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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25日 · 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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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党须从严——反腐倡廉系列谈之五

思想纵横

张仲华

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极少数人由党的高级干部堕落为腐败分子,教训是深刻的。它从反面告诫我们:从严治党,刻不容缓。

江泽民同志指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严肃党的纪律,严惩腐败分子,使党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但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既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更要有刻不容缓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治党须从严,是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需要。世纪之交,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党要在新的世纪带领全国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关键是要把党的自身建设搞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惟当从严。严,才能出凝聚力、出战斗力,才能搞好党风、遏制腐败,才能使我们党在新的挑战和考验面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治党须从严,是由党所肩负的任务决定的。今后十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非常关键的十年,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待解决,未来我们遇到的困难会更大,任务会更艰巨。只有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肩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使命。

治党须从严,是由党的队伍的状况决定的。我们党是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大党,绝大多数党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也要看到,在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同党的性质和宗旨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干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从严治党,才能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

从严治党,必须认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强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反腐败斗争负总责,首先要把领导班子管好,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党动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不仅自己要清正廉洁,还要管好班子成员,抓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

从严治党,必须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近些年,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很明确的,既包括大的方针政策,也包括具体的行为规范,现在的问题是要扎扎实实地抓落实。不能把反腐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真抓实干,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一些干部甚至个别高中级干部成为腐败分子,除了自身堕落蜕变的内因外,也暴露出我们在干部教育、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漏洞。各级党组织在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上,要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从严治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要把整顿和加强党的纪律,作为当前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抓紧抓好。一要加强纪律观念的教育,二要克服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对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要依纪依法严惩不贷。“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只有从严惩处胡长清之类的腐败分子,才能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

工作研究

张士儒

江泽民同志最近强调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今天,宣传思想工作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所面临的光荣而又神圣的课题。从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看,要解决好这一课题,就必须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

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是指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具有理性思维,高屋建瓴,靠深刻的道理、科学的理论说服人、教育人、凝聚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增强理论性,这是为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多年来我们也是一直这么做的。但也有个别地方的宣传思想工作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如用简单的口号式宣传,代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精神实质的把握;用简单的对号入座,代替深刻的理论思考等,结果造成宣传思想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有所弱化,宣传效果缺乏深刻性、持久性。事实表明,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力求实效,力求宣传效果持久,这样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才能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根本的目的就是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性和宣传效果的持久性。因此,必须把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作为增强宣传思想工作效果,保持宣传思想工作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重要方面认真抓好。一是要大力提高宣传干部的理论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宣传干部头脑,树立起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解决宣传干部自身理论根底浅,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问题。二是要改变宣传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充实一批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才或专家学者加强基层宣传队伍,提高宣传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三是要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加大理论宣传力度,在解决人民群众的理想、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多下功夫。四是要加强宣传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树立创新务实的精神,努力培养积极探讨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善于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良好风气。

宣传思想工作的前瞻性,是指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把握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超前谋划,引导人民群众摆脱错误思潮的干扰,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宣传思想工作若没有一定的前瞻性就会被动,丧失主动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宣传思想工作者之所以对此不知所措,感到唱响主旋律的有效办法不多,缺乏前瞻性研究和思考是主要原因。宣传思想工作要增强前瞻性,一是宣传思想工作者应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以及建设现代化强国所必备的其他知识,只有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济知识,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才能针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在人民群众感到迷惘的时候,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帮助人民群众明确方向,选择正确道路。二是应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把握形势。宣传思想工作的前瞻性不是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而是正确的观察和分析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结果。如果不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研究分析形势发展对国家、民族特别是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就很难做到有前瞻性。三是应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许多前瞻性问题是在对大局的把握和深层思考中提炼出来的,没有超前分析和科学思考,不可能取得驾驭形势的主动权。四是应善于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宣传思想工作者既要注重总结宣传思想工作本身的经验,更要注意总结宣传思想工作对象的思想变化规律,总结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性,是指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面对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敢于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帮助人民群众释疑解惑。一些地方的宣传思想工作不被重视,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除了一些同志摆不正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一些地方的宣传思想工作不能贴近改革开放的实际,帮助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宣传思想工作要取得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权,宣传思想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认真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调查研究首先取得发言权,提高针对性,然后才有指导权。强调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性,绝不是代替业务部门的具体工作,而是根据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现实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提高整体水平,才能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宣传思想工作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如果离开了理论性,就会失去基础和正确方向;而理论性离开了前瞻性和指导性,就失去了目的。同时三者又是相互促进的,深刻的理论性可以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而前瞻性和指导性又必然在实践中促进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全面提高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必将把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使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克敌制胜的方略 创造奇迹的艺术——《大战略论》读后

