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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ews

1991 年 6 月 30 日 · 第 4 版

本页目录(6 篇)

越共新任总书记杜梅

【法新社河内6月27日电】越南总理杜梅今天在这里接过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权,达到了他的生涯的顶峰。
    这位74岁的北方人于1976年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次进入党的决策机构,负责监督越南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
    1988年,杜梅接替死去的范雄,出任总理。
    杜梅1917年生于河内郊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最早当过油漆匠。19岁时,参加了抗法民族斗争。
    1941年他被警方逮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但4年之后,他越狱成功,再次投身于河内地区的地下抗法运动。
    1945年他参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1946年杜梅担任了现已改为河南宁省的党委书记。
    1955年3月他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一年之后被任命为商业部副部长,1958年升为商业部部长。
    1960年他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7年杜梅担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1969年升为副总理,并兼任建设部长。
    1986年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进入政治局,在11名委员中排第四位。自1987年4月以来,他担任党中央常务书记,系党内第2号人物,直接同党的领导人阮文灵发生工作接触。

拉希德落网记(一)

希腊有关当局最近私下对美国官员说,原定海湾战争前对国际恐怖分子穆罕默德·拉希德的审判在近期内举行。国际反恐怖活动专家们普遍认为,拉希德是第一个利用“无形”炸弹对西方实行恐怖活动的人,是目前羁押的“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无形”炸弹之谜
    1982年8月11日,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从东京起飞后正跨越太平洋上空向夏威夷的檀香山飞去。当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平稳飞行时,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迫使飞机颠簸不定。霎那间,机舱内充满令人窒息的蓝色浓烟,以至许多乘客连挂在面前的氧气面具都看不见了。由于机舱内气压下降,驾驶员不得不立即把飞机降至1万英尺的高度。
    爆炸是在第47排座位处发生的。准备到夏威夷度假的日本人小泽一家就坐在47排上。小泽16岁的儿子被炸得肢体横飞,身首异处。小泽夫妇和另外13名乘客被炸伤。然而,飞行员却奇迹般地使飞机安全着了陆。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爆破专家丹尼·克兰立即被召到现场进行调查。从1969年就开始与各种炸弹打交道的克兰先生善于识别炸弹的性能和特征,他可以判断出各种炸弹由何人于何地用什么方法制造。饶是如此,这次爆炸仍使克兰坠入云雾之中。
    在泛美航空公司飞机被炸后两周,即8月25日,克兰又接到了紧急调查任务。有人又在从迈阿密飞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泛美航空公司441班机上放置了炸弹。在441班机降落在里约热内卢机场后,一位清洁工发现在第29排座位上有一个栗色尼龙手提箱。由于这只箱子没人认领,它被送到巴西联邦警察局。专家们认定这肯定是一个爆炸装置。
    克兰和他的助手们经过大量测试、化验及分析研究后断定,爆炸装置使用的炸药名叫季戊四醇四硝酸酯,简称季戊炸弹。这种爆炸装置制造得极为精巧,以至用X光射线都检查不出。在对小泽儿子进行尸检时曾发现一条两英寸长,直径为0.03英寸的镀金镍丝,而在里约热内卢发现的这枚炸弹中使用了完全一样的金属丝。克兰据此断定这两次爆炸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策划的。然而,这两颗炸弹到底是何人所制,何人所放呢?这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因为以前从未见过这种近乎“无形”的炸弹。
    (一)

苏军将领严厉批判新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1日文章】题: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批评修正主义军事观点
    苏联的军方领导人在国防部举行会议,对长达10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新版)的第一卷表示极端厌恶和不信任。据报道,这次会议是今年3月秘密举行的。
    世界著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曾受命对军方的档案进行分析。但是,许多将领抱怨说,沃尔科戈诺夫并没有写出一部歌颂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的著作,而是把社会主义说得象法西斯主义一样坏。他们说,著作中描写斯大林进行镇压的内容太多,描写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内容很不够。他们的结论是,沃尔科戈诺夫的著作是反共产主义的。
    在德国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50周年前夕,莫斯科的《独立报》根据这次会议的录音发表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
    沃尔科戈诺夫6月20日在匆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克里姆林宫的将领们“希望象过去一样为了自身利益而垄断历史。只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成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能写别的看法”。他说:“我不愿伪造历史。”沃尔科戈诺夫在对他的这部著作的一片批评声中辞去了军事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苏军前总参谋长、现任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6月1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他读到沃尔科戈诺夫关于战前几年历史的初稿时就曾说过:“这卷书必须重新改写。”
    他说:“沃尔科戈诺夫把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全部颠倒了。所有事情都受到抨击,都说成是社会主义造成的问题。斯大林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民建立起来的。”
    在3月份的会议上,苏共德国问题高级专家费林说,“沃尔科戈诺夫在第一卷所写的内容比国外的出版物更反共。这项工作还要进行下去,但我们不能允许这批作者接近秘密档案。这些文件应该根据写作的目的加以使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开放与自由可谈。”
    还有一些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沃尔科戈诺夫的著作初稿好象是对共产党的“起诉书”。
    国防部长亚佐夫在会上说,“‘民主派’们的目的显然是想再搞一次纽伦堡审判,这卷战争史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准备的起诉书。”
    在3月7日的会议上,一位陆军将领指着沃尔科戈诺夫的鼻子说:“事实说明,你的目的,你的思想都是消极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要么是法西斯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
    在录音记录中最富戏剧性的部分是沃尔科戈诺夫的讲话,他的讲话一再被其他将领打断,有人甚至大声朝他喊叫。沃尔科戈诺夫后来说,“在会上,我的声音很可能是孤立的。但会上的讨论没有科学气氛。”
    在斯大林执政初期,沃尔科戈诺夫的父亲被处决,母亲被流放。

