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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1日 ·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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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力量调整与互动

编者按

踏入2002年,沉淀在记忆中的世界,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怎样看“9·11”事件以后的美国战略模式?国际格局在如何调整互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将使国际军控陷入低谷吗?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后,中亚格局是否重组?印巴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经济的近期走向如何?前不久,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主办的国际形势研讨会上,来自有关部委和学术机构的100多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其中一些发言摘要如下,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世界力量调整与互动

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9·11”事件的爆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其影响既有短期,又有长期。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基本力量对比和主要矛盾,不会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就全然改变。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大国关系将继续呈现冲突与合作、借重与制约并存的局面。

由于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行动中需要国际合作,这就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同时,美舆论宣称,鉴于恐怖主义所针对的绝非美国一家,而是整个“文明世界”,国际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组成反恐联盟,美国此举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使人不禁怀疑其是否在“暗渡陈仓”。

“9·11”后,英国外交趋于活跃,表现为对美国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传统的“英美特殊关系”再度凸显。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英国长期奉行的对美国、欧洲和英联邦国家的“三环外交”遇到全面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法德轴心”的形成,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英国显然意在借重英美关系的“特殊性”以维护自己的大国地位。

在联合反恐行动中,德、日两国的行动备受关注。应美国的要求,两国均突破二战以来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特别是日本,为突破二战后确立的日本自卫队不能向海外派兵的法律限制,国会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等三法案,实质性地突破了原先“专守防卫”的法律条款。“三法案”的出台,开了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先例,从长远看,将对日本未来和地区平衡产生影响。

反恐行动使美俄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两国领导人会晤频繁。但实际上,美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并没有让步,如反导条约、北约东扩、减免原苏联债务等问题。此外,阿富汗战后重建问题不仅关系到俄南部边陲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也涉及到中亚的地缘政治和资源归属问题,俄美双方难免利益矛盾和摩擦。

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将继续处于调整之中。“9·11”事件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重点是防止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对手。“9·11”事件后,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希望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打击恐怖主义为中美关系增加了新的共同点。由于国际社会成员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不尽相同,今后中美将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对话。展望未来,发展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利在双方,但由于中美关系中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原有问题并没有消除,中美关系前景仍然是利益与分歧共存,希望与挑战同在。

中亚局势陡然变化,阿富汗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由于该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反恐军事打击和战后重建是否会改变国际区域关系格局,或激化宗教和民族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亨廷顿所曾论述的所谓“文明冲突”,还有待观察。

影响美国经济的关键因素

甄炳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21世纪世界经济开局不利,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步下滑,其它地区经济也普遍不景气。“9·11”事件则使疲软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新的一年里,世界经济将逐渐复苏,但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局面。  世界经济前景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走势,而美国经济走势又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消费者开支、“新经济”调整和反恐战争影响等4个关键因素的发展。

“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加强了协调,并采取极其扩张性的措施刺激经济,以防止经济衰退的深化。如在货币政策上,西方各大央行纷纷降息,以促进消费和投资;在财政政策上,预算有盈的美国政府通过减税增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在金融市场上,美欧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除降息外,在汇率、资金流向等方面也紧密配合,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在贸易政策上,世贸组织多哈会议同意启动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为促进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增强信心的重要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望表现出来。  消费者开支占美国GDP的2/3,因此,消费开支是否维持强有力增长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目前看来,存在有利于消费开支增加的因素,如降息减税、房地产价格和股票的上扬等。但由于失业率继续攀升,今年估计要超过6%,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下降,家庭债务居高不下,以及反恐战争和对新的恐怖袭击的担心,都会制约消费开支的扩大。因此,今年消费者开支将继续维持一定增长,但不大可能出现高速增长。  IT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纳指的暴跌、IT生产萎缩、风险资本投资缩减以及经济下滑等,并不表明美国新经济的结束,而是生产与市场关系的一次调整,IT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从近期看,新经济调整仍未到位,但信息技术生产的过剩将有所缓和。据美国国际数据公司估计,世界IT开支增长率将从2001年1%上升到今年的5.6%,其中软件和服务分别增长11%和9%。由于IT生产过剩的消化还需一年,因此,年内企业难以形成新的设备投资高潮,但从中长期看,经过调整,新经济仍将继续发展,各种IT的创新,产品的更新换代,IT服务业的发展,无论在美国还是其它国家,前景都十分广阔。  战争对经济是一柄双刃剑,战争的不确定性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但一旦战争明朗化,就会产生相反的影响。鉴于目前阿富汗临时政权顺利建立,反恐战争已取得阶段性胜利,美国及世界经济有望在今年二三季度复苏,但全年仍将是低速增长。  与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周期性衰退相比,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是温和与短暂的。从中长期看,美国经济经过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将于2003年后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不可能出现日本“L”字形走势。美国经济的活力与实力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的,不会因为周期问题和突发事件的冲击而消失。世界银行《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01年至201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将为2.7%。(附图片)

