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26日 · 第11版

“三讲”教育笔谈

钟祖岩

编者的话

前不久，中共中央做出部署，要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为配合开展好这项重要工作，本报“党的建设”版从本期开始开辟“‘三讲’教育笔谈”专栏。欢迎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您对开展这项活动的认识体会，取得的收获，遇到的问题等，写成千字左右的文章，走进这个栏目，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

来稿请寄：北京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党的建设”版

邮政编码：100733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培养起来并坚持发扬的一个好的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贯要求。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前进道路上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困难。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县级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集中进行一次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十分必要，又非常紧迫。

“三讲”教育取得实效，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来说，重点就是要克服和防止在方针政策、重大原则问题上搞片面性、绝对化，以及对中央的决策阳奉阴违、自行其是等错误思想和做法；纠正和防止违反民主集中制，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断专行、各自为政、忽视党的管理监督等错误思想行为；克服官僚主义，反对以权谋私，以及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权益的各种腐败现象；纠正和防止追逐个人名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以及只图形式，不重实效等不良习气。这些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就会有一个大的提高，“三讲”教育才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因此，在“三讲”教育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对照上述问题，联系个人实际，认真进行反思和检查，找出差距和不足，积极加以整改。通过学习教育，使领导干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明显进步，作风上明显转变，纪律性明显增强。“三讲”一定要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能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

“三讲”教育取得实效，重要的是，从上到下，严肃认真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目前在一些领导班子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被丢得差不多了，党内民主生活会，往往流于形式，很少触及思想，同志之间长期思想不见面，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能自重自省，甚至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对于别人的问题，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保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甚至还迎合、庇护。因此，在“三讲”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在积极查找自己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认真开展自我批评的同时，必须克服“好人主义”，摒弃吹吹拍拍、低级庸俗作风，坚持党性原则，对同志认真负责地开展批评。主要领导同志更要以身作则，带头剖析自己，真心实意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他成员的不足，从而引导班子成员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讲”教育取得实效，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要从上至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加强工作指导，搞好督促检查。尤其是对那些问题较多、群众意见较大、工作遇到困难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加大指导工作的力度。要把这次“三讲”教育同干部的深入考查、考核结合起来，从而保证这次“三讲”教育深入、扎实地开展，真正取得实效。

议论风生

陈鹏

新年伊始，又逢各地方、各部门落实责任制、签订责任状的时候了。

近日，笔者在基层采访，遇到一位满脸愁容的县委书记。询问个中原因，方知是市里要召开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三个会议，召开会议的地点不在一个地方，但时间都在同一天，而且盖着大红印章的通知中都明确要求：党政“一把手”参加。

这位书记的忧虑不禁让人联想到被人屡屡提到的“一把手工程”。时下，好像对大大小小的各类工作任务都喜欢冠之以“一把手工程”之名，似乎唯有“一把手”挂帅才能显示出工作的重要性来。

仔细想来，这“一把手工程”多了，带来的问题似乎也不少。

首先，事事都由“一把手”来抓，且不说这“一把手”忙不忙得过来，即使“一把手”能有“三头六臂”把什么都忙完了，那要下属干部干什么？“一把手”说了，手下人自然照办，那么长此以往，遇事等指示、有事不动脑可能就不是杞人忧天了。

其次，党章明确规定我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事无巨细都依赖“一把手”，那么“一把手”也会容易养成“家长”作风，这样势必也影响党委内部民主作风的发扬。

再者，无论“一把手”水平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但他的精力、学识、办法等都是有限的，事事亲自抓，很可能导致胡子眉毛一把抓。这样就很难让“一把手”把主要精力放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好最重要、事关全局的关键性工作，使他陷在“文山会海”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失去了主要领导应起的作用。

其实，如果什么事都是“一把手工程”，那么也就无所谓“一把手工程”或者是其他什么“工程”了，反正都是一样。

道理浅显易懂，可是实行起来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把这些简单的道理再说一说，出发点只有一个：把工作干好。但愿多多少少起些作用，不是“说了也白说”。

