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5 月 14 日 · 第 2 版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十二日在北京说，它将向中国四川地震灾区提供九千三百七十五吨小麦，价值一百九十万美元。

路透社报道，由于巴拿马局势动荡，人们担心巴拿马运河运输受阻和穿越该国的输油管不能正常输油，北海布伦特油和西得克萨斯中质油十二日每桶价格上升了五十美分左右。

据路透社十一日报道，由于油价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壳牌石油公司的纯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达到二十一点二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的纯收入翻了一番，达到十点零一亿美元。

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十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美国生产了价值二千六百二十八亿美元的电子产品，日本为二千五百亿美元，居第二。

据法新社十二日报道，挪威、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瑞典举行两天会议后决定，在年底前向尼加拉瓜提供五千万美元的援助。

【苏联《新时代》周刊第１８期文章】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作者
    历史学博士叶·巴扎诺夫）
    即将举行的３０年来第一次苏中最高级会晤将结束两个大国研究国际关系新思维战略的激动人心的，真正充满荆棘的过程。我们对我们本国的对外政策方针有一个概念。至于中国，它在世界事务中的观点和立场的演变情况如何呢？
    中国领导的立场仍保留了一些先前的因素，例如，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中国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态度仍有差别。指责莫斯科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威胁”，说什么不消除这种威胁苏中关系是不可能正常化的。这指的是所谓的“三个障碍”。
    然而，尽管有上述各因素，中国政策上发生的变化还是令人惊讶的：采取了从对抗向克服分歧与在国际舞台上合作过渡的方针。
    在我们看来，先前的方针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不能并行不悖是导致中国修改对外政策战略的主要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以后几年的实践证明，要解决国内问题，需要一些相应的外部条件——压低同外国的争论、确保中国边界的平静局势。要现代化就必须使对外经济联系多样化。如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为中国逐渐放弃先前的政策创造了客观前提，那么中美关系中的分歧越来越多这一情况显然是修改中国战略的直接推动因素。从理论到实践·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开辟了新政治方针的道路。
    在对美国方面，变化表现在加强了中国对争端所持的立场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同美国保持距离。北京更加坚定地坚持本国对外政策方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此同时，苏中关系有了一些进展。１９８２年秋，达成了关于苏中进行政治磋商的协议。去年，两国的贸易额提高了５０％，两国代表团在长期中断后举行了第一次互访。北京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越南除外）接触、恢复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系的方针，并声明，中共建立同外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不取决于他们接近苏共。
    中国领导在加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方面也作出了有力的努力。
    然而中国在改变其对外政策的许多做法时，并不想损害同西方的联系。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中国成功地使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作了重要的让步。双方的关系稳定了并且继续充实了物质内容。各个方面，也包括军事方面发展了接触。
    中国领导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上继续前进。然而在中国同西方和东方，主要是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并没有取得平衡。对苏联改革作出的反应·最近，中国的对外政策又出现了变化，其中包括对待苏联、对待在“大三角”（苏联—美国—中国）范围内的相互关系、对待全球性安全与裁军，对待某些地区性冲突的态度。
    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是对苏联的改革作出的反应。首先是苏联直接对中国方面发出的各项对外政策倡议促进了北京对外政策思维的演变。看来，苏联在解决阿富汗冲突和柬埔寨冲突方面采取的建设性步骤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特殊印象。
    苏联在中国之后也采取了在国内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两国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改革却促进了意识形态分歧的克服、促进了崭新形势的形成，对对方成就的需求，取代了相互削弱的做法。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部战略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也有利于在中国树立苏联的新形象。在这方面，两国优先考虑的事情接近了，即两国不再以两大体系对抗为重点，不再使国与国的关系意识形态化，不再将本国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另一方。苏联和中国现在承认世界多元化、人类不可分割、一切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同等安全、在国际关系中平衡的重要性、体系与体系之间必须只能用和平方式进行竞赛、共同努力解决威胁我们文明的全球性问题。苏共和中共同意，一切共产党是平等的和独立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任何人都不占有最高真理，都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些立场中的若干点，是中国先于苏联制定的。其他因素·诸如苏美关系的改善、国际形势的普遍健康化这样的因素，影响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和总体上的中国对外政策立场。北京得出结论：国际关系的缓和可能带有长期性并且引起世界舞台的重大变化。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当前的缓和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并且反映了苏联和美国的根本利益。对这一进程不置可否简直是不合逻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促使中国政策发生好转的重要刺激因素。现代化的需求，尤其是近来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复杂情况这一点，继续影响了中国的立场。倡议·１９８８年即将结束时，中国领导提出了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构想。这一构想规定各国之间的关系转而实行和平共处原则。照邓小平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对缓和世界紧张形势最感兴趣。必须指出，中国自己已经在裁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