法国图卢兹的一市场上,顾客正用欧元结账。

怎样看待美国战略模式

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在谈论现实战略之前,不妨对美国二战以来的全球战略做一简单回顾。战后之初的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处于巅峰期,杜鲁门主义表现出不可一世的狂妄,把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民族革命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都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美国都要加以干涉。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主义表现为相对的战略收缩,提出美国仍将参与盟国和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它不能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承担防务责任,其他国家应当为他们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冷战结束后的10年,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大致呈蝴蝶形:两翼是欧洲和亚洲,头是美国,身子是中东。美国追求的是欧亚并重的战略,在两洲保持大致相当的前沿部署,而对中东事态给予最大的注意。

从以上美国几次大的战略调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从二战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领导世界”,这个目标没有变过。第二,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美国的实力,在实力增强时,采取扩张战略,在实力削弱时;采取相对收缩的战略。第三,战略调整的另一个依据是对付主要的威胁。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从来没有认真地认为,对美国本土存在着重大威胁,所以本土防卫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的战略核心任务。

“9·11”恐怖袭击以其突如其来的方式、空前惨烈的后果,使美国民众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理震撼和打击。这次事件表明,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实际上也很脆弱,也不安全。这种心理上的打击成为美国今后一个时期讨伐恐怖主义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驱动力,也是我们理解美国内外政策和战略调整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包括两党)迅速凝聚起若干共识:第一,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威胁。第二,要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国内必须安全”。第三,“9·11”袭击事件使美国处于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这是一场范围广泛的战争,包括外交、金融、情报、传媒、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这场战争,必须组成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联合”。第四,美国必须打击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必须打击窝藏和庇护本·拉登的塔利班,从军事上打赢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第五,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是长期的。

可以说,“9·11”事件促使美国迅速实行战略的调整,这种调整现在还正在进行之中,不能认为已经完成,但不论今后的发展情况如何,在布什政府本届任期内,反恐怖主义将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它的全球战略中的头等大事,布什政府将使用它所能采用的各种手段,集中它所能集中的力量,在国内防止新的恐怖主义袭击,在国外打赢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总体战争。

“9·11”事件从三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的战略重点。第一,在当前这场反恐怖战争中,保卫美国本土是它战略的“重中之重”;然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显然是在西亚和中东。迄今为止,美国对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反思主要是在中东政策方面,因此美国比较明显地改变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态度,明确表示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在布什政府的这一任期内,估计这个战略重点不会发生变化。第二,“9·11”事件使美国重新认定什么是它的主要威胁。尽管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蓝队”仍然存在,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已经小得多了,起码现在是这样。美国在威胁关注的轻重缓急上进行了重新排队,有的美国学者说,在美国威胁的单子上,中国的地位降低了四五位。第三,为了建立反恐怖主义的国际联合,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增加,合作的一面会得到加强,冲突和矛盾的一面会暂时有所缓解。

中亚战略格局重组征兆

邓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室主任):“9·11”事件后,尤其是美国发起针对阿富汗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军事行动后,毗邻阿富汗的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出现重组征兆。

第一,美国与中亚关系迅速回暖升温,对普京当政后俄罗斯影响日隆的势头形成遏制。虽然俄美在反恐问题上立场接近,俄罗斯未对美国进入中亚提出异议,但若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长期化,俄美之间的竞争矛盾将显现。中亚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后院”,难以接受与美国共同主导中亚安全的现实,彼此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

第二,“9·11”事件之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由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安全机制,中亚国家积极参加和普遍认可。随着美国进入中亚,这两大机制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美国因素的直接影响。若美国以反恐为名常驻中亚,中亚现行的安全格局和战略平衡将有可能被打破。

