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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五计划步子走得更稳
【英《经济学家》十月二十六日文章】题：邓小平在估量他的步子
中国在检查经济改革的步子，使它的下一步走得更稳一些。中国新近宣布的五年计划关于经济增长的提法没有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那么好大喜功。虽然邓小平现在把巩固迄今取得的成果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但是他也在准备实行新的改革。如果他想充分利用放松中国的中央计划工作者对经济的控制，他就需要鼓励安排更多的服务性工作，特别是在分配和金融方面。
最新的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到九○年）要求有两年的克制时间，以纠正一九八一到八五年发展过快的现象。就是说使工农业的年生产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七左右，为一九八四年增长率的一半。降低的增长率，由于最近的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按理与每人每年的收入平均增长百分之五仍然是一致的。每年人均收入增长百分之五比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间的年平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大。
这项计划将使对工农业的年投资额保持一九八五年的水平，直到一九八八年，但是将加紧几项新的基础工程，特别是为了缓和过分紧张的运输和能源而确定的工程的工作。
这项计划在这个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与本周公布的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的报告提到的主要建议是一致的。
新的五年计划和世界银行一致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需要增加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要比典型低收入国家小得多，虽然中国在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就业的人数的比例比较大，但是从事商业、金融和其他生意或个人劳务工作的人特别少。对一个希望多依靠市场机制来决定产品的价格和分配的国家来说，有繁荣的服务业是重要的。
缺乏劳务工作是中国的一种实力，即中国的储蓄率高的一种反映。政府把这笔钱用来向制造业大量投资。地方的金融机构可能可以使这些钱在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得到更好的利用。这是强调扩大服务业的又一个理由。
政府将需要对任何新的金融机构作出规定，这项计划谈到给予中国人民银行新的权威和独立性。但是这项计划竭力把有关权力下放的规定同传统的中央计划模式区别开来。
赵紫阳总理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说，中国在今后几年内必须把明显的中央计划改为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这就势必迈步走向西方式的经济管理。
中国在检查经济改革的步子，使它的下一步走得更稳一些。中国新近宣布的五年计划关于经济增长的提法没有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那么好大喜功。虽然邓小平现在把巩固迄今取得的成果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但是他也在准备实行新的改革。如果他想充分利用放松中国的中央计划工作者对经济的控制，他就需要鼓励安排更多的服务性工作，特别是在分配和金融方面。
最新的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到九○年）要求有两年的克制时间，以纠正一九八一到八五年发展过快的现象。就是说使工农业的年生产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七左右，为一九八四年增长率的一半。降低的增长率，由于最近的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按理与每人每年的收入平均增长百分之五仍然是一致的。每年人均收入增长百分之五比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间的年平均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大。
这项计划将使对工农业的年投资额保持一九八五年的水平，直到一九八八年，但是将加紧几项新的基础工程，特别是为了缓和过分紧张的运输和能源而确定的工程的工作。
这项计划在这个方面和许多其他方面与本周公布的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的报告提到的主要建议是一致的。
新的五年计划和世界银行一致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需要增加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要比典型低收入国家小得多，虽然中国在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就业的人数的比例比较大，但是从事商业、金融和其他生意或个人劳务工作的人特别少。对一个希望多依靠市场机制来决定产品的价格和分配的国家来说，有繁荣的服务业是重要的。
