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2日 · 第11版

国际礼仪ABC（9）

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提出了场合着装的“TPO（Time、Place、Object的缩写）”原则，其基本含义就是穿衣打扮要有章法，搞清楚穿衣的时间、地点及目的，直到今天它仍是各国人士在着装时所遵循的基本规则。

穿着整洁你可能只准备了两三套供接待或旅行之用的服装，而且它们难入高档华贵之列，但只要保持清洁，并熨烫平整，穿起来就能给人以衣冠楚楚、庄重大方的感觉。整洁并不完全为了自己，更是尊重他人的需要，因此这是良好仪态的第一要件。

着装要与身份、年龄相符在社交场合，如果忽略自己的社会角色而着装不当，很容易造成别人对你的错误判断，甚至会引来误解。比如艺术家和作家，即使在正式场合着装也可以尽显自己的独特风格，在选择衬衫和领带的色彩上可以不拘一格，而官方人员代表国家出席某些正规场合，就应该穿得传统或保守些，以示庄重。

注意衣着与场合的协调无论穿戴多么亮丽，如果不考虑场合，也会被人耻笑。如果大家都穿便装，你却穿礼服就欠妥当。在正式的场合以及参加公私仪式时，要顾及传统和习惯，顺应各国一般的风俗。去教堂或寺庙等场所，不能穿过露或过短的服装，而听音乐会或看芭蕾舞，则应按当地习俗着正装。

遵守不同时段着装的规则这对女士尤其重要。男士出席各类活动有一套质地上乘的深色西装或中山装足矣，而女士的着装则要随一天时间的变化而变换。出席白天活动时，女士一般可着职业正装，而出席晚5点到7点的鸡尾酒会就须多加一些修饰，如换一双高跟鞋，戴上有光泽的佩饰，围一条漂亮的丝巾。出席晚7点以后的正式晚宴等，则应穿中国的传统旗袍或西方的晚礼服——长裙。（晨曦）

域外杂谈

潘岳

欧洲最北部的国家是挪威，挪威最北端的城镇是洪宁斯沃格，它被称为“欧洲北角”，欧洲大陆的最尽头，面对巴伦支海。海那边，只有熊、雪狐、海豹能生存，那是北极冰川。

所谓欧洲北角的象征，是该镇最北端绝崖上的一座高耸的灯塔。灯塔下面，咆哮的巨浪将坚冷的岩石劈打得斑驳苍凉。但经过无数沧桑岁月，山还是山，海还是海。

洪宁斯沃格全镇共有3600个居民，小镇范围内有十几个独具风情的小渔村。这些小渔村非常现代化，水电、路桥十分发达。他们酷爱大自然，关注环保，他们吃得好，住得好，无忧无虑，悠闲度日，每人的眼睛里面都透着一种祥和、安逸、诚实的目光。当然，还掺杂着一点点懒惰。

我怎么也难以想象，这些与世无争、面色红润的挪威人，当然还要加上瑞典人、芬兰人、丹麦人、冰岛人、一部分英国人——全世界最富裕的人们；这些整日在议会里为如何花销多余的财富而争论不休的人们；这些自诩为全球社会福利最好、精神文明最高的人们，居然大部分是凶猛贪婪的维京海盗的后裔。

1200年前，那些不要命的、能耐严寒的、凶猛剽悍、体魄高大的野蛮人，以临近欧洲北面的各个荒岛为进攻基地，划着自制的小舟，成群结队地呼啸上岸，烧杀抢掠，鸡犬不留。待各王国军队赶来时，他们早已喝得醉醺醺地撤向大海。这种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战术持续了多年。欧洲那些养尊处优的君主与主教们实在抵挡不住了，他们决定与维京海盗谈判。

