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 9 月 29 日 · 第 2 版

其中六十万吨小麦，四十万吨大米。泰报二十七日报道，年底前，泰将提供三十万吨大米，巴基斯坦将提供十万吨大米。

茶叶经纪人协会二十七日说，二十六日对这两种茶叶的需求量增加了，高档茶叶每公斤为一百九十六便士，中档为九十八便士，低档为七十八便士。

日本有关方面二十七日说，日去年在新投资达四亿九千四百万美元，一九八六年为三接亿零二百万美元。新加坡已成为日本投资最多的第十个国家。直

台贸易官员二十七日说，这个数字比去年的三亿美元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九。马已成为台湾在东南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新加坡。

这是台「经济部」在二十四日发表一项紧急书面声明中提出的，旨在维持全球纺织品及非橡胶鞋类贸易的正常运作。

这是台「经济部长」陈履安二十四日对记者说的。他说也不希望以汇率手段减少贸易顺差，以避免对台产业造成伤害。

中央社二十六日说，台厂商八月底止已在外国设立了二百三十个办事处。

上海中医学院
    这是一间呈方形的屋子，四周都是橱窗，屋中间还有排列整齐的几十个橱窗。橱窗玻璃内摆的是短颈大口瓶，瓶中装的尽是中草药植物。有叶类植物、籽类植物、根类植物和皮层植物。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种植物？”我问。““２８００种，先生。”
    “这应该是全中国最大的植物标本馆了吧？”我问。
    “是这样。但是，先生，我要说的是，这些不只是标本，这些植物都能入药。”
    我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中医学院的访问。该学院同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世界上也知道这所学院，欧洲和北美洲有名气的学校经常派人到这所学院去。学院培养高级医生。
    １９８６年，学院在世界卫生组织帮助下建立了中医研究中心。
    中医学院的王林太教授以中国人特有
    的好客礼节接待了我。对我的问题，哪怕是最微妙、
    最古怪的问题，他都给予了回答。我了解了学院的教
    学情况。学制为５年，不包括实习期。头４年，大学生７０％的课程是学中医，３０％是学西医；到第５学
    年，他们自己再选些课。“很多学生都喜欢选学中医，”王教授说。
    王教授本人就是肝病专家。多年来，他一直研究肝炎、肝硬化和肝癌。他说，中国乙型肝炎多，甲型肝炎很少，非甲非乙型几乎不存在。但是春节期间，上海曾闹过甲型肝炎，是食用毛蚶引起的。
    王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中草药治疗肝炎。中草药能迅速降低转氨酶，恢复肝功能并在９０％的情况下能治愈肝炎病人。我在２８００种中草药中找到了他告诉我的治愈肝炎的几种主要植物。
    王教授认为，如果治疗及时，肝硬化也能治好，因为在动物和人身上做的试验效果都不错。但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的消费就增多了，容易引起肝病。此外，用中草药治疗日本吸血虫引起的肝硬化已取得满意的成果。剩下的问题是治疗肝癌了。
    他说，治疗初期肝癌的药物已经研究出来，但还只是在学院的肿瘤医院使用。他们还制成了对晚期肝癌有效的中草药，它们能延长病人生命，改善生命质量。某些病人经过治疗后，癌面积缩小，甚至消失了。肿瘤消失的病人占极少数。（三）

【香港《信报》９月２３日文章】题：弗里德曼意见不合中国国情（作者郑毓成）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于本月１９日在中南海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详谈了两小时。据报道，弗里德曼提出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见，他并把今次在中国各地访问所见所思写成建议书，提交赵总书记参考。抽象理论不切实际西方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是极为差劲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体制的了解实在不多，不敢胡乱作出甚么主张。此所以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缄默。
    弗里德曼认为不应把放开价格和通货膨胀混为一体，通过放开价格、刺激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消除通胀。他说，控制通胀是十分重要的，但控制通货膨胀并不意味着就是控制某些商品的价格。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就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弗里德曼所描述的，正是经济学教科书的市场机制，这用来描述既已形成的市场体系，也许还有一点合理性，但不足以分析一个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制度性的改变根本不是简单的放开权力（如订价权）就可以达到。这几年中国的实践足以证明，放开价格并不一定可形成理想的或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调节供需只是对现实的市场的抽象理解，一旦牵涉到更深层的制度性改革问题，这种抽象就不中用，甚至带来误导作用。事实上，国内的经济学家在改革初期，就是误信了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抽象，因而在改革中吃了亏。近来越来越多人谈到如何“组织市场”和如何“建立市场”的问题，明白到市场制度也要有各种组织扮演不同的角色才可以实现，否则放而不活，反而会造成“一放就乱”。农牧产品放开价格后出现的如“苧麻大战”、“羊毛大战”、“兔毛大战”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市场情况和西方不同从另外一个层次看，弗里德曼的意见在中国也不是现实的。要知道，中国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很长时间放开了价格，也因为生产能力的制约而不能够立即增加供应，结果就是价格涨了，生产不增，生产企业在大量的需求下毋须顾虑产品的出路而导致质量不断下降；这是中国多种产品市场经常出现的情况。或许弗里德曼会采取一个极端的立场（这是屡见不鲜的），认为只要继续开放价格，长期来说，结构性也可得到调整。但等到长期，中国经济倒不知是否已崩溃了。