缺乏劳务工作是中国的一种实力，即中国的储蓄率高的一种反映。政府把这笔钱用来向制造业大量投资。地方的金融机构可能可以使这些钱在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得到更好的利用。这是强调扩大服务业的又一个理由。
政府将需要对任何新的金融机构作出规定，这项计划谈到给予中国人民银行新的权威和独立性。但是这项计划竭力把有关权力下放的规定同传统的中央计划模式区别开来。
赵紫阳总理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说，中国在今后几年内必须把明显的中央计划改为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这就势必迈步走向西方式的经济管理。
香港警方的「飞虎队」
【香港《快报》十月二十二日文章】香港警方有一支“特别任务连”，俗称“飞虎队”或“特警队”。警方对这支警队的资料一向高度保密，不允向外泄露，但每逢重大案件，总得靠“飞虎队”之助。
目前所得有关“飞虎队”的资料还比较零碎，但从过往他们出动时可以察觉到的配备而言，可知这是一支训练严格，较普通警队更厉害的“特击队伍”。
去年二月五日，警方追缉中环宝生银行劫案悍匪，在大坑浣纱街围住匪巢，神勇飞虎队利用爆破工具，炸开大门，与屋内匪徒交火，终将屋内四名疑匪拘捕，飞虎队此时初露锋芒。
在一些戏剧性僵持局面中，“飞虎队”也大派用场。今年四月二日，在观塘戴麟趾夫人复康院，一名职工因工作问题，挟持一名同事与警对峙，双方僵持不下，警方于是出动飞虎队，向挟持人质的房间施放“迷魂化学弹”，使挟持人质者束手就范。
多次行动中，他们配备布朗宁手枪，轻机枪及冲锋枪，由于所配备的枪械比普通警强，因此只在执行特别任务时，才倾巢而出。
原来“飞虎队”于一九七四年成立，当时旺角宝生银行曾发生挟持人质事件，警方于是成立这支精锐部队，以防万一。及至七十年代末期，国际恐怖活动加剧，本港警方亦强化“飞虎队”的训练。飞虎队行动时，象战地里的特击队一样，分为攻击手及狙击手，前者手持轻机枪，冲锋擒匪；后者作掩护，以大力支援。由于飞虎队主要对付恐怖分子，队员均蒙面行事，以防身份外泄。
目前所得有关“飞虎队”的资料还比较零碎，但从过往他们出动时可以察觉到的配备而言，可知这是一支训练严格，较普通警队更厉害的“特击队伍”。
去年二月五日，警方追缉中环宝生银行劫案悍匪，在大坑浣纱街围住匪巢，神勇飞虎队利用爆破工具，炸开大门，与屋内匪徒交火，终将屋内四名疑匪拘捕，飞虎队此时初露锋芒。
在一些戏剧性僵持局面中，“飞虎队”也大派用场。今年四月二日，在观塘戴麟趾夫人复康院，一名职工因工作问题，挟持一名同事与警对峙，双方僵持不下，警方于是出动飞虎队，向挟持人质的房间施放“迷魂化学弹”，使挟持人质者束手就范。
多次行动中，他们配备布朗宁手枪，轻机枪及冲锋枪，由于所配备的枪械比普通警强，因此只在执行特别任务时，才倾巢而出。
原来“飞虎队”于一九七四年成立，当时旺角宝生银行曾发生挟持人质事件，警方于是成立这支精锐部队，以防万一。及至七十年代末期，国际恐怖活动加剧，本港警方亦强化“飞虎队”的训练。飞虎队行动时，象战地里的特击队一样，分为攻击手及狙击手，前者手持轻机枪，冲锋擒匪；后者作掩护，以大力支援。由于飞虎队主要对付恐怖分子，队员均蒙面行事，以防身份外泄。
偷渡客在香港难有立足之地
【香港《华侨日报》十一月十日文章】题：偷渡客难有立足点美梦幻灭黯然返乡
非法入境者阿强在香港体验的短暂而痛苦的生活，正好代表一般非法入境者在本地的遭遇。
阿强今年二十一岁，没有一技之长。他感到乡间的生活枯燥烦闷，因此在上个月决定离开海丰县的家乡，偷渡来港，碰碰运气；虽然对此间情况一无所知，但他估计香港的生活，无论如何不会比他乡间现时的处境更坏。
可惜实际的情形与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正好相反。
他漫无目标地流浪生活，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工作甚至找不到可供住宿的地方。幸好他终于被截获。而他当时已经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不久便被谴回中国。
非法入境情报科高级参事江学儒说：“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迟早都会被拘捕。”
他说：“在香港如没有身份证，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他们没有机会找到工作，或享受各项社会服务，甚至不能在银行开户口。”
江氏说：“那些成功抵达本港并找到工作的非法入境者，普遍只能担当苦力或散工，例如酒楼或熟食档的‘伙计’。非法入境者即使可以侥幸逃过警方的阻截，找到在港的亲戚或乡里，他们的亲友亦不大敢收容他们，而将他们交给警方；即使他们的乡里肯包庇他们，但也会乘机向他们敲诈。”
非法入境者的亲友一旦拒绝收容他们，他们只好在天桥底、货车或公园栖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为求生存只好乞食度日，而部份更会因偷窃而被拘捕，只有一小部份非法入境者被迫向当局自首。
江氏强调香港的生活决不是非法入境者心目中那样美好。
香港政府现正严厉执行有关身份证的条例。没有身份证，他们决不可能在港找到工作。他们只好利用种种偷窃拐骗的手段来解决生活所需。这样一来，当他们被拘捕时，他们不会立即被遣返中国，在遣返之前还须要面对刑事的控诉。
江氏指出：“使用他人身份证的人士，将会被检控，最高刑期是入狱九个月，监禁期满后，会立即被遣返中国。”
