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7日 · 第6版

自然之窗

陈良杰 罗布次仁

在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前往迪庆的途中我们看到，尽管已是冬季，两旁山坡仍林木茂盛，郁郁葱葱。部分地区原始森林保持完好，新栽的树木也已成林。在迪庆州府所在地建塘镇附近，还看到数十只黑颈鹤在草甸上空飞翔，远远地就能听到鸣叫声。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和西藏自治区、四川省接壤。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65％，有5000多种植物、140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二类保护植物30多种、动物60多种，包括著名的滇金丝猴、黑颈鹤、秃杉、红豆杉等。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迪庆藏族自治州自1998年以来，人工造林1000公顷，封山育林3.13公顷，并计划在10年时间里退耕还林1.6万公顷，约占全州耕地面积的41％，使森林覆盖率达到75％。

刚刚下乡归来的州林业局副局长谢红芳告诉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未见到过的红脚雉、藏马鸡，这次在中甸县东旺乡的公路旁看到了两群，有16只左右。由于实施天然林禁伐和野生动物禁捕禁猎，生态环境逐年改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桥头村村民和真兰介绍，活跃在附近的大小棕熊有10余头，经常看到棕熊在树林里折树枝，在庄稼地里吃玉米。

在中甸县纳帕海自然保护区，有200多只黑颈鹤今年提前飞到这里，比往年早10多天，数量也比原来增加了1／3。

环境漫笔

警惕“生态豆腐渣工程”

鼎鸣

近年来，“豆腐渣工程”这个新名词频频见诸报端，它通常指的是那种偷工减料、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建筑工程，垮塌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如今，在中央三令五申和严刑峻法的规束下，土木建筑中“豆腐渣工程”的发生率有所降低，可另一类“豆腐渣工程”却大有抬头之势，那就是生态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

据报道，在潮河生态造林工程中，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竟出现了“只挖树坑不栽树”的怪现象，大批树苗枯萎而死，最终被当成柴火烧，而2000亩荒山荒芜依旧。类似问题不止存在于潮河生态造林工程中，又何止出现在一个河北丰宁县。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中，黑龙江、天津、内蒙古、四川、贵州、山西、河南等地都出现了弄虚作假、套取挪用工程资金等问题，工程质量因而大打折扣！

和“土建豆腐渣工程”一样，“生态豆腐渣工程”也每每与官员失职渎职、贪污腐化有关。在某些作风不正的干部眼里，植树造林正是捞取政治资本、谋求“官上加官”的良机。于是，造林实绩明明是8000亩，上报数字却变成了5万亩，邻近乡造林面积上了本乡的业绩榜，甚至将军事禁区报为退耕区；在某些见利忘义者看来，国家投巨资用于生态建设，个人或小集体“发财”的时候到了。于是，40多万元苗木补助费变成了小汽车，10多万公斤退耕粮兑进“小金库”，百万元退耕资金挪用建楼堂馆所……正是由于林林总总的“私欲”作祟，在一些地方，植树变成了植“数”，树苗“春天栽、夏天黄、秋冬进灶堂”，最终“年年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不成林。”

谈起“土建豆腐渣工程”，人们痛心疾首，许多责任人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时至今日，生态建设中的“硕鼠”却鲜有被诉诸刑律的，大多只予以行政处罚。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建工程的质量评估与责任追究制度已日臻完善，而生态工程的评估标准体系尚不健全，有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

与土木建筑相比，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君不见，日甚一日的荒漠化和水旱灾害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心腹之患，年复一年的沙尘暴正威胁着首都北京的生态安全。更何况，生态灾难大多表现为“来世报”，事关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

鉴于此，有必要尽早建立健全生态工程的审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一手制造“生态豆腐渣工程”的“硕鼠”们，更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纯元

由杨魁孚担任顾问，潘贵玉任主编，陈胜利、石海龙、张世琨、杨子慧任副主编的《中华生育文化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在近年人口文化特别是人口生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该书洋洋80多万言，将中华生育文化的来龙去脉、内涵外延、理论构架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开拓性的力作。

《导论》为生育文化科学定义：“生育文化是指人们在生育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规范制度，即人们在婚姻、家庭、生育、节育等活动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知识能力、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等。”这一科学定义给全书的构思框架和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全书21章的设置，三种具体生育文化态势的展现，生殖崇拜、婚姻家庭观念、生育观念、婚育习俗、婚育制度、性与生殖保健等的展开，都得益于这一生育文化的科学概念，它也为今后生育文化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导论》整合并概括了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要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生育文化的内容及其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新型生育文化与传统生育文化的异同及其传承与扬弃的渊源关系，提出了决定、影响和制约生育文化发展的变化要素的理论，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贡献颇多。

