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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ews

1989 年 4 月 1 日 · 第 1 版

本页目录(7 篇)

斥「官倒」

【香港《文汇报》三月三十日报道】人大代表在小组发言中所谈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内地民众所关注的问题。
    上海代表郭秀珍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公司,大部分与权有关系。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讲,对五家大公司的整顿要有个结果,但至今未见结果。人们说,「官倒」不洽,国无宁日。
    江苏代表张绪武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小倒戴手铐,中倒做检讨,大倒作报告。」上海代表谷超豪教授提出,对于那些有特权人物参与的以权谋私甚至祸国殃民的公司应予严惩。
    两位江苏代表建议,为监督国家官员的清廉,要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的财产
    。

「准」白条

【香港《文汇报》三月二十九日报道】内地一些省区的农民手中仍有大量「白条」没有兑现。
    湖北代表姚绍斌说,他所在的县十万农民,有一百八十万元的「白条」没有兑现。还有一种「准白条」,即金额为二十元的定活两便储蓄存单。
    湖南代表王连福说,去年该省打「白条」欠农民九千多万元,现在还有四千多万元没有兑现。

大忙人

【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七日报道】题:罗干成为大忙人
    据悉,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以来,最忙碌的一个人是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他每天要安排国务院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到各代表闭去听取意见。自二十二日起,国务院总理李鹏每天都要到一个代表团去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国务院其他成员也纷纷到各个代表团去听取意见,解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

道德风尚:勿忘建设精神文明

价值观念有剧变
    【美国《商业周刊》文章】在经济大动荡中,中国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过去30多年中一直强调集体利益,而今已经变成个人利益至上了。新的贪污受贿浪潮席卷中国。
    【香港《华人》月刊2月号文章】题:中国之变与不变(作者邱垂亮)
    中国10年经济改革在硬休建设、物质文明方面确有重大改变和改进,但是在精神文明软体建设上,中国的变与不变,显得非常错综复杂,看到的是一片相当混乱不清的文明图。
    今天在大陆的中国人已不再有往日的政治理想,已不再“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了。
    中国人变得自私自利,非常现实主义、物质主义。这本无可厚非。令人侧目伤心的是,他们变得非常没有公德和私德。
    【日本《每日新闻》8月27日报道】据说中国的消费生活受到限制,即使万元户想奢侈,除了购买家电产品、盖新房之外,也只有将不义之钱用于“婚外恋”的女性身上。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迅速推进,中国人对金钱的态度确实变得很奇怪了。提出调整改革的背景里就有这种不稳定的气氛。自我中心不可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文章】题:中国的“自我中心的一代”(记者达斯科多德尔发自北京)
    他是中国一名很有出息的青年。今年仅23岁的他曾在美国攻读过通讯专业。但是,同他谈了一会儿后,发现他的主题几乎总是“我、我、我”。他的梦想是拥有录象带、高保真音响设备和小汽车。
    有这种愿望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只是一种全国性现象的一个突出代表。
    这一代人在许多方面不被他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父母和有儒家恩想的祖父母所理解。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从而引进了西方货和西方价值观念。“致富光荣”的口号鼓励着私人办企业,因此,多年来人们思想上一直不敢向往的金钱和物质生活都成为合法的东西了。为了打破世世代代存在的被动落后局面,个人主义得到了鼓励。“自我中心的一代”的实利主义不只涉及工作和收入。他们辨不清方向,感到空虚迷惘,没有崇拜对象,缺乏指导,没有机会,这种情绪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严肃法纪除流弊
    【香港《明报》2月16日文章】题:深化改革建立新秩序(作者徐是雄)
    由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旧体制的转换,各种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贪污盗窃、弄权营私、消极腐败、挥霍公款、奢侈浪费、倒买倒卖、违法乱纪等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虽然已受到政府的注意,并正在采取措施治理和整顿,但直至现今仍然成效不大。
    而更值得担心的是近年来在一些沿海和旅游开放的城市及地区,娼妓和性病问题也日趋严重。看来这问题不但行政和司法部门需要立即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同时人大也应及早制定一些预防和管制等法律来打击败坏道德风气、贩买色情和营娼的不法分子,认真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立道德新规范
    【香港《信报》文章】现在中国的个人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从肯定个人价值而产生的,而是从否定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而产生的。这种个人主义不是肯定个人价值,而是肯定自己,除了自己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个人”。因此,这种个人主义并不具有尊重别人、不损害别人的价值、尊严、自由的道德准则。这种个人主义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约束。这实际是自我中心,不是个人主义。在中国当前鼓励个人、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下、再讲学雷锋,就不会有什么具体效用,甚至施严刑峻法,都无助于挽救道德危机。在目前改革的形势下,唯一的办法是要接受现实——改革的“存在”决定新时期的社会“意识”,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确立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必须以不损害另一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而取得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很简单,也很容易为人们了解和接受。

