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11日 · 第9版

书刊评介

宋涛

卢嘉瑞等所著的《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研究》一书，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把农民消费结构问题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消费结构从贫困型到温饱型乃至目前向小康型过渡进行了系统研究，反映了农民收入、消费的变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从而对当前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也反映了作者选题的预见性和超前性。

第二，对农民消费结构的历史沿革、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现状、合理化模式、预测及优化对策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该书将农民消费结构与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作者不是就消费谈消费，而是把农民消费结构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农民消费放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全局中进行研究。

书刊评介

黄楠森

《邢贲思文集》共四卷，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集》除第一卷中的两本关于西方人道主义史的专著写于“文革”前而在“文革”后出版外，其余三卷都是作者近二十年内写作的。可以说，《文集》是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过程的一面镜子。

人们知道，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设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一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基本问题的阐释、研究和探讨。《文集》第三卷的近五十篇论文大体上属于前者，第二、四卷的近一百篇论文大体上属于后者。其中包含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评论西方哲学有关问题的文章，再加上第一卷便形成一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著。这样，《文集》内容可分为三部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西方哲学。

在第一组文章中，作者不仅系统、准确地介绍和阐释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思想，而且着重论证了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和它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其中大多数文章是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涉及了许多热点问题，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许多文章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第二组文章中，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上，几乎对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有关重要哲学问题的讨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推动讨论的深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这是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讨论，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投入了这场论战。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驳斥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及其种种表现。其次是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人道主义思潮的实质、内涵、价值本来是近代思想史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又在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使人道主义问题在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都成为普遍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改革开放前，人道主义问题在我国曾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开始后，人道主义被理所当然地重新提出，并在八十年代初期逐渐形成高潮。在这场争论中，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区分了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与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正是这一区分划清了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的界限，同时保留了它的合理因素，从而既避免了对人道主义的全盘否定，也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第三是讨论人的主体性的文章。主体性的讨论是从人道主义讨论中引申出来的。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而是主体性有没有客观来源的问题。对此，作者明确指出：“不能离开客观来源谈主体结构。”应该说，这样看待主体性问题是全面的。第四是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文章。作者明确反对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而只是强调过自己哲学具有实践的特征。在作者看来，以“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还是最妥当的。此外，作者还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的关系、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李建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工作方法，是科学决策、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实践证明，越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面临重要关头，实施重大举措时，就越需要全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到丰富多彩的群众创造性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正如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指出的，要“系统、周密地研究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勇敢地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科学决策，解决问题，才能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要牢牢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作指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因此，一定要认真、深入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完整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在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上狠下功夫，学会其观察、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贯彻于调研工作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整个调研工作才能有“主心骨”和“定盘星”，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作出科学的决策。

紧紧围绕和服务于中心工作。调查研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一致的。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任务艰巨繁重，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的问题很多，而中心的问题就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调研工作中，我们应牢牢抓住这个中心，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使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后劲等等，从而使决策更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同时，调研工作还要提高结合度，“吃透两头”。这就是，一头要准确理解和贯彻上级精神，保证政令畅通；一头要弄清弄准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抓住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从而在结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努力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实践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努力探索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不断开创新局面。二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打破思维定势，启发创造性思维，防止出现种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探索和创新。三是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调研工作的生命线。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敢于喜忧兼报，坦荡直言，讲真话、讲实话，不粉饰太平，不掩盖问题。

必须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从实践尤其是新形势下调研工作的实际状况看，要注意克服事务主义倾向。不仅要从思想上认识调研工作的重要性，还要有一股调查研究的挤劲、钻劲和韧劲，减少应酬，开动脑筋，摸清情况，搞透问题，防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深入细致，多搞专题调查、少搞一般性综合调查，多搞蹲点调查、少搞跑面调查，多搞直接调查、少搞间接调查，不搞“花拳绣腿”，力求反映客观实际，重在解决问题。要尊重调研工作规律，认识其长期性，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同时，要健全和完善调研工作制度，既重数量更重质量，既重形式更重效果，使新形势下的调研工作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从而适应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保持其原则性、连续性、实效性。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鲁春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这是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中央对于发展小城镇问题的又一次重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符合国情的一个重大战略

