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7日 · 第3版

新华社记者 夏林 张淑英

不久前，中央“三讲”教育联系会议办公室向各地转发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情况。为此我们采访了张立昌同志。

“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这次‘三讲’教育走了过场。如果我们这些党的负责干部丢掉了这次历史性机遇，那就会犯难以弥补的错误，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

天津市“三讲”教育开始后，面对全市干部对市委工作提出的意见，张立昌说：“中央指出的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天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央决定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一场及时雨，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的体会，不仅是中央要我们搞‘三讲’，而是我们自己要搞‘三讲’，如果走过场，我们向全市人民交待不了，向天津全体党员交待不了。”第一责任人思想上的深刻认识，带来了班子严谨的学风，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集中两周时间，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三讲”教育必读篇目及有关文件，并主动征得中央“三讲”教育巡视组的指导和帮助。大家白天学习，晚上处理工作，不少人夜里两三点钟还在读书学习、写心得体会。

进入自我剖析阶段后，张立昌带头进行自我剖析。他与班子成员一一谈心，诚恳征求对班子和自己的意见，主持起草修改常委班子的剖析材料，先后十易其稿。他在一次领导干部会上恳切地说：“不要总是说天津工作有多少成绩，经济连续七年两位数增长，我常接到群众来信，知道不少下岗职工生活还很困难，有的亏损企业领导照样公款吃喝，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存在差距。这个问题没解决好，首先是我这个书记没有当好，为此我常常睡不好觉，内心总不是个滋味儿。”说到这里，这位当过厂长、交了许多工人朋友的市委书记，语音哽咽，眼睛潮润，会场一时安静得出奇，在座的同志无不闻之动容。

张立昌深知自己的责任，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敢于打破情面，带头开展批评。他逐一审阅班子成员的剖析材料，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每一位常委都交换了意见。他在民主生活会上说，党的领导干部要争取“两个到位”，即职务到了位，思想水平、党性修养也要尽快到位。自己分管的工作取得过多大成绩，总是相对而言的，不能把成绩变成包袱，标杆树得高一些，差距就出来了。对班子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认账。作为高级干部，个人的不足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的问题，到了我们这一级干部，还有什么顾虑不可以丢掉的呢？他形象地比喻说：“自我剖析阶段也是一个‘叫劲’、‘爬坡’的阶段，上去了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第一责任人一丝不苟的态度起到了表率作用。在他的带动下，班子中形成了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为了提高批评的质量，大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抓住关键问题，开诚布公，实话实说，特别是对最需要提醒的地方，最需要帮助的不足，最需要改正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在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期间，常委们开展相互批评达101人次，提出意见150多条。

张立昌反复对记者说：“老百姓最担心这次‘三讲’教育走过场。如果我们这些党的负责干部丢掉了这次抓党的建设的历史性机遇，那就会犯难以弥补的错误，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因此，第一责任人必须真正负起职责，真正解决问题，使这次‘三讲’教育收到切实成效，对党和人民负责。”

“‘三讲’不走过场，第一责任人就要有一副铁肩膀，敢抓敢管，挑起重担，不怕个人丢选票。”

天津市部委办和区县局的“三讲”开展以后，张立昌多次主持市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亲自审阅巡视组长人选名单，并分别与第一批、第二批“三讲”教育巡视组组长座谈，诚恳表达市委的厚望，勉励大家替市委严格把好各单位“三讲”教育质量关。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教育各级党委书记发挥好第一责任人的重要作用。

他一度发现有些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出现了缩手缩脚的情况，影响了“第一责任人”作用的发挥。这使他警觉到：现在要防止另一种倾向，有些同志平时大胆管理得罪一些人，“三讲”期间就不敢说、不敢管，什么都绕着走了。针对这种苗头，他及时找一些负责人谈话，给一些单位的党委书记打电话，明确提出：“‘三讲’教育中更要提倡敢抓敢管这四个字，敢抓敢管，是党的干部的必备品格，如果作不到这一点，‘三讲’磨去了棱角，只作自我批评，不作批评，不在‘三讲’中抓住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认真整改，想买个人的人缘，对人民讲是严重的过失，对自己讲是严重的失职。”

