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7日 · 第12版

孙士杰

从刺梅老干上剪下一枝，插在盛水的啤酒瓶子里。没过多久，竟长出六片新叶，绽开一朵小花。坐下来读几页闲书，想一些文墨之事，抬头望见这株刺梅，忽又想到了杂文和杂文家。

何谓杂文，历来说法颇多，且不理论。何谓杂文家，《杂文报》上曾有争鸣文章：一说杂文家是“最可爱的人”，一说杂文家是“最可敬的人”。此言若出自杂文家之口，你千万别当真。这说不定是反话，调侃的可能性比较大。

要我说呢，杂文家就好像这刺梅。作为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它普通，平凡，不及名花嘉卉的娇媚与显贵，却能够在隆冬时节簇簇开放，显示自己独特的韵致与风骨。有些人只喜欢绿叶、红花，不喜欢刺梅身上灰硬的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就实情来说，刺梅之所以长刺，就因为它同样是想开花的。

心香一瓣

张岱年

前几天，钟敬文先生的公子钟少华来电话，说定于本月十六日举行钟先生百岁寿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愿意参加，没想到钟先生这么快就去世了。钟先生身体不错，就是体弱，没什么病。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去得这么快。他躺在医院里还说，身体好了，我就出去给学生们上课。

我是看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心里很悲痛。这些年，每年春天都有个祝寿会，会上，钟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我都能见面。我还想跟他见面，可他去世了。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建人，为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建立了中国民俗学派，贡献很大。

民俗学研究对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它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研究分学术思想史研究和民俗研究。民俗学研究的是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它对文化研究关系很重大，与哲学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钟先生活了一百岁，是光辉的百年，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做出了光辉的贡献。他的贡献不限于民俗学，而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学术的研究都有重要贡献。

钟先生身上最可佩服的，是他九十五岁以后还在不断研究，写文章，带研究生。他重视教学工作，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充满信心，培养了很多研究生。

我和钟先生是在一九七九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研讨会上开始认识、交往的。钟先生品德高尚，性情开朗。他特别关心朋友的生活。他比我大六岁，可每次见面，都是他先问我：“近来身体好吧？”前两年，北京师范大学的邓九平拉我主编了一套丛书，里面有钟先生的《历史的公正》，内容包括钟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我很佩服他。我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感觉钟先生是一个心胸开阔、感情充沛的人，按旧标准，他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仁人”。能做到“仁人”不容易，钟先生做到了。

心香一瓣

季羡林

昨天早晨，突然听说，钟敬文先生走了。我非常哀痛，但是并不震惊。钟老身患绝症，住院已半年多，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听说，钟老在病房中一向精神极好，关心国事、校事，关心自己在读的十几名研究生的学业，关心老朋友的情况。我心中暗暗地期望，他能闯过百岁大关，把病魔闯个落花流水，闯向茶寿，为我们老知识分子创造一个奇迹。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期望落了空。岂不大可哀哉！

钟老长我八岁，如果在学坛上论资排辈的话，他是我的前辈。想让我说出认识钟老的过程，开始阶段有点难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民俗学的研究上颇有名气。虽然由于行当不同，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是大名却已是久仰了。这时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此后，从三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六十来年的漫长的时期内，我们各走各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在勤恳地耕耘着，不相闻问，事实上也没有互相闻问的因缘。除了大概是在五十年代他有什么事到北大外文楼系主任办公室找过我一次之外，再无音讯。

1957年那一场政治大风暴，来势迅猛，钟老也没有能逃过。我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像钟老这样谨言慎行的人，从来不胡说八道，怎么竟也不能逃脱“阴谋”的圈套，堕入陷阱中。自我们相交以来，他对此事没有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使我在心中暗暗地钦佩。我一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由几千年历史环境所决定，爱国成性。祖国是我们的母亲。不管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母亲总是母亲，我们总是无怨无悔，爱国如故。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一直到今天，不但没有失去其意义，而且更应当发扬光大。在这方面，钟老是我们的表率。