发展小城镇走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并参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共同规律而作出的战略选择。

农村人口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量大，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我国有近70％即近九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又极为有限。因此，实现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舍小城镇没有他路。从1988年到1997年城市增加的情况来看，二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增加最快，这已表现出发展小城镇以实现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趋势。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伟大创举，它突破了只在城市集中发展工业的传统模式。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与西方工业成长以农村萧条、农民破产为代价是迥然不同的道路。乡镇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集中的趋势日见增强，而集中地域是原有的乡镇，并不是距离远、迁移成本高的大城市。

我国城市数量少，决定了必须走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1997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而我国不足30％，因此应大大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和日本相比，我国城市国土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零点七座，而日本为五十五座。要使我国城市国土密度达到日本现在一半的水平，就要增加两万一千多座城市。我国现有建制镇一万九千个，即使都发展为城市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建制镇将是我国城市化的起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通信的发展，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现实可能性。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缩短了人类社会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打破了生产要素在空间高度集中才能产生较高聚集效应的地域限制，从而使大城市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生产基地。

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意义

发展小城镇不是一般的改革措施和发展步骤，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小城镇能有效地扩大内需。在国家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后，内需有所扩大，但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消费不足。据统计，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市民的消费，因此，通过推进城市化来拉动消费需求已成当务之急。为此，国家计委《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研究》的课题报告估计：如果每年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就可相应增加消费需求一千亿元。这不仅可以增加可观的消费需求，而且将推动城市市政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同时，进城的“农民”将对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消费起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农村市场的活跃。

发展小城镇能解决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的后果是：一方面，农村人口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使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形成，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农民的消费方式和收入水平使工业望洋兴叹。因此，工业发展的出路在农村，而农村发展的出路在城市，两者的结合点就是发展小城镇。

发展小城镇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增长快的国家主要是城市化低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从我国来看，人口比重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降到五分之一，这一贡献主要在于一胎化政策在广大城市得以成功执行。而在广大农村，仍有很多妇女生两三个孩子。这充分说明，城市化对控制人口增长有显著的作用。可见，我国控制人口的目标最终要通过城市化来实现。

发展小城镇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突出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目前，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2．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缺乏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城市，即缺乏第三产业生成、发展和形成效益的基础和依托。只有加快城市化，改善社会经济结构，才会对衣、食、住、行、教育、社会保险等提出新的要求，刺激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教育、文化、卫生、社区服务等社会公共事业的繁荣，大大地拓展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和领域。

积极解决小城镇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近年来，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我国发展和建设小城镇已进入实施阶段。为了使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还应注意解决如下问题：

搞好科学规划。小城镇规划要坚持科学合理原则。选址要与国家的跨世纪工程、交通大动脉、通讯大动脉相联系。起点要高，具有时代气息；必须满足农业产业化的客观要求，使小城镇成为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载体；不仅要考虑常规义务教育设施布局，还应考虑职业技术教育设施布局，科教兴城，保证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把全国市场一体化的要求和本地经济特点相结合，将小城镇汇入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镇体系格局，利用大市场形成强有力的增长点；小城镇的精神风貌一定要体现综合经济实力和居民群体凝聚力，使本地的文化历史传统得到继承和弘扬；把环境生态建设列为主要内容，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和自然优势，建设生态小城镇。规划必须体现全局意识和长期行为，决不能因乡镇政府领导人的更换而更改。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要列入目标考核责任制，强化规划的实施力度。

推动人口聚集。国家计委《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研究》的课题报告提出：“争取‘十五’期末人口城市率达到35％左右。”为此，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凡是在小城镇有合法的住所、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均可在小城镇落户，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其次，在小城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据估算，工业部门每增加一个人就业，就需要第三产业三至五人为之服务。所以，工商企业家把农民请上农业产业化的联合舰队，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是小城镇聚集人口最快捷的办法。再次，在小城镇搞农民安居工程。农村中的离土不离乡者、楼房居民的羡慕者、与小城镇距离相近者等，都愿意进城买楼，应该因势利导尽量满足其需要。另外，还要为进城农民解除后顾之忧。根据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由农民自己决定土地承包权的退还、转让、继续承包、合作开发等问题，以便利他们进城。