书刊评介

夏征难

“你可以对大战略不感兴趣,但大战略对你感兴趣。”作者吴春秋开篇的“引言”,一语道出了《大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主旨。通览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提出了独特的大战略观。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尽管研讨大战略的著述甚丰,但对大战略的认识至今仍众说纷纭。该书作者在鉴别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在作者看来,以战争和军事为重心,仅仅运用综合国力去准备和防止战争,并在必要时打赢战争的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狭义大战略”。而广义大战略则是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国家目标的总体战略,它不仅要研究国家安全领域带全局性的指导规律,而且要研究国家发展领域带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更重要的是研究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统筹兼顾的带全局性的指导规律,其实质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安全与发展统一观”。这是大战略的精髓所在。

二是概述了大战略的基本原则。认识大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大战略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具体情况运用这些原则又是大战略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作者基于保证在既定的客观条件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能动性的总要求,概括出七条大战略的基本原则:第一,全局性原则。大战略是全局性层次最高的国家级总体战略,大战略指导者必须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总体设计上。第二,为政治服务原则。政治是大战略的灵魂,国家级大战略行为主体的政治目标,归根到底是一定历史时期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奋斗方向的集中体现。第三,综合国力原则。建设和运用综合国力实现大战略目标,是大战略最核心的内容和基本特色之一。第四,战略重点原则。大战略指导者应始终关注战略重点,相对集中力量,优先确保战略重点的需要。第五,不战而胜原则。不经过流血战争而实现大战略目标,应是大战略指导者所力争的上策,但不战而胜最重要的条件则是准备战而胜之。第六,目标与手段一致原则。大战略的目标不能超出国力的可能,须有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与之配套,各种手段须协调一致、形成合力。第七,相对稳定性原则。对于一项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大战略计划不可随意改变,但需改变时又应果断地改变,大战略指导者必须善于发现并全力抓住历史转变的契机去开创新局面。

三是阐述了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意义。该书特别强调了加强我国大战略研究的必要性。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实质上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指挥这场“战争”,更有赖于高明的大战略指导。作者认为,实际上我国正在实行一项指导国家跨世纪发展的大战略。其总目标是: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重点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是分三步走,即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为保证我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又制定了一整套的对内对外政策。这项大战略相当完整。但在漫长的征途中,又应注意根据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我国现行的大战略作相应的调整,以便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

江岩

内容提要:●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使用过“战略问题”、“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最大的事情”、“百年大计”等重要提法,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刻阐述。

●新老交替是一个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必须抓紧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

●年轻干部的成长不是自发的,育人是用人的基础。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是邓小平同志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

年初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和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求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面向新世纪,向全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这一历史重任面前,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重要论述,对于做好这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的问题。他说:“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使用过“战略问题”、“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最大的事情”、“百年大计”等重要提法,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刻阐述。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后,就立即提出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把发现、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与党的组织路线联系了起来。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三方面要求:第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第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健全革命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他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着重讲了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把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年轻干部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联系了起来。

1986年,邓小平同志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时提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在此之前的1982年,中央政治局讨论精简机构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拔比较年轻的。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把实现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联系了起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与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联系了起来。

邓小平同志不仅指出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重大意义,而且带领全党进行了伟大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继续进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作为两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党的十五大提出,培养和选拔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是一项战略任务,必须抓紧做好。

“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

新老交替是一个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这些年来,干部年轻化有了较大进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干部老化问题还会重复出现。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必须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