党建纵横谈

中纪委驻信息产业部纪检组组长常延廷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必须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措施结合起来。

正是基于防范在先的认识，许多地区、部门的纪检监察机关主动介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建筑市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资产经营和管理等新领域，及时抓住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作出规定，提出要求，以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实践证明，深入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加大防范的力度，实行关口前移，不仅能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富有朝气和活力，而且也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力支撑保障下逐步做到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在反腐败斗争中，所谓“治标”就是遏制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煞风头，泼水救火，使之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所谓“治本”就是从源头上抓起，釜底抽薪，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源。从治标与治本的相互关系上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如果只治标不治本，解决消极腐败问题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又长出一茬，纠而复生，按下葫芦起来瓢，腐败问题查不胜查，防不胜防，甚至前功尽弃；如果只治本不治标，在目前消极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其发展蔓延的势头必然遏制不住，愈演愈烈，治本也很难奏效。治标重在“治”，治本重在“防”。

实践证明，把长期作战与打阶段性战役、战略与策略结合起来，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前，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

机关干部当“村官”

蔺如伟

山东省平邑县从县乡党政机关优秀干部职工中选拔一部分人到瘫痪、软弱、散乱的村任村干部，效果显著。目前，这个县已向18个乡镇的62个村选派干部76人。

平邑县有1056个行政村，近年来，绝大部分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子。但平邑县委、县政府发现，个别村缺乏班子人选，有的村班子倒了扶、扶了倒，成了年年整顿，年年落后的老大难村。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分析认为，从机关干部中选派一些热爱农村工作，事业心强，有工作能力的人到缺乏人选的村任职，以机关人才优势补充农村一线人才的不足，对于解决农村班子难建、人才难选的问题更为有效。这样，该县便先后派公职人员到村中任职，并订下了任务目标和奖惩措施。

据了解，派机关干部到农村任职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拓宽了村干部选用范围，有利于选好配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为解决瘫痪、软弱、散乱的后进村班子建设问题找到了一个出路。二是有利于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改变一些农村党员思想落后，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不够和无能力治贫致富，对发展经济失去信心的局面。三是有利于实现村级民主管理，有利于发挥党员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图片新闻

目前，湖北省嘉鱼县簰洲湾11766户倒房户中，已有95％的灾民正在陆续搬进新居。他们在经历洪水无情党有情的祸福对比之后，纷纷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图为簰洲镇河埠村三组村民张联军在喜迁新居时，将颂党对联贴上自家大门。袁灿摄

王跃平吕国强梁铁斌

电视剧《黑脸》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许多人都知道了电视剧里那个“包公”调到了河北石家庄市任纪委书记。电视剧的轰动效果引来的是现实生活当中更大的轰动效应——东西南北寻老包。许多上访者纷纷来到石家庄，找“黑脸”，找姜瑞峰。姜瑞峰到任不到一年，上访案件比过去同期增长了三倍。

纪委推不开门了。姜瑞峰提出：来者不拒，言者必听，有事必办，满意为止。

1998年4月，市纪委实行常委接待日制度，挂牌上岗，解决了许多集体上访和老上访户的问题，化解了大量矛盾。但是，一个新的矛盾开始产生：有许多问题经市里过问后在基层迟迟得不到认真对待和解决，去而复返的老面孔上访群众纷纷抱怨“执行难”和中梗阻现象。此时的纪委不仅坐等来客，而且成了“中转站”。

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思路和方式呢？常有逆向思维火花闪现的姜瑞峰想出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变上访为下访，变群众访我为我访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除上访群众的往返之苦。思路变成了行动。1998年6月，石家庄市纪委成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下访工作队。工作队有三项主要任务，一是查处基层群众反映强烈、问题严重的乡、村和企业违法违纪案件和经济案件；二是查处乡、村、企业财务不清，办事不公，违法施政，欺压群众，造成和容易造成干群冲突的典型案件；三是查处由于执纪执法部门和基层干部办事不公，徇私枉法，造成冤假错案并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典型案件。

