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5日 · 第8版

迎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征文

熊开达

听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推出一种宣传红岩精神的新方式——形象报告，当时我颇不以为然。

我出生在重庆，从小学开始，每年的清明节都要到烈士陵园去扫墓、献花，入队、入团都在烈士墓前举手宣誓，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形象报告”能再次打动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山城观众吗？

去年11月27日是“11·27”烈士殉难五十周年。就在这一天，我观看了这场《红岩魂》“形象报告”。

当晚，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礼堂座无虚席，舞台上，高墙、铁窗和悬吊在牢房之上的锁链在昏暗的灯光下映出了五十年前的黑暗。

突然，一群穿着马靴、牵着军犬、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押着遍体鳞伤、披镣带铐的革命志士穿过观众席走上舞台。令人窒息的镣铐声还未从人们的耳畔消失，后台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枪声。“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烈士们悲壮的呼喊融进了《国际歌》的滚滚旋律之中。

一千多人的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人还没有出场，人们就被带入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之中。

随着报告人的演讲，革命烈士们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出生于富豪之家的刘国鋕三次拒绝了家庭的营救，在军统特务徐远举接受了刘家的空白支票，答应了刘国鋕不退党，只在悔过书上签名的情况下，刘国鋕仍然拒绝了，他大义凛然地说：“只要共产党在，我就没有死。”他放弃了生的希望，选择了为理想献身。王朴烈士为了给川东地下党购买枪支和药品，动员母亲变卖家产，献出一千六百两黄金。解放后，党和政府向王妈妈归还黄金时，王妈妈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人们被吸引，被感染，被打动，时而有人擦眼泪，时而有人低低地抽泣，时而响起阵阵掌声。“形象报告”里的人和事经演讲人的连接，历史和现实、生活与艺术、演员与观众便毫无障碍，自然而然地沟通，烈士们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社会的舞台上就犹如高耸的大山拔地而起，直入苍穹，具有一种推动人、震撼人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

看来，红岩魂将伴随我们走进新世纪。

冯贵华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风俗。”我的家乡汉中，民风淳朴。进入冬天，一年忙了三季的乡民们开始贮粮，这是难得的闲歇时节。可一到腊月，又渐渐忙碌起来，忙着杀猪宰鸡，上街购物，一股股节日的气息就会四面扑来，饶有趣味的当属过腊八。

腊月初八是腊月里的第一个节日。对于过“腊八”，农家人祝愿来年的风调雨顺、万事如意的那份情是很浓的。每到这天，家家都要吃腊八粥。古人认为，粥是“世间第一补人之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粥能益气、生津、养脾胃、治虚寒，最为饮食之妙诀也。”可见腊八这天吃腊八粥，既顺应了节日的习俗，也对人的健康大有裨益。今天，吃这种大杂烩粥，又有了爱惜、节约粮食的意思在里边。

我从小偏爱粥食。小时候，家境贫寒，常年以寡淡的清粥充饥，两碗粥汤下肚，不到一个时辰又饥肠辘辘了。因而腊八粥对我而言，就是盼之若渴最令人神往的美食了。在儿童时代，我一直爱吃母亲煮的腊八粥，从而认识了腊八粥，走进了传统，记忆里有不少关于吃腊八粥的乐趣，常萦回脑际，最耐回味。初七这天，母亲就开始做准备，拿出干红枣、豆子，泡在清水里，然后把红萝卜、白萝卜、红薯洗净晾在竹箕里。第二天，母亲早早起来，锅里舀满泉水，用柴点燃灶膛熬粥了。

