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2日 · 第127版

范绍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业日益走向市场，农业生产的效益越来越体现在市场竞争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势不等于经济优势，产品优势也不等于商品优势。产品只有进入市场，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才有可能创造出经济效益。在探索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如果片面追求规模优势和总量扩张，而忽视了开发市场、品牌和提高质量等关键环节，就很容易因产品积压而“伤农”。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因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现代农业意识，即市场意识、质量意识、商品意识，提高农业生产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树立市场意识就是大力开拓市场，面向市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的效益体现于农产品的价值之中，农产品的价值靠流通来实现。开拓市场是把农产品推向流通的第一步。一是通过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形成好的市场软硬环境，把外地客户引进来，把本地农产品销出去，为农民进入市场铺路搭桥，创造便利的条件。二是政府有关经济部门广泛搜集本地区、全国乃至国外的市场供求信息，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三是通过多种渠道把本地的农产品推介出去。河北省乐亭县的农民经纪人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随着农民经纪人队伍的兴起，农产品流通渠道越来越广，有效地解决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的市场和分散的家庭经营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面向市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确立大农业的观念。现代农业生产只有符合市场要求才有生命力，才能由弱到强，不断发展。乐亭县紧盯市场需求，先后调整了农业生产的种植结构、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较好地解决了农业资源优势长期得不到发挥的问题，使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

落实科技兴农战略是树立商品意识的重要依托。市场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谁拥有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谁的产品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手”，顺利地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通过建立健全完备的科技推广服务网络，大力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开发新品种，引进新的种植模式、管理模式，把新的农业实用技术落实到田到户，使之成为农民手中新的“生产力”，既可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又可以使农民在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的效益比较中增强商品意识。几年来，河北省乐亭县委、县政府利用科技这个“杠杆”，引导农民念科技经，种市场田，树立商品意识，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据统计，全县科技进步因素对农村经济的贡献率已达到45％，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值10亿元，农民人均增收1100元，农产品商品率达到96％以上。

实施名牌战略是树立质量意识的重要途径。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归根结底要解决农业生产中“质”的问题。名牌、品质是市场竞争的重要筹码。在由自给农业、小农经济向市场农业、商品农业的发展中，必须唤起农民的农产品是商品的意识，使之树立以质取胜的市场竞争观念。通过教育引导和实践示范，使农民认识到名牌是农产品闯市场的一张通行证，认识到质量对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乃至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的意义。为此，乐亭县在河北省率先为果品注册了“乐丰”牌商标，为蔬菜注册了“青健”牌商标。在去年的河北省首届农业博览会上，“乐丰”晚久保桃、巨峰葡萄被评为省名牌产品，天鹰椒等九个品种被评为名优产品，为实施名牌战略打下了基础，农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目前，创名牌、保名牌，千方百计提高农产品质量在乐亭已蔚然成风，广大农民的质量意识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尹原

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在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都将留下光辉的一页。对这场引起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深刻变化的伟大实践，文学家有形象的描写，历史学家有客观的记录，社会学家有细致的考察，经济学家有理性的分析，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多种视角。然而，作为改革开放直接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决策人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这场实践的见证则更有其特殊性。他们带领群众用实践来谱写历史，又用文字把自己的实践记录下来。因此，在他们的笔下，这段历史就有更多的真实、更丰富的内涵；他们对历史的记录，就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价值。谢非同志所著的《广东改革开放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的一本力作。

确立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措施

谢非同志长期在广东担任领导工作。《广东改革开放探索》汇集了他从1981年到1998年间的一些文稿，时间横跨十八年，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现代化建设诸领域。十八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然而对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广东来讲，这是一个非凡的历程。在八十年代，广东在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概和“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精神，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其探索之艰辛，成就之显著，意义之深远，为世人所注目。作为省委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谢非同志参与领导了这一实践的主要过程。从1991年初到1998年，谢非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九十年代是广东发展由起飞和打基础阶段进入加快迈向现代化阶段的一个转变。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等地，希望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随后，党的十四大要求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谢非同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主持广东工作，面临着新的历史课题：广东如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围绕这个重大课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构成了全书的主线。以《努力完成党的十四大赋予广东的历史任务》为该书开篇，点出了全书的主题。

