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6日 · 第9版

思想纵横

张黎洲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把视线投向前方，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憧憬和希望。倘若来个民意测验，亿万人民的期盼可能各种各样，但肯定有一条是共同的：但愿生活过得更美、更好、更舒心！实际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正是新世纪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大事。在此基础上，仍然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新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也反映了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一条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一条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根本出发点”同“根本宗旨”、“根本追求”、“根本区别”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概括为两个“点”：一个是“立脚点”，一个是“激活点”。一方面，一个政党也好，一个政权也好，其基础和力量都来源于人民群众，其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我们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发展、维护人民的利益。时刻不忘为群众谋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和政府的“立脚点”。另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人民，在新世纪里，要使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五十年战略目标、一百年宏伟蓝图成为美好的现实，只能靠亿万人民的奋发努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生活水平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善，这样，目标激发出动力，期盼转化为干劲，亿万人民将焕发出高昂的精神、凝聚起巨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支持与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因此，从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根本出发点又成了最大的“激活点”。可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意义深远，不可须臾或忘。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往主要是要求衣食住行得到基本保障。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演进，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新旧世纪的交替，新旧体制的转轨，势必带来许多新的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并反映到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生活需求上来，因而应当以全新的视角和标准，去解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给予其准确的界定和正确的量化。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迈进。这样的小康，是全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是涵盖全国人民而不是部分人群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不能停留在人均收入的增长，更要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既要使城乡居民经济收入有大幅度提高，还要在消费结构、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医疗保健、精神需求等诸多方面作出努力，使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得到尽可能的满足。一句话，要真正抓住根本出发点，首先要对小康和小康生活有比较真切、全面的理解，才知道往哪里使劲，怎么样使劲。

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需要上上下下都具有一种务实精神。是不是真正抓住根本出发点，不光是听怎么说的，更应看是怎样干的。我们的同志都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间，把群众的生活当作大事，遇事自觉权衡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实干、办实事、讲实效，让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共享改革和发展的实惠。应当说，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不很难，但是要让所有地区、所有群众都富裕起来难乎其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让全国人民都逐步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这是异常复杂、相当艰巨的使命，也是无尚光荣、责无旁贷的责任。对此，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为此，我们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工作研究

陈从亮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方兴未艾，世界各国纷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重组。这种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不仅将为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而且将给各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因此，“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运用”，是我们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能提供高技术、高性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突破现有的需求约束，创造新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又具有极强的渗透性，能够通过对传统产业及其生产要素进行科学合理、高效综合的改造、重组，促使其更新换代，使之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益，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可见，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争夺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推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用高新技术激活传统产业，使其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新生。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够辐射、改造传统产业，用现代技术、设备和先进的工艺流程装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其次，高新技术能够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再次，高新技术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的分化和替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将对传统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并使传统产业不断走向分化，在分化过程中，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实现了升级换代，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大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加强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嫁接和改造。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当前，必须抓住信息化这个机遇，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带动产业结构和产业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优化。发达国家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进入信息化发展阶段的，而我国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发展阶段就迎来了信息化的汹涌浪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重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我国经济发展是追赶型经济，新的历史机遇使我们可以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必须与实现工业化和改造传统产业密切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互为动力、共同发展。比如，我国一些产业产品档次低、质量差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装备落后，许多已成为国际主流装备的数控、柔性化的机电一体设备，我们在制造和普及上还有很大差距。这就为我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总之，现实情况不容许我们走传统的线性发展道路，而片面发展信息化也不现实，只有以工业化培育和推动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化，才是正确的选择。

