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5 月 18 日 · 第 2 版

国际小麦理事会十五日说，下年度（一九八九年七月—一九九○年六月）世界谷物产量可能达到十三亿六千五百万吨，比本年度增长百分之十点七。世界小麦产量预计为五亿三千五百万吨，其中中国为八千九百万吨。

日本大藏相十六日宣布，从去年夏季以来，日本的贸易顺差保持持续上升趋势。今年四月贸易出超七十三亿美元。

英国能源大臣十五日说，在今后至少二十五年内英国仍然是主要的原油生产国。英国的原油日产能力为二百三十万桶，但去年产量由于油井事故而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三十。

南朝鲜官员十五日说，今年外国人在南朝鲜开办的企业超过一千五百家，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据十六日在维也纳签署的一项协定，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会向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和西萨摩亚发放九百七十万美元的贷款，帮助它们发展小型工业、饮水工程等。

《明报》社论：两国应互相学习
    【《明报》５月１５日社论】题：从高峰会看中苏关系
    就国际关系来说，这次高峰会将标志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未来的一段时期，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个最重要的三角关系将调整到接近“正三角形”的正常状态。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但直接受益的自然是中苏两国。正常化之后，中苏边境和缓；而且中苏贸易经济合作也可以顺畅发展，好处很多。
    除了国际关系之外，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可以对两国的内部发展发挥相当影响。固然每个国家的内部发展都要以本国“国情”为基础，但也都很自然地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如果一味强调国情的特殊性而不理会其他国家在改革途中的成功及失败经验，将会不利于本国的改革大业。
    以苏联来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事业还只有三年多的历史。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些作为，但成效还不显著；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却成绩斐然可观。这些经验未必能够全部供中国学习，但至少都值得中国参考。这也许是未来中苏关系中，对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层面。
    《星岛日报》社论：意识形态分歧正在消失
    【《星岛日报》５月１６日社论】题：中苏关系略析从中共接待戈尔巴乔夫的程序来看，显然对两党关系采取低调处理。
    首先，戈尔巴乔夫是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访问北京的，昨天到机场迎接的是杨尚昆等人，赵紫阳总书记并未到场，中共显然不愿突出两党关系的变化。其次，中共一再强调，今后两国关系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昨晚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相同意义的原则。这些，都说明今后中苏关系的基本格局。过去中共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不论在中共、苏共和东欧诸共内部，意识形态问题正在逐渐消失，因意识形态造成东西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正在消失，这就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力求拉拢中共以防军力庞大的苏联重新挑起冷战，纵横捭阖的外交仍然使国际政治舞台相当热闹。
    中共虽然不会再一边倒向苏联，但在具有相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联合起来的可能。希望这种联合有益于世界和平。中苏都希望国际局势缓和以便致力于国内建设，这也是推动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因素之一。《快报》社论：谋求经济互利
    【《快报》５月１６日社论】题：戈尔巴乔夫谋求经济互利
    尽管柬埔寨问题使中苏关系仍存在着尚未平息的争执，但经济上的互利毕竟促使双方拉近一步。这是经济挂帅的年代，什么事都从经济利益着眼，政治因素和考虑已暂时搁置一旁，苏联和中共亦无例外。这次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所涉及双方的经济合作、劳务合作、特区建设，以及在昔日丝绸之路修建铁路的问题，仍是最受关注的。新的丝绸之路的概念，便是在新疆新建的铁路，由北京经阿拉木图往莫斯科，使中国大陆的商品输入东欧其他共产国家。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便成为欧亚两大洲经济合作的桥梁了。
    在目前而言，中苏两国的经济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苏联非常希望增加中国大陆消费品的进口，希望向北京出售机器，但另一方面，北京宁愿从日本或美国获取更高级的设备，认为苏联的技术落伍。若论经济互利，主张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更趋急于求成。《信报》评论：开拓亚太贸易
    【《信报》５月１６日评论】题：化戾气为生意经致祥和大家发财
    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再忧惧，除了经济理由，亦因在政治上，中美和美苏都有共同利益。美国对苏联在亚洲太平洋区的军事扩张，如芒在背，这种感觉，中国只会更强烈，因此，美国在日本、南韩和菲律宾遍设军事基地，以阻遏苏联“南进”，对中国同样有利。在这种互相牵制的情形下，中苏不可能再恢复五十年代初期密切结盟的关系，是彰彰明甚的；中苏的修好，充其量只会像一般有邦交国家，在彼此有利条件下进行商业交往文化交流，这种发展趋势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利无害。
    受中苏关系正常化影响最大的，相信是日本。日本的富强、在军事工业上的快速成长以至经济势力慢慢渗透亚洲各国，都是中苏所不愿见的心腹之患。我们现在当然不能说中苏今后会联手对付日本，但说她们今后在日本问题上采取相近立场，相信是很近事实的推断。
    苏联为求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不惜无条件答应中国的三项要求，可见戈尔巴乔夫的经贸政策，已从传统的东欧路线，改为以亚太区为重心，而开拓亚太贸易，与中国恢复友好，是为先决条件；苏联这种经贸动向显然是正确的，因为亚太区是２１世纪世界经济繁荣之所系。这种发展趋势，应该额手称庆。看来港商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展开全面商贸，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相信短期内即可实现！
    《新报》社论：恢复关系并非重新结盟
    【《新报》５月１５日社论】题：苏联领袖访华将有何成果
    今次高峰会是国际整体形势缓和及两国近年来寻求改善关系的结果，其中，苏联所作的让步是比较大……所剩下的柬埔寨问题亦有重大进展，及将会是今次高峰会商谈的主题之一。估计中苏领袖们可就柬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不过，对于赤柬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中苏领导人仍会有不少争论。
    中苏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亦会强调两国只是一种新型的平等互利的关系而非重新结盟。对苏联而言，中国能够在美苏之间持中立态度已是重大的收获，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上要借助西方的还是较多，短期而言不可能疏远西方而靠近苏联。
    戈尔巴乔夫访华亦正值中国爆发学潮。中国学生普遍对苏联式政治改革给予高度评价，一些学生更希望他今次来访能为中国吹起政改之风。不过，戈氏在首次来华时，顶多只会是介绍苏联的政改意义，而绝不可能对中国学运有所评价或插手。连布什也了解到不能向北京的老朋友推销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自然更知道不能激怒新朋友。现实政治就是这样的了。争取人权、自由、民主，只能靠国民的自身努力！

