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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电就伊利切夫抵北京评中苏关系
美联社注意伊利切夫透露中苏已同意外长互访，说这是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法新社认为中国在新的一轮磋商中仍将坚持消除三大障碍，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取决于北京的战略抉择
【美联社北京十月二日电】（记者葛锐克）中国和苏联已经同意两国外交部长进行互访，这是两国自从二十五年前开始出现不和以来的第一次。
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今天抵达北京参加第七轮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双方同意外长互访的消息是他抵达后透露的。
这位七十九岁的克里姆林宫关于中国问题的专家通过一位翻译对记者说，互访的事已被确定下来了。他说：“关于互访的具体时间，我无法奉告。他们说，将通过外交途径确定下来。”
自从谢瓦尔德纳泽的前任葛罗米柯一九五九年访问中国以后，苏联的一位外长级官员来访将是第一次。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为参加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到过苏联以来，中国还没有再派过一位外交部长去苏联访问。
中国参加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磋商的首席代表、副外长钱其琛曾经说过，三月份举行的那一轮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他在九月三十日晚上会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这一轮会谈的前景如何？他说：“我想，这种会谈将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任何进展。”
钱其琛到北京机场去迎接伊利切夫，但是他没有向记者发表谈话。当记者问到会谈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时，伊利切夫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会谈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预定于十月四日开始举行的第七轮磋商的议程和时间表。前几轮磋商都是秘密举行的。
【法新社北京十月二日电】（记者董尼德）中国和苏联在两国关系缓和的气氛下将于十月四日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这里开始新的一轮会谈。
北京将继续坚持，必须排除三大障碍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三项障碍是：莫斯科支持越南在柬埔寨的政策，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驻扎重兵。
但是，这种明显的僵局并没有妨碍缓和的渐进过程，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三月接任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以来，这一进程已经加快了。
此间西方分析家说，这种势头是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进展无关。
一位研究中苏关系的西方专家说：“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改善的基本原因不在于三大障碍消除的可能性。”
“它来自于北京的战略抉择。北京已发现，要重新武装对它的现代化计划代价太高，因此，它决定与莫斯科搞缓和，在两个超级大国间搞平衡，而不同华盛顿搞战略联盟。”
其他分析家们说，在七月份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老资格的外交部长、中苏分裂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葛罗米柯时，北京很可能感到，它的这一抉择是正确的。
中国一直在大力强调，它无意同莫斯科和华盛顿中的任何一方结成联盟，以便使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感到放心。
中国说，它同莫斯科的关系永远不会恢复到五十年代那样密切，这表明中国无意改弦更张，同东方集团结成联盟。
【美联社北京十月二日电】（记者葛锐克）中国和苏联已经同意两国外交部长进行互访，这是两国自从二十五年前开始出现不和以来的第一次。
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今天抵达北京参加第七轮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双方同意外长互访的消息是他抵达后透露的。
这位七十九岁的克里姆林宫关于中国问题的专家通过一位翻译对记者说，互访的事已被确定下来了。他说：“关于互访的具体时间，我无法奉告。他们说，将通过外交途径确定下来。”
自从谢瓦尔德纳泽的前任葛罗米柯一九五九年访问中国以后，苏联的一位外长级官员来访将是第一次。自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为参加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到过苏联以来，中国还没有再派过一位外交部长去苏联访问。
中国参加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磋商的首席代表、副外长钱其琛曾经说过，三月份举行的那一轮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他在九月三十日晚上会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这一轮会谈的前景如何？他说：“我想，这种会谈将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任何进展。”
钱其琛到北京机场去迎接伊利切夫，但是他没有向记者发表谈话。当记者问到会谈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时，伊利切夫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会谈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预定于十月四日开始举行的第七轮磋商的议程和时间表。前几轮磋商都是秘密举行的。
【法新社北京十月二日电】（记者董尼德）中国和苏联在两国关系缓和的气氛下将于十月四日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这里开始新的一轮会谈。
北京将继续坚持，必须排除三大障碍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三项障碍是：莫斯科支持越南在柬埔寨的政策，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驻扎重兵。
但是，这种明显的僵局并没有妨碍缓和的渐进过程，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三月接任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以来，这一进程已经加快了。
此间西方分析家说，这种势头是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进展无关。
一位研究中苏关系的西方专家说：“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改善的基本原因不在于三大障碍消除的可能性。”