【台湾《中国时报》５月３日特稿】题：我与大陆在亚银地位消长互见（记者简明章发自北京）
    台湾与大陆在亚银地位的此消彼长，以及两者从亚银获得的利益，或是所属的义务又是如何呢？
    自１９８６年３月中共加入亚银以来，中共挟其较多的股份及投票权，在亚银里面先就占了优势。而由于亚银各会员国入股比例是依其经济实力等因素计算。
    中国大陆的平均经济能力虽远低于台湾，但总和仍高过台湾，因此，其股份占了７．０８８％，而台湾只占了将近１．１９８％。
    由于亚银是依会员国的投票权来决定其在亚银的地位，中共的投票权比台湾大，中共是６．０９６％，台湾则是１．３８４％，声音自然就较大。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台湾现在已不需要再向亚银贷款，相反的，还要回馈亚银，捐助基金，使得台湾在亚银的地位又有巧妙的变化，受到其他会员的重视。
    目前，我国已经捐款２００万美元给亚洲开发基金；另外，也捐出２０万美元给技术协助特别基金，虽然金额不大，但已显示出我国已逐渐有贡献区域发展的决心与能力。
    反观中共，自从入会３年来，即不断向亚银贷款，迄１９８８年底止，已贷出４亿多美元，并曾向亚银申请贷款亚洲特别基金，但被亚银拒绝，因为该项基金是针对极度落后国家，而中共并不够落后。
    我国虽曾向亚银贷款一亿多美元，但已陆续偿还，迄去年底为止，仅剩下１１００多万美元。
    除了贷款之外，会员国还有另一个权利，那就是会员国的公司可以参加亚银贷款工程的投标，在这方面，台湾比大陆要占优势。

【台湾《自立晚报》４月３０日报道】题：国民党举办党员歌唱大赛加强联系（记者杨一意）
    年底大选将届，国民党将如何动员自己的党员同志，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国民党又再推出第二波，办理各种党部的党员歌唱比赛大会。效果如何，备受注目。
    国民党为赢取年底的大选，曾于月前推出“名嘴下乡”活动，在各县市重要城镇进行说明会活动。国民党此举，至今毁誉参半，可是该党主动出击，及结合党员力量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台湾省党部此次办理歌唱比赛，其目的在于活络基层组织，加强党员联系，团结党员意志，同时激发团队意识，并藉活动抒展身心，交流情感。此一活动最主要的目标乃是动员党员同志的热身活动，如能有所成功，对年底的大选则将裨益良多。

【香港《成报》５月１２日社论】题：进行对话不必借助外力
    由悼念胡耀邦逝世引起的游行，仍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持续，形式与内容都略有不同，游行规模缩小，次数则几乎每天都有。根据大陆宪法，人民有游行权利，但是各地方仍可制定法令，规定游行要预先申请，或规定某些地点不能举行游行。游行也要依法行事，必须上轨道，否则其身不正，也就不能指责别人有法不依的行为。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本月１５日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之日，据报学生又计划大游行，并要求与苏联领袖会面，谈开放改革。
    如果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特意安排大游行“配合”，就很不适当。
    事实上只要大陆的大学生、新闻界、作家，或广义而言全体知识分子，自信有力量，就不必借助外国元首访问时举行大游行，愿北京大学生三思后行。

【美国《商业周刊》文章】题：民营的北京四通集团公司计划开展大规模出口生意（作者多利·琼斯·扬）
    １９８４年２月，万润南和一大群穿毛式制服的人一起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听来自１ＢＭ的一些工程师介绍他们的产品。和他坐在一起的中国科学家们都热切盼望着能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ＩＢＭ的电脑主机，但万的梦想与他们不同：他要建立起自己的电脑公司。不到５年之后，他的梦想实现了。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电脑和电子设备商，也是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该公司雇用２０００名员工，年销售额达１．３５亿美元。如果万的计划成功，四通的股票将会是首先在中国新的股票交易市场中买卖的股票。
    ４３岁的万目前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的老问题：如何保持增长？他的办法是把产品打入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中国政府为了压低年增长率达１７％的通货膨胀而紧缩信贷，这使万的关键产品——一种占据了中国同类产品市场８０％，并为四通带来其４０％总收入的中英文电子打字机——销售速度放慢。
    事实上，万想在去年把出口额扩大５倍，达到４０００万美元。四通在香港售出一些打字机，但它主要的出口项目是软件，包括一种为三井物产公司设计的编辑出版软件。万认为他有能力扩大这些阵地。
    万从一开始就志向宏伟。“四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四通八达。四通公司的规模已超过了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其余１５０家民营电子企业。
    现在，四通与三井公司合资在北京装配电子打字机，由三井提供部件。四通还制造终端桌，印刷机，并与日本和香港的公司合资制造鼠标器。四通经营６００个经销点，４０个批发站，１００个维修训练中心，在中国各地出售它的产品。
    万是个工科学生，在“文化革命”期间却不得不去当铁路工人。他很乐于告诉别人民营公司比国营企业更优越。
    他说：“企业一国营效率就低。政府总想担最小的风险，而企业家则想要最大的利润。”
    成功使四通象磁石一样吸引了许多年轻企业家。在这里，他们的才智得以迅速发挥，收入也比在研究所高一倍——每年约１０００美元。
    去年５月，政府在中关村地区建立了高技术开发试验区。允许合格的企业免税三年，并许诺要帮助它们解决出国签证，电力供应，以及与地方官僚机构打交道等方面的问题。万引用列宁的话说：“坚冰已经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