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5日 · 第11版

五洲茶亭

李学江

天下的父母都渴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能有锦绣前程。但孩子们中学期间成绩的优劣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对此很可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澳大利亚教育研究会刚刚发表的专题报告似可备一说。

报告的结论是，学习动机、学习习惯和学生的恒心与热情（兴趣）是决定性的因素，远比种族背景、性别差别和学校的好坏重要。这似乎是说，学生本身的主观努力要比生活和学习环境的作用更为重要，这符合“内因重于外因”的说法。

但外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报告的另一发现是，亚裔移民学生的成绩远好于本地学生，他们的高考分数平均高出本地学生10％，因此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好大学。其实亚裔移民学生多来自非英语国家，这本是他们学习上的一大劣势，他们却表现杰出，这是为什么？报告认为，亚裔移民的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值都很高，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求学机会甚至不惜举家搬迁。父母的强烈期望影响了孩子的志向，孩子们受到家长的感染而更加努力地学习。

结论是在对1.3万多名高中生进行研究比较后作出的，在澳洲引起颇大反响。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一结论早已为几年来的见闻所证实。华人朋友中不少是打工阶层，工作和生活条件较艰苦，对自己的处境也不甚满意。但叹气之余都说，我们这一代移民算是为孩子的前途垫底，我们在此苦苦挣扎，还不是希望他们能有个好前程。华人华侨的孩子们确也争气，大多数考上的都是好大学好专业，没考上大学的华人子女至今还一个也没有听说过。一位考分颇高的华裔姑娘胡小姐说，并非是我们亚裔人比别人更聪明，而是我们的家庭不时督促鞭策我们，看到父母的辛苦劳作，我们不能不刻苦学习，争取优良成绩。不少考出高分的当地学生也都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说，学习成绩的好坏不在种族背景，而更在于家庭氛围，父母的督导和鼓励非常重要。其实，亚洲移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一般来说都低于白人主流社会的家庭，他们也没有钱将子女送进教学设备和师资条件更好的私立学校，绝大多数移民子女是在公立学校享受免费教育。但儒家文化和华人社会重教育的传统和风气，父母的殷殷期盼和谆谆教诲，确在他们身上起了激励作用，促使他们刻苦自励，奋发向上。

不过，随着中国的扩大开放和人们越来越富，出国留学的中学生越来越多，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已开始出现。这些在国内娇生惯养的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一下子被抛到了国外这个完全无人管束的社会里，不少人成了迷途羔羊。他们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钱，但却突然间失去了关怀与监督。为摆脱难挨的孤独寂寞，便早早地谈情说爱，不能自拔。许多人腰间挂着手机，国际国内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不少人的电讯费甚至超过驻外记者站。有些人吸烟、酗酒、赌博，看黄色录像，还经常涉足高级宾馆、酒吧舞厅。有一个中学生过生日，五六个同学到餐馆聚饮，光酒就喝了600多澳元（近400美元）。连麻将这种老人消磨时间的玩艺，他们竟也能吆五喝六玩个通宵达旦。学习上则靠吃基本功扎实的老本混日子。这种种丑恶的现象，引起了华人社会的不安与关注，以致华文报纸以头版头条发出了救救中国的孩子的痛切呼声。

本文并非一概反对中学生到国外留学，中学时期就到国外学习确有它的优越之处：如考大学时英语已经过关，更易于上大学，能更好地适应国外大学的教学方式，有利于独创能力的早日开发等。但中学生还远不成熟，还缺少必要的自制能力，易于陷入形形色色的诱惑。如果海外有亲属在身边督促监管，他们多会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无任何亲人的关照约束，他们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让国内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悔不当初了。

杨振华

去年金秋，我走访了老友熊维纪。他从书柜中取出两大本相册，让我欣赏他1998年赴欧洲旅游的留影，其中有一张是法国总统希拉克与熊维纪亲切握手的照片（见下图）。看着这张珍贵的照片，老熊神采奕奕地说：“这是一个偶然的机遇！”

