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1 月 21 日 · 第 2 版

    说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就整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剩余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希望发表某种形式的联合声明，强调已经取得的进展，以便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加以宣传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二十日报道：苏联人士今天说，苏联期望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本周在这里举行会谈时在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能展示“巨大的进展”。
    这些人士说，即使不能在一些主要的悬而未决问题上——例如协定中如何规定美国的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的作用——达成妥协方案，勃列日涅夫可能建议搞一个共同的文件，阐明过去一年谈判中已经取得的成就。
    现在还不清楚，将如何处理这样一项临时协议，采取这一步骤将有多大的意义，但是，苏联人士说，莫斯科渴望举行会谈以表明在决定性的战略武器问题上正在取得进展，而且尽可能强调积极的方面。
    尽管苏美关系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是紧张的——特别是在安哥拉的内战问题上——，但是，克里姆林宫显然仍然希望在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出现新的重要的进展，以便能在下月召开苏共二十五大上加以宣传。这里强调指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为完成这项工作提供剩下的仅有的一次机会。
    基辛格将在莫斯科时间一月二十日晚上八点左右抵达莫斯科。
    迄今对会谈前景发表的仅有的公开讨论突出表明莫斯科对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是感兴趣的。苏共党报《真理报》昨天说，苏联“下定决心要尽其一切所能确保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据从决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官员获得情况的苏联人说，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就整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剩余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
    他们说，但是，如果达不成协议，克里姆林宫希望发表某种形式的联合声明，强调已取得进展的那些领域，从而暗示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正在作准备，以就留待进一步讨价还价的未决问题达成另一个“原则协议”。
    用透露已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办法，可以使人认为新协定是勃列日涅夫和福特总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规划的大纲方面取得了进展。
    目前妨碍达成全面条约的主要障碍是，苏美在是否应当把逆火式轰炸机也同巡航导弹一样算作战略武器并且也要包括在对武器的限制之内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已初步制定对此问题的立场以便打破僵局。但是，双方的立场是否一致，要待会谈之后才得而知。
    基辛格说，他将向苏联人提出安哥拉问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将发现对方反应不会热烈。
    人们说，莫斯科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做法仍未改变。一位苏联分析家说，把安哥拉问题同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扯在一起，“只会使事情没有必要地复杂化。”
    据苏联和美国的人士说，没有为这次会议安排正式议程。不过一位俄国人说，要是时间允许，勃列日涅夫还要提出仍处于僵局的苏美贸易关系以及旨在减少东西方在中欧驻军的维也纳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会谈。美国人也期望提一提中东问题。
    不过，这里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一致认为，会谈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九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苏联优先考虑签署武器条约》，摘要如下：
    苏联一些了解内幕的人在私下对签署一项新的武器协定表示了种种希望，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设法为下月举行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时能及时搞成这项协定。一位人士说，“基辛格要是不打算签署什么的话，他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虽然克里姆林宫谋求同基辛格达成一项新协定，但是看来它在其它问题上根本不会让步，例如莫斯科在军事上卷入安哥拉的问题。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一月二十日电】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准备今天欢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着眼于下月召开的关键性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
    对基辛格的公开接待看起来是低调的。虽然这突出表明苏美关系中目前的紧张情况，但是苏联领导人又强调了他们认为与华盛顿达成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是重要的。
    西方外交官们说，就签订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达成协议，对于基辛格前来莫斯科会见的那个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这些外交官说，签署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就能大大提高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缓和纲领的威望，特别是如果这个协定在下月举行的党代会上宣布的话。
    鉴于一九七五年出现了某些比较不妙的情况，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这样的吹捧尤为重要，而这些情况（例如粮食严重歉收）照理应当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
    这些外交官说，引起人们对勃列日涅夫更加注意的一点是，也许在代表大会上将宣布他对美国推迟了很长时间的访问。
    如果在基辛格这次访问期间达成协议，则可能为勃列日涅夫之行打开大门。