为什么钟老对我产生了兴趣呢？我有点说不清楚。这大概同我的研究工作有关。我曾用了数年之力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也曾对几个民间故事和几种民间习俗，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上追踪其发展、传播和演变的过程。钟老是民俗学家，所以就发生了兴趣。他曾让我到北师大做过一次有关《罗摩衍那》的学术报告。他也曾让我复印我几篇关于民间故事传播过程的论文。作什么用，我不清楚。对于比较文学，我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钻研。但是，我却倾向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这种研究摸得着，看得清，是踏踏实实的学问。不像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恍兮惚兮，给许多不学无术之辈提供了藏身洞。钟老可能是倾向于影响研究的，否则他不会复印我的论文。

不管怎样，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朋友，而且是忠诚真挚的朋友。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词》中说：“风义平生师友间。”我同钟老的关系颇有类似之处，我对他尊敬如师长。他为人正直宽厚，蔼然仁者，每次晤对，如坐春风。由于钟老的缘故，我对北师大的事情也积极起来。每次有会，召之即来，来之必说。主要原因是想见上钟老一面。一面之晤，让我像充了电一般，回校后久久兴奋不已，读书写作更加勤奋。我常常自己想，像钟老这样的老人，忠贞爱国，毕生不贰；百岁敬业，举世无双。他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去年，2001年，是我的九十岁生日。一些机关、团体和个人变着花样为我祝寿。我常常自嘲是“祝寿专业户”。每次祝寿活动，我总忘不了钟老，只要有借口，我必设法请他参加，他也是每请必到。至于他自己却缺少官样的借口来祝寿，米寿已过，九十也被他甩在后面，离白寿（九十九岁）最近，可也还有一些距离。去年年初，我们想了一个主意，把接近九十或九十以上的老朋友六七位邀请到一起，来一个联合祝寿，林庚、侯仁之、张岱年等等都参加了。大家都不会忘记钟老，钟老也来参加了。大家尽欢而散，成为一次难能可贵的盛会。可是走出勺园七号楼的大厅时，我看到大红布标仍然写着“庆祝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我心中十分愧怍。9月29日，我又以给钟老祝寿的名义，在勺园举办了一次有将近二百人参加的大会，群贤毕至，发言热烈。钟老虽没能参加，我想他是高兴的。

去年下半年，钟老因病住院，我曾几次心血来潮，要到医院里去看他。但是，他正在医生的严密“控制”下，不许会见老朋友，怕他兴奋激动。到了今年年初，我也因病进了医院，也处在大夫的严密“控制”下。可我还梦想，在预定本月中旬中央几个机构为钟老庆祝百岁华诞时说不定能见他一面。然而他却匆匆忙忙地不辞而别。我见他一面的梦想永远化为幻影了。现在他的面影时时在我眼前晃动，然而面影毕竟代替不了真正的面孔，而真正的面孔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写这篇短文，几次泫然泪下。回想同钟老几年的交往，“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而今而后，哪里再找这样的人啊！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心香一瓣

黄苗子

1938年初在广州，那时正

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所有爱国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出入于以夏衍同志为首的救亡日报社，关心着国家大事。在那里，我初次会见乔冠华、孙大光（叶肇南）、林林和钟敬文、尚仲衣教授等，都是一时俊彦。

早已拜读了钟先生的《西湖漫拾》等散文，对于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的清秀文笔，是十分倾仰的。那时我是个二十来岁青年，什么都不懂，比我大十岁以上的钟先生，其后从广州到粤北，相见日多，便无话不谈。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冬，钟先生从江西星子和同在四战区政治部的郁风来粤北连县的三江镇，我们相聚了多日，从抗战形势谈到烽火中朋友的音讯，诗文唱和等等。大敌当前，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敌忾同仇的感情的。

1939年初我离开粤北，直到1950年才又和钟先生在北京相见（那

时我和郁风早已结婚，钟先生早年在杭州和郁达夫都是湖畔诗社的朋友，所以应当是长辈了），钟先生依旧是渊静潇洒，温良恭俭那股书生气。北师大在西城，我和郁风住东城，那时也各忙各的，相见时难；但电话书札，和朋友的通传，讯息总还是不断的。

钟老毕生致力于民俗学，在学术上的建树是遐迩公认的。我这个人不学无术，对钟先生的学说所知极浅，平日见面，谈诗，谈文艺，谈朋友的状况多，却没有专诚请教他关于中国民俗学方面的问题，这使我终生遗憾。近年来，已有学人感觉到自然科学飞跃发展，人文科学有落在后头，配不上套的危机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民族构成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作支柱；同时也是民族群体产生凝聚力的主要因素。而范围十分广阔的民俗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根，任何民族的高层次文化，都是从民俗文化滋生出来的。（钟先生说过：“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也是人类中最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文化。”）要了解和发展这一民族精神，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史地学、文学、艺术都有血缘关系，而每个人生活中的每一细节，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贯穿着民俗的细胞。这样广大渊深的一门学问，钟敬文先生经过八十年的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系统化地建立起来。被日本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文化学术的新贡献，是很不简单的。

