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22日 · 第12版

心香一瓣

郑曼

今年元旦，我老伴臧克家可能有所预感，他一直不提要我去电话问君健同志的病情。1月5日下午，从中国作协传来君健同志去世的噩耗，我九十四岁多病的老伴，不禁潸然泪下；我给君健夫人苑茵去电话，彼此都泣不成声，我只哽咽地说了一句：“您要挺住啊！”我们为我国失去了一位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而痛惜！也为又走了一位与我们深交半个多世纪的老友而哀伤！

君健同志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小说家和翻译家，他于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推出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在英国和其他十多个国家出版后，反响强烈。英国评论家称叶君健为“革命史诗型的小说家”。他精通英、法、德、意、日、丹麦等多种语言和世界语。几十年来，他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译作和戏剧评论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等共计一千一百多万字。他为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俄、意、法、英、丹麦、比利时、挪威、匈牙利、朝鲜等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最负盛名、影响了几代人的当属他精心翻译、编注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他的中译本，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译本”之一，曾荣获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

全国解放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国文学》英文、法文两个版本。二十五年来，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达二千五百万字。

他还是最早翻译毛泽东诗词的人。1957年1月，臧克家主编的《诗刊》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校定的十八首诗词，君健立即着手翻译；直到1976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他都是翻译组的主要成员。他曾经对克家说过：由于外国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史实，特别是诗词中的文学语言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修养，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闹出不少笑话。有把《蝶恋花》中“我失骄杨君失柳”句中的“杨”和“柳”，译成“杨树”和“柳树”的；有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句中的“风流”，译成“花花公子”的等等。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在翻译过程中，他与同组同志互相切磋，并广泛征求学者、专家的意见，克家就曾介绍他访问过多年跟随毛主席并喜爱诗词的郭化若将军。君健、袁水拍两同志和克家一起，研究讨论过对毛泽东诗词解释有歧义的问题，并汇集成二十多条，由袁水拍口头请示过毛主席。后来，这个英译本，成为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各种译本的蓝本。这其中倾注了君健同志多少心血啊！

这几天，君健同志的音容笑貌不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怎能忘记呢，1942年相识在国统区雾重庆的老友啊！克家常提起，1942年10月，君健和苑茵结婚时，君健风流倜傥，苑茵青春美貌，真是天生的一对！1992年秋，君健同志病重住院，苑茵来电话，希望克家写几句，祝贺他们的金婚，并加上一句“越快越好！”后面这四个字，使克家的心情异常沉重。他马上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为他们写了贺辞：“银婚变金婚，两心并一心，恩爱相终始，百岁犹青春。”并由大女儿代表我们到医院探望并祝贺。大女儿回来说：“君健叔叔得的是前列腺癌，已经转移，情况严重，但他很乐观，精神不错。”

经过治疗，奇迹出现了，1992年冬，君健同志战胜了癌魔出院了。

身患绝症、已经七十八岁的君健同志，一出院就伏案写作，不管严冬酷暑，每天两三小时。我们在电话中劝他保重身体，他说：“经过这场大病，更觉时间不多了；不写，精神也无所寄托。”就这样，在他第二次入院前的三四年间，竟写出了中短篇小说、散文、回忆录等近百万字，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1997年10月，君健同志再次住院。7日，我们接到“纪念叶君健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研讨会”的通知，看到旁边有这么一行字：“克家同志：您好，我已近乎瘫痪，不能行动了，可否写几个字？君健”。克家当时是第四次住院后回家疗养，一用脑，血压就升高。但他对我说：“君健研讨会，不管我身体怎么样，都得写几句，老友情深啊！”他在宣纸上写下了这么几行字：