“它来自于北京的战略抉择。北京已发现，要重新武装对它的现代化计划代价太高，因此，它决定与莫斯科搞缓和，在两个超级大国间搞平衡，而不同华盛顿搞战略联盟。”
其他分析家们说，在七月份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老资格的外交部长、中苏分裂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葛罗米柯时，北京很可能感到，它的这一抉择是正确的。
中国一直在大力强调，它无意同莫斯科和华盛顿中的任何一方结成联盟，以便使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感到放心。
中国说，它同莫斯科的关系永远不会恢复到五十年代那样密切，这表明中国无意改弦更张，同东方集团结成联盟。
中国外交行动在加勒比和拉美国家中又获得成功
【法新社北京十月二日电】西方分析家们今天在这里说，中国同格林纳达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北京最近采取的一个不利于台湾利益的重大外交行动，也是近年来中国人在加勒比和
拉丁美洲国家中获得的一系列成功中的一个。
格林纳达昨天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后，使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数目达到一百三十二个，而承认台湾的国家只有二十四个了。
尽管格林纳达这个只有三百四十四平方公里面积，有十一万三千居民的加勒比小国从来没有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分析家们说，它同北京建立了新关系使台北在外交上的孤立地位更加严重了。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格林纳达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个国家。
中国的外交攻势集中在那些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身上。北京至少已经同这些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建立了密切接触，它们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乌拉圭。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九月二十六日在纽约同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示要“逐步发展中国同乌拉圭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上月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时表示，哥斯达黎加只有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它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拉丁美洲国家中获得的一系列成功中的一个。
格林纳达昨天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后，使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数目达到一百三十二个，而承认台湾的国家只有二十四个了。
尽管格林纳达这个只有三百四十四平方公里面积，有十一万三千居民的加勒比小国从来没有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分析家们说，它同北京建立了新关系使台北在外交上的孤立地位更加严重了。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格林纳达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个国家。
中国的外交攻势集中在那些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身上。北京至少已经同这些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建立了密切接触，它们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乌拉圭。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九月二十六日在纽约同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示要“逐步发展中国同乌拉圭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上月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时表示，哥斯达黎加只有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它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美人口研究所投诉法院以防止政府把人口援助款项挪作它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月一日电】一家独立的人口研究组织昨天在法院起诉，以迫使美国政府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提供据美国说因鼓励中国以堕胎和绝育实行计划生育而停止捐赠的一千万美元。
这一千万美元是美国捐赠给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的捐款的一部分，由该组织用于国际开发项目。人口研究所昨天在华盛顿一个特区法院起诉，是要求法院临时发布一项限制性指令以防止政府把这笔款项拨给其它机构。
人口研究所是一个研究世界人口问题的独立的非营利机构。
人口研究所所长福尔诺斯说，关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主张堕胎和非自愿绝育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他说：“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和一九八五年三月已两次遭到国际开发署自己的驳斥，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自己的调查组也强烈予以否认。”
起诉书说，国会规定只有总统才有权就拨给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的经费问题作出决定或者授权国务卿处理，因此国际开发署署长麦克弗森作出的拒绝提供这笔款项的决定在法律上无约束力。
这一千万美元是美国捐赠给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的捐款的一部分，由该组织用于国际开发项目。人口研究所昨天在华盛顿一个特区法院起诉，是要求法院临时发布一项限制性指令以防止政府把这笔款项拨给其它机构。
人口研究所是一个研究世界人口问题的独立的非营利机构。
人口研究所所长福尔诺斯说，关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主张堕胎和非自愿绝育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他说：“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和一九八五年三月已两次遭到国际开发署自己的驳斥，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自己的调查组也强烈予以否认。”
起诉书说，国会规定只有总统才有权就拨给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组织的经费问题作出决定或者授权国务卿处理，因此国际开发署署长麦克弗森作出的拒绝提供这笔款项的决定在法律上无约束力。