筹措建设资金。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可以实行财政资金为引导、吸纳民间资金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首先，财政资金可以向小城镇倾斜，在搞好水、电、路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与农民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有巨大消费空间的项目，以此吸纳民间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其次，通过小城镇安居工程，吸引农民建房资金。再次，把市场机制引入小城镇建设。政府通过在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健全规章制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软件上下功夫，使小城镇产生极强的吸引力，并以“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吸引众多的人带着资金参与小城镇建设。

节约使用土地。发展小城镇必须本着节约使用土地的原则。为此，要盘活存量土地，由分散向集中转变，由地面向空间发展。鼓励更新改造旧村老镇，盘活旧房闲房；严格控制分散建厂、建校和建房，各种建筑物原则上都要向小城镇集中，并向高层发展。要约束农民建房用地，鼓励农民进城建房或购房。为合理利用土地，应使村级规划和小城镇规划相结合，农民建房不准向村外扩展。同时还要对老宅统一调配，保证建新拆旧，对在城镇买楼的农民，从政策上予以支持。对土地实行总量控制、占垦平衡。可实行边建设、边复垦，占一补一；可用新造地转换建设用地，鼓励异地开发耕地资源；可在总的用地指标不变的情况下，把乡镇甚至县区的宅基地指标、企业建设用地指标、公益事业建设用地指标捆起来使用，集中支持小城镇建设。

思想纵横

吴玉良

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表明，个别领导干部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酒绿灯红”的侵蚀面前经不住诱惑而最终沦为罪犯。其中的教训是沉痛的。它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警惕“酒绿灯红”的侵蚀。

腐蚀与反腐蚀是长期的政治斗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被依法处以极刑，这对提高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今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激烈。这是因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诱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经济成分、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各种思潮纷罗杂陈，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会与我们争夺思想阵地；实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加上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沉渣泛起，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和冲击。总之，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因素增多了，腐朽思想蔓延的渠道增多了。

“酒绿灯红”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泛指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种种表现，包括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奢侈腐化、纸醉金迷等等。在现实生活中，“酒绿灯红”的侵蚀比“糖衣炮弹”的攻击更具隐蔽性，让人不大容易辨别。比如，请你吃顿饭，请你全家外出度假、旅游，并不求你给他办什么事，而是一种长期的“感情投资”；从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开始，通过“礼尚往来”引你上钩，等等。

“酒绿灯红”具有诱惑性。它通过宴饮嬉乐等手段，满足一些人讲排场、比阔气的心理，刺激一些人不健康、不正当的欲望，引诱一些人对“酒绿灯红”的现象从认同、向往、迎合，进而走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深渊。这种诱惑是由两种人臭味相投产生的，一是“设诱者”，他们对贪财者提供金钱，对贪色者提供女色，对贪玩者提供环境，目的是以一倍的投入，攫取十倍、百倍的回报；二是“寻诱者”，像胡长清之类的腐败分子，早已背叛了党的宗旨，聚敛钱财、道德沦丧，不用人拉就下了水。

“酒绿灯红”具有复杂性。它往往与招商引资、洽谈业务等经济活动相伴而来，表面上与现行法律、政策并不违背。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档次的不断提高，有些“酒绿灯红”现象就掺杂在正常的物质文化生活之中，而且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以“现代”、“新潮”、“潇洒”的面目出现，给人以假象。如果一个人政治鉴别力不强，是非、美丑观念不清，就很容易在浑浑噩噩中被腐蚀。