在改革开放以前，毗邻港澳的广东一直是“备战”的前沿。除一些轻工业外，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缓慢，经济总量和增长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八十年代这段令人骄傲的改革历程，作者在《为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中有精辟的概括。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广东进入了为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路子怎么走？这是萦绕作者脑际的核心问题。作者深知，只有创新，才能进入发展新阶段。而创新体现在对未来发展目标和道路的科学选择上，体现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方针和措施上。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科学论证，并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构想、步骤和主要措施。在《关于“三个三”工程的问题》中，提出了广东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通信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作为系统工程，构成全省工作的全局，这是有相当创见的。实施“三个三”工程以后，广东经济结构更趋于合理，发展更快速健康。比如，1992年时，广东三次产业总产值依次为465．83亿元、1100．32亿元、881．39亿元，1997年分别达到986．82亿元、3647．82亿元、2680．87亿元，表明广东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第二产业稳步前进，第三产业得到优先发展。又比如，1992年到1997年，全省发电装机容量从1082．53万千瓦增至2812．63万千瓦，公路通车里程从55883公里增至91862公里。基础设施的加快发展，夯实了广东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作者进一步描绘了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系统阐述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要采取的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此后不久，又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繁荣经济与维护社会治安、发展市场经济与防止腐败、领导与群众等四个关系。在省人大七届四次全会上，提出现代化建设要贯彻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不同类型地区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协调发展”方针。这样，关于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目标、思路、措施到基本方针，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以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

围绕广东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作者在实践中作了许多探索。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方面，作者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外向型经济机制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用人机制。这一思想，在书中关于企业改革、农村改革、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论述中都有体现。尤其在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作者作了突出的努力。广东较早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探索。从《要过好价格改革关》等论述中，可以把握到这一历史脉搏。十四大以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成了广东加快发展的关键点。深圳、顺德在这方面的改革步伐较快。特别是顺德所进行的产权制度、社会保障、政府机构等综合改革，引起作者极大的关注。他把顺德作为一个试点，鼓励其大胆探索，并经常给予悉心指导。实践证明顺德的经验是成功的。从《领导要花更大的精力抓好企业改革》等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发挥和保护基层干部和群众探索改革的积极性。正如作者所说，就是“坚持少说多做，允许试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支持改革的原则，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不刮风，加强引导，不断总结经验。”“顺德模式”的产生，正是鼓励改革探索的结果。

作者认为，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省。作者在《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以法治省》中指出，依法治省是广东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良好社会环境、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对外开放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大法宝和强大动力。在《扩大开放要迈出更大更扎实的步伐》及其他有关论述中，作者阐述了按照全省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形成梯度开放格局的思路。在《外经贸工作应在五个方面有新突破》中，提出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五个要求，即要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经贸体制、引进项目、吸收消化创新、出口产品的技术档次和质量标准、对外经贸多元化等五个方面有新突破。这些思想，推动广东对外开放上了一个大台阶。1979年，广东利用外资只有0．91亿美元，九十年代初达到20亿美元，到1996年增至139亿美元。从1992年到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总计519．59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通过外贸出口实现。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没有对外开放的上述五个“突破”，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从引进外资、扩大外贸中获得如此大的优势。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发展的问题上，作者强调要采取一切措施促使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该书关于经济建设的论述中，发展问题谈得最多，可见作者对这一问题是高度关注、紧抓不放的。他认为广东只有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确保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要按照现代化要求，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一度是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因，主要是投资机制不够活。1992年，他就在《按现代化要求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一文中说，像通信建设，只准一家搞，这是落后的根本原因。如果允许多家搞，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为什么不可以大刀阔斧、大胆地改革呢？要突破常规，不打破常规，这种落后的现状何时才能改变！正是这种解放思想的精神，推动广东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过多年努力，基本解决了基础设施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

二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作者提出，要把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看做是广东改革开放继续先行一步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把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三高”农业作为广东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来抓。为此，他在1991年全省科技工作会议上，以《广东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为题，深刻论述了科技进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明确提出第一把手要抓第一生产力。1993年，作者深入到深圳特区作调查，总结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经验，并在深圳召开现场会议，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发展高新科技的方法、思路、政策等问题。这些思想是富有远见的。

三是要以规划为龙头，抓好城市街区和农村村镇建设；环保工作要保护、建设、治理“三管齐下”，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实行分类指导、层次推进、梯度发展、共同富裕的方针，推进不同类型地区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迅速发展首先是在珠江三角洲实现的。为了让这一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全省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作者在1994年提出了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战略构想。这在《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要发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整体优势》等文中有突出而集中的论述。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二的山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各种原因，发展不快，一些地方甚至还相当贫困。1991年，在对全省山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第六次山区工作会议上，作者动情地说，“只要在繁荣的珠江三角洲旁边，还存在着大块尚未脱贫的山区，甚至连温饱也未解决的‘寒极’，我们就不能说广东进入了小康阶段；即使全省按人均计算达到小康，也不能宣布全省进入小康。”他说，广东二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没有山区的发展；山区不富，广东决不言富。这体现了作者在发展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对山区人民的一片深情。事实上，从1991年作者就任省委书记后，广东就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山区建设和扶贫攻坚战役，把它作为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战略任务来抓。从那以后，山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92年到1995年，五十个山区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1．37％，超过了全省同期18．74％的速度。到1996年，山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八十年代中的400多元增至2735元，1997年全省山区基本脱贫。从实际出发，实行分类指导，建立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通过有先有后、以先带后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实践。