《导论》显示了中国生育文化的特色，不仅有汉族的，也有各少数民族的，真是丰富多彩，斑斓纷呈。《导论》作者查阅了大量古今中外文献，或厚积薄发，或引而不发，真正起到了“促读”、“导论”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导论》的作者构成很有特色，既有专家、领导，也有实际工作者。这样的组合可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导论》兼有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的双重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范例。

环境扫描

占全国总面积71％的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环境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然而，一份最新的权威调查报告，却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西部：生态环境仍在恶化

本报记者 赵永新

生态要素全面告急

为了摸清对西部地区的“生态家底”，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决策依据，从2000年3月开始，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中科院、国家测绘局、青海等12省、区及有关科研部门，利用遥感解译和现有数据收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时一年半，完成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表明，近年来西部生态结构趋于单一，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生态系统更不稳定，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生态形势严峻——

水土流失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截至1999年，西部地区（不包括西藏）水土流失面积为10436.9万公顷，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2.5％。部分省区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其国土面积的一半，局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还在增加。

土地沙化依然严重。截至1999年，西部地区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255.6万公顷（内蒙古、甘肃、青海等七省、区统计数据），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沙化耕地和沙化草地的面积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的变化趋势，森林类型比例向不合理化方向演化，导致森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减弱，病虫害加剧。近10多年来，西部地区（不含西藏、云南、重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增幅分别达到8.27％和12.75％，但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和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降幅分别达18.96％和25.14％；经济林面积增加了62.96％，而天然林、防护林面积分别下降了14.49％和51.07％。

草地面积持续减少，质量下降，鼠害严重，草地质量不断下降。截至1999年，西部地区退化草地和草地鼠害面积分别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29.5％和47.1％。

水资源短缺现象严重。西部地区河流、湖泊污染不断加重，出现水质性短缺现象。天然湿地萎缩，自然调控能力降低。

石漠化问题突出。截至1999年，西南地区五省（区、市）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729.5万公顷，占该地区土地总面积的5.3％。

生态环境破坏引发了一系列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难以估算。参与调查的崔书红博士介绍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呈减少趋势的沙尘暴，90年代初开始回升；西部地区90年代旱灾和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别比80年代增长了7.5％和49％。根据有可比资料的广西、四川等9省、区计算表明，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494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13％。

人为破坏害莫大焉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部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西部地区生态退化的速度和程度，但人为因素的作用是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国家环保总局自然司司长杨朝飞指出，“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并在西部大开发中引以为戒，尽量避免先破坏、后治理。”

毁林毁草开荒严重。1986年到1999年，西部地区因开垦草地、林地或果园而增加的耕地面积分别占新增耕地面积的69.5％和22.4％。与此同时，每年各地又有大量的耕地因产量低、成本高等原因而弃耕，加剧了土地的水蚀、风蚀。

盲目上马水利工程，引起水资源时空分布改变、泥沙淤积、河流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如黑河中游的张掖地区为了发展农业，大量建塘筑坝蓄水、开挖沟渠灌溉，导致下游地区的额济纳河断流，西居延海完全消失。

不合理的开发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截至1999年，西部地区（不含贵州、西藏）因矿产资源开发破坏的土地面积累计达181万公顷。据有可比资料的青海、陕西、宁夏和内蒙古统计，1999年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比1986年增加了1.2倍。此外，采金、采油等也使一些地方的地面水和地下水遭受污染和破坏。

一些专家痛心地指出，正是由于大量的人为破坏，使得治理速度赶不上恶化速度，生态建设效果被大大抵消，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难以扭转。

预防为主科学建设

如果西部地区的生态破坏得不到有效遏制，随着经济开发强度的增加，生态退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持续削弱，国家整体生态安全也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

专家们指出，破坏容易治理难，西部地区生态保护应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指导思想，坚持保护与建设并举，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重点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的粗放型经济发展和掠夺式的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生态破坏；

以调整人的经济行为为主，以生态工程措施为辅，重点解决草原开荒、超载放牧、天然林砍伐、围垦湿地、乱采滥挖、大水漫灌、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人为生态破坏问题；

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建设为辅，对重点生态破坏地区实行封育、围栏、退耕还草还林还水等措施，积极发展农村能源，对现有的天然林地、草场、湿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

“无论是保护还是建设，都要切实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采取科学的措施，力求事半功倍，而不是相反。”杨朝飞司长特别强调说。