作家、翻译家，著名于当世。

同志、好朋友，深交六十年。

人品、作品，双照心目。

带病握笔，可敬可钦。

11月4日开会那天，听说君健一直坚持到研讨会开完才走。我们以为又可能出现第二次奇迹了。可天不随人愿，不久就传来了他瘫痪、大小便失禁的不幸消息。原来他参加研讨会回到医院，摔了一跤，从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君健、苑茵夫妇关心朋友胜于自己，他们想到克家几年来四次住院，已不能自己行走，非把儿女孝敬父亲的轮椅送来不可。1998年1月19日，克家回信道：“疾病相关，赠我轮椅，使我回忆往事，感慨系之。老友之情可感，不道一声谢谢了。”我代表全家去探视君健同志，他安详地躺在床上，首先关切地问克家的病况，然后笑着要我转告克家，说：“我吃得下，睡得着，头脑也清楚，就是站不起来了，不痛的时候，我还想在床上写点小文章。”多坚强的斗士啊！

但癌细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6月初，苑茵来电话告诉我：“君健病危了，不是高烧，就是大出血，剧痛不止，每天靠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从此，君健同志就这样被癌症折磨、煎熬着。可他那颗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心，仍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去年我国的特大洪灾，使他的心一刻都不得平静，直到派人把两万元稿费送到中国作协，捐献给受难的灾民，他才稍稍宽了宽心。

永远铭刻在我心中的，是1996年9月11日的那一幕。头天，君健同志来电话，说他要来看望克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癌已转移，便劝他千万不要来。可他说：“见面的时间不多了，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你就让我来一趟吧。”11日下午，两位老友久病重逢，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他们谈病后的体会，谈所见所闻，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君健同志怕克家年高多病，过累不行，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料不到竟中了他的预言，这就是他和克家的最后一面！从此，天上人间，深交六十年的老友就再也见不到了！

君健同志，您走好！您的友情永在，精神永存！

金台随感

叶延滨

女人的减肥与政府的廉洁，好像是两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报纸上总把它们放在一起讲，头版上总是讲廉洁，报屁股上一大半的广告是减肥，然后放满外国的和中国的报摊。

减肥与廉洁其实是有许多共同点：

减肥要节食，少吃，是头一关。减肥如果不从节食做起，后面的都是白费气力的瞎忙。前些年，计划经济下，一个月半斤肉三两油，就没有几个说想减肥的主儿。为啥？没得吃，哪来的肥？当然，也不是说，为了减肥，咱们再回到计划经济中去吃粮票肉票油票，只是说，有了好吃的，先管住嘴，管住嘴就管住了肥。廉政也要从嘴做起，想想看这些年一说政治廉洁，立马就是说刹住大吃大喝之风，所以有人说：纪检官就是管嘴官。管嘴官，管谁的嘴？管官嘴。像绕口令，其实，贪官有三病：嘴馋，眼红，手痒。最早的不廉洁就是因为嘴馋。

减肥广告许多不讲真话，说得好听，不是让人少吃，反而叫你再多吃点。吃他的药，喝他的茶，然后就会青春再现，活力无穷，妩媚动人。有些地方廉政的消息也是让人看了激动，激动以后生疑：揪出来的人物越来越高，抓出来的团伙越来越大，腐败的内容越来越多……成绩是一天比一天多了，这廉洁是肥了还是瘦了呢？有时拿到一张报纸，报头的廉洁和报屁股的减肥，都让人哭笑不得。

减肥最怕的是什么？是反弹。药也吃了，健美班也去扭屁股了，饿也饿了，于是有了“阶段性成果”。只是，当这阶段一过去，那成果也就消失了，更肥更胖。还有难办的，那些减肥广告常与丰乳健胸广告同时出来，招摇过市。何为丰乳？说白了就是区域性增肥。就这么一个百十来斤的人儿，要在上面减肥，同时又要在上面增肥，吃了这药吃那药，能行么？万一想减的没减，想增的又减了，那形象美吗？在廉洁方面，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个词：阶段性成果。老百姓听惯了，知道是“当官的收敛一点”了，但如果“阶段”过去，会不会更廉更洁，就难说了。