需要谅解磋商 确保稳定成熟

【美新署华盛顿3月17日电】题:90年代的美中关系将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记者彻里·马林)
    据美国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我们将来(同中国)的关系不会建立在任何单纯的基础上。”
    他认为,这种关系将建立在下述4种因素的基础上:经济、文化交流、对于亚洲安全问题的关心及全球安全问题。
    哈丁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高级研究员,他3月14日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演说。
    哈丁预言,由于中国和苏联重新组合,由于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以及由于台湾前途未卜,所以中美不会成为亲密的盟友。
    苏联对中国威胁的某种减少将消除美中关系中原有的单一基础。他说:“我们的关系将需要相互谅解和磋商,以保证一种稳定和成熟的关系。”
    哈丁对听众说,中美两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关系。
    中国是美国商品的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反过来也是一样。
    哈丁认为,中国应该再次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一个成员国。他说,除此以外,中国人在同美国的贸易关系中还应该受到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他对听众说,美国还应该保证使“最自由的”技术交流成为可能。
    哈丁说,另一方面,中国有必要减少它的行政障碍和改善它的知识产权法。
    哈丁指出了一些使中美两国政府都感到担心的问题。
    他说:“中国担心人才外流。”他还说,中国人担心许多留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将决定留在美国。
    哈丁认为,美国应该执行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现有法律。
    哈丁还对听众说,美国应该避免对中国进行官方的公开指责。美国国会不应该作出任何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他说,倒是应该把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向适当的政府官员提出来。

戈尔巴乔夫说不必对选举结果惊慌失措

【路透社莫斯科3月30日电】苏联《星火》画报的一位主要编辑维塔利·科罗季奇30日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29日会见一些资格较老的编辑时告诉他们,对于某些官员在选举中失败,他认为没有理由惊慌失措,因为我们第一次有了一幅我们生活的真正图景,我们了解了民主进程是怎么一回事。这位编辑还认为这次选举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但是科罗季奇说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表明不会对没有在新议会中赢得席位者进行清洗。
    另据30日送到莫斯科的选举统计结果表明,在这次选举中至少有3名陆军将领和2名海军将领没有当选。
    一位西方外交官认为,“人们可能在说,他们不喜欢高级军事官员管理他们的新议会”。
    虽然中国人拼命掩盖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但是很清楚,目前的困难正在那些主张小心谨慎的人和奋力推行激进改革的人之间引起不和。
    对北京和莫斯科的领导人来说,目标是从这里出发逐渐走向繁荣昌盛。这个通道包含着危险——包括他们的制度可能演变成老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承认的东西。

美报社论:中国的经济长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29日社论】题:中国的经济长征
    政治改革在苏联放出了未知数,而经济实验在中国把事情搅动起来了。
    李鹏总理在上周和本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克服错误,这些错误已使中国的经济进入没有探查过的领域:通货膨胀、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
    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改变经济控制权分散的做法,分散经济控制权一直是中国改革的标志。
    但是,领导摆回到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马上改变许多中国人目前做生意的方式。中国各省创办企业的活力不容易再被限制起来。赚钱是令人兴奋的,中国人同俄国人形成对照,中国人擅长于赚钱。
    李鹏和其它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勒住缰绳。不论在意识形态分界线的哪一边,在任何国家中,过热的经济引起惊恐。然而,中国人已丢弃了许多他们进行经济调整的旧“支配”手段,而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控制和货币控制这类的新手段还没有到位。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目前的紧缩措施触及不了引起通货膨胀的根子,倒很可能只引起“滞胀”——抑制了增长,而物价继续上涨。
    同时,在政治方面,北京甚至在加强经济控制时也倾向于对持不同政见者更加严厉。这一切都是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名义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