钟先生曾自诩说，他是“五四之子”，就是说，他的学术思想，植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者、民间文艺学者、诗人、散文家、教育家……但归根到底，他的一切成就，是源自人民，为了人民，钟先生应是一个人民学者。

近年来从国外回来，便听到文化界纷纷传说“北师大一景”，那就是每天凌晨，师大校园总见到行将百岁的钟敬文先生，步履轻盈地挥着手杖在散步，从不要人跟随搀掖。学校为了照顾他，去年只分配老先生带四位研究生，可钟老力争到八位。他从小红楼宿舍步行到教室，有时电梯停用，他老人家还坚持要走上六层楼，把同事和弟子们都急坏了；钟老这种敬业精神，真是叫人“高山仰止”啊！

钟先生从五十年代初担任师大教授，半个世纪以来，他教过的学生当了教授再退休的，已在十数以上；他不但每位新老同学的名字叫得出来，还清楚地记得很多同学的成绩和特长。有时我到师大，陪同启功先生一起去拜访他那书堆满地、仅堪容膝的“斗室”，听他朗诵民初安徽诗人韩孤云（耆伯）诗，不能不骇异于先生的惊人记忆力。

说到诗，钟先生早年作“湖畔诗人”时代，和沈尹默先生等同样是写新诗的，但他晚年却以旧体诗著名；钟先生的诗哀乐过人而沉涵蕴藉，耐人寻味。他曾说，好诗易被人欣赏，却不是人人能作；感受、功力、天分缺一不可。他很欣赏聂绀弩的诗，而绀弩则公开说钟先生是他做诗的老师。绀弩不轻许人，这可能不是谦词。

听说钟先生住院期间，于12月30日还在病榻上亲笔给有关部门写信，殷殷提出关于大学民俗学教课的建议，老人的最后心血，还洒在有关国家文化的事业上！

当我去探病的时候，钟老还谈到他新作的四首七律诗，又提起我出版一本旅游诗文的事，最后还希望韩孤云诗将来能公之于世……一位把终生贡献给文化的老人，弥留之际，大小心事，这样萦绕于一颗赤热的心魄中，作为一个后学，我的心情，不堪笔述。

我和郁风与钟老这七十年的一段情谊，是可珍可念的。对于他的一生贡献，我们给他老人家献上如下的一对挽联：

百岁文星，千秋师表；

人民学者，湖海诗人。

心香一瓣

许锋

在城市，大抵是寻不到红叶的。到了晚秋时候，城市的树们开始焦躁不安，像幽怨的妇人，面无激情。叶子开始无奈地脱落，然后被路人踩着，被很快地扫掉。那叶子是枯黄的，斑驳的，脉络模糊。像褪去妆的女子，苍白无力。

于是你看秋天的树，连同叶子，都被人们漠视了。树下不再有情侣们的呢喃，不再有孩子们的欢笑。倘若有人仍然站在树下，仍然对着树干发呆，那也许能引起不大不小的围观。

城市的树们因此是悲哀的，城市树们的叶子因此也是悲哀的，不比乡下的树，不比原始的森林。

在这个季节，我突然发现了离兰州不远的兴隆山的红叶。漫山遍野，灿烂夺目，在蒙蒙细雨的掩映下，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镶嵌在山体上，并且呈现突兀状。那红是大气的，具有山的奔放的秉性；又是含蓄的，似乎是在压抑，等候着迸裂的时刻。这个时候，红叶正是可爱的。

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景致在城市我更觉得是一种幻觉，有幻觉其实也是难得。但在这里却很实在，有桥有水，至于人家，便是清扫梯道的山姑了。红叶便是在这个时候，轻轻地拂动着，你的目光随着，你的心情随着，你的思绪也随着，甚至在红叶们跌落的那一瞬间，你的心也猛地一坠。

红叶们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尤其在微冷的山间，在有些萧瑟的深秋，它们活着，活泼地活着；它们笑着，灿烂地笑着；它们既陪衬着山影的苍茫，又主宰着生命的本色，因此它们是有理由骄傲的。