把廉洁政府当作减肥广告，其后果如何？亚洲金融风暴说：不行！在金融风暴打击的韩国、菲律宾、印尼甚至日本，不都在风暴中揭开了政界或金融界的贪污腐败丑闻？金融稳定，货币坚挺，背后一定要有个廉洁政府。

诗画配

池北偶诗丁聪画

头上戴乌纱，

手中握印把，

做官当老爷，

“公仆”嘴边挂。

以权谋私利，

贪污有办法。

公款入私囊，

大笔大笔拿，

舞弊无顾忌，

能刮拼命刮。

权钱做交易，

受贿是惯家，

官职搞零售，

批件索高价。

巧取与豪夺，

几年便暴发。

工作拆滥污，

生活极腐化。

顶风敢作案，

胆子包天大。

此等害人虫，

岂可饶过他，

祸国又殃民，

不能不严打。

该关的就关，

该杀的就杀。

茶楼

孙湛

十多年来，关于雍正的戏可谓层出不穷，尤以港、台的影视作品为最，像较早的《雍正大战少林门》、《雍正与吕四娘》、《雍正外传》等。但这些大部分属于闹剧、戏说，意思不大。倒是内地先后拍摄的两部电视剧《雍正皇帝》和时下播出的《雍正王朝》相对能够客观反映雍正的政治全貌。特别是后者，得以拨开重重历史沉雾让这位历史人物向我们走近。

雍正作为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虽然统治时间只有十三年，但他亲手批答的奏章仅《上谕内阁》、《朱批谕旨》两项累计就达五百一十九卷之多。针对康熙晚年出现的种种流弊，雍正上台伊始，就悉加整顿。设会考府，清理亏空、严惩贪贿；耗羡归公、正本清源。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西北用兵、密折奏事（包括军机处的成立），使顺、康以来的一些弊端得到遏制，吏治、财政状况明显好转。雍正明于理政，也善于识人、用人。他主张“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胆提拔新进，委官不拘出身。他强调居官为政要推之以诚，禁止朋比结党。他尚能虚心纳谏，对犯颜直言予以褒奖。通过雍正的努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国力随之增强。后人论史有“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的说法。

同以往历次拍摄的“雍正戏”有所迥异的是，唐国强塑造的雍正更加突出了他励精图治、苦心孤诣的形象。即便在复杂多变、枝节横生的夺嫡斗争中，雍正的言行举措依然围绕着朝野安定、国计民生。据此展开的几场戏如赈灾，追比，荐贤，处置年、隆等都用凝重的笔墨刻画了铁面君王的一心为国、不知其他的决心、魄力。剧中多次对雍正那张千古悲愤的脸做不同角度的特写，难怪有的观众说：“唐国强把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带到戏里来了。”比照此前过分强调雍正不择手段、处心积虑地谋夺皇位、屠戮异己的设计手法，显然带有创新、尝试的味道。

此外，《雍正王朝》并未像有些“雍正戏”那样，只是有限的几个人物晃来晃去。除去雍正，还把允祥（胤祥）、田文镜、李卫、张廷玉等观众原本陌生实际却举足轻重的雍正统治集团的首要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推到了观众面前，一定程度上反衬出雍正并不是真的“孤家寡人”。再有，《雍》剧对诸如礼仪、服饰、场景等种种细节也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避免发生硬伤。当然，也有不足处。例如，第九集里直郡王允禔奉康熙命申斥太子允礽时居然用了“抢班夺权”字眼，听来颇觉滑稽。

五味谭

周国平

现代人是越来越离不开医院了。从前，人在土地上生息，得了病大都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现在，生老病死，每一环节几乎都与医院难解难分。我们在医院里诞生，从此常常出入其中，年老时去得更勤，最后还往往是在医院里告别人世。在我们的生活中，医院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