王邦杰

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然而，目前进行结构调整，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有企业改革还未完全到位、投融资机制尚不完善、科技成果市场化不足、人才资源短缺等。因此，要使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必须以创新为动力，着力解决影响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加快企业改革，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当前，应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上取得突破。一方面，以产权多元化为目标，通过内联外引、资产重组等方式，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新办企业除少数必须由国有独资外，应搞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对于重点培育的大型企业集团，要建立规范的公司出资人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实现融资机制创新。一是由政府牵头建立以市场为导向、资金来源多元化的风险投资基金，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二是培育投资主体，加速企业自身资本的积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和外来资本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三是创新融资手段，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和项目融资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实现技术进步和人才成长、使用机制创新。一是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通过建立政府支持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引导、鼓励企业建立自主创新机制，加大技术开发投入，选择重点领域，实现科技创新的跨越式突破。加强产学研联合，把经济开发区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孵化中心。二是建立健全人才的培养、使用和激励约束机制。从结构调整的需要出发，积极实施高层次创造型人才工程，建立多梯次、应用型人才库，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既要注重培养和造就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和科技企业家队伍，又要创造条件，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开放式人才观，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加快机构改革，实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对市场调节进行修正，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要以正在进行的地方机构改革为契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和办事环节，切实提高行政效率，为结构调整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书刊评介

夏学銮

浙江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完成。《报告》是在大量实证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对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农村青年状况所进行的客观描述和科学分析。它以“觉醒与迟漠”、“跋涉与希望”、“挣脱与回归”、“传统与现代”、“滞后与实用”、“传承与变迁”和“迷茫与失落”为分析架构，详细地研讨了当代农村青年的价值观与变迁、教育与学习、从业与致富、婚姻与家庭、闲暇与消费、社交与选择和犯罪与预防等社会热点问题，从整体上反映了当代农村青年在迈向现代化的新跨越中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价值观嬗变和心路历程。

纵观全书，《报告》具有集客观性、科学性、前瞻性、实用性和理论性为一体的特点。首先，客观性。《报告》以翔实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客观地反映了当代农村青年发展状况的方方面面，既肯定他们的进步和成绩，又不回避他们的问题和不足，恰到好处地反映了他们在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革新与守旧、变迁与继承之间难以回避的矛盾心理。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和都市的多彩生活，但从思想到行为上又保留着传统农民的许多特征，在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中经受着痛苦的思想煎熬，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进三退二，非常艰难。其次，科学性。《报告》以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为基本出发点，努力构建关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青年的知识体系。虽然这个体系还不够完善，一些认知架构尚需要进一步调整，但是，关于中国农村青年的一个综合认知框架毕竟建立起来了。这就为以后关于农村青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研究的参照系。第三，前瞻性。《报告》以前瞻的眼光来审视当代农村青年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许多富于启迪的政策建议。如第三章作者提出的“加快农村青年致富步伐的思考与建议”，第五章作者提出的“名牌消费离当代农村青年有多远”等，就是《报告》具有前瞻性的具体表现。第四，实用性。《报告》以对当代农村青年生存和发展状况的科学考察与中肯分析为基础，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村青年状况的良好建议，使从事农村青年工作的同志看得懂、用得上，同时也为有关部门制定农村青年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第五，理论性。《报告》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为分析架构，对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发展状况及其局限性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大胆的预测。《报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学习通信

齐建国

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不仅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任务，而且把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是十分正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这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第二，这是扩大内需、加速经济增长的需要。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诸多条件，如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增强，提高了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能力；初步建立了科学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体系，形成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已经拥有庞大的科研人员队伍，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要素；独立自主研究与开发了大量高新技术成果，一些单项技术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甚至跃居世界领先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国内市场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水平日益上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巨大挑战。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是新兴的包括电子信息设备制造和服务业在内的信息产业。但是，由于我们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体系，缺乏高新技术产业的“根”，我们不得不大量引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线和零部件组装产品，因此，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附加价值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和效果。

因此，工业优化升级，关键是要把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传统产业改造一定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努力提高改造的起点；高新技术产业化一定要把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改造中的实际应用作为主战场，努力为传统产业改造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学习贯彻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马宏伟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指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怎样理解《建议》中这一论述的深刻内涵及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邹东涛。

记者：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有什么特点？

邹东涛：“劳动”作为一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将其考察和研究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曾经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的区分，如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等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工资理论、分配理论等，正是建立在上述一系列劳动范畴基础之上的。