1998年，熊维纪夫妇到法国看望女儿。到巴黎后不久，正赶上法国文化遗产日。每年的9月20日这一天，总统府、总理府以及博物馆等，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20日清晨，老熊和老伴及女儿早早吃过早点，就乘车直奔总统府，谁料前来参观的人群已排起了长队。他们直到下午才进入爱丽舍宫。正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欣赏这座建于1718年的宫殿时，突然有人小声说道：“希拉克总统来啦！”老熊抬头一看，希拉克总统就离他四五米远，正与来参观的人一一握手。当希拉克来到老熊面前时，停住了脚步，用一双有神的眼睛细细地打量着老熊，并用法语亲切地与他打招呼。老熊感到，总统对他特别关注，于是用刚学的英语说：我是中国人。希拉克说：“哦！中国人你好！你到法国多久了？对巴黎印象怎么样？”此时他女儿忙上前当翻译：“我到巴黎3个月了，我和夫人是来看我女儿的，巴黎很美，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我很喜欢！我从昆明来！”希拉克说：“哦，昆明太美了！”交谈后，总统特邀他们一齐合影，之后还为他们签名留念。总统府摄影师拍完照后说，这机会并非每年都能遇到！（附图片）

陈乃柱

惊悉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主人公的原型、104岁的古巴老人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因病去世，我沉痛不已。在古巴工作期间，我曾有幸拜访过这位老人，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脑海浮现。

3年前的一天，我在一位古巴朋友的带领下，来到哈瓦那东郊一个叫科希巴的小渔村。挺拔的棕榈树遍布渔村内外。村民居住的别墅式小楼和平房鳞次栉比，富有热带风情。轻轻的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散发出淡淡的鱼腥味。

正当我们打听老人的住处时，看见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老人在送别一批西班牙游客。我们立即意识到这就是格雷戈里奥。当我们的向导向老人介绍我们来自遥远的中国时，他的眼睛闪射出异样的光芒，好客地招呼我们，用洪亮的声音说：欢迎，欢迎。他的家人说，老人身体很好，头脑很清醒。几乎每天都接待四五批客人，多时有十来批。大多是“不速之客”。

老人个子很高，足有一米九的样子。他伸出他巨大的手掌，与我们每个人握手。他握得非常有力。我们都惊讶，这怎么会是101岁的老人呢？

老人住在一套很普通的房子里。一进门是客厅，干净整洁，陈设简单。正南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是老人与他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合影。旁边墙上还整齐地挂着几幅油画。

落座后，老人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了他与海明威的交往和超越时空的友谊。

老人1897年7月18日出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阿雷西费港。6岁时随父母移民到古巴。他一家人与海为伴，靠打鱼糊口。60多年前，他在龟岛结识海明威。海明威到那荒无人烟的小岛钓鱼，他也划着租来的渔船正好到那里。两人一见如故。海明威就雇他驾驶游艇。从此他全身心地、像呵护婴儿一样照料皮拉尔号游艇。海明威每次出海，他作为船长，自然要驾船，还要为作家准备饭菜，制作鸡尾酒，供作家随时饮用。后来广为流传的、以海明威的名字命名的鸡尾酒，就是他按照海明威的口味在游艇上调制出来的。

他曾为海明威驾驶着皮拉尔号游艇到过非洲；二战时，在古巴沿海追寻过德国纳粹的潜艇。说起这一切，他语气十分平淡，传奇般的经历在他口里成了平常事。其实，他一生与暴风雨搏斗，在滔天的海浪中翻滚，每次都奇迹般地战胜大自然。海明威就是从长期与他的交往和相处中找到了灵感，写出了传世之作《老人与海》。

书中描述了一个坚韧不拔的渔民，为捕获一条梦寐以求的大鱼而与海搏斗的故事。书中描写道：“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向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的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书中所写的主人翁圣地亚哥不正是面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吗？

