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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ews

1988 年 10 月 28 日 · 第 2 版

本页目录(12 篇)

日本预测泰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九

据日本经济社会厅发表的报告,泰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将达百分之七以上,显示泰国已进入高度增长期。

南朝鲜今年头九个月内车辆出口数比一九八七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九点七

经常罢工是其车辆出口下降的原因。

台湾电子表打进瑞士

据台报报道,台湾电子表前年销往瑞士达一百万只,去年为八十万只,今年则相当看好。台商认为成功的原因是美国客户居间介绍。

南朝鲜第一糖业公司同印尼阿斯特拉公司签订一项价值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合资企业合同

该合资企业将于一九九一年建成,届时将生产十万吨化肥和饲料等。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百分之二点二

美国商业部说,这是由于出口下降和干旱造成的损失的结果。

日本认为伊朗的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难以修复

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负责人说,该企业的设施在两伊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日本赠给摩洛哥四百二十万美元用于发展渔业

这是摩洛哥官员二十六日宣布的。

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灾害和失误迫使中国增加粮食进口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12日报道】(记者邵德廉发自北京)干旱、洪水和人为的错误迫使中国今年大幅度增加它的粮食进口量。
    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说,今年,中国可能不得不花15亿美元的宝贵外汇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2000多万吨粮食。
    中国在经历了两年粮食净出口以后,去年又回到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粮食,进口粮食约1400万吨。
    虽然高温、洪水和台风都是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在种蔬菜瓜果能赚更多的钱的情况下,不愿意种粮食。
    粮食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农民在一度是种粮食的土地上造房建工厂,以致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中国人在考虑把钱花在刀刃上

【美联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凯西·威廉)中国官员正在想方设法使外商放心,尽管计划压缩国内开支和关闭数以百计家公司,但是他们的合同将照样能得到履行。
    中国最近开展的紧缩运动(这是自1978年发展外贸和吸收外资以来第三次开展这样的运动)表明,中国再次意识到有必要减少政策改变后带来的影响。以及避免把那些被认为对经济发展能起关键作用的外国投资商吓跑。
    驻北京的外商和外交官说,他们预料中国的进口将会减少,但是合资企业的活动将不会有很大的减少,绝大多数人似乎深信,影响是最小的。
    一名西方商人说:“我并不认为中国人想关门不干。”这名外商的公司正在中国经营几家合资企业。
    可是,他预料签署新合同的期限将会推迟,因为中央政府正在更加仔细地检查当地的一些项目,以便把任何认为不必要的项目去掉。
    另一名西方商人说:“这里的大多数公司习惯于把皮带勒紧一二年。”
    向中国出口工厂设备、原材料和从汽车到空调这些奢侈品的外国公司,预料订货将会减少。对相当大一部分货物的进口税将要提高,并且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国内的产品来取代进口。
    至于哪些项目将停下来,中国有哪些公司要进行整顿或关闭,这些具体问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分晓,因此,一些外商说,现在要预料最终会产生什么影响还为时尚早。没有听说取消关于合同谈判的消息。
    政府在1980年和1985年也曾下令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那时是因缺少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一些合资企业中途停顿下来或被取消,许多进口定货也被取消。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那时中国人没有现金。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他们有现金。他们想停下来考虑一下”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

香港一家公司估计:90年代初北京办公室租用率将下降

【香港《南华早报》10月5日文章】题:北京办公大楼将供过于求
    香港理查德·埃利斯公司董事克里斯·思里夫特说,该公司估计,到1990年或1991年,北京的办公室租用率将下降,因为投放市场的办公设施增加,尤其是在明年底将竣工的中国世界贸易中心也会在同一市场上竞争。
    世界贸易中心工程将耗资4亿美元,包括两座办公塔楼、两个居住小区和商业区、一家拥有743个房间的五星级豪华饭店、展览和会议中心以及一个娱乐中心、一个综合运动场和一座工作人员居住楼。
    据思里夫特说,该中心的办公室月租金为每平方米38—41美元,比一些中国大饭店的房间租金要低将近一半。
    他说:“北京一直缺少办公室,这竟然迫使一些外国公司在饭店安营扎寨,把那里的房间既当作居住间又当作办公室。”
    思里夫特说,由于外国公司将继续进入中国,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应该会日益发展,到1993年左右,供求将达到平衡。

