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4 月 28 日 · 第 2 版

【美国《纽约时报》４月１５日专稿】题：中国和越南试图进行某种贸易外交（记者史蒂文·安杰发自河内）
    仅在几周之内，跨越一段开放的越中边界的私人贸易急剧增长，河内新开设了许多私营商店，大量出售中国的自行车、饭锅、电炉、餐具和水果。
    据认为，一种悄悄的贸易是从去年秋天就开始进行的。但这种贸易在今年阴历新年后的２月中旬骤然增加。
    ３月底，这种非正式的贸易急剧增加。来自南到胡志明市的越南人越过没有边防检查站和海关官员的开放的边界，用鸡、蜗牛、青铜和大叠的越南货币盾换取中国的消费品。
    据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说，每天往返过境的人多达一万人。一位越南官员说，一些越南人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北上旅行远至北京，同时，一些当地的中国官员也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来到河内，“甚至在两国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同一些小企业签订了一些小合同”。
    他说：“当然，开放边界并非偶然，而是得到双方政府允许的。双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都想在正式达成一项关系正常化的方案之前有所表示。”
    一些官员说，过一段时间后，这种贸易会“规则化”，双方会设立边防检查站和派遣海关官员。一位官员说，但现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说，这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越南政府在放松对人民的控制，想在落后的国营部门不断缩小的情况下鼓励私营贸易，此外还表明越南需要有消费品来回收现金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一些越南人说，当地的中国人并没有因他们是越南人而歧视他们，他们用越南盾兑换中国货币时也得到了公平对待。
    这种贸易对河内的市场和私营商店的影响是显著的。许多私营商店是春节之后出现的，因为不少越南人利用这种新气氛发了财。
    这些商店里和货摊上摆满了价格公道的中国大米、苹果、梨、啤酒、中草药、手电筒和餐具，还有诸如自行车、饭锅、电炉、收录机和缝纫机一类的轻工业产品。

美《商业日报》说，提高定期空运能力、改进海关手续和实行在内地建立结关货场的制度是改善快运业务的当务之急
    【美国《商业日报》４月１０日文章】题：中国的基础设施妨碍了它的快运市场（记者菲利普·黑斯廷斯）
    如果中国目前尚处初级阶段的快运市场要在今后几年内真正起飞的话，那就必须提高定期空运的能力、改进海关的手续和实行在内地建立结关货场的制度。
    尽管近３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绝大多数观察家仍然持有上述这种看法。虽然中国同国际上一些重要的公司达成了建立合资企业的协议，但是，中国的快运业务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因此，那些希望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发展快运业务的公司，目前不得不对付它们在非洲和中东等地的快速运货市场上所遇到的类似麻烦，包括：由于运输量少而出现的严重的贸易不平衡现象，经常使用废旧的交通工具，以及同快运业务和全国的风气（目前全国的风气并不特别面向服务）还不适应的结关制度。目前，中国快运市场的重点是发展空运。如果这个业务要象预期的那样发展起来，那就需要增加中国同香港和日本这些主要入口之间的定期空运能力。
    如果快运市场要象其它地方那样发展起来以扩大运货量的话，就尤其需要如此。
    另一个当务之急是：譬如说，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公路联系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一位观察家发表评论说：“目前正在采取行动以改进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真正需要的是改进海关手续。特别是需要实行某种在内地建立结关货场的制度，以减轻对始终拥挤的边界主要交叉点的压力。”
    存在着一些令人鼓舞的因素。中国当局对交通运输等领域存在的大部分问题显然是清楚的，并且正在为改进这种状况而逐步作出努力。对发展快运业务的公司来说，同样感到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继续在同外界（包括它的大邻国苏联在内）发展贸易关系。
    美国一公司总经理约翰·克尔说：“中国人意识到，如果他们想继续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就要发展交通运输。他们也知道需要发展有效服务，但是，服务态度不属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一部分，需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然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这些事情。”他又说：“快运业务的发展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人、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在中国投资的速度。”