看着老人，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原意：人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摧毁他，但永远不能打败他。在这位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面前，我们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他的一生，与海明威紧紧地连在一起。海明威把他看成是最可靠的助手；他也敬慕海明威的人格，称海明威“爸爸”。他们在一起相处了20余年。海明威于1959年离开古巴回到美国，行前把皮拉尔号游艇赠予老人。后来，古巴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文学家，把作家在古巴的故居改建成博物馆。老人就把游艇转赠给了博物馆，供后人参观凭吊。他说，自作家去世后，他再也不出海了。可见他与海明威的友谊之深。

我们告辞时，老人再次说，欢迎来自伟大的友好国家的客人。他说，我们是少数几个来访的中国人，希望以后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临别时，老人很激动，再次与我们一一握别，还是那么有力，那么深情。

老人的侄女亚美莉加送我们出门时说，老人有4个子女，7个孙子，6个曾孙。老人还保持着原有的习惯，每天抽6支雪茄。她还说，这是位很有性格的老人，村里人人都喜欢他。他百岁生日时，卡斯特罗主席还亲自向他祝贺。他非常乐观。人们问他怕不怕死，他说不怕，“人人都有那么一天”。

下图为本文作者夫妇与富恩特斯老人合影。（附图片）

在太平洋上“架桥”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爱成文并摄影

当记者在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库恩博士又开始登上了穿越太平洋的远行。至于这是他第几次去中国，他已记不清楚。他只告诉我，自1989年第一次踏上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土之后，那里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每年都要去很多次。

他是从事人类大脑学研究的专家，也是美国花旗银行的执行董事，但他去中国并非为这两项业务，而是为了了却他的多年心愿——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桥。

“这个心愿是从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开始的。当时，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出身的投资银行家，受中国国家科委之邀，去帮中国200多所科研院所改制，与市场经济接轨做一些准备工作。他们对我本人的热情以及对国家改革的热情深深感动了我。而在中国大地，所到之处，给我的印象之好之深是我过去在美国所无法感受和了解到的，也可以说完全改变了我过去的许多看法。于是我产生一种责任感，打算做两件事：一是把我在中国所见到的现实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美国同胞；二是把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为了这个心愿，年近6旬的库恩博士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中华大地。从首都到边疆，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他到了中国就兴奋，哪怕是和看大门的聊上几句，他也愿意。在内蒙古，他和牧民相处就像是和他合作多年的大老板一样亲密。”他的朋友这样形容。而库恩博士说，“中国变化太快了。我每次去都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中国。我要尽快把这些录下来，写出来，让所有美国人都知道。”

第一个目标终于实现了。去年9月，他出资150万美元，花了3年时间拍摄的英文电视纪录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全国公共电视网的357个电视台同时播出。这部片子讲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有成果，也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片子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数以千计的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飘来。许多人对他们看到的中国非常惊讶：“怎么，中国人现在也西服革履，打领带，而且和美国人穿得一样高档？他们穿的不都是灰色服装或中山装吗？”“那些企业家，电话、手机同时接，和美国没什么区别，他们是不是你们雇来的演员在表演？”“有些地方怎么那么发达，是不是在美国拍的？”“企业破产，工人下岗，他们怎么敢随便发牢骚，那里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吗？”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库恩博士似乎早有所料。他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有限的。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现实情况的了解可能只有5％甚至2％，而对另外95％以上的情况只能根据所了解的那一点点去推理，去想象。有的还停留在很早以前的地方，有的只能去相信道听途说。这也正是我着急的地方，必须既快又多地把中国的现实介绍给他们。他们第一次感到惊讶，了解多了，就不会了。因为我们所告诉他们的都是事实，非常客观。”他补充说，“只有了解中国，才能理解中国。”

库恩觉得电视的时间和画面还是有限，于是他又把自己写的图文并茂介绍中国的书在美国出版发行，由于内容更多更全面，影响和效果都很好。为了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去年他不仅自己带头参加，还动员了许多美国大公司赞助和支持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文化部主办的“2000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他说，“最重要的不是让他们出钱，而是让他们以及美国社会都来参与，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