    【本刊讯】《印度快报》一月十六日刊登Ｋ·Ｐ·Ｓ·梅农写的一篇题为《缅怀周恩来》的文章，摘要如下：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的重庆。
    一九四五年，在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国民党同共产党人正在进行谈判。马歇尔是美国总统派到中国去的，并明确指示他去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从而防止内战。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和雍容大度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在周恩来以共产党领导人身份在嘉陵公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到他的。外交团全体都出席了，好奇地要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人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见到周恩来后人们总的评价是：他不是土匪而是一位正派大方的人物。
    我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在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胡世泽举行的非正式宴会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当时是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之后途经莫斯科回国。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为周恩来举行了招待会。这次招待会的主要特色是象宴会一样，分别摆设在几个房间里。客人们都到齐后，莫洛托夫请周恩来、范文同和苏联主席团成员到其中一个房间里去就餐。我、瑞典大使、外交团团长，以及英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大使被邀与他们同席。宴会过程中，周恩来热情地谈起他对印度的访问。
    我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周恩来给我的印象的：“再次见到他，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上去年轻。他善于用词，他用不完整但地道的英语同英国大使的谈话表明，他深知该说什么，如何说和争取谁。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有能力、有风度和足智多谋。他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的创造者和旧世界的破坏者。”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一月二十日一期登载每日新闻国际部记者辻康吾的文章，题目是《坚持革命路线的地位稳固的人》，摘要如下：
    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在这一刹那，大多数中国人将是无限的沉痛和悲伤。
    我跟随前首相田中访问中国时（一九七二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敬心和对周总理的敬爱心。田中首相和毛主席会谈的晚上，中国的记者、翻译、饭店的服务员都庄重地低声向我们这些从记者招待会回来的日本记者询问，“主席身体好吧？”这种表情令人感到充满着崇敬的心情。
    我在北京逗留期间，曾多次看到周总理在接近中国民众的时候，人们眼望着周总理，充满了喜悦和光荣。
    在中国，说主席就是指毛主席，说总理就是指周总理。对于几乎整个一生都在革命中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在，大概就是他们最期望和最理想的领导人了。因此，周总理的逝世，无疑，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
    也许只有日本，周总理在生前，使日本人联想到宰相的形象。统治人民的历代王朝的宰相同革命家周总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就象中国农民把毛主席看成“大救星”一样，爱好中国古典的日本人对周总理抱有象诸葛亮那样“名宰相”的形象，也许是很自然的联想。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今天满怀敬爱之情叫总理的时候，同日本人联想到宰相时的心情是一样的，都是在颂扬现时政策执行者周总理的无与伦比的能力。
    总之，同毛主席一道，列为二十世纪伟大政治家的周总理是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及革命造成的。回顾他的一生，不仅是悼念周总理，也指引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对这个时代的人提出了多么严峻的要求。
    关于周总理，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传记、言论集和研究书。这些书都是浓厚地反映着笔者的态度的。
    已故的梨本祐平写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多次的出生入死中炼就了钢铁意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从昆明的电讯中得知闻一多去世时也居然愕然失神。连长年来同周恩来一道行动、最了解周恩来的叶剑英后来谈到周恩来，总是说，我是第一次看见周恩来面色苍白，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而痛哭。”
    这是无须加以评论的插话。
    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首脑一致形成了党中央的核心。使人感到，毛周两首脑一致领导着党所要求的斗争和团结、革命和生产、集中以及民主的各个方面，而周总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似乎只能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作好工作。
    可以推测，周总理逝世的冲击不是分裂集体领导制，而是朝着加强的方向前进。

    【本刊讯】塞拉利昂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一月十四日发表一篇评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评论摘要如下：
    任何人，特别是中国人，都无法否认，周恩来先生的逝世对中国和整个的国际政治活动都将是巨大损失。
    他同中国领袖毛主席手挽手地一道工作了四十年，目前众所周知的中国今天的全球外交的“再兴”，大部分都得归功于周先生。
    非洲人。已认识到他是第三世界的世界性倡议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