打破“台阶论”,敢于破格提拔。一般情况下,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使之有一个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对特别优秀的人才,就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要破除“论资排辈”思想,敢于往前排。年轻干部上不来,很大程度上是被“论资排辈”这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盖住了。有些已经进班子的年轻干部,也由于“论资排辈”的影响而发挥不了作用。必须冲破这种陈腐思想的束缚。邓小平同志曾提出,高级领导机关,可以考虑先解决选拔年轻干部当二、三把手的问题,准备过两三年或四五年由他们来接替一把手;中下级机关能够选到好的年轻干部当一把手,就直接选。在选人问题上,要抛弃个人恩怨,注意社会公论。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能感情用事。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需要腾出位子时,要从大局出发,把位子让给年轻同志。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年轻干部。年轻人经过的斗争少一点,领导经验少一点,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请示报告。放在一定位置上,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对有某些缺点的年轻干部,只要是人才,只要本质和主流是好的,也要放手使用。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进了领导班子后可以继续改进。真的用错了,还可以换。当然,年轻干部也要正确认识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但是,谦虚谨慎不等于逢迎讨好,戒骄戒躁不等于唯唯诺诺。改革开放是一场试验,要鼓励年轻干部,看准了的,就大胆试,大胆闯。只有这样,才能干出新的事业。

开阔视野,广泛发现人才。不能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些人,不能总是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选人也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不能只限于区、县、地、省的党政干部范围。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能只靠组织部门。组织部门要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近年来,各地采取民主推荐、公开招聘、考试录用等方法,面向社会选拔领导干部,扩大了民主程度,发现了一批人才,使一些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建立制度,鼓励年轻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制度改革有了一定进展。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一大批老干部退出了领导岗位,为干部年轻化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结合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和调整,对配备年轻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对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年轻干部的配备提出了明确要求,标志着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年轻干部的成长不是自发的,育人是用人的基础。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是邓小平同志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他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在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他又指出:“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政治方向模糊不清,就难当大任。邓小平同志强调,选年轻人要特别注意政治品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时,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还有另外一种人,即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但是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这种人不能进领导班子。选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使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陈希同、王宝森等人身上吸取深刻教训,经受住金钱、美色、物欲的考验,拒腐蚀,永不沾。对年轻干部来说,“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同志能够认真履行社会公仆的职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孔繁森、李润五、李国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也确有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发展下去迟早会被群众打倒。为使年轻干部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要求。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是政治上清醒和坚定的前提。年轻干部要注意克服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努力掌握真才实学。搞现代化建设,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缩小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就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就指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他还指出:各级党委、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现在特别要注意从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间选拔。四十岁左右是一个什么含义?大体上是五十年代进大学的人。”可见,邓小平同志是把年轻化与知识化、专业化统一起来加以考虑的。从我国干部队伍现状看,“文革”前大学毕业的领导干部,多数在本世纪末将达到退休年龄;七十年代的学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不少人耽误了学业。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三四十岁左右,他们经过系统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基础较好,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主力军,应重点加强对这批人的培养教育。

放到第一线压担子。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时充分肯定:“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放到第一线压担子,就是放到基层重要领导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实践证明,这是加快培养年轻干部的一条成功经验。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应注意搞好三个结合:一是把挂职和下派结合起来。挂职是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一种有效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产生干部本人的“镀金”思想和接收单位的“待客”思想,这对干部成长是不利的。把干部派到基层工作,可以使干部本人安下心来,扎实工作,为本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二是把下派和轮岗结合起来。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可以到基层去,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也可以到领导机关来。在机关内部,可以在性质不同的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在地区之间,可以在条件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岗位轮换,全方位锻炼干部,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把在职干部培养与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结合起来。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是培养年轻干部的有效途径。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跟踪培养,可以缩短成才期,提高成才率。

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负有直接责任。要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这项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认真抓好。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宏大气魄和宽广胸怀,满腔热情地帮助年轻干部茁壮成长,使他们尽快担当起历史重任,以保证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