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 9 月 19 日 · 第 2 版

【香港《新晚报》九月十五日报道】据外电报道，台北昨晚有一个一万二千人的大集会，对台北市议员林正杰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三年一案表示抗议。
    这宗官司以及昨晚集会显然不是林正杰的个人问题，而是党外人士与国民党当局关系日见紧张的表面化，看来，此宗公案若不善加处理，还有逐渐升级的可能性。
    单以集会人数来说，规模就一次大过一次。一星期来，台北街头多次出现党外人士变相游行、演说、散发传单的活动，昨晚则出现了新的高潮。
    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林正杰坐监，党外人士认为这是“政治审判”，一来是林正杰本身积极推动组党工作，并宣布将于下月赴美接许信良返台；二来是杀鸡儆猴，用林正杰一案向其他党外人士作出警告，如一定推动组党活动，必有更大后果。
    在过去一个月中，党外人士的组党活动的确是以密锣紧鼓的姿态出现。据说，新党将命名为“台湾民主自由党”，并已制订了党旗，明年以前完成建党。而林正杰在九月三日被判入狱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
    按照国民党当局安排，今年年底将有“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举，岛上政治局面届时难免再度出现动荡。尤堪注意的是国民党内部也有所不稳，蒋经国在上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常会中讲话要求国民党员“无私无我”，“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实已显露不仅党外人士加紧动作，就是党内对于未来局势的取向也有了分歧。

【日本《食品与科学》杂志文章】（作者石田修）
    应中华民国农政委员会、中华民国包装学会等单位的邀请，最近我在台湾进行了六天讲演和技术咨询。讲演在台北和高雄两地进行，到会同行每次近三百人。以下谈谈我对台湾民情的观感。
    台湾是富庶的，所有食物均可自给自足，食品供应情况不在日本之下，食品出口量则超过日本（按人口平均计算）。在我的印象中，台湾人的生活是富裕的。但是，笔者在台湾的短短几天里，也碰到几桩在日本少见的事情，连同直觉、感觉一并写出，作为简要汇报吧！
    ①台湾民众的“个人主义化”十分严重。缺乏人际间的友善，团结和协调很难实现。新职员到公司，一般经过五年左右均告退职；所以轻视商业人才的开发，研究和调查活动更难开展。
    ②台湾民众对保护个人或家族的生命财产极为热心，但对本地社会、企业、他人可以说毫不关心，其结果是不见人们有故乡情、爱国心。
    ③没有遵守约定时间的良好习惯。笔者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准时降落在中正国际机场，但邀请单位无人前来接机；当问及是何道理时，回答是接待人员迟到机场一小时。
    在高雄市宾馆中，说是早上八点三十分讲演会来车接我，当我准点到达大门时却不见陪我住宿的Ａ君，待找到房间Ａ君还在梦中。当天为欢迎我的招待会，通知是下午六点三十分开始，作为主宾的我六点十五分就来到会场，而主办单位的人几乎全是七点四十分才姗姗来到，气得我坐了一会便告累退席了。如此儿戏约定时间，在国际上恐属罕见。
    以上所书，近乎笔者对台湾的中伤，但这些毕竟都是事实，不好任意改动。

【台湾《自立晚报》九月十二日报道】对最近接二连三发生骇人听闻凶杀命案所造成的悲剧，除令人惊诧感叹外，更让大众引以为忧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竟有如此多惨绝人寰的命案。
    刑事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资深警官以最近一个多月来台北县泰山乡灭门案、合江街分尸案、桃园观音乡分尸案及赖文照砍杀岳母、妻女案这些最轰动社会的命案为例，找出了其间一些共同的端倪。
    他指出，这些重大命案显示了凶嫌都是在一时冲动，无法立即满足欲望，且事先并无缜密犯罪计划情形下而疯狂杀人。
    前述命案中，凶嫌与被害人不但都互相认识，而且关系非比寻常，凶嫌都是在情绪激动、失去理智、未顾虑或预见后果地对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作出最剧烈的攻击行为。
    这名警官说，从以上的几项特点中，可以看出这些重大命案的嫌犯大多是情绪性的罪犯。而这些情绪性罪犯，在其严重犯罪之前，大多没有或仅有轻微前科，他们所作的伤害行为是突发性的，最令警方防不胜防。
    师大教授谢瑞智指出，社会风气趋向奢靡享乐，无穷的物质欲望难以满足，享乐成为生活的重心，这是催化凶杀滋生的主要原因。是以谢瑞智教授相信，透过伦理道德的内化作用，倡行勤奋简朴的生活，提高生活品质，进而移转社会风气，才是消弭凶杀犯罪的根本之道。