中国的饮食文化很丰富，熬腊八粥极有讲究，真正的学问就在熬。下料时不是所有原料一齐倾入锅中，豆子、莲子不易煮烂，应先下锅，开水下，不应冷水下。待豆子裂口后再下花生、肉丁，依次再下米、萝卜、红薯、核桃仁。熬至半熟，然后再放盐，其他果品杂类则可以随意添加，多少不限，有时原料多达二十多种。同时还要掌握好火候，待滚开后用小火滚沸着熬，大火不易煮烂，时间要长一点，把锅里的各种成分熬出汤汁，熬出味道，不软不硬，不稠不稀，恰到好处。约两个多小时，腊八粥就熬好了。只见锅里热气腾腾，和热气一起往外扩散的是诱人的馨香，美味四溢、沁人心脾。那真是色香味俱全，论色气，白里有红，红中带黄；品味道，甜中略带酸，香浸五内；说口感，粘胶而不腻，吊人胃口。性急的我踮起脚尖伸手去端母亲刚盛好的一碗腊八粥———啪！小手被母亲打了一下：“馋猫，佛爷和祖先人还没吃哩！”母亲就把一碗腊八粥放在供奉神佛的地方，然后全家人才能分食。我端起蓝色的大海碗，忍着烫嘴的危险直往嘴里送，那个美劲呀，真是难以忘怀，甘美之味让人回味无穷。这时父亲又发话了：“不要光顾自己吃，去给它们也吃些。”我从记事起就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在大姐的带领下，我们兄妹四个，端着大海碗，先给牛、羊、猪、猫、鸡们喂些腊八粥，随后又踩着积雪，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腊八粥往果树、麦苗和蔬菜上抹，并口里念叨：“牛羊猪鸡吃腊八，快长快肥顶呱呱；果树庄稼吃腊八，明年多结大疙瘩（即果实）。”听大姐说意在避灾祈年，图个吉利，希望明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愁吃穿。每当这时，整个村子都沉醉浸润在浓郁弥漫的腊八粥的香气里，就是现在想起来，似乎还能闻到那股特殊的香味。

俗谚云：“小孩小孩别嘴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家乡汉中，吃过腊八粥，春节的气氛也就一天比一天浓了。

岁月流逝，事物嬗变。如今，家乡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吃腊八粥的风俗依旧盛行，只是少了那些迷信色彩。我参加工作后，平时无暇回家，可每到腊八节，我都要携妻带子回到老家陪父母吃腊八粥，合家共聚共享腊八节的欢乐。对我来说，回家过腊八节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因为我最喜欢母亲做的腊八粥，最有味道，至今想起来，就口生馋涎。那份浓浓而悠长的腊八情，永远伴着我，不曾、也不会散去。

大地漫笔

王乾荣

王选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演说家。

王选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不经意地做了一篇绝妙杂文，我给他拟题曰《名人与凡人之别》，现照录如下：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的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呢，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

王选“做”这则杂文，倒不是要嘲讽别的名人。因为意识到自己“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所以大概王选想自我调侃一通吧。实际上王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名人，他如此作文，能引来人们的由衷钦佩和笑声；若凡人做类似文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啦——这也是名人与凡人之别，叫“名人的自嘲是幽默，凡人讽刺名人是醋坛子”。

而在我眼里，王选不单是名人，他首先是一个能人。

王选在说了名凡差别之后道，“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这是他的要旨。王选三十八岁搞激光照排时，是这方面的权威，没人拿他当名人，六十一岁过了创造高峰期，却“变成一个名人了”。但名人王选以凡人自居，并且说自己已到了“犯错误的年龄”——这才是君子风度。

于是我领悟到，做一个能人和君子，比做一个名人实在——这也是凡人的方向。

大象书话

张雨生

奶奶只字不识，爱书却十分虔诚。她的一生竟然与书有缘，是阴差阳错，还是乾坤倒转？奶奶相信《贤文》中的一句话：“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她的书缘，是前世所修——命中注定的吧。

解放初期，村里扫盲，不识字的人都得上夜校。奶奶晚上要纺棉花，没得空闲。她对村长说：“我在家里学吧，孙儿会教。”我听了很高兴，写下“唐司月”三字，贴在墙上，让她从村名学起。奶奶和爷爷是同村人。唐司月生她，育她，嫁她，娶她，她又在这里养儿育女，创家维生，应该说，村名是她最熟悉的，最有感情的。可是，学了些日子，她总记不住，终于打了退堂鼓。奶奶笑着对我说：“我认识它，有什么用？有儿孙们认识它，就行了呗。”

尽管只字不识，奶奶对书的爱，却是一般人不可比的。

土改那年，村南的刘家畈，没收了几户地主的财产，堆在乡公所的稻场上。很快，农具、家具、粮食、衣物等，被贫雇农分走了。唯有几十本书，堆在一张席子上，没人要。乡长开恩说：“上学的伢儿，每人拿两本。”那个时代，线装书是对叠的，翻过来，订成本子，可以练毛笔字。我拿回两本，要拆开，奶奶忙制止。“用书做本子，造孽了。”妈妈想拿去剪鞋样，奶奶更不让。“用书剪鞋样，踩在脚下，会遭天打五雷轰。”她把两本书要去，锁进箱子里。她对我和妈妈说：“打倒地主，还能打倒书？”

奶奶爱书，是惜爱、护爱，更多的，还是崇爱、敬爱。孔子弟子爱《论语》，耶稣门徒爱《圣经》，也到了崇爱敬爱的程度，但那是偏爱，有选择的爱。奶奶爱书是博爱，对一切印成文字的纸张她都爱。她以为，写书的都是圣人君子，写到书里的，至高无上，天经地义。

