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 9 月 14 日 · 第 2 版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９月４日一期报道】题：乌克兰处于危机边缘
    自从１９９１年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随时可能爆发一场灾难的境地。现在，这场灾难降临了。８月底，乌克兰卢布价值暴跌，从８月中旬的６０００卢布兑１美元跌至９月初的１．９万卢布兑１美元。月通货膨胀率已达５０％，甚至更高，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
    这种情况迫使乌克兰负责经济的精力充沛的副总理维克托·平泽尼克辞职。他是乌克兰政府中唯一忠心耿耿的改革派。有了他，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他的辞职加快了总统、总理和议会之间新的一轮权力斗争。三方争吵不休已使乌克兰决策工作几乎无法正常进行。
    其结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陷入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这将危及东南欧的稳定，危及俄罗斯—乌克兰关系的稳定，甚至可能危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乌克兰的未来，因为乌克兰东部工业化、讲俄语的地区同西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地区之间存在分歧。
    今年６月，政府试图用钱收买煤矿工人不要罢工，结果使得宏观经济明显失衡。政府极不负责任地许诺给矿工７万亿至１３万亿乌克兰卢布。这相当于４月份的全部货币流通量。为了履行诺言，政府大印钞票，仅６月份货币供应量就增加４０％多。而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１０％。
    在此情况下，只有实行更强硬和更激进的政策，才能避免高通货膨胀。然而，由于总统、总理和议会在权力斗争中提不出一致的政策，乌克兰的决策工作陷于停顿。而且已经制订出的政策又得不到妥善的执行。
    乌克兰经济之所以崩溃，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共产党人仍掌握权力。因为私有化威胁到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所以他们阻挠立即和公开出售国有财产，同时悄悄地损公肥私。工厂的经理们和合作农场的负责人仍然通过旧的共产党的关系来确保他们继续得到优厚的政府补贴。

【香港《南华早报》９月７日报道】题：克林顿将取消对越南一些主要的贸易限制
    在这里参加１９９３年环太平洋论坛大会的越南前副总理阮春莺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将于本月取消对越南的贸易禁运。他说，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几天前就在私下透露了这一决定。
    克林顿将在９月１５日之前宣布这一决定，因为美国目前的贸易禁令到９月１５日即将期满。
    克林顿一方面面临着急于到越南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公众的强大压力。公众强烈要求继续实行禁运，直到越南对在１９６５—１９７３年越南战争期间死亡或失踪的５．８万名美国军人的情况作出说明为止。
    阮春莺说，美国现在还决定不再反对越南加入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联盟。越南目前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中只有观察员身份，美国现在担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主席。阮春莺说，越南希望明年成为正式成员国。

【美联社莫斯科９月９日电】一位高级情报官员日前说，俄罗斯已经减少了前克格勃在别的国家的特工人员，而西方却在加强在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情报活动。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说，自从苏联于１９９１年瓦解以来，前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已经在世界各地裁减了约４０％的人员。
    基尔皮琴科目前领导前对外情报局的一个咨询机构。他说：“有些人因为在情报部门工作薪水太低，出去做生意了。”
    他说，自从克格勃划分为俄罗斯安全部和对外情报服务局以来，俄情报部门在资金和体制方面一直处于“困难时期”。
    他还说，俄特工人员不再介入别国内政，不再向任何人提供武器或资金，不再组织任何游行示威。
    基尔皮琴科说，苏联的解体导致西方在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情报活动增加。但是他没有说西方间谍是如何在俄罗斯加紧谍报工作的。
    他说：“我想西方情报机构现在要做的事更多了。他们需要向靠近我们的许多国家派驻人员。”他说，西方情报机构很可能“密切注视着”在前苏联共和国结成的新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
    他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打算在独联体成员国从事收集情报的工作，但是俄罗斯情报部门不会撤出波罗的海诸国。

【德国《斯图加特日报》９月８日文章】题：亚洲的相邻国家把几十年的边界争执搁置起来——冷战后的历史新趋向
    印度和中国９月７日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协定，双方在协定中承诺要尊重他们两国间有争议的边界的目前走向，并尽一切力量保障两国间的和平和安宁。目前，这种事情在大的邻国之间似乎是不足为奇的，但签订这个协定却是个开创性的事件。因为，两个人口加起来占全人类４０％的国家通过北京协定完全有意识地把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外，把敌意搁置一边，以使这两个第三世界最大的国家采取共同的立场：反对西方主宰，反对西方奉行一种被认为越来越傲慢和强加于人的“干涉政策”。印度的拉奥总理与其历届前任不一样的是，他能讲究实际地去实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目标。这次就是如此，他把棘手的边界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便摆脱德里自己造成的外交上的孤立。
    德里和华盛顿之间在短时间内连起来的细弱纽带早就扯断了。美国人以粗暴的方式破坏了俄国向印度正在崛起的导弹工业提供导弹发动机的生意，这深深地伤害了印度作为大国的自我意识。现在中国同印度坐在同一条船内。
    虽然西方已承认印度是未来的经济大国，但仍不能像印度人所迫切希望的那样承认它是政治大国。德里和北京如果建成轴心，对印度实现这种希望也将有所帮助。中国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而印度则感到被亏待了。这既涉及印度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也关系到西方催促印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印度认为，这种催促是不合理的。对这两个国家来说，现在更为迫切的是为经济上的突破提供资金。导致签署北京协定的就是这一点和以下这种认识：在关系到在过于强大的西方面前站住脚以及不让前苏联地区日益混乱的状况蔓延到自己国内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和印度有着共同的利益。诚然，在１９６２年受辱的印度没有忘记那场战争。但是，新的实用主义可以导致政治态势发生重大的变化。

