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 5 月 29 日 · 第 3 版

我向挂着帘子的窗子走去，在窗外约１０米远的地方，就是关押着孩子们的那间教室。教室没有透出一丝光线，但安装在这边楼上的探照灯却把幼儿园的墙壁照得雪亮。
    凌晨一点左右，尼古拉·萨尔科齐疾步走进运动室，身边还跟着一位年轻的妇女，她就是幼儿园的老师洛朗斯·德雷菲斯。萨尔科齐手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孩子，所有的人都同时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但尼古拉·萨尔科齐──这位纳伊市市长并没有停步，而是大步流星地向隔壁的阅览室走去。他手里的孩子尖声地问道：“是回家吗？”这是梅拉尼的声音，她是被扣留的最后７个孩子中的一个。大伙儿却跟着萨尔科齐来到隔壁的房间，梅拉尼的父母也在那里。
    梅拉尼算是被释放了，但是，还有６个孩子被扣在那里，几乎就在这堵墙的隔壁。尼古拉·萨尔科齐把家长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天晚上，我们救出了两个孩子。总之，从今天早上起已有１５个孩子被释放。我认为今天晚上我们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了。我们已给了他一些钱，但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被扣押，我们就不能把钱都给他。我跟他说银行已经关门了。他很平静，但他要求别人别再去打扰他。就今天晚上来说，再采取别的尝试也无济于事了。我们不要去冒任何危险。我们明天早晨再接着谈判，但我今天晚上就呆在这里，怕他万一有什么话要说。”
    （二）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６３岁的迪恩·仑奇克和６２岁的罗兰夫妇去密歇根州的一个国家公园度假。那天，他们刚绕过一片灌木，突然被一头大灰熊拦住去路，大灰熊直扑迪恩而来，又撕又抓，拉着他往灌木丛里拖。罗兰很害怕，吓得哭了起来。终于她感到哭也无用，救夫要紧，于是举起望远镜，使出吃奶的力气往熊鼻砸去，熊鼻出血不止，她又猛击数下，灰熊颓然倒地，然后爬起来逃走了。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军３０００多名官员在海外执勤６个多月后，５日分乘４艘舰只返回加利福尼亚圣迭戈。专程到夏威夷和他们团聚的子女们也一道归来。当他们满心欢喜、兴奋异常地回到圣迭戈时，一些脱衣舞女在港口跳裸体舞向他们表示欢迎，这使许多海军官员感到非常难堪。

据法新社报道，一个德国家庭的４名成员（５０岁的户主和４９岁的妻子，还有１９岁的女儿和１６岁的儿子）５月１９日死在阿格诺森林他们自己的汽车里。警方在车里发现一封表明他们是自杀的遗书。警方还在车上发现大约４００马克。户主在遗书中表示这笔钱是给“为他们收尸”的警察的。他说，“对树林造成的损失将用汽车的保险费赔偿”。

据香港《明报》报道，英国一个１０岁小学生西蒙·罗兰担心长大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就写信给他家乡曼彻斯特的市政局，申请当垃圾工人，他希望在过１６岁生日时开始工作。市政局寄给西蒙一份表格，他立即填好寄回。他的妈妈克里丝丁说：“一个１０岁大的孩子已担心失业，有点令人难过。”

【新加坡《联合早报》５月２２日文章】题：每五个国人拥有一个传呼机（作者王彼得）
    你“哗哗”，我“哗哗”，他也“哗哗”。大家都来“哗哗”。
    大街上“哗哗”；办公室里“哗哗”；演出进行时“哗哗”；现在，就连老师书教到一半，也可能听到不知从哪个学生的口袋里传出来的“哔、哔、哗、哗……”
    是的，传呼机的时代来了，而且就像手表、眼镜那样，几乎已到了你有我有，大街小巷人手一台的地步。究竟本地的这支传呼机大军，人数是多少呢？
    根据最近的一项市场调查，拥有传呼机的人，已经多达５３万，相当于每５个国人之中，便有一个身带传呼机。而比起１２万台的手提电话，还要多出３倍以上。
    传呼机为什么会令各阶层人士趋之若鹜？电讯器材私人有限公司的市场经理陈庆瑞说：“传呼机对那些到处‘流动’、随时都要被找的人特别有用。此外，现在的传呼机已不只是通讯器材了，它们式样繁多，缤纷艳丽，可以配合潮流当成饰物戴在身上。”
    可见传呼机不只是一种商用工具，也有社会性的用途。有时是爸爸妈妈传召，有时是太太女朋友来电，在动员演习时，也能派上用场……
    谁都可以购买传呼机，但未满２１岁者，却不能向电信公司登记成为用户。为了做这些年轻人的生意，一些代理商会以公司的名义替他们登记。