书籍神圣的观念，在奶奶的脑子里也曾受过冲击，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有两件小事可以作证。

二爹在武汉成家的那年，奶奶同爷爷去住了一些日子。细爹从北京赶来聚会，夜晚无事，他们念《水浒》给奶奶听。念到潘金莲的故事，奶奶吃惊了。她疑惑地问：“那样的事，怎么可以写到书里？”奶奶茫然不解。这件事是细爹告诉我的，我之所以记住了几十年，是因为后来还有一件事加深了我的印象。中学的语文课本上，有篇《智取生辰纲》。一次，我在屋后的树林里朗读，奶奶听到宋江等人的名字，跑过来问我：“你读的是不是《水浒》？”我回答：“是从那本书里选下来的。”奶奶一听，急了，“有没有个不好的女人？”我肯定地回答：“没有。打劫生辰纲的好汉们，全都是男人。”奶奶这才放心地说：“那样的事，写到书上，伢儿们读不得。”

奶奶爱书，还是一如既往。她的一生，遇到过许多伤心事，其中一件，是在“文革”中烧了她帮我保存的书。奶奶几次给我讲述这件事，总是掉眼泪。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搞社教，被学校取消升学资格，给一张肆业证，让回乡种田。奶奶见我挑回一箱子书，还是很高兴。那只箱子，是爷爷请柯家村的木匠师傅做的。奶奶顶着夏天的烈日，用桐子油擦了一遍又一遍，金黄金黄的。我参军离家的时候，奶奶说：“这些书我先替你保存着，将来你结婚成家了，再搬去。”她拿出书，细心地整理，破损的，粘好，卷角的，压平，再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我离家的四年，是“文革鼎盛”时期。1969年夏天，我回乡探亲，奶奶诉说的第一件事，是那只箱子里的书，让人硬抢去，说是毒草，全烧了。奶奶越说越伤心。我忙宽慰她说：“那些书，多数是课本，用不着保存。”奶奶说：“不能那么讲。你懂的许多事，还不是从那些书里学的！”

不识字的奶奶，一生的最大愿望，最苦的追求，是让儿孙读书。二爹读到朝阳大学毕业（解放前的政法学院），细爹读到清华大学毕业，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对于穷乡僻壤的小户农家，那负担的沉重，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后，我家只有几亩薄地，种的棉花，全由奶奶和妈妈纺成线，请人织成布，再卖。白天下地，晚上纺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女人的耐劳和坚韧，不是这篇小文能写出一二的。

大地书影

孙犁著

1976年，六十三岁的孙犁开始了毕生创作的又一个丰产期，从此时到1995年封笔，共写了十本书，计一百二十多万字，分为《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这套《耕堂劫后十种》是这十本书第一次结集出版。孙犁是一位大作家，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有重要作品，这套书却代表着他的文学生命攀上又一个高峰，真正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其中有许多是独创性的，可以传世的作品。孙犁是个文体大家，这套书中有小说、散文、评论、书信等，还有一种写在书皮上的类似日记、书话的作品，其内容深刻、尖锐，直逼读者，又有很强的可读性。此次出版增加了大量手迹、图片。

品书札记

李建永

灯下读《夜雨小集》，每与叶灵风先生的《读书随笔》相比照，二者不仅风格相近，而且有趣的是，把后者“一分为二”之后，正好是对前者的一个绝妙的概括——林凯先生的这本《夜雨小集》，从内容上讲，主要谈“读书”；从文体上讲，是一种纯粹的“随笔”，笔调舒展，大方，无拘无束，随意想到就写。

与“木犁书系”中的其他作者如王得后、邵燕祥、钱理群、孙郁等名家比较起来，林凯是一位新人。他的《夜雨小集》共收入百余篇精美短章，其中，约五分之四强涉及书人书事，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访书、购书、读书、藏书的挚爱和痴迷。这从他的文章题目《说不尽的买书情》、《访书寻友逛书店》、《乱翻书》、《书眉琐记》、《平易文字好文章》等，即可窥见一斑。爱书者往往有癖好。在《读书三味》中，林凯说他尤其喜欢在下大雨刮狂风或者阴云密布漫天大雪的日子读书，只听书页哗哗响，不受外界干扰，闹中求静，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此时的记忆力居然特别地好；他还写到“打盹儿”：“有时手捧着书，刚看两行，便不知不觉地睡去了，待睡几分钟醒过来，又眯着矇眬的眼睛继续看书。”真正的读书人，对这样平和朴实的文字，一定感到亲切而熟悉。林凯不仅藏书甚丰，涉猎亦甚广，他既读谭嗣同、卡夫卡，也读《社会改造原理》及《蔼理斯论塔布及其他》。他又是那种熟读之、深思之、言必己出的人。“我读《写在人生边上》的体会是，都是写在人生正道上。但我觉得钱钟书先生的生活确实在人生边上，躲进书房干他自己的事情。”（《活在人生边上》）对于周作人在一些文章中抑韩愈而扬陶潜，作者亦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卓异的见解（《为人与为文》）。