过往的血账一笔勾销，划予他们新的土地，赐予他们更多的钱财，再授予这些船长们一个个国王的王冠与贵族的称号，也就是说，承认他们成为一个个平等的王国。条件呢？只有一个，从此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以前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海盗转眼变成绅士，他们将弓箭收起，开始从事远洋贸易或航海探险。至今，在北欧各国首都的博物馆里，还不无荣耀地展示着这些1000年前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船。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英吉利海峡到加勒比海，这场野蛮与文明的交战终于停止了。野蛮战胜了文明。

野蛮战胜文明后，又建立新的文明，然后再腐朽，再被新的野蛮人取代。循环往复，似成历史定律。

如今，当看到这些北欧人为自己的环保与福利沾沾自喜的时候；当他们追随着美国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民主状况频频指责的时候；当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的文明而对他国文化屡屡讥讽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什么呢？

人权，首先是生存，其次才能谈民主。一边拒绝帮助穷国的生存发展，一边又责骂穷国的民主状况，是否显得过于自私？拿环保来说，他们无休止地开采穷国的资源，先靠工业化富了，却一股脑地将污染工业通通转移到穷国，然后跷着二郎腿去品评人家的环保状况，这难道不显得过于傲慢？

我现在站在全欧洲的最北端、最高处的灯塔上，思索着挪威人、欧洲人、美国人与我们中国人。我不会为辉煌一时的西方文明而过度兴奋。此时此刻，随着奔流不息的海潮，望着烟波浩渺的苍穹，我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而自豪、而激动不已。我们全体团员都站在灯塔上大声地呼喊着，高唱着。我想，很多人都能听得到，尤其是中国人。

过去的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尽管其文明已由其他地区继承下来，但除了剩下些古建筑遗迹外，其文字、语言，都随着蛮族的入侵而消亡了，甚至血统、人种也全变了。中国也经历了多次蛮族入侵，但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同根同种同文，一直完整地保留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先，靠着黄河源头文化所酿造出的政治智慧，为我们设计了一套优越的、独特的精神伦理体系。虽经几千年风雨袭扰，却仍然独立于世界东方！大中华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与此同时，我们又岂敢自满。160年前，英国人的540尊舰炮，击碎了我们天朝的梦，一觉醒来，中国人变聪明了许多。知耻近乎于勇。我们要向人家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大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吸纳别人的精华，那也就称不上是优秀的文明。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殖民地掠夺与现代化积累，反以其先进的工业文明潜移默化地同化着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喜欢吃的汉堡包，喜欢穿的乔丹运动服，他们心中的外国歌星与他们最爱看的日本卡通片，再看看他们对那些未加改革的戏剧、书画、诗词、饮食等等诸多“国粹”的一脸不耐烦，就已向我们这代年轻的父母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或者说，是一种使命感，催促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去重建我们饱受风霜的大中华文明体系。

我们能来到欧洲北角很不容易，要转几次飞机。大使馆陪同人员讲，我们是来到此地极少数的中国人。但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全世界各地，凡人类能抵达的地方，都会有我们中国人的足迹！而且我更相信，无论中国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出去的，也无论他们出去了多少年，喝了多少年洋酒，他们决不会变。他们依然爱吃中餐，爱舞狮子，爱扎堆儿，爱在春节时贴上一对吉祥如意的春联。他们会时常回家看看，他们也会带着老家的人出去走走。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回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无论他们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在硅谷，他们的根都在中国。

五洲茶亭

林皎明

怎么也想象不出酋长国怎么可能e（电子）政府，就像无法想象在沙漠帐篷里怎么玩ICQ（网络聊天工具）。然而，在海湾迪拜酋长国，e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建立，电脑管理国家的崭新模式开始付诸实践。

迪拜人说，“e政府”这个词是他们创造的。或许有些人至今不明白e政府是怎么回事，但迪拜的精英们早已认定：这是沙漠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仅要改变30多年前刚刚用上自来水的牧民生活，而且还将革新他们“臣服”的命运和生活方式。