杏林名家

本报记者 李忱

新疆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国荃教授脸膛黝黑，皮肤粗糙，只有儒雅的举止透露出学者的风度。他虽然68岁了，却总是风尘仆仆，来去匆匆，精力像小伙子一样充沛。今年1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专门给新疆医科大学校长发函，感谢王国荃等“氟砷防治组”的专家。信中说，“20年来，他一直组织专家为彻底消灭奎屯垦区地方性氟、砷中毒而奋斗不息……目前，垦区20多万居民已经摆脱了氟砷中毒病魔多年来的严重困扰，人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1958年，王国荃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放弃上海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从上海医学院来到新疆医科大学，开始了扎根边疆的人生之路。40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其中20多年里，他和一座城市20多万人的生命健康紧紧连在了一起。

20世纪80年代初，奎屯市兵团农七师垦区流行一种怪病：许多人的胸、腹部皮肤上长出黑白相间的斑点，老乡们称它为“花肚子”；四肢长出很多鸡眼状、菜花样的疙瘩，密密麻麻，令人生畏。时间长了，病人容易发生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严重病变。很快，这种怪病就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87个生产连队中蔓延，20万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由于不能确诊，一时间人人恐慌，许多居民远走他乡，有的生产连队甚至打算搬迁。

王国荃组织14个学科的专家深入病区，检测一渠一井，查看病情病变。经过多方努力，怪病的病因找到了：病区居民不仅因为饮用含氟量高的井水而发生氟中毒，还由于水中含有过量的砷而导致砷中毒。就这样，王国荃发现和系统揭示了我国大陆第一起大面积地方性砷中毒。

王国荃开始了攻克砷中毒的艰难跋涉和探索。以他为核心的专家组结合当地实际，实施防病改水加治疗的措施，形成了一整套对患者、易感人群、普通人群采取多元化干预的系统防治工程。

80年代初的奎屯垦区条件相当艰苦。在病区查病源、观症状，王国荃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一起下地干活。有时就住在“地窨子”里，吃的是群众自制的咸菜和挂面。

课题组在病区对人群做染色体畸变的检查，需用恒温箱培养血细胞。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为了保住“培养基”，温度必须在37摄氏度左右。王国荃和同事们就将“培养的器皿”用胶布紧紧贴在腹部、胸口窝保温。

王国荃和他的同事们一方面呼吁政府实施改水工程，一方面走家串户，教乡亲们使用明矾混凝沉淀的方法，消除水中的高砷和高氟。专家们的防病改水建议得到了自治区各级政府和兵团的大力支持。1985年，投资1700万元的第一期防病改水工程在奎屯垦区完成，70％以上的病区居民饮用上了合乎卫生标准的自来水。1999年，投资800万元的第二期防病改水工程完成，所有病区居民都用上了合乎卫生标准的水。

经王国荃和其他专家追踪考察，奎屯病区81％的患者痊愈或病情好转。2000年4月，他率队到原病区考察，当地老乡握着他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已经改水15年了，病都好了，你们还年年来看我们！”

王国荃从未离开过教学第一线，目前已培养20名博士生、23名硕士生。他主持完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3项，发表论文161篇，在氟、砷中毒研究与防治领域取得多项成果，其中《新疆地方性氟、砷及其联合中毒的研究》等13项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由于贡献突出，他先后获得“全国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于希贤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河流是大地的血脉。在一个完整的流域之内，她又是一个川流不息，有新陈代谢，有独立个性的生命体。这条河流母亲所孕育的生物界，直至“万物之灵”的人类社会，其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陈梧桐教授和陈名杰博士写的《黄河传》（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部反映黄河流域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地质、地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性著作。

此书的第一作者陈梧桐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曾在延安延水河畔、银川黄河岸边生活过。《黄河传》把地理融合在历史之中，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来展现黄河文明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众多的江河中，黄河有着突出的地位和重大的历史贡献。黄河既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重要摇篮，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黄河传》一书，反映出了这条母亲河的历史文化，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蓬勃向上、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也反映出黄河儿女数千年间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成就，更写出了他们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同时，黄河又是一条苦难的河。自然灾害的频繁和人为的生态破坏，使得自古以来黄河儿女就呼唤着“圣人出黄河清”，而今黄河中下游还受着越来越严重的断流困扰。书中对此也有充分的反映，这是作者希望在新的世纪中，黄河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黄河传》是力图熔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与地质地貌和社会历史发展为一炉的著作。本书引导读者去领略黄河流域壮丽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绚丽多彩的文艺作品，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从中体会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六中学高级英语教师冯刚，自1995年起利用节假日自费拍摄野生动物，先后20多次进入人烟稀少的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和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用镜头记录蒙古野驴、藏野驴、北山羊、藏羚羊等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其作品赢得广泛好评，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地球奖”、“首届中华环境奖”等殊荣。

上图：蒙古野驴“探戈”舞；左下图：机警的母狍；右下图：冯刚“工作照”。

数九寒天，北京市医务工作者到平谷县农村送医送药，受到当地农民欢迎。

李俊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