值得一提的是，《夜雨小集》中有十几篇专谈北京的文章。由于作者从小生活在北京，因而笔锋饱含感情。他在《北京的平凡与伟大》中写道：“有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说：‘我觉得北京挺神秘的，钱多的人很多。看北京人收入不高，可花起钱来特别慷慨。’我笑了笑，心想，在你们经商人的眼里，看北京的大款多，其实北京岂止大款多呢？在读书、做学问者当中，名不见经传却了不起的人物也不少。你要是在北京深入地生活下去，你会发现许多让你惊奇的地方。她有着一大批有名的、无名的英才支撑着她。”“北京人多是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伟大的性格和精神的魅力，纵使你对她有一千种说法、一万个不满意，可是你却不愿意离开她，说得玄乎一点，她有一种神秘感紧紧地吸引着你，让你流连忘返。”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亦有类似“广东人的看法”，但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之后，逐渐感觉到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博大的胸襟，所以很认同林凯先生的观点。

古人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于林凯的《夜雨小集》，限于认识水平，我也只是比较浅地舀取了一瓢。好在有集子在，读者不妨自己一阅。林凯认为，好的文字，应该生动，有趣味，再加上性情抒发时的韵律感，美的语言就会自然流出。我觉得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文字。《夜雨小集》的行文，从容，自然，不疾不徐，舒卷自如，于平和恬淡之中透出一种真味来。

沈芸

未曾见过尹老本人，尹夫人干脆利落的一个“像”字让我认可了眼前这个尹瘦石，尽管不少宜兴人说“铜像过于高大了些”。

“八十厘米高象征尹先生活了八十岁。”铜像作者、岭南美术专修学院副院长潘绍棠先生如此诠释。这是他第二次为尹老塑像，第一次是在1963年春。“那时我俩头上都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在哈尔滨艺术学院，他在美术系任教，我在雕塑专业做老师。或许是个人经历大致相同吧，也可能是他来自宜兴，我对宜兴有种特殊的好感，因为我的老校长徐悲鸿和教过我的吴冠中老师都是宜兴人，我俩一见如故。他每晚都到我屋子里来谈人生、聊艺术、唠家常。当时生活条件极差，吃的是豆腐渣、麸子，吃不饱，身体浮肿，精神上则更受压抑，但我们互相鼓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从未放弃过创作。我发现尹先生的气质、个头和形象都很像徐悲鸿校长，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于是，我提出来为他塑个像，他欣然接受了。大约一两个月时间，在我们天南海北的神聊中，他的头像完成了。按理说，最后完成的材料应该是石头或金属的，不过，囿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做成石膏像，但他仍然很高兴，立即回送我一个宋代陶俑不算，还为我们夫妻俩各画了一张像和一匹大马。后来，他回北京时把头像也抱了回去，听说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砸碎了。”

再度为尹老塑像是在前年尹老去世后，在写给尹夫人的慰问信中，潘先生重提旧事，尹夫人回信说：太好了，尹先生艺术馆正需要一个像。为此，他义不容辞地揽下了这份差事。“我做得很累，感觉担子很重，怕交不好这个差。”七十岁的白发老先生谦虚得像个初出茅庐的小后生。

的确，再塑尹老像已今非昔比。三十五年前，尹先生就坐在身边，他的一颦一笑都了然于心，如今，他人已西去，面对的只是二十多张八九十年代他在各种不同场合拍的照片。照片是平面的，二维的，有颜色的，而雕塑是立体的，三维的，没有颜色的，全靠泥巴来表现活生生的人。“肖像类似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小传，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历史，所以，我是这样来定位这尊胸像的：首先要像他，其次是年龄固定在六七十岁之间，第三表情上力求和蔼可亲，反映出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尽管这三十五年来我们见面的机会极少，偶尔相见也是来去匆匆，但有一点我敢打包票，尹先生的地位变了，但为人没有变，还是那么谦虚、亲切、乐观，一如六十年代在哈尔滨的时候。”