香港法庭对偷运非法入境者的人士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裁判司可以判罚协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者的人士十万港元及入狱三年。而在最高法院，假如案件涉及有组织之集团或蛇头利用快艇偷运儿童入境，则最高处罚是罚款五百万港元及终身监禁。协助非法入境者留港的人士，一旦被起诉而罪名成立，将会被判罚款二十万港元及入狱十年。
显而易见，这样严峻的法例将会杜绝本港市民收容或接触非法入境者，而非法入境者想在本地过正常生活的梦想也告幻灭。
非法入境者阿强在香港体验的短暂而痛苦的生活，正好代表一般非法入境者在本地的遭遇。
阿强今年二十一岁，没有一技之长。他感到乡间的生活枯燥烦闷，因此在上个月决定离开海丰县的家乡，偷渡来港，碰碰运气；虽然对此间情况一无所知，但他估计香港的生活，无论如何不会比他乡间现时的处境更坏。
可惜实际的情形与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正好相反。
他漫无目标地流浪生活，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工作甚至找不到可供住宿的地方。幸好他终于被截获。而他当时已经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不久便被谴回中国。
非法入境情报科高级参事江学儒说：“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迟早都会被拘捕。”
他说：“在香港如没有身份证，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他们没有机会找到工作，或享受各项社会服务，甚至不能在银行开户口。”
江氏说：“那些成功抵达本港并找到工作的非法入境者，普遍只能担当苦力或散工，例如酒楼或熟食档的‘伙计’。非法入境者即使可以侥幸逃过警方的阻截，找到在港的亲戚或乡里，他们的亲友亦不大敢收容他们，而将他们交给警方；即使他们的乡里肯包庇他们，但也会乘机向他们敲诈。”
非法入境者的亲友一旦拒绝收容他们，他们只好在天桥底、货车或公园栖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为求生存只好乞食度日，而部份更会因偷窃而被拘捕，只有一小部份非法入境者被迫向当局自首。
江氏强调香港的生活决不是非法入境者心目中那样美好。
香港政府现正严厉执行有关身份证的条例。没有身份证，他们决不可能在港找到工作。他们只好利用种种偷窃拐骗的手段来解决生活所需。这样一来，当他们被拘捕时，他们不会立即被遣返中国，在遣返之前还须要面对刑事的控诉。
江氏指出：“使用他人身份证的人士，将会被检控，最高刑期是入狱九个月，监禁期满后，会立即被遣返中国。”
香港法庭对偷运非法入境者的人士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裁判司可以判罚协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者的人士十万港元及入狱三年。而在最高法院，假如案件涉及有组织之集团或蛇头利用快艇偷运儿童入境，则最高处罚是罚款五百万港元及终身监禁。协助非法入境者留港的人士，一旦被起诉而罪名成立，将会被判罚款二十万港元及入狱十年。
显而易见，这样严峻的法例将会杜绝本港市民收容或接触非法入境者，而非法入境者想在本地过正常生活的梦想也告幻灭。
香港发现酸雨
【路透社香港十一月十九日电】香港正面临着潜在的酸雨对健康的威胁。酸雨还可能破坏香港同毗邻中国的关系。
一些环保官员今天说，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自来水供应、鱼和蔬菜可能受到污染物的影响。
研究环境问题的高级官员迈克尔·陈对路透社记者说：“有可能是从远处传来的，也许是中国传来的。”政府昨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香港已经发现酸雨。官员们说，酸雨眼下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但是，将来可能造成危害，主要由于重金属渗透到自来水的供应中。
香港没有直接把这归咎于中国。中国本身有严重的污染和酸雨问题。
陈说：“很难确定问题的根源，也可能是香港的发电厂或汽车造成的。”迈克尔·陈是香港理工学院的高级讲师。他说，他没有看到这篇调查报告，不过，中国的工业区很可能是造成香港酸雨的根源。
政府官员说，这个问题没有北美或欧洲那么严重，因此，目前没有提出什么防治措施。
一些环保官员今天说，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自来水供应、鱼和蔬菜可能受到污染物的影响。
研究环境问题的高级官员迈克尔·陈对路透社记者说：“有可能是从远处传来的，也许是中国传来的。”政府昨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香港已经发现酸雨。官员们说，酸雨眼下不会对健康造成威胁，但是，将来可能造成危害，主要由于重金属渗透到自来水的供应中。
香港没有直接把这归咎于中国。中国本身有严重的污染和酸雨问题。
陈说：“很难确定问题的根源，也可能是香港的发电厂或汽车造成的。”迈克尔·陈是香港理工学院的高级讲师。他说，他没有看到这篇调查报告，不过，中国的工业区很可能是造成香港酸雨的根源。
政府官员说，这个问题没有北美或欧洲那么严重，因此，目前没有提出什么防治措施。
一场平静的革命（上）
【《亚洲华尔街日报》十月二十一日文章】题：中国的农业政策：一场平静的革命
中国经济政策最初拟订的时候，把农业定为实行彻底改革的第一个部门，这是很明智的。
许多世纪以来，在很多国家里，以前都进行过农业改革，这些改革往往伴随着流血和混乱。而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变革却进行得很平静，几乎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