8月18日，他找来天津市城建系统“三讲”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城建工委书记面谈，严肃指出：“对机关存在的问题要敢于较真碰硬，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丢选票，别忘了，关键时刻还有群众和市委这一票。”市委书记的话，使这位年轻的第一责任人深受触动，回去后，他就在“三讲”教育过程中密切联系实际，和建委领导一起大胆触及机关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群众意见最大的用车问题和小金库问题。过去建委机关有的处长有专车，“三讲”中全部撤销了，并把借用的汽车还给了基层单位；过去退休局级干部每人带走一部奥迪车，这次也都交还办公室；小金库的处理从源头抓起，不仅把所有的处室财务账号全部集中统一管理，开支一支笔审批，而且把15个收费项目撤销移交给有关协会，效果立竿见影。

这样雷厉风行的整改，在机关内部引起的不仅仅是震撼。“第一责任人”动真的了，革除弊端的作法给机关带来新风，博得群众的赞誉，也受到中层干部的拥戴———在由全体处级干部参加的给领导班子成员剖析材料打分的那一天，城建工委、建委领导干部满意率、基本满意率全部达到95％以上。事实证明，群众和中层干部的眼睛是亮的，他们最不满意的是“三讲”走过场。

天津蓟县群众信访一直比较多，意见最集中的县级领导干部多占住房和乡镇干部利用职权挪借农村合作基金会资金。这两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这次“三讲”动员大会召开后，干部和群众向县委叫了板：“如果这次再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蓟县的‘三讲’就是走过场。”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起初也很犯难。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市委副书记房凤友转达了张立昌的嘱咐：“一把手要有一副铁肩膀，担得起来，不能是溜肩膀，担子一放就往下滑。”几句话使县委书记提高了整改的信心和决心。县委统一了思想，问题迎刃而解：5名多占住房的县级领导干部都全部按照政策主动退出多占的住房或补交购房款；32名多占住房的委办局领导干部也都主动按政策补交了购房款。对那些向基金会借款或为他人担保贷款的党员干部，县委逐个进行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提出限期还款要求，并对不按时还款的一位乡镇副职领导干部给予免职处理，在县电视台公开曝光。一看县委动了真格的，236名基层干部一个月内就还清了十年间挪借的欠款1200万元。对此，群众拍手称快，一位农民说：“过去，干部找我们不是计划生育，就是交钱上税，哪有为农民讨债的？没想到拖了十年的老问题‘三讲’给解决了。”蓟县“三讲”结束后的7月份以来，政府门前再难见到上访的群众了。

“‘三讲’教育不能空对空，光讲原则话。如果行政执法的重点部门不解决几个党风不正的突出问题，认认真真走过场，那就会让群众大失所望。”

“三讲”教育在天津普遍开展起来，第二批转入剖析阶段的局级单位的名单，摆在了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

张立昌审视着市“三讲”教育办公室报上来的这份名单，规划土地局、房管局、物价局、税务局、工商局、劳动局、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分院……都是天津市的“门脸”单位，都是这次教育的“重点”部位。这些单位动真格还是搞形式，直接关系着全市“三讲”教育的成败。

11月10日，张立昌来到市规划局就“三讲”教育进行调研。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拦住这辆不起眼的旧车，执意不准停进院子，直到看见车门开处走出张立昌，才连忙放行。轻车简从的市委书记尝到了“门难进”的滋味。

