仇恨已将太子港变成一个没有法律的城市，那里的分歧会用生命作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克林顿总统今天重申对阿里斯蒂德回国抱有希望，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则表示，阿里斯蒂德现在归国“是不可取的”。
克里斯托弗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海地奠定民主基础，为他的返回确定具体日期。”
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得更明确，他们说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的机会可能会丧失。
这种可能性使美国人又回想起菲律宾领袖阿基诺１９８３年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走下飞机后被暗杀的情景。
白宫发言人今天也承认阿里斯蒂德１０月３０日返回海地的“可能性很小”。
据熟悉海地危机的人士说，他返回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不可能直接履行协议的最后一项，而忽视前面尚未兑现的几项”。
这些人士提到的几项有给予大赦和通过军警分离的法案。
海地议会目前正在争取通过上述法案，但是尚未达到法定人数，缺席者大多数是支持阿里斯蒂德的议员，他们因为害怕暗杀而逃跑或躲藏起来。
海地的局势，用阿里斯蒂德一位顾问的话来说，是“什么都有，只缺稳定”。
现在离协议规定的期限仅差３天，协议中的规定只履行了一半，因而回国条件尚不具备。
美国特别热衷于使阿里斯蒂德返回太子港，但它也不得不终于承认阿里斯蒂德神父还要再等一等。
专家们认为，海地目前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国家，它比１９９１年９月３０日政变前更加贫困了。
因此，残酷的斗争和极端的仇恨已将太子港变成一个没有法律的城市，那里的分歧会用生命作代价。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克林顿总统今天重申对阿里斯蒂德回国抱有希望，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则表示，阿里斯蒂德现在归国“是不可取的”。
克里斯托弗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海地奠定民主基础，为他的返回确定具体日期。”
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得更明确，他们说阿里斯蒂德返回海地的机会可能会丧失。
这种可能性使美国人又回想起菲律宾领袖阿基诺１９８３年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走下飞机后被暗杀的情景。
白宫发言人今天也承认阿里斯蒂德１０月３０日返回海地的“可能性很小”。
据熟悉海地危机的人士说，他返回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不可能直接履行协议的最后一项，而忽视前面尚未兑现的几项”。
这些人士提到的几项有给予大赦和通过军警分离的法案。
海地议会目前正在争取通过上述法案，但是尚未达到法定人数，缺席者大多数是支持阿里斯蒂德的议员，他们因为害怕暗杀而逃跑或躲藏起来。
海地的局势，用阿里斯蒂德一位顾问的话来说，是“什么都有，只缺稳定”。
美国内对支持阿里斯蒂德有分歧
【墨西哥《至上报》十月二十五日文章】题：阿里斯蒂德其人
在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甚至在白宫中，关于海地被废黜的总统阿里斯蒂德的讨论正在升格，即他是否值得克林顿政府支持其重新掌权。
在这场讨论中，不仅涉及到阿里斯蒂德本人的人格，而且还涉及到那些积累政治资本的人的利益。
据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人不支持克林顿关于包括对海地实行海上封锁在内的对外政策。
而克林顿认为，支持阿里斯蒂德的同时也保护了美国的民主和利益，因为如果阿里斯蒂德掌权，他将会减少或制止海地人向佛罗里达州移居。
但众议员托里塞利和其他政界人士则认为，美国在海地有合法利益，但不认为维护这些利益与必须使华盛顿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让美国士兵去冒生命危险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关于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见中还重新提出了阿里斯蒂德的心理问题和人权问题的报告。这个文件是中央情报局在阿里斯蒂德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被推翻几天后起草的。其中说他有精神病，因此说他情绪不稳定。此外，他在担任总统七个月后破坏人权，并对杀害前政变领导人拉丰坦特负有责任。
在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甚至在白宫中，关于海地被废黜的总统阿里斯蒂德的讨论正在升格，即他是否值得克林顿政府支持其重新掌权。
在这场讨论中，不仅涉及到阿里斯蒂德本人的人格，而且还涉及到那些积累政治资本的人的利益。
据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人不支持克林顿关于包括对海地实行海上封锁在内的对外政策。
而克林顿认为，支持阿里斯蒂德的同时也保护了美国的民主和利益，因为如果阿里斯蒂德掌权，他将会减少或制止海地人向佛罗里达州移居。
但众议员托里塞利和其他政界人士则认为，美国在海地有合法利益，但不认为维护这些利益与必须使华盛顿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让美国士兵去冒生命危险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关于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见中还重新提出了阿里斯蒂德的心理问题和人权问题的报告。这个文件是中央情报局在阿里斯蒂德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被推翻几天后起草的。其中说他有精神病，因此说他情绪不稳定。此外，他在担任总统七个月后破坏人权，并对杀害前政变领导人拉丰坦特负有责任。