【美联社北京９月１９日电】美国影星查尔顿·赫斯顿今天说，他不会讲中国话并没有妨碍他导演将在北京首次公演的话剧《哗变》。这个剧将全部由中国演员演出。
    赫斯顿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两天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我本人对剧情十分熟悉，因此我能够完全了解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念出的台词。”赫斯顿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他说，当翻译讲不清时，他干脆把自己对剧情的要求表演出来，然后中国演员就照他的示范去做。
    赫斯顿说：“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它使你觉得你在讲北京话。”
    赫斯顿在美国演过２５０多场《哗变》，他在剧中扮演主角奎格上尉。奎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海军上尉，在一次台风中，他十分专横，致使他手下的人发生哗变。
    赫斯顿说，中国人在理解美国军事法庭的法律程序方面也许会有困难，但是对于该剧在纪律、忠诚、责任、创新精神和个人选择方面的探讨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

【台湾《自立晚报》９月２２日报道】题：大陆政策谱出“小步舞曲”
    有关官员指出，最近我３位代表赴大陆参加科总年会的事例显示，参加会议的结果不仅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认同，继续保住各项权益，且中共亦无法在这种性质的活动上大作统战文章，因此，经过审慎评估之后，行政院长俞国华正式在立法院提出政策宣示，指凡是我民间团体参加为会员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果在大陆召开国际会议或国际体育竞赛，今后均将派员参加。
    但是，胡秋原事件则恰恰相反，官员强调，负责大陆政策的决策人士普遍评估，此事极有利于中共统战的攻势，加上国内政治形势的考量，不得不作严厉的处分，而此事亦影响开放公职人员赴大陆探亲的时间。
    据了解，目前执政当局在大陆政策的推进上，将依据国民党十三全大会通过的“现阶段大陆政策案”行之，其中比较具体明确的规定如开放大陆同胞来台奔丧探病，大陆地区出版品得予审查进口等均已或将付诸实施。但是其他笼统的规定要如何具体化则有待推敲。一位高层官员指出，以目前情势而言，具体化的做法将由“小快步”变成“小慢步”。
    据了解，有关当局继开放学者及体育选手赴大陆开会及比赛之后，下一步将考虑的是开放电影业者赴大陆拍片及开放记者赴大陆采访事宜。
    有关官员指出，在开放拍片方面，有关单位已正式向行政院提出建议，届时一旦时机适当即会列入议程，先行废止动员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再就新的政策拟出新的办法。

【台湾《中国时报》９月２０日报道】教育部长毛高文１９日表示，今后教育部除重视国内外教育问题外，还将重视中国大陆教育问题研究，同时各大专院校有关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之课程内容、师资培育等工作，将积极规划。据了解，教育部有意在大专院校加强开设有关大陆问题研究之课程，使大专院校学生能在所学各领域，对大陆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但由于涉及师资问题，教育部还将进一步规划。

【香港《新报》９月２６日专栏文章】题：“求通”与“求稳”的角逐（作者蔡省三）
    客：国民党把胡秋原开党，是否又使两岸的关系转为紧张？
    主：表面上看来是加剧了两岸的对立，而实质不尽然。因为胡秋原去大陆，只是个人的意图，他并不代表国民党，所以，胡秋原的来去，目前对两岸实质性的关系影响不大。
    客：那末，国民党发言人发表一篇谈话就得了，声明胡秋原完全是个人行动。何必把胡开除党籍。台湾党外人士说，这是“小题大做”。
    主：这是国民党抓住“小典型”，强调“大方向”，可谓“借题发挥”。通过胡秋原事件，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前的总体战略方针。
    客：什么方针？
    主：全力“求稳”，就是四面八方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要求——稳定在十三全基础上，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的“领导中心”。基此，凡属动摇、偏离、破坏新的领导中心的党内外大小事故，一定会严肃对待与急迫处理，防止“扩散”。
    客：就国民党当前的处境来说，这样做也确乎有他的理由与必要。要不然，某些党政官方人士都可以随意提出主张倡议“协商”“和谈”。这样肯定会给台湾造成很大的扰乱。
    主：对啦！民进党等党外人士，都会对国民党“群起而攻之”。台独会抓住藉口说：“国民党投共啦！”这就会乱得一团糟。
    客：这样，不仅不利于“和平统一”，反而会破坏当前“和平共存”的现状。
    主：可见，国民党“求稳”的方针是势所必须。中共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希望台湾的局面能够稳定，不过中共的方针是“求通”。

【美国《商业日报》９月８日报道】（记者卡利森）一些日本经理说，中日投资保护协定将使得比较容易在中国做生意。
    东京一位贸易分析家承认：“这不是说我们的公司人士不再存在怀疑了，日本对中国人能否让日本公司获得他们的公司所获得的那种商业机会仍有疑虑。”
    该协定在得到日本国会通过以后将于明年起生效。
    其他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中国人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吸引日本投资，具体办法是更新他们的法律制度并使之国际化。
    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大贸易公司的经理仍然是乐观的，他们坚持说，这项协定将为９０年代中日贸易关系活力日益加强铺平道路。
    许多日本公司为了逃避在国内费用越来越高的局面而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建厂，但是，目前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正在不断上升，因而日本企业家对在中国投资更感兴趣。
    虽然日本企业家对中国最近放宽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也受到鼓舞，但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未来经济政策仍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