【日本《读卖新闻》９月１１日文章】题：中东：新的对抗也有超越边界而激化的征兆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相互承认，这使在中东地区将要形成的新的对抗格局突显出来。
    今后的趋向，似乎可以指出有两个关键。
    在阿拉伯各国之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民主程序方面是较为先进的，巴勒斯坦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虽然只有０．１８％，但在阿拉伯各国当中是高的比率，识字人的比率也只次于约旦，巴勒斯坦人的知识潜在力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这一实验能顺利进行，那么在阿拉伯地区内则可能出现一个民主化程度高的自治政府，这对阿拉伯各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对独裁国家叙利亚、寻求多种政党的埃及以及实行酋长政治的海湾阿拉伯产油国都不能不产生影响。
    阿拉伯各国虽然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大目标，但是，实际上又把逃进其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作为难民强制送入难民营，不给他们选举权，以“二等公民”对待。只有埃及和约旦等国家例外，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巴勒斯坦开始实行自治，有可能把“阿拉伯团结”的实际状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相反，如果因恐怖活动等原因使自治实验失败，那么，以色列大概就会依靠无情的军事力量实施实力政策。
    另一点是幕后的变化。中东纠纷中政治势力对抗的格局就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以这样一个轴心形成对抗的阵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向犹太人资本家们许诺，允许他们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此之后，“建立以色列是对还是错”成为对抗的核心问题。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的实验，终将使这种对抗的格局崩溃。而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各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将会增大，将会成为反叛现行体制的主要力量。也许可以说，中东世界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阿拉伯与以色列这种政治与战略上的对抗，将向超越边界的具有新的对抗概念的时代转变。所谓新的对抗概念，那就是：排外主义与宽容对抗，宗教社会与自由社会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知识分子对抗。

【路透社华盛顿９月１１日电】预定在白宫草坪签署的巴以协议是在奥斯陆、巴黎、突尼斯和耶路撒冷凑成的，但是有关的各方却都想在华盛顿写下最后的一章。
    出于外交、传统和实际上的一些原因，华盛顿是９月１３日仪式的合乎愿望的地点，虽然巴勒斯坦自治协议实际上是在挪威的一个农舍达成的。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声称，以色列人和巴解组织成员都认为美国是“和平进程的教父”。这位要求不透露其姓名的官员说：“要是没有我们，和平进程绝对不会出现。”美国和苏联开创了已有２２个月的和平进程，如果苏联仍然存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也许会被选为这个签字仪式的地址。鉴于苏联已不存在，华盛顿自然就成为这个签字仪式的地址。
    在美国首都签订中东和平协议还有一个先例，那就是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年的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是由以色列总理贝京、埃及总统萨达特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北草坪签字的。
    实用主义是签字仪式选在华盛顿的一个原因。白宫和国务院有条件处理好伴随着这种重大事件而来的安全问题，在这一重大事件中，主要人物当中至少有一位，即阿拉法特，是死亡威胁的对象。
    由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这里努力筹集资金以便使巴以协议得以执行，华盛顿也是合适的地址。
    虽然克里斯托弗和国会领导人汤姆·弗利已叫美国公众放心，执行自治计划所需要的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大部分将来自其他一些国家，但是美国已负起筹集这笔巨款的责任。
    最后一点，华盛顿还能为国际新闻界提供一个拍照片的好天气：在天气潮湿的夏季之后，最近已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从外交场合需要穿着深色西服来看，这也是理想的天气。

【埃菲社马那瓜９月９日电】当地分析家认为，由于两个主要政治力量和政府之间没有达成谅解，尼加拉瓜现已成为一颗有可能爆炸并有可能波及邻国的定时炸弹。
    军人最近反对军队总司令温贝托·奥尔特加将军辞职，而反对派和比奥莱塔·查莫罗政府之间又存在着政治斗争。
    马那瓜《新闻报》社论撰写人何塞·华金·夸德拉说，“国家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应该考虑这些不祥之兆，再给尼加拉瓜一次机会。”
    中美洲各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以及美洲国家组织都在设法帮助尼加拉瓜人找到一种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的解决办法，但这种努力至今尚未产生任何结果。
    上个月，由于两个在政治上对立的武装组织分别进行了一次绑架，使该国的危机加剧了。这两个武装组织当时将７０名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和众议员，其中包括副总统比尔希略·戈多伊，作为人质扣留了好几天。
    在这场“绑架危机”中，政府和这两个主要政治力量决定重开谈判，以寻求解决尼加拉瓜危机的办法。
    当一切似乎正朝着达成谅解的方向发展时，全国反对派联盟却为此首先设置障碍。他们要求在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全国对话开始以前，先同政府进行双边对话，否则将拒绝参加全国对话。查莫罗总统接受了这一要求，并于９月１日开始了双边对话。
    对话持续了５天，但会谈期间没有达成令反对派领导人满意的协议。
    这是查莫罗３年前就任总统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看来已无法得到解决。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斡旋。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苏亚雷斯于６日抵达马那瓜，他认为，在这个已陷入还在加剧的全面危机的国家，“他已无能为力”。因此，他今天将返回华盛顿。
    尼加拉瓜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曾遭到过地震、飓风、海啸、火山爆发和干旱的袭击。但由于该国中北部地区的武装暴力活动，这种形势已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