站在树的脚下，以仰望的姿态，你会发现红叶是那样的鲜嫩，细细的雨珠随着轻微的山风不停地落下，文弱和温柔的感觉便马上在脸上洋溢开来，如果你忍不住想去触摸，你大概要落一身雨了，或者你还没有爬上树，红叶们便萧萧而下了，于是便很后悔。其实再美丽的东西攥在手心里，也会黯然失色，红叶的美丽就在于仰望。山峡、涧谷，或者在路旁，远远地看着，远远地静视，或者是透过车窗，在一首悠扬舒缓的音乐中，认真地望一望，你的心灵大约会平静许多。

红叶们的精神是积极的，张扬的，不做作，不掩饰，不虚伪，不欲擒故纵。这样的景物，也难寻了。只有在大山里，在没有污染没有浮躁没有物欲的纯净的自然中，她才会真实地存在。

红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远观时美丽无比，近看时娇柔可爱，我甚至不知道红叶的真实的名字，不知道生长红叶的树们的真实的名字，可这些很重要吗？就像街头款款而行的女子，倘若你知道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道她的脆弱，她的瑕疵，那么，你的目光是不是会游离？

我说，要是阳台上有这样一树红叶，那该多好。友人说，离开这里，红叶们都会死掉，即便不死，那红色也是搀杂着另外的成分，像城市的女人的脸，被化学的东西淹没了。

离开时，我捡了两片刚坠落的红叶，一圈是鲜红的血的颜色，中间是深厚的黄，茎像一根细微的红烛，我想女儿看到，一定会发出惊讶的叫。在城市，她也许永远都看不到真实的红，真实的黄。她的眼睛被捂得严严的。

为什么要捂住自己的眼睛？这个深秋，看一看真实的红叶不好吗？即便想象一下在红叶的笼罩下听雨的感觉，那你就会选择逃离的方式走出城市。

在纪念诺贝尔奖设立一百周年之际，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一书。

本书共收录记者采访的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及医学奖在内的共三十位大师的访谈内容。这里不仅有记者们零距离采访诺贝尔大师们的真实感受，更有诺贝尔大师们为中国读者解答科学前沿新知、回顾自身成才之路的口述实录。（望兴）

大众文艺出版社近日以贺岁书的形式推出了《我们没有富爸爸、富妈妈》一书。该书通过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学生们一篇篇感人至深的自述，在表达这些穷困学生肺腑心声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话题和佐证，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思考有关“富爸爸”和“穷爸爸”的认识方法。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的“宏志班”是闻名于世的“穷苦孩子班”，可就是这些穷苦孩子却创造出了百分之百进入大学的升学率，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进入重点大学的奇迹。

读一读《我们没有富爸爸、富妈妈》，品味一下那些穷困学生的切身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另类的人群，一些贫困家庭的真实生活。透过孩子们年少的心灵，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博闻）

王风光

冰城、冰景、冰灯，冰的魅力，冰的精灵。

冬季的哈尔滨美得像一个梦，但最美丽、最神奇的还是哈尔滨的冰灯。隆冬时节，松花江畔的兆麟公园，冰封的江面，江心岛和太阳岛公园，转眼间就出现一个个冰灯建筑群。到了夜晚，冰灯齐放，七彩的灯光照耀着各式冰楼冰塔冰禽冰兽冰花冰草，万紫千红，流光溢彩，不禁让人感叹：此景只应天上有，何故飞来到人间！

冰灯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因为独特的地域优势，黑龙江可以说是制作冰灯最早的地方。传说在很早以前，每到冬季的夜晚，在松嫩平原上，人们总会看到三五成群的农夫和渔民在悠然自得地喂马和捕鱼，他们所使用的照明工具就是用冰做成的灯笼。这便是最早的冰灯。当时制作冰灯的工艺也很简单，把水放进木桶里冻成冰坨，凿出空心，放个油灯在里面，用以照明，冰罩挡住了凛冽的寒风，黑夜里便有了不灭的灯盏，冰灯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帮手。后来，每逢新春佳节和上元之夜，人们又把它加以装饰，而成为供人观赏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清代《黑龙江外记》里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上元，城中张灯五夜，村落妇女来观剧者，车声彻夜不绝。有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人。”其时，冰灯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也相继出现过。