第三,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发展,美国有意借重土耳其既是操突厥语的国家又为伊斯兰国家的独特身份,在中亚和阿富汗推行符合西方民主的所谓“土耳其模式”,以此达到一方面抑制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在中亚的影响,另一方面避免引起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对立的双重目的,而土耳其亦想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中亚重整旗鼓,美、土联手对中亚地区力量对比产生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从近期看,中亚地区尚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局面,这是因为对中亚局势影响较大的外部势力,如美、俄、伊、土等都不希望中亚出现动荡给恐怖势力以可乘之机,尤其是美国,会加大对中亚的安全保护和经援力度,以确保自身利益。此外,中亚地区内部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在当前压力下会被迫收敛锋芒。中亚各国政府普遍具有较强的控制驾驭局势的能力,政局稳定。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国直接进驻中亚,中亚局势会趋于复杂化。(附图片)

美国总统阿富汗特使扎梅伊·卡利扎德1月6日抵达喀布尔。

以巴和平依旧前景莫测

殷罡(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所副研究员):以巴冲突再度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尽了很大努力,试图将以巴双方重新拉入和平进程。在过去的一年里,各国政要频繁调解巴以冲突,美方也提出两个和平建议,先是2001年5月美国参议员米切尔为“以巴冲突国际调解委员会”拟就的《米切尔报告》,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于6月间提出的《特尼特计划》,两个文件都要求以巴双方立即停止冲突,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在“恢复信任”的基础上重开谈判。但是,尽管外部势力多方调解,以巴冲突依旧难以缓和,直至阿拉法特本人受到以色列的近距离军事围困,陷入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以来最危难的境地。  2001年的以巴冲突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以沙龙为首的以色列当局推行前所未有的强硬政策,以迫使巴勒斯坦在和谈与安全两个方面作出更多让步。《米切尔报告》公布后,以巴领导人都曾有意以报告为蓝本,商讨冷却冲突、恢复和谈的方案。由于双方在停火前提条件上有分歧和缺乏起码的相互信任,致使巴以复谈仍在未定之天。其间,哈马斯等巴激进派势力接连发动反以袭击,以当局则对巴活跃分子实行“定点清除”,导致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9·11”事件之后,特别是阿富汗反恐怖战争开展以来,国际社会在反恐怖问题上已经达成了较多的共识,有违国际公理和基本人道主义的恐怖主义理论和恐怖主义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空前一致的抨击。12月间发生在耶路撒冷等地的自杀爆炸以及以色列重新进占加沙和西岸的巴控区,引发巴以流血冲突大规模升级,阿拉法特也遭到以色列当局的“软禁”。  眼下,出面调解以巴关系的换成了美国中东特使津尼先生,即将出台的“津尼方案”有可能引导以巴关系在2002年趋于缓和。目前,人们只能期望双方展开比较认真的安全合作,但阿拉法特对巴激进派的约束能力有限,以色列也不会轻易放弃对巴自治机构的高压政策,因此,巴以恢复和平进程尚需时日。  持续了一年多的冲突加剧了以巴两个民族的对立,但双方的和平条件却呈现了不对称演变:巴勒斯坦方面要求在2000年9月冲突爆发前巴拉克提出的和平条件上恢复谈判,这一点是以色列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包括工党新领袖在内的以色列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以往的承诺,希望重新构想未来的双边关系,甚至希望巴勒斯坦人尽快在目前控制的领土范围内建立实体国家,而这又是巴勒斯坦人决不会答应的。考虑到沙龙的任期只剩下一年,以色列政府的更迭程序不久便会拉开序幕,而阿拉法特年事已高,“后阿拉法特时代”这一表述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见诸于媒体,目前的以巴领导人谁都不会冒险在一份必然带来风险的协议上签字,对以巴关系的预测还应该是那句老话:前景莫测。

战争影响下的印巴关系

荣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室副主任):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怖战争,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以及南亚地区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巴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巴基斯坦战略地位上升,成为美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印巴是南亚大国,冷战期间,美巴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关系。但从1997年开始,美从地缘政治和争夺印度巨大市场的考虑出发,确立了“重印轻巴”的南亚政策。“9·11”事件以后,美国又提升了巴的地位。