目前他仍在与中国有关方面联系，准备把中国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等也介绍给美国人民。他还希望今年能有上百个小时的中国电视节目在美国播出。库恩认为，要加深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媒体是最重要的。为此，他出资以非官方身份组织了美国一些主流媒体的老总及专家到中国与有关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希望媒体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库恩的另一个心愿是要把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成果、经验以及美国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他过去出过30本书，基本上是金融、商业和科技方面的。目前已有三本被译成中文。他仍在继续努力，“因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需要这些。”

库恩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他为中美之间所做的一切，得到了他妻子和儿女的支持和帮助。他的妻子朵拉是位钢琴家，积极参与有关活动，为中国的慈善演出献艺。他的儿子参与了《来自中国的声音》电视片的编辑。女儿是电影演员，去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抗美援朝》电视剧的拍摄，在其中演一位美国记者。她还参加了湖南电视台一部电视剧的演出。

“我一直认为，美中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非常重要。”库恩博士的这句话让我明白，尽管艰难，但库恩及其家人就像“愚公移山”，定要在太平洋上架起一座桥。

文中图为库恩先生。（附图片）

外交官亲历

张庭延

青瓦台是韩国总统府，我第一次走进那里是1991年11月陪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去汉城参加国际会议。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但卢泰愚总统着眼未来，在青瓦台单独会见了钱外长一行。不过由于时近傍晚，行色匆匆，对青瓦台没有留下多少印象。1992年我受命出使韩国后，才对青瓦台逐步有了了解。

青瓦台坐落在汉城市西北部，是一个面向景福宫、背靠北狱山和仁旺山的偌大院落。这里原是一幢名叫“景武台”的古代建筑，自总统迁入后盖起蓝色琉璃瓦屋顶的建筑而易为现名。院内正面为二层主楼，是总统办公、会客的地方，布置以红色调为主，豪华庄重；西侧为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是举办国宴的场所；主楼东侧有两幢辅楼，是总统秘书班子的办公室。总统的寓所就在院落的后面，是他居住和休息的地方。

1992年9月15日，我在青瓦台向卢泰愚总统递交国书。那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我乘韩方的礼车，通过戒备森严的门岗，进入青瓦台正门。绿色的草坪，葱郁的树木，绛红的甬道，古朴的建筑，交相辉映，和谐而静谧。按照韩方的安排，我在庭院中心广场检阅了身着民族服饰的仪仗队，之后进入贵宾室等待。先于我到达汉城的印度、日本大使递交国书之后，卢泰愚总统在一间宽大的接见厅接受了我的国书，然后移到一间小会客室与我进行谈话。他除对我的到任表示欢迎外，还表示期待着10天后首次访华，与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见面，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各国使节每年都有几次进入青瓦台的机会。每年春天，总统都要在青瓦台举行花园酒会，招待各国使节夫妇。会场设在庭院东侧绿树环抱的大草坪上，中间摆着十几张圆桌，放上各色食品。总统和夫人站在入口处，与各国使节和夫人握手、问候之后，走动在熙熙攘攘的宾客之间，轻松自由地与之交谈，笑声不断。具有特色的是，这天从总统夫人到韩方各位女宾均身着各色民族服装，短衣长裙，再加上各国女宾的绚丽服饰，汇成一幅色彩缤纷的图案。

青瓦台平时的安谧幽静，在外国元首来访时常常被打破。1995年11月中旬，江泽民主席访韩，欢迎仪式在青瓦台内举行。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欢迎队伍从大门入口列队至主楼前，敲锣打鼓，欢迎贵宾。金泳三总统在铺着红地毯的主楼门厅前迎候江主席，两人握手寒暄后，并肩走到庭院中心广场，检阅三军仪仗队，之后接受儿童的献花，这时鼓乐齐鸣，欢迎仪式达到高潮。两国元首会谈、欢迎宴会、歌舞演出均在青瓦台内举行。次日清晨，金泳三还邀请江泽民到他的寓所共进早餐，两人均着便装，不打领带，这是韩国对友好国家元首给予的最高礼遇。“家庭早餐”后，金泳三沿着草坪边的甬道送江泽民至登车处，握手告别。