“酒绿灯红”的腐蚀对象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不法分子“攻关”的目标。腐蚀的渠道大致有三条：一是走“夫人路线”、“公子路线”，通过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曲线买权；二是“傍大款”，在频繁交往中个别领导干部与大款“互傍、互惠、互利”；三是利用女色迫使你俯首听命。从近年来一些地方查处的经济案件看，与这三条渠道相关联的，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其中通过配偶、子女引发的问题最多。有的配偶、子女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和影响谋取非法利益；有的在权钱交易中出面接受贿赂，充当中介的角色。因此，管好配偶、子女，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警惕“酒绿灯红”的侵蚀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拒腐蚀，不可能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有些领导干部出入饭店宾馆，也常常是交际工作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人们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出污泥而不染，像江泽民同志要求的那样：“坚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影响面前，一尘不染，正气凛然。”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新时期一名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

王元

单一产业性城市（以下简称产业性城市）一般指有40％以上的劳动力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从事同种资源或产品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城市。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资源型城市，如大庆（石油）、大同（煤炭）、铜陵（铜矿）；一是产品型城市，如十堰（汽车）、攀枝花（钢铁）、仪征（化纤）等。产业性城市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资源的天然禀赋是导致产业性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产生的初始原因，而工业化内在的集中趋势，则是促进产品型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因此，产业性城市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城市的兴衰往往与资源的可开采储量和产业在经济结构提升过程中的市场竞争地位密切相关。

在我国，产业性城市的形成一般与原有的工业基础、赶超型的增长目标、国外封锁和战争压力，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布局结构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产业性城市一般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殊性：第一，企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高度同构和混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企业功能就是城市功能，企业实际上管理着城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高度同构的现象虽已有所改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自身已形成了庞大的自我服务体系，因而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一时还很难替代企业的社会功能，反过来又导致城市功能发育迟缓。第二，城市经济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以资源开采为主，产品型城市以单一产品生产为主，使得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对偏畸的经济结构过度依赖。由于国有经济过于集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相对狭小，使得这些城市经济结构自我调整的弹性很小。第三，资源的渐趋枯竭、资源开采收益的下降或产品市场的不景气，会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如果这一现象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城市就有可能进入持续的衰退。特别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调整弹性很小，随着城市经济不景气而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很难在城市内向其他部门转移，从而使就业难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相当集中地表现出来。

应当看到，产业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八十年代末已引起重视的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有很大不同。与老工业基地相比，产业性城市自身的基础较差，自我调整能力更低，但受经济困境影响的人群“组织化”程度却较高，因而它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也更大。因此，我们应把产业性城市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特殊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当前，在这方面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建立一个专门或定期单列的指标体系，加强对产业性城市发展状况的数据统计工作。由于产业性城市的上述特殊性，产业性城市的问题在短期内容易被资源开采量的增长、市场价格的波动等所掩盖，但在一个可预见的较长时期却会因开采量的下降或成本递增等原因使问题显现出来，并会由于结构不可能很快调整，使问题迅速扩大和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年度常规性统计数据很难充分和准确地描述出产业性城市的有关问题。因此，需要从发展前景的角度对产业性城市进行分类，以便在总量、结构、分布和“生命周期”的时序上对各种产业性城市的发展趋势能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这就要求对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既能反映这些城市即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问题，又可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要出现的问题作出科学预测。

确定产业性城市结构调整的思路。一是提高加工深度，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和扩展，在阶梯性地提高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发挥整个产业群集约化生产的效应，并通过增强产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来摆脱对本地资源的单纯依赖，从而提高这些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弹性。当前，在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应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空间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重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理顺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加工的深度和再利用的技术水平。二是促进新兴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成长。由于经济、技术和资源分布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资源型城市难以在原有的产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因此，培育和促进这些城市中新兴产业的发展，包括采取一些力度较大的措施，动员和引导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以逐步替代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原有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定适度的财政援助政策，促进产业性城市的结构调整。过去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造成企业和产业性城市自身的积累都很低；现在企业自我积累和城市财政收入的机制虽已建立，但相当多的资源型城市都已经或正在步入开采后期，增加积累和进行再投资的能力已大大减弱，甚至已陷入亏损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依靠企业和城市自身来筹措结构调整所必需的资金外，还需要通过适度的财政手段，支持这些产业性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给予一定量的必要的直接投资；发挥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信用功能，有针对性地发行项目债券；通过财政的贴息操作，使商业银行增加对这些城市的贷款，并对这些城市的中小企业贷款实行适度倾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