【洛杉矶《国际日报》４月１８日文章】题：蒋家第三代为何纷纷离台？（记者楚宝）
    最近，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头一件是蒋孝勇在３月８日与妻方智怡、两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搭机到美国“进修”和“充电”，另外一件是外交部长连战准备将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外放沙特阿拉伯担任大使，由于章孝严意愿极低，最后经过幕后极力斡旋，这项原先几乎已成定局的任命案打消。
    这两件事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连，但是牵涉蒋氏家人第三代，部分已决定暂时出国“韬光养晦”，部分仍坚持在此“坚守百忍”，凭一己之力，再创新局。政坛观察家感慨地表示，由这两件事观察，政治是现实的，蒋家第三代在目前形势比人强下，只有自求多福。
    多年以来，蒋氏家族中第三代，以蒋孝武、蒋孝勇声势最为显赫。蒋经国在世时，如何安排两位一直未食“人间烟火”的“太子”可谓大费周章。后来依他们的个性及“体质”分别在政界及商界发展，总希望他们能成材，未来虽不必“接班”，但是最起码各人能独当一面。
    政治观察家认为，蒋孝武、蒋孝勇两人自幼生长在深宫大院，不识人间疾苦，他们介入政界商界，过去发生再大纰漏，有其父蒋经国庇护，不至于发生不可收拾局面。如今蒋经国已去，当彰化县爆发海埔新生地弊案，报章杂志竞相登载，俨然蒋孝勇涉案“证据确凿”，使得蒋孝勇尴尬不已。一位政坛人士慨然指出，蒋经国在世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蒋孝勇失去凭仗后，是何等脆弱，他不即早脱离这一“是非圈”，迟早还会捅出更大漏子，蒋氏家族要其暂时离开，迁往美国，这应该是较正确的判断。
    章孝严显然未正式认祖归宗，但他为蒋经国子嗣无疑。章孝严出使沙特阿拉伯案，后来经过他与高阶层人事多加沟通后，这一“外放案”暂时打住。政治观察家认为由各种迹象显示，有一只黑手“欲挤章孝严而后快。”
    章孝严之弟章孝慈一直在东吴大学任教法学，他对竞选公职有相当兴趣，希望竞选“百里侯”，但是反应并不良好，也没有人为他呼应、造势。于此，可看出国民党的党、政界人士对他的参选并没有予以支持。他只有黯然回到东吴，担任教务长。
    政治观察家表示，蒋经国这一棵大树倒后，蒋家第三代在少了庇荫之后显然已经大不如前，他们缺乏应变能力，经常为有心人士攻击丑化的目标。本次蒋孝勇的迁住美国，加上蒋孝武出使新加坡未归，事实上是一个较为明智的决定，因为少了他们，一般可以较平静、超然的眼光及态度来对待蒋家，不再作情绪化、功利性的攻击。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仍有机会突破“困境”，毕竟他们不是生长在深宫大院中，可以自己在所了解的生态环境中，作最有力的出击。