有人说，雕塑是最典型的凝固的音乐。仔细端详眼前这尊胸像，台座处理得极简单，领子处也仅留两个衣领，功力全部倾注在人物面部表情上：尹老眉宇间非常微妙，似笑非笑，很难用文字来表达。“只有理解尹先生的人才会欣赏这个雕塑。”看得出，潘先生很自信，“尹先生的晚境很好，既当了最好的画院的院长，又是文艺界的领导人，因此，他很感欣慰，但又很难彻底摆脱曾经受过不公正待遇的那抹痕迹。”因此，塑造这位特殊人物，潘先生没找助手，从堆泥巴开始，从里到外都是他一个人。在这艰苦的四五个月中，除了不断地推敲、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更多的是思考，关于人生，关于命运，关于友谊……这略带伤感的尹老胸像中有没有他自己的影子？这位大名鼎鼎的《世界雕塑全集》的主编笑而不语。

路边拾翠

盛大林

又是冬天了。这是我南下广州的第一个冬天。虽然明白大雪难以过秦岭，但我还是同往年一样，盼望着一场大雪的降临。

雪就是美，雪就是诗。有关雪的诗句，人人都能信口诵来。“燕山雪花大如席”，“梅花欢喜漫天雪”，“一片一片又一片……飞入梅花都不见”，说不尽的是对雪的那份钟情、那种喜恋；而“瑞雪兆丰年”则寄托了以农为本的中国人对来年的祝福和期望。

雪几乎是北方的专利，在南国是难得一见的。大约是前年，粤北的一场短暂的小雪，曾经让岭南人欣喜若狂。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时，我真为自己生在中原，能经常欣赏到雪而得意、满足。“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东坡先生大概是在享受荔枝时写下这些诗句的。如果他在赏雪时来了诗兴，大概又会说“年赏瑞雪一两场，更愿长作北国人”了。说到这里，我又不免为自己南下谋生，失去了经常赏雪的机会而遗憾不已。

小时候，地处大别山区的家乡每个冬天都要下几场雪。有雪的时候，我总是兴奋异常。跟小伙伴们打雪仗、堆雪人、滑雪板，我乐此不疲。小手冻得通红，也浑然不觉。虽然大雪使我到三里之外的学校上学麻烦许多，但我毫不在乎，学着大人的样子，用稻草绳绑着腿，深一脚浅一脚，寒风刺骨全不顾，积雪没膝趣最多……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雪下得正欢的时候。或是伸出小手迎接碎玉般的雪花，或是在漫天飞雪中跑着、跳着，任雪花打在脸上、落在瓜皮帽上。然而，雪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开始降落，到天亮时，留给千家万户一个开门的惊喜。“哇，好大的雪呀！”一听到爷爷奶奶开门时的惊叹，平时最爱赖床、不烘热棉裤不起来的我，就会一机灵抬起头，先看看窗外，然后一骨碌爬起来……

如今，雪越来越稀罕了。大雪变成了小雪，多雪变成了少雪，少雪变成了无雪。

奶奶说，她曾见过三尺深的大雪。而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只有一尺多深，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原以为，到了家乡以北的郑州，会见到更大的雪，但在郑州八年，却只见过一两次半尺以上的雪。近两年，更是连半尺雪也见不到了。每个冬天，我都在盼雪，数着一九二九三九，盘算着冬天还剩下多少时间，乃至到了春天，还常常盼望来一次“倒春寒”，下一场“桃花雪”，然而，冬去春又来，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科学家说，这是气候变暖的原因，气候变暖是因为“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是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大气污染。我越来越感到，我们失去的已不仅仅是雪，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所企盼的，也不仅仅是雪，还包括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

虽然身在南国，不敢奢望在这里见到大雪，但我盼望着家乡再一次出现“大雪封门”，盼望着北国重现“万里雪飘”的壮景。前不久，有气象学家说，持续十多年的“暖冬”，可能在今年告一段落，出现一个寒冷的冬季。但愿这个预言能变成现实。

我天天关注着天气预报，我一年更比一年———盼雪。

△刘连勇的《阿勇诗歌选集》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王田的长篇小说《绿色情结》已由白山出版社出版。

△乔盛的散文集《割不断的故土柔情》，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贺生如的杂文集《灯笼椒集》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杨洪立的杂文集《迷彩风流》已由长征出版社出版。

△《刘绍楹杂文选》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张伟的诗集《泉畔灵血》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甘肃50年杂文选》已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符家钦所著《记萧乾》已由时代出版社出版。

向日葵（中国画） 张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