然而，医院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却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医，老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人性的温暖。可是，在医院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尤其在今日有些医院，腐败已经到了令多数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权的普通人，在这方面都一定有惨痛或沮丧的经验。人们之恐惧在医院里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于对疾病本身的恐惧。

一个问题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为使命的医学，为什么如此缺少抚慰生命的善意？没有抚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诚意吗？

正是在这困惑中，我读到了已故美国著名医生刘易斯·托马斯所著《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的札记》一书，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这本书里，托马斯对本世纪中叶以来治疗技术的进步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同时认为，代价是巨大的，这代价便是医疗方式的“非人化”，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去不返了。现在的医生不再触摸病人，也不再有兴趣和工夫与病人谈话。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复杂的机器，它们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把两者的距离越拉越大。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只成了一个号码。在医院这个迷宫里，他们随时有迷失的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放在担架上推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托马斯懂得，技术再发达，病人仍然需要医生那种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那种无所不包的从容的长谈，但他知道要保留这些是一件难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医生”才能做到。“最好的医生”———他正是这么说的。我敢断定，倘若他不是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他的同行一定会对他的标准哗然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制定这标准的那种神圣感情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最陌生的东西。

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吃惊，便是一些很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不负责任。有一回，我怀孕的妻子发烧到四十度，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皮试过敏，那个值班的年轻女医生便一筹莫展，入院数小时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过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试图从那里得到某种批号的青霉素，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那家医院注射过这种批号的青霉素，已被证明不会引起过敏。可是，我的联系很快被这个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是这会增加她们科的电话费支出。面对高热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儿，我心急如焚，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无法置信，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离家较远的大医院，谁知这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的焦急的请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出类似情形曾使我失去一个女儿的遭遇，这才得以办成出院手续。

记载我的丧女经历的《妞妞》一书拥有许多读者，而这些年轻的医生都不曾听说过，对此我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感到寒心的是，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是知识分子，我却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无知者。直觉告诉我，他们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的，因而我无法用我熟悉的语言对他们说话。爱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医生自己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个人而不只是疾病的一个载体。托马斯倡导并在美国率先实施了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教育计划，中国当代著名医生郎景和、陈可冀皆嗜书并提倡医生多读些人文书籍，正显示了他们的眼光。在这方面，我们的医学教育肯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医学院培养出的医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养的真正的医生，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多味斋

刘琮

“黄河水涨哗啦啦地流，黄河畔的红糜子年年大丰收。红糜子舂米焖酸粥，越嚼越品越可口。”

这是流传在山西偏关，陕西府谷、神木，内蒙古河套平原、土默川、伊盟、清水河等地黄河两岸的一首爬山歌谣。它道出了这一带人民对黄河恩赐的喜悦，也道出了这一地区人民对酸粥的喜爱。

说起酸粥，它本是这一带人民的家常便饭。可它源远流长，虽不能与天津的小站米饭相媲美，但生息在这一带的人民群众都十分喜爱它。

制作酸粥，用不着什么高超的烹调技艺，也无需珍贵的佐料，只要把糜米、小米或大米，放在罐子里使它发酵后便能做成。这里的人们吃这种粥习以为常，但没有品尝过它的滋味的来客往往十分好奇，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好好的米怎么放在罐子里让它酸了呢？可是一经吃了，就会觉得它酸得别有风味，酸滋滋含着甜味，软溜溜带着坚筋。甚至吃了还要向主人再要来吃，吃着就上了瘾。

我从小长在黄河“几”字头的岸边，所以对酸粥特别地有好感。在外工作多少年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嗜好，每次回家总要专门给我做上几顿。对我来说，它比许多美味佳肴还要可口。也许这段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沙区地带，气温异常，夏秋季节是人们特别愿吃酸粥的时候，特别是在锄地、割地之后，暑热干渴，或歇在地头树荫下，或回到家中，喝上几口酸米汤，那真胜过城里的“可口可乐”，“伊利雪糕”，它既能止渴，又可解饿。酸粥的吃法多种多样。在土默川，人们喜爱在酸米粥里熬进倭瓜，那真是论色气，黄里有红；说味道，酸中带甜，用鼻子一闻，香喷喷的。你若是喜欢吃辣椒，再抹上一筷头与酸菜拌在一起，那更是美极了。