按照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绝大部分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是揭示资本主义本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记者：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那么，对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来说出现了哪些有影响的新情况呢？

邹东涛：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同时，席卷全球的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浪潮正在蓬勃展开，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与十九世纪中叶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新特点。

第一，社会产品中的活劳动含量日益减少。由于迅速发展的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单位产品，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非物质产品，其中所包含的活劳动已经大大减少。于是，同样多的活劳动，在今天可以创造出比过去多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更多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这种活劳动本身，而是创造发明先进技术的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率先采用先进技术的企业，由于其劳动生产力特别高，可以用同样多的活劳动时间，创造出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更多的商品和价值。随着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科技工作者与企业家的创新劳动在发展生产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今后，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

第二，社会生产要素的内容大大增加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过去被认为微不足道的要素，现在正在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并日益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过去人们只笼统地将劳动、资本、土地看作生产的三要素，而现在，知识、技术、企业家才能、信息等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重要经济资源。当代的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三要素的范围。

第三，原来意义上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加速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业结构有日益高度化的趋势。这一规律使得传统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着重分析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科技产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已占总劳动的60％—70％。在当代经济科学研究中，第三产业的劳动被公认是生产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能够比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和第二产业（加工工业部门）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记者：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与外延也正在被大大拓宽，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邹东涛：首先，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后盾。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正处于重大科技突破的前夜。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正在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筹码。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科技人员的劳动，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劳动，也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是能够创造大量价值的复杂劳动，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源泉。而要调动这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激励与收入分配政策。

其次，由企业家才能主导的企业间的国际竞争，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集中和直接表现。一个简单而直观的事实是，经济越强大的国家拥有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也越多。那么，怎样才能造就出大批优秀的企业呢？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在企业制度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培育一大批市场化、职业化的优秀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才能使优秀企业涌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劳动给予充分的评价与激励。

记者：包括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应如何理解？

邹东涛：深化和丰富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首先应拓宽劳动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可以仅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以及为物质生产部门直接服务的运输业、邮政电信业和商品仓储业等服务业的劳动视为生产劳动。因为当时其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微不足道。但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服务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创新浪潮遍及全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今天，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在GDP中的比重已空前提高，甚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定，应进行适当调整。

记者：当前，深入研究与丰富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分配和激励机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邹东涛：首先，有利于贯彻落实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当代，无论从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和财富创造中的实际贡献来看，还是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来看，都应鼓励和保障资本、技术、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要求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因为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就不能形成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按要素分配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就与理论研究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其次，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与企业家才能这两大生产要素的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贡献，是普通的活劳动所无法比拟的；同样，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也是普通工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他们不能按普通劳动的标准进行收入分配。否则，如果科技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收入，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将陷入停滞；如果轻视和低估企业家才能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必将置企业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的历史已经证明，“廉价”的企业家制度必然导致高昂的企业运行成本，特别是导致灰色、黑色和腐败成本。因此，即使以狭隘的经济眼光来看，“廉价”的企业家制度也并不合算。事实上，科技工作者、企业家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他们已经或者还将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人力资本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劳动的特点是：从事复杂的智力劳动，生产成果多为知识产品和服务性产品，其产品的内在品质不易观察；与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相比，其努力程度更加不易监督；与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偷懒与懈怠相比，他们个人的偷懒和懈怠将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在收入分配上，应积极探索更恰当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自我监督、自我激励。比如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进一步完善专利制度和鼓励技术入股等。

记者：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如何确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的落实呢？

邹东涛：从宏观上看，应建立“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制度体系。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必然的分工与协作。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其中部分是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结果，有体现效率优先的合理成分；但也有市场机制不完善、转轨时期体制存在不少漏洞和市场失灵等因素在起作用。进一步说，还要看到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的流动来调节和平抑某些收入差距，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逐步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非法收入问题，而且还有必要运用政府的力量与权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等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