就记者所见，e政府给人留下的相识面孔，不是豪华的办公大楼，而是一幅公式化的网页页面。公民办事、登记、填表格，不用再到机关门前排队，只要在家中点点鼠标，事情就全妥了。美英软件公司把全套行政管理软件搬到沙漠里来，更新为海湾版本。这一系统工程的推进速度相当快，一旦迪拜因特网城竣工，将很快全面履行义务。

根据计算，e政府比传统的“面对面”管理模式减少76％至80％的开支费用。即过去办理一件公案平均开销80迪尔汗，而现在只需支出15迪尔汗。当然，政府电脑网页上还设有公告、统计、档案、信息交流等多项繁杂业务。小国有小国的优势。阿联酋总共才有200多万人，全部数据装进e政府，也是小菜一碟。何况酋长国在IT业上是一张白纸，采用美欧最新软件和技术，e政府成立更加顺当。美国电脑专家抱怨说，“想在美国建立e政府，那比酋长国可难多了，需要拆除许多‘老烟筒’（指老的电脑系统和数据格式）”。

话又说回来，酋长国办e政府也有瓶颈。e政府要有公民支持才能存活，电脑使用率是关键。海湾地区的电脑业发展很快，却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专家对此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一旦潮流涌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稽的范例是：去年8月，在e政府网上申请入境签证的只有837人。两个月后，这一人数猛增到8072人。不通过e政府，就拿不到签证。形势逼人上网。

e政府植根于因特网，一旦因特网瘫痪，到哪里去找e政府？这是专家不便坦言而现实生活中又多次发生的尴尬场面。海湾人慢悠悠的心态却很能包容：活人组成的政府尚且有难产的一天，e政府犯难几日又何妨？你听听。

新闻故事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李学江

在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之前，没有多少人知道澳洲土著，正是悉尼奥运会给澳洲土著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亮相机会：先是2000年6月8日的火炬迎接仪式，那个最先高擎起奥运火炬、跑完第一棒的姑娘就是土著人，她的名字叫诺娃，是奥运会曲棍球金牌获得者。接着，在9月15日的盛大开幕式上，那个手持火炬站在水池中点燃了藏于水中的火炬盘，并看着它冉冉升起的姑娘同样是位土著，她的名字叫弗里曼。她不负众望，在本届奥运会上摘取了女子400米金牌。还有，在开幕式上那个浑身涂满白粉同一位白人小姑娘手拉着手联袂演唱的男子……

但在平时，你却很少能在城市街头碰到真正的澳洲土著，目前他们的人口只有38万多人，多生活在偏远的地区。不过因他们的相貌比较独特，一旦碰到你会很容易辨认出来：其肤色介于黄种人和黑人之间；头发天然卷曲；额头高而向前突出；鼻头大而鼻梁低。据考证，他们的祖先大约于6万多年以前从东南亚先后来到澳洲大陆，并陆续流散到全澳各地。其后由于地广人稀，与外界隔绝而发展缓慢。当1788年英国殖民者到来时，澳洲土著大约有30多万人，近600个部落分散于全澳不同地域，几乎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当时他们还处于刀耕火种之前的时代：男人从事渔猎与宗教仪式，女人负责生育和野外采集，工具也限于飞去来器和投枪。他们居无定所，不建房屋，不着衣物；既不种植，也不饲养。平时聚散不定，年景好时三五十人欢聚一堂或舞蹈歌唱，或进行宗教活动；食物匮乏时，常是独家流浪，四出寻食。

200年前澳洲土著居民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国家或社会组织，因此当殖民主义者登陆时，他们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起初是好奇观望，其后是帮着带路寻水，颇为好客，直到这些殖民主义者们立足方稳，就开始侵占他们的土地，奸淫他们的妻女，毁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役使他们为奴之后，他们才开始各自为战，进行零星式的偷袭。而这种偷袭则招致白人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1838年在新州西南部有10名白人途中被土著人杀死，在其后的报复行动中，有100多土著人被杀。19世纪40年代，白人殖民者进入维州东部时，一次就无端射杀了100多人。而那个名叫麦克米兰的杀人头子后来却进入维州议会当了议员，竟然还得到了土著人保护官的职务。