苏报称不存在改善苏中关系的障碍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三十日电】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周年
《消息报》今天写道，十月一日是中国人民的国庆节。三十六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战胜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经历了一条复杂的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中，曾有过同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积极合作的时期，而在后来的年代中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出现过消极方面。《消息报》写道，“苏联认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我们两国人民疏远的客观原因，不存在改善苏中关系的障碍，不管怎样，苏联没有制造过，现在也不会制造这种障碍。时间表明，疏远，尤其是不友好，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相反，双方的共同努力应当有助于相互关系的正常化，有助于相互关系的改善。”
《消息报》今天写道，十月一日是中国人民的国庆节。三十六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战胜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经历了一条复杂的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中，曾有过同苏联和社会主义世界积极合作的时期，而在后来的年代中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出现过消极方面。《消息报》写道，“苏联认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我们两国人民疏远的客观原因，不存在改善苏中关系的障碍，不管怎样，苏联没有制造过，现在也不会制造这种障碍。时间表明，疏远，尤其是不友好，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相反，双方的共同努力应当有助于相互关系的正常化，有助于相互关系的改善。”
美抗议捷军用飞机在西德领空袭击美直升飞机
【路透社华盛顿十月一日电】美国国防部今天说，一架捷克斯洛伐克军用喷气机前天在西德上空对美国的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发射了至少两枚火箭，但是没有击中目标。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说，美国对这种公然的袭击，表示强烈抗议。
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新经济大转折便不能出现
【南斯拉夫《采访记》周刊九月二十七日一期文章】题：意识形态“污染”
任何社会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公众在这场危机中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越不信任。只要经济措施于事有补，那就不管意识形态是否纯粹，其色彩如何。经济上讲求实际，“意识形态根本没有用”、“让经济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桎梏”等口号就冒了出来。
对思想价值体系的怀疑以及经济上讲求实际现在也深入到南斯拉夫社会。不久前萨格勒布市场调查局对舆论进行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次调查，只有百分之二的南斯拉夫人认为，南斯拉夫会在两年内渡过难关，而百分之三十九的人认为，要在一九九五年之后，甚至有人认为要在二○○○年才能渡过难关。
尽管世界上不少人预言，说什么大谈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对经济而言，但是不要晕头转向，最好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新，任何一个经济大转折都不可能出现，用陈旧的思想是不可能克服危机的。现仅举世界上的两个现实例子。
里根在美国作了大胆的尝试：使资本主义摆脱深刻的经济危机，同时又保住了资本主义并使之振兴。八十年代初，里根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经济措施制止住了通货膨胀，接着又使经济复苏，经济增长之快出乎意料。里根在国内和国际上通过抬高美元的比值和高利率把货币同金融政策巧妙地结合起来’然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利于商人和富人，这样美国经济中业已存在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潜力便发挥了出来。不管这一复苏过程还会持续多久，是否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传统的经济危机的关卡，但是在“里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攻势中也可以看到其端倪。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则在“意识形态污染”面前理所当然地表现出害怕。意识形态污染这一现象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但是，如果观察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的情况（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经济高度发展、农村复兴以及大胆地对外开放）’那么也可以发现，如果在意识形态上不来一个大转变，要取得上述成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措施都是不够的。盲目地相信已失败的政治意志万能——以为社会会按照假马克思主义教条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的格局发展
——必然会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即与反平均主义的、重视市场作用和主张对外开放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这些新的突破，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比较深刻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实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意识形态日益成为摆脱经济停滞的并非锐利的武器，而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成为给制度迅速地动必要的手术的障碍呢？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正是意识形态上的突破使我们劲头十足，尤其是实行自治制度之后经济和社会的腾飞，如果考虑到自治制度就其定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历已成为工人阶级向往的制度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更为现实了。为什么自治的意识形态今天没有迅速地推动我们去解决经济危机？