宏观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毛泽东时代，农业生产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下降。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增长，一九七八年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现在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农作物产量猛增，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也在迅速增长，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全面发展的格局。
中国农业受改革的推动，也变得多样化了。农业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是“自下而上”地制订的，一些农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而不再自上而下地对主要农作物的生产规定指标。急需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活动的诸部门中，急需注意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整个奖励制度和争取外汇收入的努力都将受到影响。交通运输的质量和数量仍然不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之后，对消费品的需求迅速增加，而供应情况远远不能满足。
去年，供应问题爆发成一场危机。当时，对消费品的需求突然达到了使外汇储备枯竭的程度。发生了一些盗用巨额公款和大宗走私案件。
用来生产出口产品或中间产品的工程项目都被当地用来生产消费品了。
在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令人头痛的问题可归结为调节需求的问题，即在货币流通的循环中如何使消费和积累保持平衡的问题。面临这种问题的并不只有中国一家。中国刚刚出现了实际需求剧增的情况，其中许多发生在农村。
这种现象既是一件大好事，又是一件大坏事。开支减少
中国农业部门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拖拉机的销售量下降，原因是信贷紧缩和全面抑制开支。
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远未解决。（的确，一个国家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是不可能最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因为人们的饮食品种和家庭预算变得很快。）但是，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已大大接近于达到足够的安全系数。可供出口的剩余已达到可观的数量。
（上）
中国经济政策最初拟订的时候，把农业定为实行彻底改革的第一个部门，这是很明智的。
许多世纪以来，在很多国家里，以前都进行过农业改革，这些改革往往伴随着流血和混乱。而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变革却进行得很平静，几乎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
宏观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毛泽东时代，农业生产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下降。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增长，一九七八年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八，现在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农作物产量猛增，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也在迅速增长，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全面发展的格局。
中国农业受改革的推动，也变得多样化了。农业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是“自下而上”地制订的，一些农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而不再自上而下地对主要农作物的生产规定指标。急需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活动的诸部门中，急需注意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整个奖励制度和争取外汇收入的努力都将受到影响。交通运输的质量和数量仍然不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之后，对消费品的需求迅速增加，而供应情况远远不能满足。
去年，供应问题爆发成一场危机。当时，对消费品的需求突然达到了使外汇储备枯竭的程度。发生了一些盗用巨额公款和大宗走私案件。