1935年一位名叫威廉姆的主教竟然这样宣传说，“他们并不比狗好多少，当他向你叫时，杀了他就像杀一只狗一样并没什么害处。”在这种政策主导下，19世纪80年代在南澳亚艾尔湖的大屠杀中，多达500名土著人丧生。最悲惨的事发生于塔斯马尼亚岛，不少土著人被杀之后，被抛尸喂狗。1828年殖民者在那里宣布战争与戒严，并悬赏，捉到大人赏5英镑，抓到小孩赏3英镑。一年之内60％的土著人被消灭。自19世纪中叶起，这种能杀多少就杀多少的政策演变为“保护地”政策，即将土著居民围赶到白人不愿去的偏远贫瘠地区，不得随意离开。同时各种教会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教团，意图驯化土著。由于生存环境的缩小和恶化，他们无法到生物丰盛的地区从事采集狩猎，加之对欧洲人带入的传染病没有抵御能力，土著人口急剧减少。塔斯马尼亚州剩余土著被遣送到条件恶劣的巴士海峡中的弗林德斯等荒岛上，数十年间全部死光。到本世纪初全澳仅有土著十数万人。

20世纪联邦政府成立后实行的是一种白人种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强行将所有混血的土著儿童从母亲身边拉走，送入政府或慈善机构办的收容院，训练他们从事农场工作和家务劳动，最终让他们纳入到白人社会之中。而那些纯种土著则仍在保留地中，任其自生自灭。

土著的生存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观，政府实行了融合政策，制定了投资土著社区的卫生与教育的计划，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部分土著居民则在教团的组织下，从事捕捞与养殖等自食其力的劳动，人口开始得到恢复。20世纪60年代，土著居民取得了公民资格和选举权。70年代，联邦政府从土著社区撤出教团管理机构，让土著居民在社区一级实施“自决政策”，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中实行自我管理，即允许他们可以选择一种不同于白人的生活方式。

实施自决政策30年来，土著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无可质疑的改善，但由于两个世纪来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也由于西方文明的浸染与腐蚀，土著居民不仅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跟上主流社会的发展，反而拉大了同白人社会的差距，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现今依然是生活于富裕的白人主流社会边缘上的最为潦倒不幸的一群。（上）（附图片）

本报记者施晓慧

适逢世纪之交，四十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版画双年展在青岛和北京两地举行，堪称跨世纪的一次艺术盛会。去年十二月的一天，走进青岛海滨的文化博览中心，四百多幅风格各异的版画作品，依次排满了六间展览大厅。徜徉其间的感受是奇特的。几乎见不到震慑人心的大画家之名，也找不出谁是现代版画界的领军人物，倒是那无拘无束的构思，使整个画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画风，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日本人志野和男的丝网版画《诞生谱Q》，如一片巨大的绿叶，用它富有生机的叶脉讲述大自然的故事，又似孕育着生命的细胞，让人遐想人类基因研究的未来。韩国人李承一的木版画《空99—5》，用幽蓝的色彩把木纹变成了妙不可言的山水，那如黎明时的第一线亮光，纯得让人心醉。美国人爱立克森的铜版画《像小鸟一样自由》，简直就是弱者的控诉。乌克兰人考努奇的铜版画《遗忘的节奏》，留给每个人的是全然不同的遐思。比利时人马丁的丝网版画《最后一项》，在色与线的对话中或许有一点麦田的联想。

博览中心的主任告诉我，这些画是三百多位作者近两年的新作。如果有时间细细地欣赏，你会发现，不论作者在空间上离我们是远还是近，都在通过版画艺术与你对话。每一幅画都有一段自己的心绪，有的陌生，有的熟悉，你不必喜欢每一个，只要能找到知音。艺术是社会的反映，走在世纪之交的画廊中，我感觉到了多样与对话。