【韩国《中央日报》５月１９日文章】题：东京站
    东京站是日本的大门。每天到发东京站的列车有３７９９列，日平均旅客人数为１８１万人。东京站每天平均售票额为２．６亿日元，最多曾达到９．９３亿日元。
    东京站仅地下部分就有４层，３３米深，简直像是一座城市。它的面积约为１７万平方米，有１９个站台，东海新干线等１０条铁路线经由这里。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么大的车站很可能一进去就迷路。但是，只要识字会看指示牌和注意地上画的箭头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
    东京站最低层在地下３３米，但空气特别清新。有两条直径４米的换气管道不停地更新空气。
    这里的服务也很周到，一切都为旅客着想。有外国人综合厅、绿色窗口、电话服务中心和自动售货机。绿色窗口是专门为听取旅客意见设置的，车站接受旅客意见后不断改善服务。据说，最近５年共采纳了５。３万条建议。
    购买车票根本不用排长队，最多只要５分钟就能买到。另外，在旅行社和饭店也可以预订或立即买到车票，到了滑雪季节和旅游季节，票价还可以打折扣。
    为方便残疾人，车站还出售盲文车票，并设有轮椅通道。全站共有２０部电梯、７９部自动扶梯和１００多米长的自行走廊日夜运转。
    全站的列车运行和设备的运转都由中央调度室用计算机控制，所以，几乎没有晚点现象和事故。新干线列车的时速达到２００公里以上，如果没有自动化设备和优质管理是不可能的。如果发生地震，列车会自动停下来。
    东海新干线营业２８年，运输３２亿人次，但没有发生一次事故，没有死亡一个人。列车晚点平均每列车只有０．６秒，由此可见管理得多么准确。

【波兰《团结周刊》第１７期文章】波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但酗酒之风依然未变。波兰人均饮酒量自１９７２年起已名列世界榜首，至今没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想以酒麻醉波兰人。德国人估计，每个波兰人只要４．５升酒（指纯酒精）就可以从肉体上把波兰人摧毁。
    每天有５００多万波兰人饮酒过量，２００多万人是长期酒鬼，其中１００多万人需要立即治疗，多数酒鬼都还处于工作年龄。女酒鬼越来越多，青年人也效仿成年人，酗酒者大增。

【美国《纽约时报》４月２５日文章】题：头巾的历史
    １０００多年前，阿拉伯人设计出中东地区的第一块头巾，用它来抵御恶劣的沙漠气候。如今，头巾已成为男性、成熟和民族主义的象征，成为旗帜、面罩和盾牌的代用物；成为一种政治或时尚宣言。
    阿拉伯头巾问世时只有米色和白色两种，但如今的头巾却五彩缤纷、异彩纷呈，甚至夹有绿色和紫色的头巾也时有所见。
    头巾并不仅仅是一种服饰，它还具有政治、文化意义。中年以上的巴勒斯坦人出于地位和荣誉的考虑而披上头巾，夏季为了抵御酷热的侵袭，他们选择白色头巾，天气变冷后他们则看好用红线或黑线缝制的颜色较深的头巾。
    贝都因人家的男孩通常在１５岁时从父亲那里得到头巾，一位７７岁高龄的贝都因老人说：“我感到，头巾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它标志着我已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他接着又说：“如果有人胆敢从我这里把它夺走，我就和他拼命。它是我的荣誉。”
    许多人认为，在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期间，头巾成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象征。１９３６年，阿拉伯人爆发反英起义时，英国殖民者也把戴头巾的阿拉伯人与起义者混为一谈。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左翼组织的巴勒斯坦人士披的是用红线缝制的白色头巾，因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
    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用头巾缝制衣服，把头巾图案贴在课本的封面和标语上，他们把头巾而非巴勒斯坦国国旗视为巴勒斯坦的标志。
    以色列保安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说，头巾可以使“巴勒斯坦人作案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由面罩变成一块极普通的装饰品”。但是装扮成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便衣也要借助头巾来乔装打扮。
    《中东逃生指南》奉劝人们：遇到以色列士兵搜捕可疑分子和开枪时，扔掉头巾；碰到扔石块和焚烧汽车的巴勒斯坦人时，把它作为护身符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