用来生产出口产品或中间产品的工程项目都被当地用来生产消费品了。
在中国，农村经济活动中令人头痛的问题可归结为调节需求的问题，即在货币流通的循环中如何使消费和积累保持平衡的问题。面临这种问题的并不只有中国一家。中国刚刚出现了实际需求剧增的情况，其中许多发生在农村。
这种现象既是一件大好事，又是一件大坏事。开支减少
中国农业部门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拖拉机的销售量下降，原因是信贷紧缩和全面抑制开支。
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远未解决。（的确，一个国家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是不可能最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因为人们的饮食品种和家庭预算变得很快。）但是，这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已大大接近于达到足够的安全系数。可供出口的剩余已达到可观的数量。
（上）
乌拉圭一议员主张： 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报讯】布宜诺斯艾利斯十一月十七日消息：乌拉圭众议员奥佩·帕斯克特坚决主张，乌拉圭的选择应该是“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奥佩·帕斯克特议员昨天在蒙得维的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坚持其在十月二十日提出的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以此答复胡安·施罗德本月四日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
胡安·施罗德在文章中反对奥佩·帕斯克特提出的立场，宣扬两个中国的理论和保卫台湾的利益。
奥佩·帕斯克特在题为《北京、台北和乌拉圭的选择》的文章中说：“我们真诚地希望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明确的和务实的，是着眼未来的和稳定的。我们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奥佩·帕斯克特还说：“有这样一个大国，它打破了长期的外交孤立，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与之相称的地位，取代了非法占据者。我们都记得，一九七一年联合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成员国，同时把台湾从这个组织中驱逐出去；一九七九年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这些事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采取了鲜明的立场（只有二十二个国家继续承认台北政府），乌拉圭不能无视这些事实，当前尤其是这样。目前为了提高我国的形象和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的外交部正在所有国际领域实行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
奥佩·帕斯克特在文章中还详细分析了施罗德提出的观点，驳斥了他要求维持同台湾关系的理由。
奥佩·帕斯克特议员昨天在蒙得维的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坚持其在十月二十日提出的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以此答复胡安·施罗德本月四日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
胡安·施罗德在文章中反对奥佩·帕斯克特提出的立场，宣扬两个中国的理论和保卫台湾的利益。
奥佩·帕斯克特在题为《北京、台北和乌拉圭的选择》的文章中说：“我们真诚地希望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明确的和务实的，是着眼未来的和稳定的。我们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奥佩·帕斯克特还说：“有这样一个大国，它打破了长期的外交孤立，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与之相称的地位，取代了非法占据者。我们都记得，一九七一年联合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成员国，同时把台湾从这个组织中驱逐出去；一九七九年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这些事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采取了鲜明的立场（只有二十二个国家继续承认台北政府），乌拉圭不能无视这些事实，当前尤其是这样。目前为了提高我国的形象和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的外交部正在所有国际领域实行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
奥佩·帕斯克特在文章中还详细分析了施罗德提出的观点，驳斥了他要求维持同台湾关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