斯洛文尼亚体育：

小国勇登峰巅

本报记者严正

最近，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弗·加什帕里奇邀笔者晤面，话及斯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他非常自豪地说，斯取得两块金牌，其中男子50米小口径自选步枪射击还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虽不能与贵国的辉煌成绩相比，但由于斯是独立不久的年轻国家，小国寡民，因此这两块金牌非同小可，显示他们的国家也登上了体育运动的峰巅，正在强盛，将在史册上大书特书一番。

看到笔者对他的话表示首肯，加什帕里奇大使又风趣地说：“如果按人口或国家面积的平均数来计算，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悉尼奥运会得的金牌最多，应坐第一把交椅。”

这位大使的说法不无道理。斯洛文尼亚是位于欧洲中部的小国，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面积，近200万人口，从1991年6月25日宣布独立以来，经过9年时间，就在奥运会上摘取金牌，实属不易。倘若真的按人口或国家面积的平均数来计算，那么目前号称世界第一体育强国的美国需得270至928块金牌才能与斯并列。

是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斯洛文尼亚在悉尼奥运会上才首次获得金牌，而它的居民实际上早在70多年前就摘取了奥运金牌。历史这样记载着：1924年，一位名叫斯图科尔的斯洛文尼亚人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取了男子单杠和体操全能项目的冠军；4年后，他又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增添一枚吊环金牌；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他又夺得一枚银牌。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受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邀请，这位当时已年高97岁的老人高擎奥运火炬登场亮相。他那老当益壮、气宇轩昂的身影成为奥运精神的生动写照。斯图科尔数次摘金和长寿的经历，以及他获得的殊荣，催发了新一代斯洛文尼亚健儿登上体育峰巅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在悉尼奥运会上开始成为现实。

斯洛文尼亚健儿勇登峰巅的精神还体现在其它一些体育项目中。仅在2000年他们就留下一系列不俗的纪录：10月，38岁的卡尔尼被证实登上珠穆朗玛峰后，成功从峰顶高速滑雪而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从世界最高峰不间断滑行下来的人。他装在头盔上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滑行时的沿途景色，并通过互联网进行直播。

同年8月，斯洛文尼亚游泳健将斯特里尔在罗马尼亚的阿吉加港结束了近两个月的“水上马拉松”，他沿着多瑙河以及罗马尼亚的多瑙河—黑海运河共游了3004公里，创下了新的吉尼斯纪录。另外，斯洛文尼亚选手还在12月的世界杯体操赛中获得双杠冠军。斯国家足球队在欧洲锦标赛中踢平南斯拉夫队。斯是在外围赛中淘汰乌克兰等强队打进欧锦赛的等等。

斯洛文尼亚健儿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显然与这个国家的民族崇尚体育有关。斯洛文尼亚人勤劳好学，善于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新知识和新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家园，因此它在巴尔干地区一直是社会最稳定，经济最富裕，生活水平最高。目前，按人均计算，其电力生产、国民收入以及居民的生活水平，均高于某些欧盟国家。民富思康乐、思强身，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使斯居民特别热爱体育活动。平时下午3时下班后，许多居民回家换上宽松的运动服，到附近的山丘、河边、体育场馆，或骑上自行车到市郊的林间小道散步、跑步和锻炼身体。到了周末和其它节假日，绝大多数居民都爱去野外活动健身。另外，斯国家虽小，但它有终年积雪的高山、丘陵、河、湖、海洋及平原，而且52％的国土覆盖森林，加上政府倡导，在各地建了众多场馆和其它设施，使各种体育活动都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是冠军的摇篮。

遗忘的节奏考努奇·康斯坦丁（乌克兰）

大树-2利兹·卡芬（澳大利亚）

时间天使蒲池正治（日本）

藏书票娜塔丽亚·桑兰索娃（拉脱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