对经济发展中的其他问题，比如，对高负债、粗放经营、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对一度出现的开发区过热、土地资源浪费的问题，对经济管理不善、金融市场不够规范有序的问题等等，作者也没有回避，而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措施加以整治和克服。这在有关经济建设的各个篇目中都可以看到。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关于精神文明和思想文化建设的文稿在该书占有相当篇幅。这反映出作者抓这方面工作“绝不手软”。在《在改革开放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这篇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稿中，作者阐述了改革开放与精神文明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保证和巨大促进作用。这说明，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重大课题，作者很早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也就从那时开始，作者提出了以点带面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省委同意，树立了广州市南华西街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和南海县开展创建文明村户活动两个先进典型，并号召全省城乡广泛开展学“两南”经验、创建精神文明的活动，探索城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子。作者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本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造就新人必须从中小学开始。在《新时期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问题》中，作者以潮州市的经验为典型，指出中小学德育工作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础性工作，要探索新时期德育工作新路子。在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方面，作者倡导树立“好学进取，团结友爱，诚实礼貌，健康文娱，卫生美化，勤俭办事，遵纪守法”的二十八字新风尚。这“二十八字”曾被谱成歌曲，很长一段时间在南粤大地广为传唱。作者所倡导的新风也像歌曲那样，日益深入人心。

为使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作者在《要重视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提出，要建立“育、导、建、管”结合的工作机制，即教育、引导、建设和管理相结合。在这个机制中，作者特别强调管理，坚决扫除“黄赌毒”。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黄赌毒”这些“顽症”多年没有解决好。对此作者并不讳忌。指出问题可怕的是视而不见。事实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作者一直在探索、思考并在实际工作中作出努力。在《同中山大学师生谈当前形势》中，作者对广东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并指出解决的办法。《扫除“黄害”的六点要求》和《要煞住毒赌这两股歪风》这两次讲话，体现了作者坚决遏制社会丑恶现象，使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保持良好社会环境的决心。作者认为，抓扫除“黄赌毒”，要与抓繁荣文化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建设是更根本的。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吸取外来优秀文化与继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在《出版工作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中，作者对精神文化产品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对整个文化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当前的文化发展问题“讨论热”中，读一读作者的这些论述，不无启发，不无裨益。

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

关于党的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在该书也占有较多篇幅。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除了如何加快发展，还有如何实现政治民主、法制健全、治安良好、党政机关廉洁高效与政通人和。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这样一种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令人向往，但这需要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

首先必须抓好党的自身建设。1990年，在题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两大任务》一文中，作者提出各级党组织一方面要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本领，另一方面要拒腐防变。这就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工作的要领。在《党要管党》中，作者指出新时期的党建工作，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思想建设为中心环节，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九十年代以后，作者对抓好班子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在班子建设中，作者很强调领导方法问题和提高决策水平问题。在《如何当好县委书记》、《进一步加强县委领导班子建设》等文中，作者提出了“为公、团结、求是、拼搏、实干、学习”的十二字要求，提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坚持群众路线，转变机关作风；等等。

党风廉政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反腐保廉的有效机制，把反腐败斗争和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和扫除社会丑恶现象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早在1988年就提了出来。在这年的一篇题为《保持廉洁要综合治理》的讲话中，作者提出，保持廉洁要靠教育、靠改革、靠监督、靠法纪几个方面同步进行。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说明作者对反腐保廉的工作思路非常清晰，而且符合实际。十多年以后再读这篇讲话，仍感到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作者还提出，要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大打击犯罪、打击走私活动的力度。从《第一把手要亲自抓社会治安工作》、《社会治安要一年比一年好》、《采取得力措施，打击走私活动》这些篇目，不难看出，作者是从战略的高度，从精神文明建设全局的高度来抓这些工作的。比如，他把反走私斗争放在政治的高度，指出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反走私斗争不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而且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4月6日至20日先后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正式访问。

4月6日，美国南加州各界华侨华人举行宴会，欢迎朱镕基总理访美。这是朱总理在晚宴上亲切抱起表演节目的小朋友。

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

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讲。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4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主持仪式，欢迎朱镕基总理。

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

4月16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渥太华与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4月16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加拿大总督府会见了加拿大总督罗密欧·勒布朗。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4月19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参观加拿大维多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