美对外政策为何摇摆不定
【德国《南德意志报》１０月２５日文章】题：华盛顿的摇摆步子（作者约瑟夫·约弗）
克林顿就职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大概不会载入美国教科书，或者充其量只在“不要这么做！”的栏目下作为教训载入教科书。无论是波黑、索马里还是最近的海地，其模式都是摇摇摆摆，忽前忽后，时左时右。它使人想起当年被《时代》杂志奉为“迂迥摇摆”大师的上一个民主党总统、不走运的卡特。
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它说明，为什么尼克松和布什是比卡特和克林顿成功的外交家。尼克松和布什戴着战略眼镜、用现实的眼光观察世界，权衡利弊，以可行的手段采取行动。但是，克林顿（以及卡特）的政策是一种一般化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不是根据利益，而是根据像民主或人道这样的理想观念定下主要任务。如果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现实，美国在波黑、索马里或海地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值得为其牺牲。代价一上升，勇气就下降，这是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心理和外交出现摇摆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于人员。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莱克（国家安全顾问）或奥尔布赖特（驻联合国大使）全都是卡特时代的遗老。克里斯托弗是个传统的法律顾问，是个和稀泥的人，他所着眼的不是目标，而是交易；阻力增大，就必须后退，或者想出一个妥协办法。当年若是这个班子主事，它很难给德国统一确定路线，很难制服萨达姆或为马德里和平进程穿针引线。
也许最能说明华盛顿为何摇摆不定的第三个原因是克林顿自己。克林顿的心思在内政，他的使命是修复美国，而不是修复世界。而这个世界在独裁者倒台、帝国纷纷崩溃以及民主派阔步前进之后，似乎有希望完全自愈。
在外交和内政之间根本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于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太大、太透明、牵连太多，不能像以往那样找托词。
克林顿现在盯着同叶利钦举行的首脑会晤，这可能表明幻想即将终结，要知道，对俄国的“重新帝国主义化”已很难再置之不理。但美国的“重新国际主义化”所需要的则不只是访问外交。克林顿大概得像注意医疗保险那样重视对外政策。为此也需要一个新的班子。它不是撰写高高在上的通报或四平八稳的诉讼辩护书，而是根据坚实可靠的预先计划同朋友与敌人谈判。在波涛翻滚的海面有时要逆风迂回前进，有时更要驶向一个安全的港口，但是，没有指南针是不行的。
克林顿就职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大概不会载入美国教科书，或者充其量只在“不要这么做！”的栏目下作为教训载入教科书。无论是波黑、索马里还是最近的海地，其模式都是摇摇摆摆，忽前忽后，时左时右。它使人想起当年被《时代》杂志奉为“迂迥摇摆”大师的上一个民主党总统、不走运的卡特。
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它说明，为什么尼克松和布什是比卡特和克林顿成功的外交家。尼克松和布什戴着战略眼镜、用现实的眼光观察世界，权衡利弊，以可行的手段采取行动。但是，克林顿（以及卡特）的政策是一种一般化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不是根据利益，而是根据像民主或人道这样的理想观念定下主要任务。如果用冷静的目光观察现实，美国在波黑、索马里或海地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值得为其牺牲。代价一上升，勇气就下降，这是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心理和外交出现摇摆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于人员。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莱克（国家安全顾问）或奥尔布赖特（驻联合国大使）全都是卡特时代的遗老。克里斯托弗是个传统的法律顾问，是个和稀泥的人，他所着眼的不是目标，而是交易；阻力增大，就必须后退，或者想出一个妥协办法。当年若是这个班子主事，它很难给德国统一确定路线，很难制服萨达姆或为马德里和平进程穿针引线。
也许最能说明华盛顿为何摇摆不定的第三个原因是克林顿自己。克林顿的心思在内政，他的使命是修复美国，而不是修复世界。而这个世界在独裁者倒台、帝国纷纷崩溃以及民主派阔步前进之后，似乎有希望完全自愈。
在外交和内政之间根本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于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太大、太透明、牵连太多，不能像以往那样找托词。
克林顿现在盯着同叶利钦举行的首脑会晤，这可能表明幻想即将终结，要知道，对俄国的“重新帝国主义化”已很难再置之不理。但美国的“重新国际主义化”所需要的则不只是访问外交。克林顿大概得像注意医疗保险那样重视对外政策。为此也需要一个新的班子。它不是撰写高高在上的通报或四平八稳的诉讼辩护书，而是根据坚实可靠的预先计划同朋友与敌人谈判。在波涛翻滚的海面有时要逆风迂回前进，有时更要驶向一个安全的港口，但是，没有指南针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