巴基斯坦系阿富汗的重要邻国,同阿有2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巴的合作和支持,对于美反恐战争的结局至关重要;同时,巴作为穆斯林国家,对美反恐战争的支持,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他穆斯林国家对美组建的国际反恐联盟的不利态度。正因为如此,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天,便打电话给穆沙拉夫总统,要求巴表态支持美反恐战争。在巴做出站在美国一边的抉择后,美取消了对巴的经济制裁,并承诺将提供1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巴美安全和军事交流与合作。在战后阿富汗的政治安排上,美巴也持相似立场,主张建立一个基础广泛、多民族的联合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也取消了对巴的经济制裁,并允诺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鉴于美声称反恐战争是长期的斗争,美在阿富汗军事行动得手后,在阿未来政府的政治安排和经济重建中仍然需要借重于巴基斯坦。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将对印巴实行相对平衡的政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巴基斯坦近年来面对印度的不利处境。

但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怖战争并没有缓解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克什米尔争端是印巴两国领土、宗教和民族矛盾、冲突的集中反映,也是两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印巴关系几度紧张到战争一触即发的程度。在国际上,印度竭力想给巴基斯坦贴上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巴基斯坦则认为那是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9·11”事件后,印立即表示,愿向美提供情报、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援,甚至愿同以色列一起为美打击恐怖主义打头阵,试图以此使美国的反恐怖军事行动同印打击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挂钩。但此举没有得到美国的热烈响应。因为在美国打击本·拉登和塔利班问题上,巴基斯坦有着印度无法比拟的重要性。为避免印巴紧张关系升级干扰反恐大局,美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针。美英两国频频做工作,但紧张关系随时可能再次升温。

与此同时,印度在“9·11”事件之后加紧了同俄罗斯和伊朗两个支持北方联盟的国家的协调,竭力挤进有关阿富汗重建的国际会议。印度热心阿富汗问题同样是为了对付巴基斯坦,以便对巴形成合围之势。阿富汗问题已成为印巴两国争夺的一个新焦点。(附图片)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左)和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南盟首脑会议上相互致意。

国际军备控制陷入低谷

李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在2001年,全球军备控制受到的最严重的挑战,莫过于美国总统布什于12月13日宣布将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一直被视为全球军备控制的基石。

布什总统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其真正原因是对NMD的持续发展缺乏信心。战略导弹防御的发展在美国已经两起两落。为了减少因政党更迭导致NMD再次下马的可能性,布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排除部署NMD的法律障碍,退出《反导条约》;措施之二是勉强部署一些反导部件,最好是拦截器,造成既定事实。未来一两年,如果美国经济回升,则布什连任可能性较大,美国政府会把重点放在继续改进反导技术上。如经济不景气,美国将把重点放在合成已有的技术,并部署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试验型”反导系统上。

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其影响主要是政治层面而非技术层面的。退出《反导条约》将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对军备控制的信心,各个国家将更多地依赖自助,而不是国际条约和国际规范来防范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会使得今后的国际安全形势更加难以预测。这个效应是长期效应,在2002年未必会体现出来。

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标志着美国不再承认俄罗斯在核领域与美国的对等地位。俄罗斯的温和批评表明,俄罗斯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点。美、俄双边对等核军备控制已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将是美国为防止俄罗斯核力量衰减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而采取一些双边措施。

多边军备控制条约的主要谈判场合“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已经多年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多项国际军备控制条约,例如《生物武器公约》,因为受到美国的抵制而得不到强化和实施。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军备控制目前也已经陷入低谷。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恐难以看到多边军备控制条约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尽管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停滞不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军备竞赛将在世界范围普遍开展。如果美国下一步部署NMD,其他核国家会采取技术措施维护其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对美国退约行为采取报复性或者示威性的行动。因此,在自我约束的基础上,军备控制仍会继续。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今年不会生效,但5个核大国仍会维持其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一些单边的军备控制还会有所发展,如美国和俄罗斯将采取单边行动,削减其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其他核武器国家也会限制各自核武库的规模。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以国家安全为指导思想的军备控制发展势头虽然受到阻碍,但以环境保护、人道主义、经济因素、人生安全等作为基本考虑的军备控制正引起关注,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军备控制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