【香港《百姓》半月刊九月一日一期文章】题：新移民的苦恼（作者张结凤）与太太通一个钟头长途电话他满怀希望到了香港，结果却从梦幻的顶峰跌落深谷。四年前，一位长辈申请他到港；他来之前，满心以为在港办手续、再赴外国深造学业，学费呢，长辈总会维持。谁料长辈毫无助他出国之意，反而迫令他马上找工作谋生。
    他陷入极度彷徨之中。言语不通，成了工作的最大障碍。他拿着报纸的招聘广告，到处奔跑，结果第一份找到的工作，是在飞机场推行李车。
    “经过中国民航的柜台时，我低头疾行，怕遇上熟人。大学讲师推行李车，我怎么敢见人啊！”
    这份工作做了十天，后来得一位穷朋友介绍，到饭店洗碗，月薪一千八百元，十二小时工作。
    “洗碗当然也很难过，但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
    “我的朋友很少，香港是商业社会，每一个人都很忙，没有时间交往。我的感情，只有向太太倾吐，我常常跟她通长途电话，一谈就是一个多钟头。有时候与大陆的朋友通长途电话也会谈很久。”他滔滔不绝。记者以为他是很健谈、很开放的人，谁料他最后说：“到港四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向人提起我的往事。怎么会？没有人可以谈啊。这些事，人家不见得有兴趣，谈来干什么？”就读于格格不入的私校“在香港，很寂寞，真想回乡啊！”透过近视眼镜的镜片，也能看出她眼中渴望的神采。“在合肥，我有很多朋友、很多同辈的玩伴，我们一起玩乐的光景，叫人多么怀念！可在这儿一个朋友也没有……”
    谁能想象，一个活泼、十来岁的女孩子，竟要忍受这样的孤单？
    只怪她进了一间水平不高的私校。去年暑假，刚念完初中的她，随着父母到了香港。不少同学，无心学业，下课后兼职打工，上课时只顾打瞌睡，平常抄作业视作等闲，以吃喝玩乐为时尚，打扮趋时；她这个“老土”的“大陆妹”，却只爱唱歌、爱看书，晚上补习英语，完全不懂香港年轻人的潮流。
    可怜她小小的心灵，充塞着忧戚与疑虑。
    她想进大学，不仅因为她爱念书，更因为她立志要供养父母安享晚年，因此必须有较高的收入，让她这在香港举目无亲的一家，不致遭到经济困难。她的父母，为了照顾病重的亲人而来港，并没有工作；病人不知何时去世，而且数年之后，她父母年纪老了，她这个独生女儿，能不负起供养之责？
    才升上中五，就已经想到进大学、赚钱、养父母，不是想得太长远了吗？没有办法，现实环境迫着她想。辛苦积蓄被“朋友”骗光幸亏他与太太、孩子一起到香港，总算在飘零人海里找到互相依恃的慰藉。一个念工程、搞技术的人，抵港后的首要任务是动脑筋、找生活，他跑到建筑地盘当工人，凭着他的知识和技术，慢慢当上了地盘管工。他太太要带孩子，没有上班，他这点收入就是全家经济来源。
    “我曾两次受骗，辛苦积下来的钱都丢光了。朋友说要办事业，搞学习班，请我支持、入股。第一次，我拿出一万块钱入股，但我没过问，让他自己搞。没多久、他就告诉我失败了，不干了，还一走了之，用我的名义租下的房子，业主向我追收租金！”

【在伦敦出版的《中东》月刊九月号文章】题：中国决心开发穆斯林省区促进了中国同中东贸易的发展。
    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它为发展同中东的贸易作出了积极努力。
    七月赵紫阳总理访问突尼斯和土耳其，是中国领导人为吸引中东投资者到中国投资和为中国商品在中东市场进一步打开销路所作的又一努力。
    最近，中东国家同宁夏和新疆自治区的接触，使中国和中东关系又出现了新发展。
    去年九月，阿拉伯和中国的实业家和官员们在宁夏首府银川参加了第一次宁夏投资和开发讨论会。
    讨论会之后，中国宁夏伊斯兰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公司建立了，其资金总额为一亿元人民币（合二千七百万美元）。该公司已经获得北京外贸部的批准，目前正在推动宁夏穆斯林同伊斯兰世界发展贸易关系。
    一九八四年，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也举行过这样一次讨论会。现在，新疆已经通过各种努力吸引了一亿美元的外资，并且同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和科威特签署了一些贸易协定。

【香港《中报》九月十二日报道】新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昨日在大学欢迎新生仪式上致词，鼓励学生应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力量；并参与校方政策改变的决定。王校长在欢迎会上指出，港大是一间有“特别地位”和得到“尊重”的学府，在香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工作，他期待学生能对中国改革作出贡献，但必须能掌握中西语文，以冀融和中西文化及反映中西文明的成就。

【《中东》月刊九月号文章】题：中国指望取得阿拉伯资金
    中国正在期望中东帮助它解决外汇短缺问题和为它的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提供资金。
    科威特财政大臣穆罕默德·哈拉菲说：“科威特对在苏联和中国投资的兴趣是浓厚的。”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正在寻找将资本投入中国的途径——直接通过联合投资兴办合资企业、间接通过它们在同中国大陆有联系的香港金融机构持有股份，以及通过已在经济特区设立办事处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东银行。
    中国今年三月在主要是回民居住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建立了第一家伊斯兰银行。由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合资成立的伊斯兰国际投资公司将按照伊斯兰银行营业的原则开展业务活动。它将接受存款和为发展贸易提供贷款，还将在中国的伊斯兰国家发行股票。
    去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国阿拉伯开发和投资公司，在北京和阿布扎比设有办事处。这家公司的三个股东是在卢森堡注册的海湾国家拥有的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在中东、欧洲和香港有很大的影响）、阿布扎比投资署和中国国营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阿拉伯开发和投资公司说，它将把中东用于投资的资金输入到中国的项目上去。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九八四年同中国建交后仅仅几周，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董事长阿迦·哈桑·阿贝迪就在安排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阿联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约旦的阿拉伯银行去年是第一个在中国沿海开设分行的阿拉伯银行。
    另一件由阿拉伯国家在中国从事冒险事业的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当时阿拉伯金融公司在中国设在香港的新鸿基银行中取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新鸿基银行执行董事艾哈迈德·阿尔桑说，这家银行希望在香港扎下根去，他认为，大陆中国“是我们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块风水宝地”。
    在香港的阿拉伯日本银行联盟今年早些时候也同样宣布，它将在中国设立一个营业机构。这家银行的大多数股份为阿拉伯人所有。
    土耳其的银行也有可能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土耳其的一些公司，尤其是一些大建筑公司随着它们在中东的业务日渐缩小，已开始分别打入了远东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