会议室里，他召集了规划局领导班子汇报会，笑道：“我早就听说规划局是‘门难进’的衙门，今天还真领教了下马威。当然，这是说句笑话。多年前，我当厂长的时候，为盖一间厕所也到规划局来办过申请手续，那真是规划难，起照难。群众说你们‘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指的是规划局存在着衙门作风，这个批评意见你们认不认账？”说到这里，他的口气严肃起来：“如果不认这个账，只是讲原则话，空对空，‘三讲’非走过场不可！不光是你规划局，各单位都要找准自己存在的主要问题，公检法机关的‘三讲’重点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行政执法部门要解决‘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不少权力部门的一些干部滥用职权，官不大，口气大，架子大，胆子大。所以，群众平时反映意见的热点难点，就是这次各单位整改的重点。如果‘三讲’过后，群众到你的机关来办事，还是‘冷、硬、顶、拖、推、吃、拿、卡、要、报’，那就是‘三讲’没起作用。所以，我对区、县、局长们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场教育走没走过场，我这个市委书记说了不算，广大群众认可不认可才是标准。”

10月的一天下午，“三讲”教育汇报会在市委会议室举行。张立昌谈到公安机关要公正执法，破除特权思想的时候说道：“现在老百姓反映，天津街道闪警灯、响警报的车太多，都有紧急任务吗？噪音扰民，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说来也巧，书记话音未落，窗外街道上又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搅得会场里说话都听不清。张立昌当即责成负责公安工作的同志，作为“三讲”边整边改的内容之一，马上对公检法司使用警灯警报器的车辆进行专项治理。今后除非执行紧急公务，一律不准在城市里响警报。于是，由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督察、交管几个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走上街头，先后6次进行全市性的检查，发现了近百起警车乱拉警报器的违纪事例，对7名严重违规者当场予以纠正处理。从此，天津市民发现，街头经常闪警灯、响警报器的现象大为改观了。

按照市委“边整边改”，“一天也不能等”的要求，各部委办局，尤其是一些与广大基层单位和群众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雷厉风行，着手整改，让老百姓切实看到了“三讲”教育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三讲”带来的这些整改成果，张立昌给予高度重视，9月10日即在有关总结材料上作了批示，要求市“三讲”办核实后在全市通报表扬。

正是由于“三讲”教育没有走过场，天津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端正党风，鼓舞士气，不失时机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张立昌十分恳切地对记者说：虽然天津市委尽了很大力量搞“三讲”，但我不能说就已经达到了中央要求，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如此，“三讲”确实已经成为了历史给予天津的一次发展机遇，全市工作在各个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这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三讲”教育搞好了，党风端正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就大有希望。

总结同“法轮功”邪教组织作斗争的经验教训，是“三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张立昌在常委会上发言说：“为什么一些受过多年组织教育的党员干部，这次明知‘法轮功’有政治问题，还是要坚持练功，还无原则地说什么‘一个中心（以身体健康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了。事实说明，不讲政治，不讲党性，不讲大道理，没有强有力的思想工作，经济工作想搞也搞不下去，甚至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的看法，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市委决定，立即召开七届三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这一重大主题，并于7月27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得到中央的肯定。

“三讲”教育的最终结果必然促进经济的发展。张立昌到天津工业工委和经委调研时强调，“三讲”的核心是讲政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到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他要求领导班子从这一高度充分认识搞好“三讲”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认真查摆思想上存在的畏难情绪，特别是对今年年底完成国企改革和脱困的任务信心不足这一突出问题，切实增强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以此作为衡量天津工业系统“三讲”教育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

在结束采访的时候，张立昌对本社记者说，现在天津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市经济连续七年较快发展，要保持这个好势头，必须审时度势，超前考虑，天津市委已经决定，要把“乘势而上，开拓创新，全面上水平”，作为今年工作的基调，刚刚闭幕的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提出，从2000年开始进入全面追求上水平的年代，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天津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在“三讲”教育中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为党干部做出表率。这是张立昌（前排右二）在天津和平区调研。

新华社记者 杨宝坤摄（附图片）

崔士鑫 王跃平

在云南公安边防总队西双版纳支队采访，一路陪同我们的是身体强壮、而又书卷气颇重的支队副政委张可明。

得知张可明还有一个名字，叫张克扎都，我们感到很惊奇。原来他是苦聪人，出身于云南一个汉族、彝族、苦聪人杂居的贫穷山寨。然而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位不满17岁就入伍到边防部队服役、本是一位司机的苦聪人，现在已是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丐情》、《我选择当兵》等多部作品。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奖中，他荣获优秀创作新人奖。