我最后一次进入青瓦台，是1998年我离任前的8月6日。外国驻汉城的使节和国际机构的代表近百名，他们离任一般只能向总理辞行，总统因国务繁忙不再会见。然而就在我们要离开汉城的前几天，青瓦台突然来电话通知，金大中总统要会见我们夫妇，使我们喜出望外。金大中在野时，我们曾多次与他相见，还去他家做过客。他入主青瓦台后，我们也应邀参加过他出面主持的活动。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次他要见我们，除去私交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重视对华关系。会见当日，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到达青瓦台。雨后初晴，青瓦台内的景物显得格外秀丽。我们在主楼二层会客室稍等片刻，身着藏青色西装、系着红花领带的金大中总统就从隔壁走了进来，笑着同我们握手。落座后，他为我们即将离任表示惋惜，希望我们今后继续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努力。他还谈到，他将致力于朝鲜南北和解，为改善南北关系而努力。他表示期待着年内访华，与江泽民等领导人会晤，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会见轻松亲切，令人难忘。

我们乘车从青瓦台出来，不禁又回头凝视。青瓦台前边的道路上，车来车往；后边的山上，登山客隐约可见。青瓦台周边原为禁区，近年已向群众开放。青瓦台也开始接待游客，它往日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渐掀开。我们渐行渐远，心中暗暗为青瓦台送去美好的祝福。

色彩与生活

刘芳

创造型是一种前卫、时尚的风格。较为成熟的创造型女性具有独特的仪表和艺术的韵味。在工作场合，她显得有职业风度但又不呆板、沉闷，因为她将饰品与女装作了别出心裁的搭配。一个不折不扣的创造型女性，可能永远不会将同样的服饰原封不动地穿上两次。

创造型人有三种：前卫少女、前卫少年和超前卫。日本著名模特桥本丽香就是少女味十足的前卫少女型女性，而美国著名黑人演员胡比·高娃就是男孩味十足的前卫少年型女性。

创造型女性的肩膀较窄，平直而不倾斜。从侧面看，她的腹部和臀部是平的。她的髋部直到大腿也是平的。创造型人应用垫肩使肩部与臀部比例协调，垫肩要用平直的而不是弯曲的，不能过于夸张。另外，可以采用其它延伸肩部线条的办法，如蓬松褶袖、肩章、披肩、围巾等，夹克上的戗驳头也能起到扩展肩部宽度的作用。创造型人适宜的上装领形为：全露肩三角领口、斜圈领形、单肩斜领等。裙装及裤装应选择超短裙、偏搭缝裙、月线长裙、四片裤、锥形裤、轻便裤、工装裤、牛仔裤、背带裤等。

创造型人的饰品从眼镜、发夹、腰带、钮扣到靴子，每件都应与众不同。眼镜应选择大胆、鲜艳的色彩。穿裙子时选用一条细细的皮带，以塑造自己独有的风格。各种奇异的钮扣可以给简洁的夹克和衬衫增添几分新意。各种珠子手镯、脚链、耳钉、小颗粒的领扣及胸针均可选择。

面料宜选有时尚感、光泽感、最新材质的面料，如PC面料、尼龙面料、涤纶、灯心绒、丝绒、光皮质感面料等。图案应选择抽象的、排列不规整的小动物、英文字母等。

严肃、古板的发型与创造型人的风格相抵触，要找出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发型，另外还可以在色彩变化上大胆尝试。

最佳搭配方案：小猎装＋抛光皮鞋＋抛光皮包＝时尚、前卫。

六种款式已介绍完，你是否确定了你的款式风格？在了解了自己的风格之后，化妆就成为完善形象的最后环节，下期我们将介绍如何利用化妆来吸引他人的目光。

（十一）

色彩与生活

雷克雅未克大教堂（冰岛）

本报记者 李仁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