日本在70年代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

当时日政府迅速采取对策,宏观上控制社会总需求,微观上对生活必需品实行统制价格,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应量。仅一年多时间物价便稳定下来。经过这次严重考验,日本经济极大增强了应变素质,国际竞争能力也飞跃提高。
    1973年,国际原油价格猛涨,给日本经济带来第一次冲击,导致物价飞涨。1973年12月,批发物价上涨率达31.4%,消费物价上涨率为23.2%。社会上刮起抢购风,企业也乘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正常经济秩序受到破坏。
    日本政府及时采取对策,宏观上控制社会总需求,微观上对生活必需品实行统制价格,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应量,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便使物价稳定下来。
    日本经济经过这次严重考验,极大地增强了应变素质,其国际竞争能力也飞跃般地提高了。
    据日本通产省介绍,治理那次恶性通货膨胀的经过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物价政策
    一、作为控制总需求的政策,有金融和财政两方面的措施。
    金融政策是,从1973年4月至年底,连续5次提高了官定利率(从4.25%提高到9%):与此同时,还提高了存款准备率(从1.5%提高到4.25%),目的在于缩小通货供应量。此外,优先提供增加短缺产品生产所需要的贷款,压缩对非紧俏和不急需产品的生产贷款。
    在财政政策方面,推迟了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的实施。1973年8月大藏省决定把国家的公共事业费的8%延缓到下一年度,对地方政府,也提出了同样延缓公共事业投资财政的要求。这样就压缩了1万亿日元的基建开支。
    此外,政府还在1973年12月和1974年8月两次采取了推迟执行财政预算的措施。
    二、作为统制价格的政策,通产省当时采取了两个措施:通过调整供求关系和完善竞争条件的手段间接施加影响和直接介入价格形成。
    例如,在通过调整供求以间接影响价格方面,采取了扩大供应和指导企业增产(计有钢材、水泥、灯油、洗衣粉等7种产品)等措施;在疏通供应渠道方面,采取了召开供求协议会和设置短缺物资咨询处等措施。供求协议会按每种产品组成,由生产者、原料供应者、流通业者、用户以及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参加,协商内容包括增加生产设备等。当时提到供求协议会上协商的产品计有水泥、纸包装箱、塑料管、衬衫和棉纱等。短缺物资咨询处也按产品由销售业团体的负责人组成,通过通产省和都、道、府、县受理或者直接受理用户的询问和斡旋要求,支持经销公司向用户交货。当时被斡旋的商品是塑料管、塑料包覆电线、纸张和石油制品等。紧急立法,直接介入价格政策,统制物价
    1973年7月,政府制定了《关于抢购和囤积生活用品等的紧急措施法》,目的是限制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从中牟取暴利。这一法律规定了政府有关部门有权对24种生活用品进行供求和价格等方面的调查和检查,在确认存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现象时,有权规定某种产品的销售、期限和数量。这一法律对24种生活必需品所实施的检查、监督措施直到1976年5月才完全取消。
    1973年12月,政府又制定了《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该法规定,主管大臣设定价格飞涨的4种生活必需品(灯油、燃气、手纸和卫生纸)的标准价格,厂家、进口商、零售商和批发商均有义务按低于这一标准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1976年5月,这种统制价格措施被全部取消。
    政府统制部分价格的措施还有事先申报涨价制度。其对象是以石油制品为主的基础物资和某些生活必需品。目的在于防止大幅度涨价的石油产品价格波及其他物资的价格。在实在不得已要提高价格时,需要事先申报涨价幅度、理由和日期,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这类须事先申报涨价的产品共有59种。石油危机过后的物价政策
    日本政府认为,行政直接介入物价和供求关系是应付异常事态的临时紧急措施,实施的时间太长,会产生黑市等许多弊端,因此在宏观控制总需求政府策产生效果,供求关系缓和时,应迅速恢复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做法。
    在石油危机以后,政府采取的物价政策是:
    一、检查监督主要物资的供求价格动向(关于基础物资,每月定期从1170家批发商和750家厂家收集信息;关于生活必需品,从2190家零售商和715名消费价格监督员及地方公共团体职员收集信息);
    二、对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采取结构性对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对于有关行业进行灵活的行政指导,要求它们对政府的方针政策给予合作;
    四、关于自来水、电力和交通等公共性费用,采取稳定而严格控制上涨的政策。

两小时航程“飞”了两天

【《澳门日报》9月26日特稿】题:两小时航程“飞”了两天——上海虹桥机场见闻录(记者黎明)
    本月21日早上7时,我们这个由港澳报界人士组成的16人旅行团,来到上海虹桥机场,本拟乘搭7时25分直航广州的加班客机,未几,扬声器即传来女广播员的声音,说这趟班机已被取消。
    几经辗转询问,接待我们旅行团的工作人员得知9时许有一班直飞香港的国际航机,13位香港同行径飞香港去也。可怜我们两个没有携带赴港旅行证件的澳门人及一位到穗会亲的香港朋友,只能望机兴叹,在机场苦候消息。
    将近10点,我们接到通知,我们将改乘下午2时15分的一班加班机飞广州,这时内心才稍稍安定下来,遂到旁边的机场餐厅吃点东西。餐厅门口的女侍,笑脸相迎,给人第一印象不错,但进去后,又是另一番景象,侍应们三三两两,围站一旁谈话说笑,客人不唤,她们就不来,简直当你未到。餐牌上的价格,以兑换券标价,贵得叫人咋舌,付人民币则加60%,还收10%的服务费,结帐吗?请移玉步,阁下要自行到柜台付款,亏他们还好意思收服务费。
    带着不悦的心情,我们三人又回到机场大厅等候,12时左右,播音员又宣布令人不快的消息,说由于飞机误点,2时15分的加班机将延迟到6时才能起飞,听罢此一消息,顿生傍徨之感,我们深恐加班机再被推迟,甚至随时有被取消可能。岂非要滞留上海?抬头看看班机显示牌,发现尚有一班3点45分飞广州的正班机,于是灵机一动,实行游说票务人员设法给我们换乘这班飞机,幸好遇到“贵人”。负责票务的一位小姐专门入内查询,得知尚有几个空额,遂给我们换了这班机的登机卡。
    2时许,我们进入候机大楼,已见两个候机室坐满了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个空位坐下,广播员又宣布我们的班机要延至5点15分才能起飞。于是又引起一阵沮丧无奈的埋怨声。
    从上海乘飞机去广州,约需1小时45分,而乘火车则要33个小时左右,但一些旅客在机场竟等候了33小时,还不知道能不能起飞。难怪有“火车快过飞机”以及“两小时的航程‘飞’了两天”的讽刺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