在云南边防，像张可明这样在边防线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不是一个两个。仅少数民族作家就有阿昌族作家罗汉、彝族作家杨佳富以及刘金理、周子淦等。总队政委和国才就是一位纳西族作家，他赠给我们的两本小说和散文集《寻找第三国》、《可爱的第三国》，视角独特，文笔优美，描述边疆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绮丽的风光，读来余味无穷。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公安边防总队现共有全国作协会员3人，省作协会员15人，市级作协会员50多人，称之为边防“作家群”毫不为过。

“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政委和国才介绍说：“公安边防部队承担的任务很繁杂，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要任务，必须有很高的素质才行。同时边关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单调，需要文化知识来丰富官兵的生活；边关缉毒缉私的斗争充满血与火，写出来可以激励官兵的斗志。因此，自部队建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始终把文化建设当作重头戏来抓。”

到云南公安边防总队的基层单位采访，无论到哪个单位，都可见到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图书室。图书室内，高大的书架上摆满了图书，杂志架、报架上是近期的报刊。长长的阅览桌、十几把木椅，使人产生读书的欲望。装着已被翻旧了借书卡的木柜和官兵们写下的读书笔记，可以想见一批批官兵在这里追求新知的身影。

经费紧张的边防站、所，建成这样的图书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总队一直坚持从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进行文化投资。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全总队各站所都有了自己的图书室，平均藏书近3000册。

思茅边防支队的基层官兵为了增强读书兴趣，更是想出了6种读书办法：自读式、集体式、演讲式、故事式、交流式、竞赛式。此外，各基层单位每月都对官兵所读书籍进行抽测，并规定每季度分层次对官兵读书情况进行测评，测评结果纳入年终考评的内容，对读书有明显成效的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除了鼓励读书，总队和各支队都制定了各种措施，鼓励干部战士参加成人高考、参加中央党校或军校学习，以提高官兵的文化素质。总队还自办了一个昆明边防学校、一个教导队、三个大的培训中心。一大批官兵以各种方式在部队院校和地方院校读书，5000多名官兵正在刻苦自学。

有耕耘就有收获。近几年来，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各类人才层出不穷，大批官兵考入各类各级院校深造，更多的则在基层站、所成才。驻守在中缅边境的勐润边防工作站副教导员冯承进，原来文化基础差，通过读书活动，他专攻起新闻写作，如今已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作品几十篇，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并被破格提拔；驻守在中越边境的龙富边防工作站的卫生员范银玺，一有空就进图书室积极钻研医务知识，医技大为提高，5年中为驻地群众看病1.5万人次，去年2月被破格转为志愿兵；在中老边境的岔河边防工作站，我们见到了年轻的站长何光涛，他能用流利的外语与境外人员交谈，对境外的民族、文化等知识更是了如指掌……

本报讯 民政部近日发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作出了规定，使民政部门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审批、管理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办法》对社会福利机构享受的优惠政策作了原则性规定。根据我国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福利服务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扩大增量，以缓解供需矛盾。而且，社会福利机构一般是微利经营，资金回收周期长，因此，社会福利机构在举办和经营过程中应当享受国家现行的优惠政策。

为了保护投资者和服务对象双方的合法权益，《办法》详细规定了申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程序，对申办儿童福利机构作了特别规定。为了防止申办人利用举办社会福利机构的名义争取优惠政策，《办法》还规定，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应当提前三个月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并由民政部门报请当地政府，对其享受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进行评估和处置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

（翟文）

本报讯 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旅游业与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

国家旅游局国旅总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围绕旅游业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文化，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旅游企业文化的关系，旅游服务中如何体现精神文明建设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开发旅游资源、介绍旅游景点的过程中，要把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宣传教育贯穿在旅游工作之中。在充分宣传介绍优美的自然风光的同时，还应注意宣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不少代表还指出：除加强导游队伍的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导游人员外，旅游者也应讲文明，提高文化素质，做文明游客。

（史延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