南三方军队及装备情况

【美联社贝尔格莱德6月28日电】南斯拉夫联邦军队及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军队情况:联邦军队共有18万兵员,其中11万是从南斯拉夫各民族中征召来的,当然也有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发生武装冲突后,一些人临阵逃脱是可能的。尤其是斯洛文尼亚人,他们隶属于南斯拉夫的观念一直最差。
    在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发生激战时,有生力量可能是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士兵。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共和国强烈反对南斯拉夫分裂。它们的士兵占征召兵员的近50%,占职业兵员的约2/3。
    联邦军队拥有2000辆坦克、350—400架作战飞机,其中大部分是较老的苏制米格式飞机,还有近150架法制直升机,其中大部分携带着反坦克导弹。克罗地亚治安军队总共有7万人。一部分人属于新成立的国民卫队,剩下的人都属于警察部队。
    除了有几辆警察为控制骚乱用的装甲运兵车外,克罗地亚人没有什么重型装备,更没有军用飞机。斯洛文尼亚当局声称,它们可以筹建2万人的一支军队,另外,还有5万到6万后备人员。
    据说斯洛文尼亚有反坦克导弹,但再没有其它重型装备可以使他们用来对付南斯拉夫人民军。

开倌验尸有结果:泰勒总统并非死于砒霜中毒

【法新社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6月26日电】一位法医今天在这里宣布,美国第12届总统扎卡里·泰勒不是死于砒霜中毒,从而驳斥了佛罗里达州一位历史学家关于他被毒死的说法。
    肯塔基州法医乔治·尼科尔斯说:“我认为,扎卡里·泰勒是死于一般的肠胃病。”
    尼科尔斯说,他用摄谱仪、电子显微镜和中子撞击机等仪器分析了泰勒遗体上的一些头发、指甲和骨骼,其结果每次都是阴性。

中央情报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下)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许多尚未调查的线索和许多证明安格尔顿失职和渎职的迹象。其中有:关于尼克·奈克的档案
    联邦调查局曾交给安格尔顿一个卷宗,里面装满化名“尼克·奈克”的苏联军事情报官提供的秘密情报,他交待了苏联在全世界搞间谍渗透的概况。安格尔顿当时判断,这个苏联间谍的活动是苏联阴谋在美国安插间谍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安格尔顿没有重视这个间谍交待的情况,并把这个卷宗放进了保险柜。安格尔顿的继任者乔治·卡拉里斯上任后按尼克·奈克交待的20条线索逮捕了一些人,经调查,这些被逮捕的人都是苏联的重要间谍。曼戈尔德说:“由于安格尔顿的疏忽,这些间谍又多干了7至10年。”尤里·洛基诺夫事件
    安格尔顿是尤里·洛基诺夫悲剧的主要责任人。洛基诺夫是苏联克格勃的官员。曾为中央情报局提供过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时间长达6年半之久。安格尔顿却断定洛基诺夫“卑鄙”,是苏联的暗探。洛基诺夫当时在南非隐藏得很深。洛基诺夫后来被南非地方当局作为克格勃的间谍揭露出来,并于1969年转交给西德,西德把他作为同东德交换间谍的筹码使用了。中央情报局1979年在一项总结报告中判断,洛基诺夫是诚实的,他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戈利津叛逃事件
    安格尔顿对中央情报局内藏有外国间谍的忧虑,看来在1961年得到从苏联叛逃的克格勃少校阿纳托利·戈利津的证实。戈利津起初说他并不知道苏联的渗透计划。但他后来又交待说,苏联在中央情报局内安插了间谍,化名“萨沙”。戈利津还说,苏联有一项向中央情报局提供假情报的“重要计划”。戈利津还告诫说,继他之后若有克格勃的叛逃者,很可能是受遣来破坏他信誉的。
    1964年克格勃中校尤里·诺森科叛逃。于是,在中央情报局内拉开了关于真假叛逃者的争论的序幕。诺森科说,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证明,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约翰
    ·肯尼迪的活动。他还断言:苏联没派任何间谍打入中央情报局。但是,戈利津一口咬定诺森科是假叛逃。安格尔顿站在了戈利津一边。
    安格尔顿在苏联叛逃者和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特工人员中没有发现打入的间谍,于是,便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开始追寻打入的间谍。在中央情报局苏联处中,大约40人受到怀疑,其中14人受到严格调查。安格尔顿唯一的根据是:这些人原籍是俄国人,或者是其姓名为“K”字打头,因为根据戈利津交待,打入的间谍的名字是由这个字母开头的。中央情报局的3位高级官员在得知安格尔顿的调查破坏了他们的前途后向中央情报局提出了诉讼,并得到6位数字的赔款。1985年叛逃的克格勃上校奥利格·戈迪沃斯基(在叛逃前他曾为西方提供情报达10年之久)在了解了安格尔顿案件之后说,这位反间谍部门的前首脑“完全不了解克格勃乃至整个苏联的制度”。
    安格尔顿的所作所为极大地破坏了中央情报局在冷战高潮时期试图招募苏联间谍的工作。中央情报局苏联处的老特工人员说,由于安格尔顿对处内人员疑神疑鬼,搞得处内特工人员人心惶惶,相互猜忌,冷漠无情。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断言说:“安格尔顿已失去了控制。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感到诚惶诚恐,以致于不能做出什么成绩来。”1966年至1972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说:“安格尔顿同戈利津打得火热。”但是他坚持说,他曾向安格尔顿明确表示,在他看来,中央情报局不存在被间谍打入的问题。
    许多观察家认为,安格尔顿试图保卫中央情报局不受苏联间谍渗透的努力充分说明,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对美国的忠诚。但也正如许多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安格尔顿在任期间的失职和渎职,也使中央情报局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