中国有句古语：“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管子》）。８０年代以来波兰经济兴衰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也说明，此话很有道理。
    波兰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本属中等偏上。７０年代前半期，经济发展很快。中期起，遇到一些困难。从１９８０年７月爆发工人大罢工后，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的严重社会动乱，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困难越发加重了。
    １９８０年上半年，波经济形势虽不能说很好，但也不算坏。与１９７９年同期比，这期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５．８％，扭转了１９７９年上半年仅增长０．６％的停滞状态。遗憾的是，当年夏季罢工中断了这一势头，此年８月，工业生产猛跌１０％。
    １９８０年８月底，波当局同罢工工人在格但斯克签署了结束罢工的协议。如果国家从此走向安定，经济还不至于受到太多损失。谁知，格但斯克协议墨迹未干，新的罢工就此起彼伏，使工业生产月月减产。这一年下半年，罢工仅给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就达约３０亿美元。上半年经济成就被冲掉，这一年全年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７９年下降３％，农业总产值下降９．６％，创造的国民收入减少４％。
    １９８１年２月，雅鲁泽尔斯基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出任政府总理。他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给政府“９０天安定的日子”让政府解决“经济的基本问题”。但是，夏季工潮后成立的团结工会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照样三天两头发动罢工，后来又发展到组织街头示威。因此，这以后十个月，雅鲁泽尔斯基希望的“安定的日子”，可以说一天也未出现，这一年７月波党召开第九次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制订了克服经济危机、实行经济改革的纲领。可是，国无宁日，波党和政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解决罢工、示威等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上，当局根据九大路线方针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处处受到牵制和干扰，难于贯彻。结果，工业生产继续直线下降。１９８１年全年工业产值又比前一年猛降１９％，创造的国民收入下降１３％。这一年７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党九大上说，“在人民波兰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最近三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１）这样的经济倒退”。他痛心地提出，“在和平环境下经济出现这样的急剧下降，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当年１１月，政府副总理拉科夫斯基在一次接见工会代表时，概括了当时波兰经济图景。他说，我们的经济困难极了，简直可以宣告：“共和国快停顿了”。据官方统计，这一年年底，波国民经济的各项重要指标已倒退了好几年，退回到７０年代中期的水平。
    国家经济一天一天接近全面崩溃，直接受害者首先是普通老百姓。１９８０年夏季，波工人是因反对提高肉类价格而罢工的。这一年，波国内市场上，主要还是肉类、糖等几种商品短缺。经济急剧衰退的结果是，１９８１年，市场供应全面紧张，成衣、纺织品、皮鞋以至肥皂、洗衣粉和卫生纸都成了居民排长队抢购的稀缺商品。到这一年年底，在波兰首都华沙，连全市最大的萨瓦百货公司二、三楼货架上也已空空荡荡。华沙市各食品店更可怜，货架上除了些水果、蔬菜罐头、饮料之类外，很难看到其他商品。
    １９８１年底当局实施战时状态后，社会紧张局势逐步趋于相对缓和，当局采取紧急措施，恢复经济，并于１９８２年年初正式实施经济改革。持续直线下降了整整两年的工业生产从１９８２年８月开始停止下降，并逐月好转。１９８３年起，整个经济又起步回升。这一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５％，工业生产增加６．２％。
    从这几年的切身经历中，波社会各阶层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人心普遍思定。因此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６年这几年，波社会形势日趋安定，第一阶段经济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生产年年都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１９８２年，波国民收入降为１９７８年的７６．３％，１９８６年恢复到１９７８年的９３．１％。同期，工业总产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９．６％恢复到１０９．７％，超过了１９７８年的水平；农业产值同期由８５．１％恢复到９５．５％。这期间，职工月均工资增长１０９．１％，剔除物价上涨因素，人均实际收入增长１０．２％。
    国内市场供应也不断明显改善。１９８１年起，由于供应短缺，政府曾相继对二十多种食品和工业消费品实行定量供应。生产的东西多了，到１９８６年，除肉以外，其他商品的定量供应制已完全取消。但是，由于当局注意保护广大群众的消费水平，经济又受到西方制裁影响，因此许多经济改革措施未能彻底实施，新旧经济体制同时平行起作用，这些因素都影响到经济发展。１９８７年波兰经济遇到了新的困难。这一年，经济虽说仍有发展，但大多数经济部门的增长率没有达到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的年均增长率，低于１９８６年增长率。
    １９８８年初，波兰开始执行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包括价格——收入政策的调整。可是，由于价格——收入改革措施不完善，许多企业不是设法提高经济效益，而是利用扩大了的自主权，大幅度提高产品价格，同时大大增加职工工资。结果，价格和工资轮番上涨。这一年４月和８月又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这两次罢工波及的企业不多，为时不长，但仍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不小损失。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造成波兰在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１９８８年波国民收入仅接近１９７８年的水平，而人均分配的国民收入仍比１９７８年低１３％。
    积几年的经验，波社会各阶层都主张社会安定，反对发生新的动乱，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正常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经济。波天主教教会主教团首席大主教格莱姆普在去年８月工潮期间发表公开谈话，就不赞成罢工。他说，“在一个穷困的国家里停止干活会导致更穷”。广大工人群众也认为，社会不安定，只会使国家经济遭到破坏。
    今后波兰经济形势能否一天一天进一步好起来，经济改革能否比较顺利地展开，当前仍然存在的困难和矛盾能否解决，看来相当程度上仍将取决于社会局势的安定与否。

【美国《商业日报》３月２日报道】（记者李·埃格斯特罗姆）威斯康星大学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一直在试制一种自然生长促进剂，准备用于中国新兴的肉用牛养殖业。
    最近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了为中国试制这种自然生长促进剂的两年研究结果。这是威斯康星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科学家们在生物工艺学方面新发现的一部分。他们的发现对各国农业来讲既有短期好处，将来也大有益处。
    这种新的生长促进剂的研制者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尤金·斯莫利博士和北京营养资源研究所的林柏全（音）教授。
    斯莫利博士说，去年在内蒙古农场的初步试验表明，使用这种促生长剂后，牛的体重增长速度提高了１８％，幼羊的生长速度能提高３０％。
    他还说，目前中国正在增加对这种促进剂化合物的生产，准备在明年对２０万头牛进行试验。
    这种促进剂是一种给玉米带来病害的真菌的天然产物。威斯康星大学的官员们说，当把这种促进剂用于动物时，就会刺激他们体内促进自然生长的荷尔蒙的分泌量增加。

【美国《商业日报》４月２０日报道】美国一个企业联合会昨天说，中国是世界上侵犯美国版权最严重的国家，使美国每年在贸易方面损失４亿美元。
    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由美国出版商、电影制片人、唱片制造厂家和计算机软件生产公司组成。
    该联盟估计，世界有１２个国家严重侵犯美国的版权，它们使美国的岁入每年损失１３亿美元以上。
    它正在要求布什政府把这１２个国家列为根据１９８８年制定的贸易法采取行动来制止侵犯版权现象的首要对象。
    根据那项贸易法，政府必须在今年６月以前开始就制止侵犯版权问题同这些首要对象国家进行谈判。如果到明年年初这些国家还不同意制止侵犯版权现象，美国可能就对它们宣布采取报复性的贸易措施。
    这１２个国家是印度、菲律宾、台湾、印尼、巴西、埃及、泰国、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中国、沙特阿拉伯和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