古时，冰灯的制作技术还很简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冰灯要远远比这复杂得多，它是以冰为载体，集园林、建筑、雕塑、绘画、舞美、文学乃至音乐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独特的冰雪造园艺术，同时应用形、色、声、光、电、动等现代科技，创造出玲珑剔透、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它融合了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中外建筑和民俗风情等广阔领域里的文化，是世界民间艺术宝库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现在的冰灯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冰灯的制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的工艺流程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冬季，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里，先从松花江里凿出可塑性强、抗压强度与一般建筑材料相差无几的坚冰，根据设计图纸的要求用电锯破成不同规格的冰料，再用木工使用的刨子、扁铲等工具加工成冰砖或冰配件，以水为粘接剂，制造出巍峨的冰建筑、雄伟的冰雕塑和小巧的冰盆景等等。晶莹的冰体雕成了，再用灯光赋予它美丽的灵魂，一道绚丽的风景便这样走进了你的视线。

哈尔滨是中国冰雪艺术的摇篮，哈尔滨冰灯驰名中外，饮誉华夏。哈尔滨大规模有组织地制作和展出冰灯始于196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振奋精神，在老市委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的提议和倡导下，园林部门组织力量，利用盆、桶等简单模具自然冷冻了千余盏冰灯和数十个冰花，于元宵佳节在兆麟公园展出，轰动全城。

哈尔滨冰灯艺术博览会占地面积六点五公顷，总用冰量近三万立方米，冰景作品二千余件，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形成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已成为传统项目的大型室外露天冰灯艺术展。自1963年创办，迄今在兆麟公园成功地举办了二十七届，累计接待游客二千六百五十八万人次，成为世界著名的冰雪旅游胜地，并创造了七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冰建筑———圣·索菲亚教堂，高达二十六点二五米，有世界上最长的冰建筑———冰雪长城，长达九百五十八米，有世界最大、最长的冰滑梯，高达三十一米，长达四百一十六米，成为冰雪造园艺术史上的奇迹。

冰灯创造了美的生活，创造了美的世界。虽然冰灯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它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对于热爱她的人们来说，冰灯，是一个永不重复的童话。与外地朋友相约，哈尔滨人很自豪地说的一句话就是：“冬天来吧，我陪你看冰灯。”

金台随感

鲁丁

《文风琐谈》（见2001年11月24日大地·副刊）针砭了时下文风的

不少弊端，读后颇受启发。最近一段时间这方面的文章不少，看来不良文风的泛滥，已引起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这是令人欣慰的好现象。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整顿文风，认为若不把不良文风（在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党八股”）加以清算，党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不正之风就不能彻底清除和消灭。十五届六中全会做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我们应当乘着这股强劲东风，坚决向不良文风“开战”，为逐步形成和发扬优良、正派的文风尽心竭力。这不仅是改进文风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古话说：“文如其人。”文风是人格的反映。很多人都谈到了，时下学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诸如，不少人做学问不是“厚积薄发”，而是“薄”积“厚”发，甚至“没”积也发，剪刀加浆糊，连篇累牍，好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实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嘴尖皮厚腹中空”；有人打着“纪实”的旗号，置真正的事实于不顾，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胡编乱造，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亲者、近者增其美，疏者、远者益其恶，把本来扑朔迷离的历史搞得更加乌烟瘴气，还自诩为“信史”，淆乱视听，误人子弟，害国害民；还有，由于利益驱动，不少人热衷于大部头，动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现在书肆很少能见到万把字或几万字的小册子———从作者到读者也似都看不起小册子。而皇皇大书，价格当然不菲，学人囊中羞涩，只能望书兴叹。实话说，这些装帧精美的大部头，除了寄希望于各级、各类大图书馆，再就是有人买了装潢门面，又有几许真正的读者问津？

在学界，这种制造泡沫学术的不良现象，还可举出一些。若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往轻里说，起码是染有这种习气的人，不懂也不去研究为学之道。

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无数事实表明，耐得住这种寂寞，有这样的心态和精神，持一种平实的文风，对做学问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一切忠诚和献身科学的人当慎思之。作诗一首，以奉劝急功近利、文风浮躁者并自勉：才赋难能高八斗，学博方可富五车；劝君莫染轻浮气，厚积薄发效先哲。

钟敬文先生像 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