下访工作队成为纪委的一支重要力量，队长由市纪委副书记担任，14名精兵在内部抽调，工作重点是偏僻落后、交通闭塞、村务公开搞得不好的乡村和企业。工作队采取现场办公的办法，就地解决问题。凡纪委能单独解决的问题迅速查办，涉及到有关部门的迅速协调解决。很快，石家庄市所属的16个县（市）的纪委都成立了专职挂牌的下访工作队，群众称其为“快速反应部队”。“中转站”变成了“直通车”。

河北省赞皇县邢郭乡西王俄村年逾七十的农民刘珍子，穿着戴有丈夫三枚军功章的百衲衣，步履蹒跚一路打听地走到石家庄市纪委大院内，她要找纪委书记姜瑞峰，她要找姜瑞峰诉冤：她活蹦乱跳的儿子4年前被县公安局抓去并在羁押期间被打成了残废，至今人事不知、五谷不辨。她要让纪委做主：赔偿她损失，归还被强行收走的木材，还农民的清白。

姜瑞峰听了刘珍子的情况，眼珠子瞪满了眼眶：下访工作队，出发！

石家庄市纪委副书记崔金刚带领下访工作队员马上赶到邢郭乡西王俄村的刘珍子家。

面对着一贫如洗的家，面对着刘珍子布满沧桑的脸上纵横的老泪，面对着目光呆滞蜷曲在角落里、头发胡子如野草一般的傻儿子，面对着围观群众期盼、疑惑的眼神，工作队员唏嘘着、愤怒着。

第二天下午3时整，崔金刚及下访工作队员一道赴现场督促公安局落实会议决定，连同木材折款3000元共计两万元当面兑现给刘珍子。崔金刚及赞皇县委书记还向刘珍子捐款900元。虽然这一数额同刘珍子已经花费的数额及理想的赔偿数额尚有差距，但她还是含泪收下了。而这一次的流泪显然是找回了农民的清白的感激的泪水。刘珍子表示从此息诉“下岗”，而且赞叹道：纪委管干部，管干部就能管成事儿！

就这样，下访工作队成为连结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群众把这里当成了情感的寄托所。解决了问题的跑来送旗、送匾；心有冤屈的来申诉；发现腐败行为的来举报……

上图为石家庄市纪委领导带下访工作队下乡。梁铁斌摄（附图片）

剖析与思考

新华社记者张知干

1998年12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里又一次响起法官庄严的宣判声：

“……被告人董虎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至此，经过近两年的侦查和审理，原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分行行长董虎臣玩忽职守和受贿一案终于水落石出。又一条金融“大蛀虫”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炒卖广场，一亿多元打“水漂”

董虎臣蛀蚀国家财产的行为要追溯到五年多以前。

1993年3月，广东省建设银行属下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坚丰金融财务有限公司，在香港悄悄注册成立了。本来，设立这样的公司要经省建行领导集体研究，且须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但是，作为当时省建行行长的董虎臣把这些规定抛到脑后，私自拍板并兼任公司董事长；公司的目的也十分清楚，就是“进行投资股票和房地产业务”。

当年7月份，董虎臣出差来到香港，坚丰公司董事霍某连忙跑来向他谈起一项“宏大”的投资计划：花10．25亿港元，与香港两家公司合作炒卖香港威灵顿广场。

50多天后，坚丰公司参与投资的书面申请和临时合同传真到了省建行。董一看，此项投资中坚丰公司可赚3000万元，其妻子的南邦公司可赚2000多万元，便不假思索，签字同意。1994年9月8日，坚丰公司与另外三家公司以MOSCAN的名义，与爪哇集团签订了正式的买卖合同。