酸粥也有它的兴衰，它紧紧地连着人们的命运，显示着黄河两岸人民的穷富变化。我小的时候，就听说伊盟黄河岸旁，姑娘大了要相人家，除了要了解小伙子的其他情况，女方家里大人还要专门到男方家里看看他家锅台上放着几个酸罐子，如果不放酸米罐，一般说明家境不好，连酸粥也吃不起；二来即使这人家富裕，但饮食习俗不相同，担心吃不在一起，嫁过去的姑娘吃不上酸粥，那会想疯的，所以这门亲事也就成了问题。不过这是老话，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每家的酸米罐子都很多，这个相亲条件，自然也早已不成其为条件了。

酸米粥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喜爱，除了它香醇，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外，据好多医生说，它还有着一般米饭不具备的营养价值。它里边有一种叫酶的化合物，可以帮助消化，增进食欲，使人体得到更多的营养。更为奇特的是，人们还发现吃酸粥的人皮肤细嫩，唇红齿白，年轻的更有风韵，年老的鹤发童颜、福寿延年。这里的漂亮姑娘都出自黄河畔上的人家，村庄中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比比皆是，有的七十多岁还在黄河上驾舵当着老艄公。

朋友，假若您有机会到黄河畔上人家做客，请一定亲口尝尝酸粥，那时您就会留连忘返，有更深刻的体会了。

吴兴人

上海市公安局不久前组建了一个专门从事打击扒手的公交分局。该局首发的“飓风一号”行动出手不凡，不到十天，已有扒手五百二十四名落网。

扒手之猖獗，令人扼腕；扒手之可恶，令人切齿。日前，《解放日报》记者前往看守所采访了几名在这次反扒行动中落网的扒手，听到了他们的自供，似不无发人深省之处。现录几段，略加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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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遵守纪律，上车时只顾争先恐后抢位子，这个时候注意力不在身上的钱包，是我下手的最佳机会。说句老实话，我们就希望乘车时秩序乱，一乱就可以浑水摸鱼。”

评曰：只顾抢位子而不顾自己的皮夹子，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在失去钱袋之后，捷足先登者还丢失了一件同样宝贵的东西：助人为乐。这名小偷的“老实话”倒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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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最有利的就是，车上大多数乘客对扒窃行为采取眼开眼闭、明哲保身的态度。有的人看到我在扒，故意装傻，眼睛往别处看，或者跑开；有时失主叫了起来，车上的乘客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大家眼睛朝车厢顶看，让小偷把钱包扔在地上。”

评曰：在扒手“做生活”时你作壁上观，那是纵容他人作恶。此风渐长，得益者是扒手，受害者是大家。今日别人被扒时你是看客，他日你被扒时同样无人相助。故意装傻者，才是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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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不慌，脚步不乱，笃笃定定地将皮夹子朝脚下一扔，从从容容地下车，再到别的车上去把损失补回来……”

评曰：对于正在作案的车扒，一俟发现，就要喊打，有力出力，无力出声，人人参与，那么，车扒庶几有望减少。

姜林和出生于安徽歙县，受黄山绮丽风光的陶冶，自幼酷爱中国画，并长期从事工艺美术和书画艺术研究。姜林和擅山水、花卉，尤长于牡丹，其作品多以黄山风光为题材。他的画水、墨、彩自然交融，有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曾出版《姜林和画册》，还先后赴新加坡、美国举办个人画展。

日前，姜林和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一百多幅作品皆为作者近期力作。同时，画家第二本画集《姜林和画集》已出版。（丽）（附图片）

黄山云涛（中国画） 姜林和