对于这个难题的答案，首先应该到意识形态的定义中去寻找。对意识形态的歪曲始终是有阶级内容的。我们官方的自治意识形态是否也部分地歪曲了南斯拉夫社会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点道理。体现自治意识形态的不仅有工人阶级，而且还有政治官僚机构。他们的利益是不二致的。当政治官僚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体现者时，他们就使其利益和社会地位合理化，于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离现实，不能推动工人阶级去努力摆脱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自治制度的意识“污染”。
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这种差距长期以来在《经济稳定长期纲领》上已明显可见。《纲领》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经济技术措施大部分虽被采纳了，但是官方的政治官僚意识形态——反市场的行径、国家主义的干涉和最终政治仲裁以及对内和对外的闭关自守——却没有改变。不同这样的不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斗争，原本的自治意识形态就不会复兴。而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推动人们更好地和更多地去工作。因此，问题不在于赞成还是反对意识形态，而是赞成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任何社会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公众在这场危机中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越不信任。只要经济措施于事有补，那就不管意识形态是否纯粹，其色彩如何。经济上讲求实际，“意识形态根本没有用”、“让经济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桎梏”等口号就冒了出来。
对思想价值体系的怀疑以及经济上讲求实际现在也深入到南斯拉夫社会。不久前萨格勒布市场调查局对舆论进行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次调查，只有百分之二的南斯拉夫人认为，南斯拉夫会在两年内渡过难关，而百分之三十九的人认为，要在一九九五年之后，甚至有人认为要在二○○○年才能渡过难关。
尽管世界上不少人预言，说什么大谈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对经济而言，但是不要晕头转向，最好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新，任何一个经济大转折都不可能出现，用陈旧的思想是不可能克服危机的。现仅举世界上的两个现实例子。
里根在美国作了大胆的尝试：使资本主义摆脱深刻的经济危机，同时又保住了资本主义并使之振兴。八十年代初，里根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经济措施制止住了通货膨胀，接着又使经济复苏，经济增长之快出乎意料。里根在国内和国际上通过抬高美元的比值和高利率把货币同金融政策巧妙地结合起来’然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利于商人和富人，这样美国经济中业已存在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潜力便发挥了出来。不管这一复苏过程还会持续多久，是否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传统的经济危机的关卡，但是在“里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攻势中也可以看到其端倪。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则在“意识形态污染”面前理所当然地表现出害怕。意识形态污染这一现象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但是，如果观察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的情况（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经济高度发展、农村复兴以及大胆地对外开放）’那么也可以发现，如果在意识形态上不来一个大转变，要取得上述成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措施都是不够的。盲目地相信已失败的政治意志万能——以为社会会按照假马克思主义教条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的格局发展
——必然会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即与反平均主义的、重视市场作用和主张对外开放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这些新的突破，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比较深刻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实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意识形态日益成为摆脱经济停滞的并非锐利的武器，而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成为给制度迅速地动必要的手术的障碍呢？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正是意识形态上的突破使我们劲头十足，尤其是实行自治制度之后经济和社会的腾飞，如果考虑到自治制度就其定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历已成为工人阶级向往的制度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更为现实了。为什么自治的意识形态今天没有迅速地推动我们去解决经济危机？
对于这个难题的答案，首先应该到意识形态的定义中去寻找。对意识形态的歪曲始终是有阶级内容的。我们官方的自治意识形态是否也部分地歪曲了南斯拉夫社会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点道理。体现自治意识形态的不仅有工人阶级，而且还有政治官僚机构。他们的利益是不二致的。当政治官僚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体现者时，他们就使其利益和社会地位合理化，于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离现实，不能推动工人阶级去努力摆脱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自治制度的意识“污染”。
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这种差距长期以来在《经济稳定长期纲领》上已明显可见。《纲领》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经济技术措施大部分虽被采纳了，但是官方的政治官僚意识形态——反市场的行径、国家主义的干涉和最终政治仲裁以及对内和对外的闭关自守——却没有改变。不同这样的不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斗争，原本的自治意识形态就不会复兴。而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推动人们更好地和更多地去工作。因此，问题不在于赞成还是反对意识形态，而是赞成什么样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