【台湾《民众日报》４月２４日文章】题：台湾人一年买１／２本书（作者陈淑真）
    近年来，国内每年出版的新书量，快速激增，然而根据国内某家出版社的统计资料指出，国人每人的图书消费，只有“４２元”台币，以这么单薄的消费额，如何负担出版社一年一万种新书的出书量，实在叫人忧心忡忡。
    事实上，就读者而言，新书多寡是决定其需要性，消费能力及消费意愿；而就书店而言，出版界跟其他行业一样，常有一窝蜂的现象，因此造成市面上充斥着同一类的新书，且往往供过于求，而有新书泛滥的苦恼。
    就因如此，相对地使某些种类的书，可能少受青睐，新书往往只“秀”一个礼拜，即被封杀。

【《澳门日报》５月１６日文章】题：学潮中的”记者盲流”（记者陈炜恒）
    春节过后，“盲流”袭粤，曾是粤港澳轰动一时的大新闻，４月中旬，学潮在中国爆发以后，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海外记者迅速聚集北京——这次学潮的发源地和中心进行紧张的采访，在这段时间内，京华的海外记者中流行着一个由“盲流”而派生出来的新名词“记者盲流”。
    有人曾作估计，学潮高峰期４月底至５月初，聚集在京华的海外记者数以百计。当五四前夕，《人民日报》社论严厉指责学生运动时，和亚银年会期间，以及今次戈尔巴乔夫访华及学生的绝食大行动，吸引了更多的海外记者赴京。
    在学潮期间，为数不少的海外记者因报社没有派其赴京工作，但他们又为了能亲自目睹这一将会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变，而自资和以假期往京采访，被在京的行家谑称为“记者盲流”。“记者盲流”到京并不是当旁观者，逍遥派，而是投入紧张的工作，并主动将稿件传送回自己服务的报社，充分发挥大时代新闻记者的使命感。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五四”前夕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目前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有关中国学生的行动作了种种报道。我们看到，各种报道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角度、看法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当共同的，就是在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过程中，都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可见中国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时，是重视海外舆论反应的，
    海外记者在这次学潮的采访中，亦与学生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
    据一位已在北京采访了两个多月的香港行家说，在学潮初期，海外记者去拍照会受到学生的阻止，但在后来也就十分主动与记者合作，向记者“报料”，透露新的计划和活动，畅谈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