然而，炒卖广场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合同规定，坚丰公司拥有广场30．1％的股份，需承担的投入资金达3亿多港元。这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来讲，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董自以为建行是座靠山，他把省建行国际部的人私下叫来吩咐道：为坚丰公司投资筹备资金，并一定要保证项目的资金需要。

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省建行用于此项目的投资款以及坚丰公司用于该项目的律师费、管理费等开支，共计投入达1．06亿港元。

MOSCAN公司终于拥有了广场的所有权。但是在随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他们却未能以高出原价的价格将其卖出。此时，向爪哇集团偿还8．2亿港元的借款期限已到，与坚丰公司合作的三家公司已无力再投入资金还清借款，省建行也无力再单独承担所需的全部资金，炒卖广场化成了“泡影”。这时候，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发觉了此事，迅即免除了董的行长职务，并停止了对广场的投资。

然而，董虎臣虽然被免职，但由于其轻率决定所带来的损失却无法挽回。

收受贿赂，30万元进腰包

如果说董虎臣身为银行行长竟然违反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擅自批准炒卖房地产，可谓是一个十足的“昏官”的话，那么，他利用职权搞钱权交易收受巨额贿赂的行为，则暴露出他同时还是一个可恶的“贪官”。

作为一行之长，董虎臣在使用资金上拥有巨大的权力。因此，他在批准贷款上常常关照一下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老熟人等。于是，一些朋友也投桃报李，向董表示“感谢”之情。

1994年春节后，董来到香港参加坚丰公司的春茗酒会。席间碰到广东粤建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某和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黎某。杨某是董的老部下，董曾多次批贷款给他到境外与黎某等外商合作投资房地产，杨某因此在投资香港房地产项目上也赚了一些钱。于是，杨某与黎某商定趁此机会向董表示“心意”。

当晚酒会过后，杨某等人假借与董闲聊来到香港永乐街省建行宿舍董的住处。晚上11时左右，杨某先是随其他人一起离开，而后随即返回，将装有10万港元的信封交给董。看到这么多钱，董开始有点担忧，但随后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在资金上支持杨某，此钱可能是杨某炒房地产得的回扣，于是就心安理得收下了。

1995年春节后，董虎臣再次来到香港参加坚丰公司的春茗酒会。杨某和黎某又故伎重演，酒会过后，杨某来到董的住处，将一个装有20万港元的信封交给董。杨对董说道：“钱不是粤建公司出账的，你放心。”听老部下这么讲，董真的放了心，再一次“笑纳”。

就这样，董虎臣利用职权，轻松地将30万港元“好处费”装进了自己腰包，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贪赃枉法的泥潭之中。

贪赃枉法，行长沦为阶下囚

现年61岁的董虎臣是浙江省余姚市人。1964年从海军工程学院毕业后，他一直在省建行工作，从科员一步一步登上行长宝座，可谓平步青云。可惜的是，晚年他却晚节不保，落得个身败名裂。

1995年8月，董虎臣违规利用信贷资金炒卖房地产之事东窗事发，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立即免除了他的职务，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举报。

12月，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移交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主办，广东省检察部门随即展开了全面的侦查。尽管董虎臣利用信贷资金炒卖房地产采取的手段十分隐蔽，但是办案人员还是从公文批文、买卖合同、会计资料和有关人员身上等找到了充分的人证和物证。看见自己晚年所犯下的罪行，董彻底绝望了。一天，他对办案人员哭道：“真不如死了算了！”在证据面前，他终于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从一行之长成为阶下囚，董虎臣的沦落给人留下了许多的惋惜和深思。身为银行行长，本应对国家资产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但是，董却为了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肆意践踏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最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行为真是可悲可恨。

同时，董虎臣的所作所为也警示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如果眼中只看到手中的权力，而忽视了权力的另一面——“责任”，将权力凌驾于责任之上，为所欲为，独断专行；或者更有甚者，将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商品化，将市场经济奉行的交易原则引入到公务活动中，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其结果必将会沦落成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